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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让之仿秦汉印之研究

2016-09-24  品味流年...



吴让之(1799-1871)是继邓石如(1743-1805)之后一位书法篆刻家,活跃于清代嘉庆、同治年间的扬州地区,早年从书法理论家包世臣习书法、篆刻,为其入室弟子,更借由包氏习得邓石如书印之精髓,后世公认为邓石如再传弟子,对于皖派的继承与发扬,具有承先启后之功。关于让之习印的经过,大致可分为秦汉印、近代名工、邓完白三个阶段,由吴氏流传下来的篆刻作品中,无论是早年临摹期,或是中晚年自我研创时期,皆无间断,对于秦汉印的学习与探索,因领略体会的差异,于印艺中有不同的表现,而非仅是形式上的模仿,这种纳古而出新创作手法,无疑是值得后辈学习借鑑之处。


一、前言


吴让之六十五岁前,虽以篆刻名世,却未见有任何篆刻理念的论述传世,直到遇到魏锡曾(1828-1881),印学家魏稼孙虽不治印,但极嗜印,更好集印,曾手拓印谱多种。同治元年(1862)七月,浙江一带遭洪杨之乱,于此时游泰州,面谒六十五岁的吴让之,应魏氏之所求,将斋中的篆刻作品,钤拓辑成《吴让之印谱》两部,一部魏锡曾自存,一部交沉均初收藏。沉本先后有魏锡曾、赵之谦、吴昌硕、赵时棡、褚德彝、曾熙、任堇、王禹襄、黄宾虹、高时显、王福厂等人题记。魏锡曾当时并请吴让之作序一篇。首先让之于〈《吴让之印谱》自序〉中,谈到自己一生习印之经过:


让之弱龄好弄,喜刻印章。十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橅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 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


可知吴氏幼时即喜好刻章,故早年习印,以浓厚的兴趣为出发点,直到十五岁时,看到一些优秀的秦汉印谱,始正式习印,进入堂奥,其学习过程大略可分成三个阶段:一、十五岁至二十五岁,乃仿秦汉印时期;二十六岁至三十岁,为仿近代名工时期;三十岁之后,始尽弃前学,乃为仿邓石如时期。吴氏年幼十五岁时,正值浙派风靡之时,让之身处于人文荟萃地区的扬州,亦受到地区性印风所影响,但站在学习的角度上,能够上溯至秦汉古印谱,用心临摹十年,而不受时风所囿,其写篆排稿的功夫,在方寸之间,逐渐磨练而成,为往后的创作,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以下就让之仿作中,从早期以秦汉印为师,到自我研创期,试图分析探讨其学习与创作理念。


二、以秦汉印为师


由目前让之流传的印作中,以秦汉印面貌为创作元素,从早年的模仿,到中晚年的研究创新过程,多所发现,更配合刀笔上精彩的表现,逐渐发展出个人的面貌,故吴昌硕跋《吴让之印谱》曾云:


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縴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而愈信秦、汉铸齿浑穆渊存。


此论实道出吴氏创作的泉源,除了对邓印的研讨极深之外,早年对秦汉印玺的临摹,领略汉印或铸或齿,其神采为浑穆渊存,更爲其习印之初,奠定良好的根基,与现今学习治印之始,必宗秦汉,是一样的道理。王北岳谈到汉印的美术性有「方正清劲」、「浑厚典正」、「婉通流美」、「斑斓古拙」、「装饰鱼鸟」五种,其中以「浑厚典正」与「婉通流美」二者,对让之影响较多:


浑厚典正:这一类型的汉印甚多,大多笔画厚实,结体方中带圆,因为在方形印中求稳固,则字形必趋于方,而纯方则板刻,于是在方中求圆,使稳定中有流转之气趣,这也是汉印中渐次发展的必然现象,使汉印方圆兼备,有笔有墨。



婉通流美:汉印中一种,强调小篆笔意的印章,尤其是玉质印章,大多采取婉通流丽的笔势来刻制,在铜质印章中,能表现笔意婉畅的亦有之,只是不大经见而已。印章既然是使用小篆,当然要把小篆的情意表达出来,所以这一类印章是汉印的精品,也比秦印表现得更为完美。皖派的邓石如即由此出。



以〈奉檄之馀〉白文印为例,章法平方正直之馀,带有圆转流动之趣,线质转折处略细,乃配合篆书笔法所致,虽以衝刀爽利刻出,但仍保有汉印厚实感,具有「浑厚典正」的特点;而〈杂佩以赠之〉白文印,无论横竖,皆善用曲线,自然地扭动篆文线条,使印面产生活泼的动势,与「婉通流美」不谋而合。


目前流传印作中,关于早年款识署明仿汉的作品未见,但从其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受汉印影响,章法的设计,尤为明显,于平方正直之中,略加变化,或方或圆,以〈日利〉白文印为例,明显仿汉代玉印,以衝刀刻之,其线条细劲而圆转流动。




而〈富贵日昌〉白文印,出自方去疾编《吴让之印谱》,此印虽无直接仿汉印,但篆文写法与汉印文一致,并无差异,值得一提的是,此印类似汉代凿印,或近浙派一路,以切刀法刻出,故线条斑驳而古韵有致,细劲处犹如曲铁般,唯不多见。



汉印中,有所谓的「朱白相间」印,本在化解印文笔画数目过于悬殊的方法,其目的使繁者白文化之为简,简者朱文化之为繁,更甚者让朱文、白文和谐安置于同一方印面中,製造出错觉的视觉效果,而让之亦善用此章法的变化,配合自身篆法,鎔铸于一炉之中,正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营造出新面貌。如〈甘泉张本〉、〈岑鎔私印〉二印。



溯自秦印的田字格与日字格,可以让印面显得规矩方正,例如〈张大之印〉、〈永基〉二印,配合自身的篆法,藉由界格线的横、竖、长短等粗细轻重线条,可以让印面产生更丰富多变。也由于擅长使用界格,影响往后的章法佈局时,即使不用墨笔设计印稿,亦会在印石上轻轻画出界格,以示规矩中求变化。



战国鉨印中,有朱文界格,或是宽边细朱文的形式,为让之所取法之一,边栏形式的多样化,可以增加印面章法的变化外,亦有耳目一新的效果,唯一差别在于仍以擅长小篆入印,而非战国文字。



三、自我研创期


让之以汉印为创作手段,从早期的〈廷颺私印〉、〈熙载白笺〉、〈陈官俊印〉来看,并非仅仅十五岁至二十五岁之间,一直到晚年六十多岁,均有汉印面貌的印作产生。据大陆学者毘陵生所言:



在让之生前好友陈守吾的后人手中,有两册让之手拓的印存,其中就有让之早年仿刻的汉印五十五方,册首还有让之的亲笔行书序。


然而晚年让之治印,仍多宗秦汉之因,实为五十七岁时,乙卯、丙辰年间,得以观看吴云(平斋)的《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虢季子伯盘考》、《秦汉官私铜印谱》;之后又为吴云编辑《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二百兰亭斋古印攷藏》等书,对让之的创作思维,产生影响如下:



1. 〈长宜子孙〉白文印(24-035-1),款记:「仲陶属仿汉印,时戊午冬至后三日,熙载。」六十岁作。



仲陶乃岑鎔,富收藏,让之曾于泰州寄食岑鎔处,于作书、作画外,为其治一百数十方印。「长宜子孙」四字,乃汉代镜铭文中吉祥语,汉印中类似此用语,如「宜子孙」句,其印文写法仍以汉印文为主,而非镜铭书法,显然,六十岁的让之对汉印,有了新的体悟与瞭解,切刀、衝刀、削披并用的结果,导致印风古朴淳厚,饶有韵味。



2. 〈岑中陶父〉白文印(24-127-1)款记:「仲陶得佳石胜玉属刻,因仿汉人玉印为之,时庚申四月,让之年六十二。」(隶)



试将战国玉印与汉代玉印比较发现,战国〈□裘〉白文印与汉代〈任疆〉白文印相较,线质的的差异颇大,这是因为战国玉印尚未发展成熟,此时期的文字书写、构图形式与铜质鉨印类似,例如线条圆起尖收、或尖起尖收等特点,而玉印的工艺製作,一直延至汉代始达到高峰,无论是章法的佈局或是线条的书写,皆能看出其精湛的技术,而让之虽说仿汉玉印,实际上可能是仿先秦玉印。


早在明代甘暘,对玉印即明确指出:「其文温润有神,愈旧愈妙」。而明代另一位印学家徐上达,则从另一角度说明玉印与铜印上的差异,他说:「以石摹玉易,以石摹铜难。盖石与玉同性……」认为玉与石属「同性」,所指为硬刀刻凿时产生的物理效果有相似之处,因而玉印的风貌较易为石章所模拟。大陆学者孙慰祖先生认为:


从明代诸如文彭、汪关等人的印作中,我们看到的基本上还是一种尚未脱出模拟层次的追仿,在篆法、佈局、线条等形式上缺乏更新、更高、更强烈的个性灵魂。


显然,吴让之属于后者,藉由鑑汉玉印古法中,以自我的篆法、刀法、章法来表现自我,而非复古的再现。


3. 〈岑鎔之印〉白文印(24-033-4)款记:「仲陶属仿汉银印,让之。」



4. 〈吴云私印〉白文印(25-133-1)有徐新周(1853-1925)所跋云:「吴攘之先生刻印,安闲秀逸,是印极似汉人银印,庚戌十一月,星州附刻。」



汉代银质印章,在著录中并不多见,以湖南省博物馆所收藏的两方银质汉印的〈王嘉〉白文印、〈朱萌私印〉白文印为例,与出土之实物比较可知,汉印的风貌与材质(金、银、铜)并无绝对关系,前作〈岑鎔之印〉显然离汉印尚远,出己意甚多,后者则让之在汉印的基础下,笔画伸曲之间,略加变化。


5. 〈仲陶〉朱文印(24-107-4)款记:「仲陶属仿汉铜款识,让之。」




仿「汉代金文的刻文」,但同样明仿邓印的〈仲陶〉朱文印(24-035-2)两印相较,篆文写法并无差异,可见此类作品仍出己意为多,而非实际临仿。


6. 〈兴言〉朱文印(23-035-2)有吴昌硕(1844-1927)跋文云:「道在瓦甓,攘老有焉,此刻实深得汉塼遗意,缶。」 让之虽无刻意仿汉砖文,其平方正直的笔画,深得汉砖文字的遗意。



7. 〈蒋照〉白文印(23-073-2)吴昌硕(1844-1927)跋文云:「攘老拟汉印之清者,苦铁。」



让之曾以「横直相安」、「安顿」为自我要求的标准,细审之,应由汉印中撷取而来,试将此印反黑后并去除不必要的横、斜画后,可发现直画在整方印作的聚散关系,尤为明显,不仅互相略为倾侧,产生险绝般的动势,笔画疏密之间,更合乎邓石如「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要求,显然已能从汉印「平方正直」之中,自出机抒。


8. 〈汪鋆〉白文印(25-003-1)款记:「砚山名印,让之六十二岁得心之作,庶不负此佳石。」汪鋆跋记:「老辣痡峭,气横九州,斯冰内蕴,金石外遒,超元轶明,惟汉与牟。汪鋆谨赞。」六十七岁作。



9. 〈砚山〉白文印(25-005-1),有汪鋆跋赞云:「咸丰己未,先生将赴胡文忠公之招,鋆曾写图,并赋七古以赠于将发也,匆匆购得此石,先生顷刻奏刀,兴到之作,神妙无似,不第魄力沉雄已也,而先生亦极得意,屈指廿年,恍然在目,而鋆亦冉冉将七十矣,然亦何幸获此,殆与斯刻同不朽云。光绪九年(1883)试灯日,追溯大始,乃为赞曰。」六十七岁作。



上述二方为对印,为让之以汉印为之的另一个阶段,印面的佈局除了注意横直笔画之间的关系外,印面中刻意的留红,块面製造呼应等变化,以披削的刀法,使线条呈现另一种斑剥的状态,线质的变化处尤多,粗细之间,一任自然,让简单的二字印产生许多效果,诚仿汉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10. 〈攘翁〉白文印(24-017-2),有高时显(野侯)之观跋云:「攘老治印,使刀如笔,不放汉而得其神,可谓前无古人者,七三叟野矦。」



此印虽未署年款,但经由自称「攘翁」判断,可知为六十岁后所使用之字号,高野侯所谓「使刀如笔」,堪称是评,端看让翁印作,如〈汪氏八分〉白文印,可以明显看出其落刀、运刀、收刀的表现,犹如写篆般轻鬆刻画出,乃毕生刻印以万计之功,「翁」、「分」字上方两笔,信手挥就,极尽草隶、草篆之能事,乃为汉隶个人书风所致,而非刻意为之,故能得「不仿汉而得其神」讚誉。


四、小结


钱松(1807-1860)与让之同时代,篆刻由浙派入手,曾摹汉印以千计,四十三岁时在〈米山人〉款记:「国朝篆刻,……悉臻其妙,予则直沿其原委秦汉。」又在〈范禾私印〉款记:「得汉印谱二卷,尽日鉴赏,信手奏刀,笔笔是汉。」,钱吴二者,虽皆自云仿汉,因各自领悟上的差异,或镌刻刀法上或切或衝,产生不同的印面效果,而合浙皖两宗为一的赵之谦,亦致力汉印甚深,在〈何传洙印〉印款记:


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学浑厚则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辄落。越拙越古,看似平凡无奇,而殊不易貌。此事与予同志者,杭州钱叔盖一人而已。


赵之谦曾自诩「让之论余印,近汉官印者为然,而他皆非。」显然吴赵两者虽称取法汉印,皆不尽相同,张恒凯认为让之取法平正一路的汉私印(含玉印)上;而之谦则取法秦汉铸凿官印,故体现两者印学观的差异。



让之创造性学习汉人的佳作,在于总体特征的领悟和意韵神采的传达。吴在继承传统时,确有师古不泥的特点。他能将汉印精髓与邓派印风相结合,巧妙地运用自身的创作中去,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即李流芳所谓「妙处正不在规规秦汉然而有秦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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