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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特区报驻沪记者 匡 彧 文/图 因为出色翻译了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西蒙·波伏瓦的代表作《第二性》，郑克鲁获得了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其实，这个奖更是对郑克鲁半生翻译工作的褒奖。喜爱法国文学的人都对郑译本《悲惨世界》、《茶花女》、《基督山伯爵》耳熟能详。但只把郑克鲁定位于翻译家，显然极失偏颇。在法国文学翻译家光环的背后，被遮掩的还有其在理论研究和行政管理方面同样出众的成绩——现时国内大学的中文系，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是学生们普遍使用的教材；而他在上海师范大学出任中文系主任时一手打造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至今还是国内同类专业中的佼佼者。 采写这样一位建树广泛的学者显然价值非常。请求采访的电邮发出半小时后，我就收到了老先生的回复。他爽快地答应了！并认真地在邮件中告诉我几种联系方式、详细的采访时间和地点。来回几次确认后，我深深被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熟练掌握现代通讯工具的能力所折服。我也忽然洞明，为何年事愈高，他越发弥坚，上乘译作频出不断。 退而求其次的法语，不务正业的翻译 问：在我国，法语算不上普及流行的外语，当年求学时，您为何会选中它作为自己的专业呢？ 郑克鲁：我中学时就爱看书，周围的同学都爱理工科，就我喜好文科，好在家里也不干涉。其实，我那时最爱俄国文学，其次才是法国文学，但1957年报考大学时，正赶上中苏关系破裂，大学俄语专业都不招生了，我只得退而求其次，上了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因缘际会开始学习这门语言。 问：大学时期您就开始研究法国文学了？ 郑克鲁：我喜欢写东西，小学时写议论文就得过第一名。上大学时，理论思维就在同龄人中显露出来。我那时就写出了比较《红与黑》小说与电影不同的评论文章，发表在电影杂志上。后来考上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那个年代，研究生稀少，简直是凤毛麟角。1965年我毕业，之后“文革”开始。我在“文革”前完成学业，打下的基础很扎实。 问：那您是怎样走上翻译之路的呢？ 郑克鲁：这完全是个人爱好使然。我毕业后在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研究才是主业，翻译被领导认为是不务正业。但我总想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翻译一些优秀的外国作品。一来是研究性的论文发表在期刊上，读者都是圈内人，受众寥寥，而精彩地翻译出一本书，它的流传会影响更多的人。二来是感到经典的东西越来越少，你不译就没得译了。 问：随后您就翻译出了巴尔扎克的《长寿药水》，并一炮打响？ 郑克鲁：是。它当时发表在《世界文学》上，反响很好。我是“文革”后冒出的“新人”，没名气，出版社对我也不了解。我当时想和朋友一起翻译乔治·桑的《康素爱萝》，原书有70万字，出版社也心里没底儿，让我先试译一万字，如果译得好就继续。我交出译稿后，他们很满意。编辑来找我，发现我才40岁出头都很吃惊。他们看我文笔老到熟练，还以为我是个老头呢。 独到的翻译语言，别有用心地与众不同 问：一本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常有不同的译本，您的译本着力点在哪里？ 郑克鲁：还是语言。我一直刻意在语言上下功夫。我的译本文字都很简洁流畅，没有废话，不啰嗦。但重简洁的同时我更重文采。你翻译时，不能第一页译了“漂亮”，第二页就说“美丽”，这样词汇太贫乏，干巴巴的。比如在译《巴黎圣母院》时，文中写路易十一病得快死了，“行将就木”这样的词大家都用过了，我就琢磨怎么译才能不一样。后来我用了“病势尪羸”，读者即便不认识“尪羸”两个字，也能从这个四个字的组合上明白是形容人病得很重。 问：不担心读者觉得晦涩难懂吗？ 郑克鲁：一本几十万字的书，用几个较生僻的古典词汇是不影响阅读的。相反，读者通过查字典学习认识了它们，也是自身的提高进步。而且，中国古典词汇非常之美，传情达意更贴切，《茶花女》中描写男女主人公爱意绵绵，我特别用了“鳒鲽情深”这个词，从字面就能感觉到美。当然，这样的词汇也不能用得太多，多了就有掉书袋之嫌了。 问：您最满意自己哪部译作呢？ 郑克鲁：《悲惨世界》、《茶花女》还算满意。其实每本书都很难达到译得完美，再翻再看，都还是有可以修改的地方。 问：这本《第二性》是不是非常难翻译？ 郑克鲁：这是本理论书，作者思想精辟，知识面宽广，论述也非常全面完整。翻译过程中的难点是对长句子的处理。理解这些长句子，并用浅白的中文表述出来很难。我花了两年时间译出来。波伏瓦的这本书是优秀作品，是可以流传下去的经典。 问：您也觉得诗歌最难译吗？ 郑克鲁：是的，诗歌最难译。诗歌讲究押韵，译者为了寻求押韵，要费很多功夫，但这又常会吃力不讨好。戏剧也难译，因为不论译得多好，当它在舞台上演出时，还是要顺应场景和表演来改动。原译本很难照搬到舞台上。 有选择地重译，挖掘被遗落的经典 问：您对经典重译怎么看？ 郑克鲁：这首先是市场有这个需求，非经典书卖不动，出版社当然不会出。再有就是时代在发展，语言也在发展。你遵循原著还用十五世纪的语言译，那就没人看了。读者看翻译作品要看得懂、看得愉快。傅雷先生上世纪40年代的译作就比30年代的好，那时他的语言变了，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就很受欢迎。所以，用当代有文采的语言重译经典是有必要的。 问：您最想重译哪些经典？ 郑克鲁：我六七十岁后就觉得时间太宝贵了，不能瞎译了，要把精力放在真正的经典上。我现在想把雨果的《笑面人》和《海上劳工》重译，这样雨果的重要作品我就都译完了。如果有时间，我还想把过去遗漏的东西捡起来，比如中世纪的骑士文学，这部分因为在市场没销路，所以没人碰，但作为文化积累它有自己的价值。 问：出于文化积累的考虑，您也会译不那么一流的作品？ 郑克鲁：是的。二三流的作品也可以译，它们的文化价值在于自己是另一类作品，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 问：您好像非常善于发掘推介作家作品身上的这种多面性，比如莫泊桑、梅里美。 郑克鲁：我们过去介绍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爱用一种标签定义。说莫泊桑，就只关注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实，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他被公认的两篇代表作一个是《羊脂球》，另一个是《奥尔拉》。《奥尔拉》就是一篇怪诞小说。法国人都知道这两篇，我们最熟悉的《项链》，法国人反倒不太清楚。梅里美的《伊尔的维纳斯铜像》也是怪诞小说，比《卡门》写得更好，我们的读者却知之甚少。我把这些作品翻译过来，大家就会知道怪诞小说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出现了，这些大作家也都是写这类小说的高手。 郑克鲁，1939年出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攻读法语，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外文所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是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三大领域同时取得不凡成就的为数不多的翻译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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