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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奥赛罗 按：会饮篇 康纳教授在这本书里表露出的一种态度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她在道出意见的同时，常常混杂着对大众接受能力的考虑。作者的态度，是希望读者不要“倾向于以欢庆的而非愤世嫉俗的心态和情绪来理解”她所说的一切，因为这些隐藏在经典绎读背后的看法，如果以世俗的角度接纳，本质上多少带有愤世嫉俗的意味。不过倘若我们综合本书的主题加以理解，应该明白，作者的意图既不是提供陈腐旧说，也非刻意猎奇，而是借着对古代经典的仔细阅读，勾勒出前现代哲人对爱情的看法，然后如实写下，如此而已。 若果以为其中的意见过火，也不必当即宣判作者的不正确罪名。因作者所期许的，正是我们在其注疏之下，以前现代时期的大哲人（柏拉图）与大作家（莎士比亚）的眼光理解爱情，勘探其中是否存在某些我们尚未涉足或已经遗忘的思想。现代读者所以不负现代，便在于我们的心态是宽容开放的。 总的来说，这本写法上混合了诠释与评论特色的小书，其主线为康纳教授对柏拉图《会饮篇》与《斐德罗篇》的解读，其间亦穿插了一些莎士比亚的剧本（《奥赛罗》与《仲夏夜之梦》）或电影评论。关于后者，作者所要追问的乃是三个关于爱的子题——爱是怀疑还是信任；爱起于偶然还是必然；爱源出个人还是社会——而他的本意毋宁说是考察古代的疑难在现代背景下能否被很好地解决。 （一）爱是怀疑还是信任 康纳教授解读《奥赛罗》的视角，沿袭了柯勒律治的某些看法。剧中伊阿古憎恶奥赛罗，但这类仇恨即便在他那里亦无法自圆其说。对伊阿古而言，并非出于恨意去毁灭后者，而是通过毁灭后者来为此一恨意添附合理因素。柯勒律治将此描述为“有目的地寻找无动机的恶意”。 作者的说法相当引人深思：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的悲剧命运固然在名姓中已有体现，可更多地仍要追溯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伊阿古乃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无论他在剧里是否出现，奥赛罗都要毁灭苔丝狄蒙娜——真正的原因是：“奥赛罗的内心之中，势必早就埋下了什么东西，驱使他、诱导他相信苔丝狄蒙娜是不忠的，而这不是仅凭伊阿古的挑拨诽谤就能使之信服的。我忍不住想更进一步说，苔丝狄蒙娜的不忠是奥赛罗渴望已久的，正好填补了他内心某个阴暗的沟壑。”（P80） 随着这一观点的廓清，康纳教授端出了《奥赛罗》整部剧的核心，“一个关于婚姻承诺和责任的认识论上的问题”。康纳教授相信莎士比亚是藉此向他的读者与观众发问：爱究竟是怀疑，还是信任。不消说，这部剧里见不到一丝一毫信任，因为奥赛罗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证明我的爱人是一个淫妇，必须要一个证据”。相当愤世嫉俗，不是么？ 作者再一次翻转（当世的玩笑云：自有心证）。康纳教授说：“这部戏剧揭秘了人类认知的脆弱，如果我们一味地要求获取能被称为证据的东西，我们的生活将会陷入极度困难之中——因为依赖证据本身也许就是拒绝信任。”（P85）此后她又说道：“他对真理的要求掩盖了对爱情的拒绝。他的口号是，没有证据我就不会相信，但他的秘密动机却是要拒绝相信。”（P115） 康德有一句话我最佩服：“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出地盘。”在惟理论与经验论之外，近代以来其实尚有另一种意义的对峙，此即我们选择知识还是选择信仰。划分二者的界碑是理性，亦可以说知识是纯理性的，而信仰则力图解决知识所暂不能完成的事。基于此，我赞同作者的结论：爱情应当是一种信任，进而言之，是一种信仰。信仰克服了论证，也克服了毫无必要的困惑，同时克服了理性。即如克尔凯郭尔所说，此乃“神圣癫狂的庄严”，为仰仗荒谬之力方能无限弃绝的跃迁。 可是必须说，作者翻转中暗含的愤世嫉俗之味，是我不能赞同的。包括她对证据意义的废黜，均使彻底的相信与狂信之间毫无区别。也许二者本来如此，而我不能赞同的却基于反观历史的担忧：人类历史的愚蠢多半建立在狂信上。因此之故，这里所说都仅限于个人：必须将爱情限定在个人意义的范围。 （二）爱情起于偶然还是必然 第二个问题的线头是作者从阿里斯托芬的演讲里抽出来的，在这以前，《会饮篇》中已经出场的几位人物：斐德罗、鲍萨尼亚以及厄律克西马库，对于男性与女性的区分都有意地采取了抑制策略，他们冀望以此维持完全属于男性的浪漫世界。诚如作者揭示的，“斐德罗没能回避阿尔刻提斯，鲍萨尼亚不能将阿佛洛狄忒说成完全是男性的，厄律克西马库也无法维持肉体是女性的、灵魂是男性的明确区分”（P61）。可以说直到阿里斯托芬的演讲开始，两性同体的问题才首次被置于讨论的中心。 我们寻求的另一半，他（她）究竟是某一类型的某个人，还是无法例外的特定个体；进一步说，我们是否默认（允许）这另一半暗含多样性的本质？诸如此类的困惑也完全可以转化为对“爱情起于偶然还是必然”的发问。康纳教授在《斐德罗篇》中发现了同样被她称为是不必愤世嫉俗的事情：“当有爱情的人经由所爱之人的美的形体而联想起某些真正神圣的东西，进而被爱欲的迷狂所驱使，是否正是这种迷恋的经历所描述、被认为是对某个特定所爱之人的美？也许，爱者其实是通过联想去体验某种非特定的、普遍的美，被爱之人的美的形体只不过为之提供了某个形式和场合而已。”（P265） 质而言之，作者认为爱情起于偶然。当我们倾慕一个人时，是否只是在爱恋着某种理想化、非个人的特质，而爱恋这一行为，不过是投射“一整套比较华丽的辞藻或表达方式”——到某个作为载体的个人身上？这是一个过于尖锐的问题。因为，抽象的偶然与必然划分在这里已具化为浪漫附着的个体之多变与颂扬辞藻之单调的对立。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讨论，被作者置于对莎士比亚另一部戏剧《仲夏夜之梦》的解读里。附提一句，与这些例子相比，普鲁斯特笔下的斯万先生也许要可爱得多，尤其是他对奥黛特的想象型迷恋。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对所有那些认定恋人结合有其必然，进而对不能满足、无法自证的偶然加以疯狂论证的原教旨主义者发问：“为什么爱恋对象发生变化而我们的辞藻却仍然相同？” （三）爱情源出个人还是社会 作者认为《仲夏夜之梦》揭示了爱情的起源，非谓必然与偶然的对立，这里的起源指的是源出问题：爱情源出个人还是社会？康纳教授不负所望地再一次给出了愤世嫉俗的发现：浪漫欲望的竞争性引擎和模仿性特征是爱情源出的根源（附提一句，笔者认为如果在研究之前即预设了符合社会期待的基调，那么这一研究注定毫无价值。特别是对爱情的考察，它被说得太多太久。因此，愤世嫉俗可能是惟一合适的视角）。 欲望的竞争性与模仿性本身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爱情源出于社会。作者在下文更加明确地写道：“其实所有的浪漫能量，在其中总有模仿、效仿的成分，对于某个特定爱恋个体的，我们自认为是本能的、专一的欲望，其实也总是一种社会性的欲望，总被定为于一个模仿和竞争的网络之中。”（P272）这本书里回响了太多大师的声音，譬如在这里，我们显然听到了罗兰·巴特的语调：爱情是社会性的，所谓的“爱情故事”则是“社会以一种异己的语言让恋人与社会妥协的方式”。（P267，《Le grain de la voix》） 在《仲夏夜之梦》中，雅典大公忒修斯让我们不要相信疯子、情人或诗人的话，因为他们的愿望从来不曾指向真理，而只是指向了这些人所期望或者编造的幻景。但他的夫人希波吕忒则更为理智地指出幻景何以被虚构的根源，那就是爱情源出的社会属性。 可是随着这一问题的解除，它又似乎抵触了我们之前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即爱情必须被限定在个人意义的范围内：除非来自个人的确信，否则它毫无可能。然而，又是浪漫欲望的竞争性与模仿性（它们归根结底是社会性）启迪了这一层相信：“要产生爱情，我们也许就要编造故事，而要编造故事，我们就需要创作戏剧。”（P270） 上面这几个问题一概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之中，但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我们却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歧义性的所在。尽管两者的叙述形态又恰恰与之相反，莎士比亚是编造故事，柏拉图是在制造冲突。编造故事的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冲突，制造冲突的却更像是在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惟一合理的解释或当归之于：前者是开放的，后者是封闭的。 在作者贯穿全书的对这两篇对话加诸的绎读里，最后总能有一个对此前不断抵牾的意见予以收束的总结，它们大多来自苏格拉底（本书的书名即来自于此）：爱情是基于匮乏的需求，进而言之，爱情就是求知，是介于诸神的圆满与人类的匮乏之间的一种永恒困境。因此，对爱的渴慕，本质上来自于想要摆脱无知的诱惑，以及朝着神圣的方向进军的愿望。 这一解释同样吻合了狄奥提玛给苏格拉底讲的那个神话故事：资源神和贫乏神交融孕育了一个孩子，他就是爱的精灵厄洛斯。“丰富和贫乏的结合，让他始终处于生气勃勃和贫乏衰败两种状态的交替之中。这种永不停息的循环就是情爱生活的本质所在。”（P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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