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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躲，要么“打”
如何与否定基本原理的人讲道理？ 小时候，小姨去我家走亲戚，跟我和妈妈睡一个屋，年轻的姐妹许久不见分外想念，每次都搞卧谈会。吵得我睡不着，我起身抱怨，她们逗我说：“你睡你的，我们又没撑着你的眼皮。”我听了觉得貌似有道理，后来怎么睡着的现在早已忘记。前不久住青旅，四人间，23：36，我和另外两个人都已睡下，第四个人煲起了电话粥，如若无人、谈笑风生、大快朵颐，我忍不住委婉地说了一句：“这么晚了，我们都已经睡了，要不……”本想着双方都有个台阶下，结果我被堵了一句：“你睡就是了，不想听你可以捂着耳朵。” 假如我长这么大就碰到上面两次这样的事情，也就不值得专门拿出时间思考这种“极个别”现象了。但我发现这种现象、这种思维虽不能说普遍，但也算常见。耳听的和眼见的且不说，就亲历的也有过多次。有一次还是住青旅，同屋的哥们儿半夜看电视，我暗示他：“这么晚了，我们都睡了，你小点声音吧。”他却说：“你干嘛管我，你想清静，去住宾馆好啦！”我起身跟他理论：“这是公共场合，不是你自己的家，你行使自由不能妨碍我们。”他把电视关了，但我觉得是出于道理之外的原因，因为他关电视时嘟哝了一句：“没见过这样的！”同套间里半夜洗漱时咳嗽清痰、唱歌自嗨的师兄、火车卧铺车厢里深夜的电影外放声、公共场合的吸烟者…… 假如这种现象背后的道理很艰深，我也不会研究它，因为无法苛求所有人都去学哲学。但这个道理一点都不晦涩：用政治学的原理说是“群己权界论”，自由只能限于私域，不能侵犯公域；用法学原理说就是“你行使自由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用东北爷们儿的话就是“你这不是欠揍嘛”！ 假如这种现象是跟学历、穷富等标签有关，我更不会研究它，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的。可是我看到有细心善良的民工兄弟乘地铁时，因害怕弄脏座位而蹲着。而我在青旅中遇到的怪人都是本科生，唱歌的师兄还是博士生，但我指出他们的错误时，他们不但不羞涩、愧疚，反而特有理，甚至让我相信了自己是个事儿妈。 前段时间热播的《欢乐颂》，导演如果不是个仔细观察生活的人，肯定拍不出“深夜噪音扰民被报警”的精彩桥段！海归曲筱绡被报警之后，居然（或“理所应当地”）去邻居家敲门找“凶手”，显然她的思维是：“自己没有错，对方错了！”“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不让我欺负你，你就欠抽！”而作为受扰、有理的一方，正当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也自认为理亏，关雎尔面对曲筱绡的“捉凶”质问时的怯懦。真是构成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黄金搭档！安迪的报警行为只是在维护正义，让违法之人自作自受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曲筱绡及其同伴显然不买“正义”的账！他们想用霸权压人。在没有管用的霸权之时，他们就搬出伦理道德的武器，指责别人小题大做：“干嘛呀！我们都是邻居，闹得这么夸张有意思吗？”我想说：“我当然要小题大做，我为什么不小题大做呢！你连正义、法律的低保线都没达到，却来指责我没有达到道德线、没能成为包容违法之徒的圣人，你好意思吗？” 更可气可悲的是，第二天早上关雎尔和樊胜美这两个受害者总结时一致认为，帮大家出头的安迪与施害人曲筱绡同属“不省油的灯”之列，认为“安迪比小曲好不到哪儿去”。让我瞬间想起龙应台的那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电影《黄金大劫案》中黄渤在电影院中抠脚丫子，旁边有人说“这是公共场合，你这样有味。”黄渤一副乡愿无赖之相：“后边敞亮。”谭嗣同说两千年中国是大盗和乡愿互补的社会：“黄渤”这样的乡愿只服大盗的暴力，而不服君子的道理；同时当黄渤面对更弱势者是摇身一变成为大盗，奉行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哪还管什么群己权界。 我是个斯文但坚定的人，以后再遇到“黄渤”，我还会给他讲道理、跟他争论。然而如果他不承认群界权界的基本原理，那就如西谚所云：“Contra principia negantem disputeri non potest（同否定基本原理的人是无法进行争论的）”。此时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躲，要么“打”。我是不会躲的，柏杨先生在《臭鞋大阵》提出的方案是“大破臭鞋阵，来一个一扫而光——或者每双鞋只俘一只，以示忠厚”，我会借鉴这种“暴力”手段，拎起“黄渤”的鞋子就往外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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