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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良杰：论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
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中两个最重要的理论成果。由于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成科学。因此，探讨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对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尤为重要。
一、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生成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理论形态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而这两个理论形态的发展不是封闭的平行线式的发展，也不是简单的端点相连的两条射线式的发展。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生成过程表现为二者的交互建构过程。
第一阶段，唯物史观的萌芽状态与否定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38—1841年）。在这部博士论文的献词和序言中，马克思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拥护者，并且把普罗米修斯当成与神灵斗争的榜样。[1](P9)这一点在他遇到物质利益的难事之后有了更加明确的表现，《莱茵报》成为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场。《莱茵报》的活动使马克思不得不深入研究由社会生活实践的各种问题引起的新冲突，因此马克思不得不研究越来越具体的现实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
对现实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产生疑问，使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及市民社会的关系的观点产生怀疑。在1843年，马克思阅读了法国唯物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著作并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一次批判性的考察，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阐述了一系列的符合唯物史观的观点，概而言之，政治国家不是由绝对观念而是由市民社会的性质和政治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对比决定的，明确地表明政治国家的基础是市民社会。同时为了在现实中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使自己的学说和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一种现实的改造力量。1844年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出了上述任务。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
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迫切需要彻底地研究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P412)于是马克思在1844年开始了第一次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是建立在私有制这一没有证明的前提之上的。国民经济学回避这一根本问题也就是把私有制假定为一切物质生产的自然的和永恒的前提条件，因此“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3](P266)而马克思则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这一个问题列入他研究的中心问题，成为他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由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还没有系统化，在运用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具体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混淆，从而产生各种误解。由于李嘉图的经济学自身内部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与竞争无关，另一方面又认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完全“取决于竞争”，[4](P254)加上缺乏全面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在深入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核时，马克思也同样陷入了理论的困境，因此，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是明确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但是，对于追求真理的马克思来说，这只是理论道路上的一个小插曲，他早已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要批判私有制以及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
第二阶段，唯物史观的形成和肯定劳动价值理论。由于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遇到了方法论的障碍，理论上的困难迫使他在1845年末暂时中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再次转向意识形态批判，清算一下从前的哲学信仰，从而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即弄清问题。[2](P41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5](P266)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理论先导。《提纲》中阐发的实践观成为马克思第一次全面制定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富于自身创造力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人是自己劳动创造的产物，人的本质就在生产实践之中。因此只有把“对象、现实、感性”看成是“感性活动”“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才能最终实现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的真正统一。
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使马克思的哲学最终摆脱了单纯思辨的传统，开始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观察事物、现实和感性，使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历史领域得到了科学的诠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并指出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新世界观的创立，不仅完成了哲学和历史观中的根本变革，而且用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武装了政治经济学，也给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成为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直接论证劳动价值论，但是却确定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点，从生产（不是消费）出发来研究整个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同时接受了劳动价值理论。因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越成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越深入，从而更加肯定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劳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的基础地位，从而成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一点在其后的《哲学的贫困》中得到证实。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明确站在了维护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但这并不是简单的赞同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由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这一崭新的方法论工具来分析价值理论，这必然赋予了李嘉图理论以新的内容，这就为制定科学的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仅仅是反驳蒲鲁东的价值理论，那么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就是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了。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研究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这就使马克思最终解决了劳动一方面作为价值，另一方面又作为价值形成要素而存在的矛盾。这种特殊的商品作为劳动的结果时是价值，而作为一种活动时是价值形成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所耗费的价值量决定，因此，这是两个不同的量。马克思在承认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运用该理论去研究雇佣工人用来交换工资的那种特殊商品，于是就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初观点。当然这一理论是不成熟的，仍然带有李嘉图理论的胎记。由于马克思已经开始运用唯物史观这一新世界观解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了，于是新的发现也只是个时间问题。第三阶段，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与唯物史观的科学表述。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才又开始集中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是从批判蒲鲁东的货币理论再次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他从商品生产出发来解释货币，搭起了一座从货币理论通向价值理论的桥梁。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马克思首先考察价值和价格的差别，引入供求关系的因素，提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平均价值。其次考察了商品的二因素，把商品分解成使用价值和价值，由于这两个规定在交换过程中会彼此发生矛盾，最终导致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商品二因素的分析为劳动二重性的分析奠定了基础。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还没有使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概念，但是已经十分明显地表露出这一思想。[6](P93)
《货币章》虽然还没有论述成熟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但这足以使马克思能够在《资本章》科学地说明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形成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当时整个社会生产条件下所需要的时间，这反映了作为生产关系的价值和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创立了唯物史观之后，完成了他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剩余价值理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代替了商品生产，于是，独立的价值即货币必然转化为资本（即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而生产商品的劳动必然转化为雇佣劳动（即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正是以生产方式的转变为基础，马克思才能从价值理论推导出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不但不违背价值理论，相反，剩余价值理论是对价值理论的证明，是价值理论的完成。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成为经济学中最伟大革命的标志，同时也使马克思能够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
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促进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解。于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唯物史观完全成熟并获得了经典的科学形式。可以说，唯物史观在序言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社会关系过渡到生产关系，从所有制形式过渡到生产方式，这二者都在新范畴“社会经济形态”中得到反映；对于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发现来说，唯物史观必将再一次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这些成果在他随后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
二、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关联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之间的逻辑关联来看，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在《资本论》中达到有机的统一。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是理解《资本论》的两个重要线索，具体来说，唯物史观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剩余价值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证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共同为科学社会主义开辟道路。正因为如此，《资本论》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又是一部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是一部最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著作。
第一，唯物史观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指导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2](P412)问题的关键在于唯物史观是如何指导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从而成为剩余价值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的。
其一，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导马克思从复杂的资本主义关系中找到剩余价值的创造者。由于阶级差别的实质是经济地位的差别，所以划分阶级也必须以经济地位为标准，也就是必须从生产关系诸方面考察人的经济地位。劳动价值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同样适用，只有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谁是劳动者谁创造价值，同样也就创造剩余价值。他们创造剩余价值，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却得不到剩余价值。于是，无产阶级依靠出卖劳动力与资本家支付的工资在等价交换的形式下，隐藏着不公平的雇佣关系。资本家阶级依靠资本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获得利润，地主阶级依靠土地的所有权获得地租同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
其二，唯物史观作为一把解剖刀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中分解出剩余价值的基本范畴。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7](P925)正是因为“在这些经济学家们那里，资本的物质要素和资本作为资本的社会的形式规定性（即和资本作为支配劳动的劳动产品的对抗性质）是如此地生长在一起，以致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论点都不能不自相矛盾”。[8](P426)马克思从实践是唯物史观的本体出发，清晰地辨别出资本主义形态中事物的表现形式和本质，不为假象所迷惑，在弄清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状况的基础之上分解出剩余价值的基本范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商品从它的物质形态即使用价值中分解出价值，也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劳动。而又从劳动这一最基本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指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提出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仅仅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则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解决劳动力和资本的交换问题，为解释剩余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劳动的二重性理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9](P55)
其三，唯物史观为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展开提供了宏观的叙述架构。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经济关系，从各种经济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以生产关系为始基构建出整体的剩余价值理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10](P221)《资本论》第1卷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第2卷分析剩余价值的流通和实现，第3卷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第4卷分析剩余价值理论史。《资本论》的续篇考察由剩余价值决定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以生产为起点展开了《资本论》的写作过程，所以《资本论》的逻辑体系就是唯物史观基本经济范畴的具体化过程。其四，唯物史观为剩余价值理论规定了理论应用的历史时空，使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更具有针对性。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仅仅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表面现象的说明。马克思从历史暂时性的观点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看成是“一种自然史过程”[9](P55)的一个阶段。剩余价值规律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绝对或相对延长工人剩余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改进生产技术等方法，最大限度地获取由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它支配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以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
第二，剩余价值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证明。在《资本论》中，唯物史观的应用和发挥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支撑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证明。
其一，作为剩余价值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微观形态。马克思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当时生产产品所需要的时间。由于资本在人格化以后，会努力缩减后一个劳动时间，以赚取更大的剩余价值，从而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即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其实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同义语。当生产力发生变革时，作为体现生产关系的价值也就会相应发生变化。反过来，当一个产品能给资本带来更多剩余价值时，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资本加入竞争，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
其二，作为剩余价值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理论和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资本积累理论，共同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由于活劳动是价值增殖的唯一源泉，即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于是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剩余价值，一方面要通过牺牲工人的劳动条件来减少不变资本的支出，另一方面通过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减少可变资本的投入。于是资本就表现为这样一种趋势，即把利用体现生产力的机器代替活劳动，以使其缩减为必要劳动。这个趋势的后果一方面是资本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是造成大量的过剩人口。过剩人口的出现和工人生存条件的下降导致社会消费能力的下降。资本家所有的商品的价值也就实现不了，从而出现了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马克思指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自发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当资本主义的市场失灵时，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不得不通过国家以上层建筑的形式来干预经济基础。
其三，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危机理论，共同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论证。从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必然性来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局限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克服，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从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可能性来看，由于资本的逻辑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得不让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财富来源于对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剥削，工人阶级的贫困则由资产阶级的剥削造成，资本主义从内部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于是，马克思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9](P874)
其四，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丰富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分期理论。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理解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也就成为这种财富的孤立元素，在这个孤立元素的笼罩下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正是这种孤立的元素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资本论》三卷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其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货币和资本在本质上都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的笼罩下，雇用无产阶级，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无产阶级则用出卖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换取一定的商品以维持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的这种独立性是依靠以物的依赖性获得的。于是，马克思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为基础的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基础的社会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1](P52)
第三，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为科学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相互建构，必然为科学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孕育出社会主义的科学形态。
其一，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资本论》揭露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指出商品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根源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资本的逻辑，再通过资本的积累规律扩大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促使平均利润率下降和人口相对过剩同时产生，于是在突破了一定限度之后产生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得不通过破坏生产力的方式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是解决不了的，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的时候，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社会主义也就必然产生了。
其二，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它的现实性，我们可以从“两个绝不会”思想中找到答案。处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社会化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条件的可能性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扼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求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摧毁现实的生产力，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悖论。但是，决定生产关系的仍然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旦社会生产力成为炸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力量，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就会为人的发展提供条件。而创造这一物质力量的不是上帝，而是从事劳动实践、生产剩余价值、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被资本的物质形态掩盖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本质到现象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揭示出来，得出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结论，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也预见了共产主义的实现道路。因此，无产阶级要改变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就必须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找到了现实依靠的力量，而且也找到了现实的实现道路。
其三，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8]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正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论，所以，《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19]我们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方法论指导地位。
三、研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关系的当代意义
从理论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探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不仅有利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结构的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而且有利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提供理论支撑。第一，有利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结构的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由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建立在这二者基础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构成的。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错误地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简单相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看成是袋子与“一袋马铃薯”[20]的关系，必然会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关系的角度找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脉络”。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核心的两个理论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切入点，进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把握。从历时性上看，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呈现出交互建构的历史过程，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时性上的整体性；从共时性上看，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交织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典著作之中，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时性上的整体性。并且，历时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为共时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提供了理论前提，从而构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换言之，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在历史演进和逻辑推演两个层面的双重统一，正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证明，而对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证明，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证明。
第二，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众所周知，思想政治理论课从“98方案”过渡到“05方案”，就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明确提出了要“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因此，作为教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当成是原来三门课程的简单相加，而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中去，从教学上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
首先，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大问题下的子问题，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而且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问题。也就是说，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和教学，有利于学生在认识二者的关系上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素养。
其次，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提供了融会贯通的纽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要有效地完成“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必然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但由于教师的学科背景基本上来自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分门别类的研究领域，在教学中将这三个组成部分融会贯通就成了教师能否胜任这一门课程的关键。而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的研究，首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师提供了将三个组成部分融会贯通的基础。
再次，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课程设计提供启发。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课程设计中，是能否讲好这门课程的关键。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促进教师教学逻辑的合理化，从而合理地组织教学内容。也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共时性整体的一个具体体现，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按照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进行讲解。其中，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教学过程中把握的难点和重点。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课程教学中，教师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着眼，以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及其关系为重点，体现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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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网络编辑：嘉扉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5期（总第161期） 发布时间：2012-9-17 9: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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