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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表是草包吗?

 邓超越梦想 2016-09-23

但凡能在正史有传,其善恶不论,都是当时之英,如果我们认同这点,就能理解易中天先生评刘表为漂亮的草包,纯属夸大之辞,刘表一人入《后汉书》、《三国志》两部正史,且均占据相当篇幅,绝非等闲之辈。

刘表成名很早,据《后汉书》本传,刘表党锢之祸时列名八顾,但《后汉书·党锢列传》却说是八及,《三国志》又说是八俊,无论哪种都属于当时天下知名的士大夫领袖,据《镇南碑》,刘表建安十三年(208年)死时67岁,党锢之祸发生在延熹九年(166年),此时大概25岁,此后直到中平元年(184年),近20年间刘表都处于逃亡隐居状态,这一年因黄巾军起,汉灵帝心生恐惧大赦党人,刘表就在此后不久被辟为大将军何进掾,中平六年(189年)何进欲除宦官反被诱杀,董卓入洛,袁绍东奔。关于刘表这几年的仕宦经历,史料并没有留下多少记录,只知道随后被任命为北军中侯,这本是东汉掌管京城拱卫军的要职,但董卓既然带兵入朝,又迫使满朝文武迁都长安,刘表不大可能有什么实权,这时他已然在世上渡过四十八年的光景,亲眼见证了朝廷衰败,而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很快他也要在这一进程中承担起重要角色。

刘表是草包吗? 谭其骧先生东汉荆州图,宜城位于南郡北面,襄阳附近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长沙太守孙坚杀了荆州刺史王叡,一纸诏书将刘表推上这个险要位置,荆州乃四战之地,当时的情况是袁术、孙坚占据北边的南阳郡,而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同时长江以南长沙、武陵、桂阳、零陵四郡宗贼大盛,刘表除了名分以及积累多年的声望,没有一兵一卒,不说平定荆州,能否全身而退都是一个未知数。君不见同一时期的幽州牧刘虞被下属公孙瓒所杀而冀州牧韩馥迫于袁绍压力退位让贤最终以书刀自裁,君不见党锢之祸名列“八厨”的胡毋班为董卓传书,袁绍说杀也就杀了。

正是在如此困难纷乱的局面下,刘表先是单马入南郡宜城,在荆州当地名士蒯良、蒯越、蔡瑁的帮助下,利诱宗贼帅五十五人,上演了一场汉末的“红色婚礼”,将其全部诛杀,袭取其众,有了这支军队,他才能够凭借声望说降其余势力,平定荆州南部,然后击杀孙坚,收服张绣,将袁术势力驱出南阳郡。

马上得之未必能马上治之,荆州甫定,刘表立即转向民政治理,“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其地“南接五领,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中间除了建安三年到建安五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叛乱而被平定的风波之外,大概十余年时间,荆州繁荣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天下难得的避乱之地,而本人在“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这样一个允文允武地方诸侯似的人物怎么会是一个草包呢?

然而易中天先生这句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古已有之,确实是上千年来民间对刘表颇为风行的一种看法,其最早来源于同时代人物的评价,如郭嘉:“表,坐谈客耳”,这是说刘表行动力不足;王粲:“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儁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这是说刘表不会用人;裴潜:“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这是说刘表安居一方,迟早要失败;杜袭:“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这是说刘表不是拔乱反正的明主,不要跟随他;贾诩:“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这是说刘表乱世中不会有所作为,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曹操“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评价,相较他人,贾诩说刘表平世能成为朝廷领袖,还算顾念一些曾经寄寓荆州的情分。

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的是,这些差评全部来自于《三国志》中被奉为正统的曹魏一方,他们或为刘表生前的敌手,或者曾经避难荆州不为刘表所用,其重点都集中在刘表无心、无能争衡天下、统一中国,最后必然无法自守。而更值得玩味的是当曹袁官渡相持时,刘表这边的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劝其倒向曹操,“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称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故为将军计者,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话说的很客气,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有心争夺天下,就预先谋划以收渔翁之利,但将军似乎没有这个心思,那么还是早点倒向曹公为妙。而此前帮助刘表平定荆州的蒯越本是曹操的少年好友,也表态赞同。刘表死后,正是这些人促成了刘琮的投降,回报自然是丰厚的,封侯者十五人,蒯越为光禄勋,韩嵩做大鸿胪,刘先是尚书令,“其余多至大官”。这些人我们可以称之为“曹派”,那么难道就没有“袁派”或者“刘派”吗,我们不要忘记,官渡之战是一场以弱胜强的战役,曹操在胜利之后单自己阵营就烧了不少与袁绍暗中来往的书信,而在刘表一方竟没有留下任何倒向“袁派”的发言记录,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

更进一步,我们不难联想到另一个地方在几年以后同样遇到了是否应当倒向曹公的争论,即孙权的江东,他所面对的境遇甚至更劣于刘表而完全处于弱势一方,劝孙权投降的大臣如此之众以至于后来的《三国演义》编排出了一场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好戏,更重要的是由于孙权三分天下的功业,我们有了大量当时商讨联刘反曹的记录,那么荆州的反曹记录又去哪里了呢?那些刘表强盛时必然存在的赞誉他的记录又到哪里去了呢?

历史,特别正史,毕竟是由胜利者书写而成的,因功业不及三分天下的曹操、刘备,即使刘表苦心经营,将一个四战之地变成乱世桃源,并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拥有为曹则曹胜,与袁则袁胜的强大实力,在身死州分以后,便常被用来衬托曹、刘的雄才大略,先是尊曹魏为正统的《三国志》留下了不少敌手轻蔑的言论,再随着时间推移,民间的尊刘反曹倾向又将其与在荆州韬光养晦的刘备相提并论,刘表也就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口耳相传里,经由成王败寇、后见之明的不断塑造,越发显得黯淡无光,最终沦为了一个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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