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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社会上关于规范地名的讨论增多。其中一种引人关注的意见，是主张恢复历史地名，比如一些人津津乐道于前些年用襄阳旧名代替襄樊，更有人呼吁将皖南黄山回改为徽州。 出现这种声音可以理解，因为地名包蕴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承载着朴素的个人及家国记忆。但是，规范地名是否一定意味着以使用历史地名为首选？恐也未必。因为影响地名制定或修改的因素很多，如约定俗成的称谓习惯，又如行政区划的调整，再如国家总体形势的发展变迁。如果仅以所谓历史情结决定地名设置，盲目追求以古为尊，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同样会落入另一种误区。 今天陕北有一个佳县，过去叫“葭县”。1964年，“葭县”改为“佳县”，原因就在于“葭”字过于生僻。同样，将“鄜州”改为“富县”，将“盩厔”改为“周至”，将“郿县”改为“眉县”，决策的初衷，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方便民众识记的考虑。曾有人埋怨将“盩厔”改为“周至”，其效果是令人“索然寡味”，但像这样为了地名浅近而做出调整的例子，其实古已有之。比如，陕西的彬县，古为豳国地，唐名邠州，改名之由，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邠州”条云：“后汉于此置新平郡……武德元年复为豳州。开元十三年，以‘豳’字与‘幽’字相涉，诏曰：‘鱼鲁变文，荆并误听，欲求辨惑，必在正名，改为邠字。’”唐玄宗仅因名字相混，便能果断下令改革，今天如果我们的地名由于生僻而使来访者无法相认，使当地人不便使用，却要为了所谓博雅之誉而食古不化，是不是有点太胶柱鼓瑟呢？毕竟地名是拿来用的，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名录。 地名的改古为今，很多时候是行政区划调整的必然产物。譬如今天的黄山市，其行政区划自南朝以来一直变动不居。南朝属新安郡、唐代隶宣歙池观察使府、北宋设歙州，直至南宋时，才有徽州之名，辖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婺源、祁门六县，这也是古徽州文化地理单元的原始构成，后历元明清三朝而基本稳定。20世纪以后，因行政区划调整，绩溪划到宣城市，婺源更归属邻近的江西景德镇市管辖。在原有的行政徽州已然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恢复徽州地名，其内涵在哪？外延又在哪？都不能不慎重考虑。 地名设置，往往还是牵涉到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大事。这在广大边疆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在青海省，1929年设共和县，取义“五族共和”；1930年设民和县，取义民众和睦；1940年设海晏局（后改为县），则取“海晏河清”之义……这些地名均饱含善意，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多被继承。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地名，因为打上浓重的封建落后文化甚至强权奴役的印记，则被果断弃置不用。明清两朝在一些新占领的边疆民族地区，当权者设置的地名，不少带有民族歧视色彩，在川滇等省的某些地名，多产生于清廷镇压大小金川等西南民族地区农民起义之后，今天再沿用显然不妥，因此陆续被代之以“织金”、“紫云”、“福泉”、“德保”等更具美好平等寓意的新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是蒙古语“优美的牧场”之意，但乌鲁木齐原来叫迪化，这是清朝乾隆帝“御赐”的“嘉名”，是他平定准格尔之乱后的自我吹嘘。难道今天我们为了崇古，还要一仍其旧？试问，古在哪里？又为何而崇？ 应当承认，前些年，一些地方为了短期和局部利益，在包括地名设置在内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了不当做法，有的取名轻率，有的以名市利，有的贪大求洋，有的不顾及具体情况，不与群众充分沟通，就设定了一些让人无所适从的地名、路名、街名、建筑名。这些既损害了民众基本情感，实际使用中也出现诸多不便，当然值得反思并切实加以纠正。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搞现代化建设，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回望历史，我们现在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展望未来，还有数不尽的新事物、新世界等待着我们去经历、去开拓。我们强调继承传统，强调保护文化，强调尊重历史，但决不意味着不鉴别不判断，文化遗产也不应成历史包袱，要有依据新的实践新的形势走新路、说新话的自信与智慧。故步自封，像孔乙己那样整天炫耀“茴”字有四种写法，决然没有出路。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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