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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E.V.麦克弗森中尉与一个日本人的骷髅，这个骷髅在美国海军鱼雷快艇341号上充当了一个吉祥物。新几内亚，亚历克西斯港，1944年。由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提供 摘自《人类砍头小史》，海南出版社2016年8月，经斯坦威图书授权刊发。有删改，文中标题系编者所拟。 1944年5月，在布干维尔岛，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驱车经过一条新修的美国公路，公路两旁的旗杆上悬挂着一排排日本人的头颅。它们是在推土机把一些浅坟推平之后挂上去的。美国战地记者马克·莫里斯曾注意到，一个骷髅被固定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一个工程帐篷正中央的柱子上；它戴着一顶头盔，前面印有“东京制造”字样。很难知道太平洋战争期间究竟有多少颗人头被当作战利品获取。据一份法医报告估计，1984年从马里亚纳群岛被送回本国的日本战死者当中，有60%的尸体丢失了头颅。一位日本神父在战后几十年里定期探访硫磺岛，举行纪念死者的仪式，据他报告，很多遗骸的头骨都被人拿走了。早在1942年9月，获取战利品人头的情况就非常严重，以至于美国海军指挥官威胁手下的士兵说，如果他们获取敌人的身体部件作为纪念品，将“严惩不贷”。夏威夷是回国美军的必经之地，那里的海关官员例行公事地询问士兵：他们的行囊里有没有骨骸，至少有一次，他们在搜查时发现了两个“发绿的”日本人骷髅。而在战场上，大多数士兵都知道发生过此事，并认为在那样的环境下这是不可避免的：值勤几周之后，他们看到的情况更加糟糕。 “猎获纪念品”和“战场剥夺”无处不在。一位美国军人开玩笑地对马克·莫里斯说：“如果日本鬼子之前不知道的话，他们现在应该知道了，美军是为了纪念品而战斗。在那里，他们会朝一个日本鬼子开枪，后者会跳起来，还没等他落到地面上，他们便一拥而上，为了获得纪念品而对他进行搜身。”这是真的——有时候，美国人等不及受害人死去，便把他们的口袋和背包掏空，拿走他们的枪、刀子、旗子、头盔、照片、身份牌，敲下他们的牙齿，有时候甚至割下他们的耳朵，他们的手指，偶尔还有他们的头颅。尤金·斯莱奇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曾在贝里琉和冲绳打仗，他写过一本著名的战争回忆录，描述了在战斗之后如何高效率“剥光”那些受害者。他们“幸灾乐祸地观看、比较、常常还交换他们的战利品……这不仅仅是猎获战利品或洗劫战死的敌人，更像是印第安勇士在剥头皮。” 1940年代第一次到达太平洋诸岛的士兵们不得不适应随处可见战利品和纪念品的环境，这些新兵对他们某些战友的行为深感震惊。迪安·拉德当时刚刚登陆西南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海岸，即将参加太平洋战役最激烈的战斗之一，彼时距离他的23岁生日只有一个月，他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一个小伙子漫步走过，手里挥舞着一根绳子，绳子的一端拴着一个已经晒白的日本兵骷髅”。这个海军陆战队员衣衫褴褛、消瘦憔悴，就像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服役的所有作战部队一样，但是，当他看到那些新兵蛋子注视着他的时候，他只是咧嘴笑了笑，在自己的头顶上快速旋转那个骷髅。难道战争把他逼疯了么？“没错，是的——但也并非如此，”拉德得出结论。“大多数人不是这样。不过很快，我们就会懂得在当时的环境下，那个小伙子做的没错。” 1944年9月16日，美军攻下贝里琉岛西部海滩，陆战1师士兵在检查三名日军的尸体 一周后，他正在吃饭，渴望吃上一口热饭热菜，即使身边环绕着数以百具正在腐烂的日本人的尸体，机关枪和迫击炮在开火，炮弹在远处爆炸，而此时拉德的目光却落在了附近地面上一只戳出地面，穿着靴子的日本士兵的脚上。这具尸体几乎被泥土所覆盖。他没有理睬它，继续吃饭。他也没有理会这样的消息：战死的日本人漂浮在马坦尼考河上，就在他刚刚灌满水壶的那个地方的上游。无论如何，他反正是喝了水壶里的水。“就像那个小伙子挥舞着那个骷髅，我正在适应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条件。我在这座岛上已经待了7天。”历史学家乔安娜·伯克曾写到战场上的杀戮所带来的极度兴奋，以及战争培养出来的狂欢氛围。战斗装束，脸部彩绘，以及“没完没了的反复重申：人必须变成‘动物’”，所有这一切都代表了一种令人兴奋的道德秩序的颠覆。如果拿掉当时的语境，这些意识看上去似乎很陌生——在刚刚赶来参加战斗的新部队看来似乎很陌生——但它们提供了一种方式，让你可以应对令人震惊的战斗现实。很难理解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战斗部队的具体情境。即便是身处前线的后勤保队伍，对于投身于这台“绞肉机”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什么概念， 在那里，时间毫无意义，根本没有逃离的希望：即使它没有杀死你，也会让你发疯。 尤金·斯莱奇写道：“激烈的生存之争……侵蚀了文明的虚假外表，让我们全都变成了野蛮人。”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生活环境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社会退化。人的身体部件成了稀松平常的寻常事物，敌人的尸体就在那里等着获取。换句话说，道德景观就像身体景观一样超现实，因为士兵们失去了在国内框定他们生活的所有正常的社会结构。他们被死人所环绕，他们奉命杀人，他们认为自己即将死去：在这种环境下，用历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的话说，人们“逃离了道德身份的约束”。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变得麻木不仁。例如，当斯莱奇和他的部队在贝里琉向敌军阵线进发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日本机关枪手战死在自己的阵地上，看上去仿佛正要开火射击，依然顺着机关枪的瞄准器注视着前方，即使他的头顶已经被炸掉了。正当斯莱奇和一些参加了这场战斗的美国枪手说话时，他注意到，其中一个人把一颗珊瑚卵石抛进了那个阵亡士兵敞开的颅骨里。“每一次抛掷我都真真切切地听到那个可怕容器里传来雨水的轻微溅泼声。”但是，正如斯莱奇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美国人就如同国内一个小男孩在雨水坑里玩石子儿，因为他的动作是如此漫不经心，“他的行为中没有任何恶意的东西”。 如果说盟军部队都成了“野蛮人”，那么在他们眼里，日本人就几乎不是人。日本人在美国公众和武装部队的心目中被彻底非人化了。在宣传中和媒体上，他们被描绘为有着非理性自杀倾向的武士，对丛林战有着一种美国人无法理解的喜爱。一位海军陆战队员评论道：“我希望我是在跟德国人战斗。他们是人，像我们一样……但日本鬼子就像动物一样……他们习惯于丛林，仿佛他们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像有些野兽一样，在他们死去之前你绝对见不到他们。” 当战士们在现代战争中攫取战利品人头的时候，通常有一个强烈的种族因素。在19世纪的战争期间，英国和德国的军队曾从非洲的南部和东部带回人头，但欧洲白人却很少收集其他欧洲白人的头。迄今为止，美国法医科学家们所记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有战利品骷髅全都是日本人的，没有记录表明欧洲战区有人猎获过战利品人头。种族主义并不是士兵们获取敌人首级的唯一原因——毕竟，战士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要在战斗中杀人，所有对手都在某种程度上被非人化了——但种族主义是一个最常见的因素。 在被带离了战场，进入了更家常的环境后，头颅可以为反思提供罕见的空间。近距离地观察头颅，士兵们深感震惊，并陷入了沉默。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他们不得不面对他们和敌人共同拥有的残酷命运。在猎获战利品头颅上，大概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情，尽管激发这种行为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虚构一个毫无人性的敌人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到最后，参加战斗的人认识到，他们之所以战斗，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战斗，而且日本人也是如此。此外，在某些方面，知道敌人也是人会更好一些，因为，尽管这会带来负罪感和愧疚感，但这些感觉本身证明了你也依然是人，战争尚未剥夺你的人性。 太平洋战场上双方的士兵都把自己的附属品留在了他们找到的敌人的尸体上。他们把照片和部队徽章偷偷塞进阵亡者那已经没有生命的手里。这种向死者伸出手透露出一种跨越敌我界线的个人认同感，也透露出这样一种感情：在战斗中有某种深刻的东西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每个人都在面对失去和死亡恐惧。那些被做成项链、作为装饰品佩戴的牙齿和耳朵显示了威望，但也是一种对死亡现实的深刻认同，每个人都被迫面对这样的现实。 这张描写贝里琉岛山区作战的照片摄自参与此役的美军81步兵师通信兵约翰·斯威夫特，他在战场上寄回的家书署有“来自被上帝抛弃的群山” 在今天的美国，人们还经常发现来自太平洋战争和越南的战利品骷髅，装饰着文字、图画和颜料，常常是出自那些首先得到它们的士兵的好意，但有时候也多亏了后来的拥有者。有一个骷髅，是一个海军医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带回国内的，后来被他的孙子发现，并把它喷涂成了金色，给它围上了一条花色丝质大手帕，把它放在自己的卧室里，直到他对这个骷髅感到害怕，才把它扔进了湖里。另一个骷髅是从冲绳带回来的，完全涂上了红色和银色，在1980年代初交给了美国的一个法医团队。还有一个骷髅是来自于一架坠毁飞机的飞行员，它被带回到了田纳西州的摩根县，还被扩大了，为的是在万圣节给它装一个电灯泡。另一些骷髅上布满了涂鸦和绘画，用彩色蜡笔、毡笔或油漆涂成彩色，沾上了烟灰和蜡烛滴下的蜡。这些把死者家常化的过程，把它们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支撑物，是在战场上开始的。 1944年5月，《生活》（Life）杂志的“本周照片”中显示了一个名叫娜塔莉·尼克森的年轻女人正坐在办公桌旁给男朋友写信，她男朋友正随海军在太平洋地区服役。娜塔莉神情恍惚地注视着男朋友送给她的礼物：一个日本兵的骷髅，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上面还刻着14个美国军人的名字以及这样一行字：“这是一个日本好人——在新几内亚海滩上捡来的一个已经死去的日本人。”据文字说明说，娜塔莉对这件礼物感到震惊，但她还是按照日本首相的名字把它取名为“东条”。
凤凰城战时工人娜塔莉·尼克森正在给她在海军服役的男朋友写信，感谢他寄给自己一个日本士兵的骷髅，那是他在新几内亚作战期间作为战利品搜集的。《生活》杂志，“本周照片”，1944年5月。拉尔夫·克莱恩摄。由Time Life Pictures 提供 国历君按：好像真的有些耐看…… 《生活》杂志的读者写信谴责娜塔莉和骷髅的照片，说它“令人恶心和恐怖”，并指出，如果情形颠倒过来，东京一份著名杂志发表一张照片，显示一个年轻的日本姑娘注视着一个美国士兵的骷髅，肯定会导致人们对日本人邪恶行为的极大愤慨。 根据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亵渎敌军的阵亡将士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它违反了惯常的战争法则，也违反了日本与美国之间关于如何对待阵亡者的现有的双边承诺，但海军最高司令部在反应上行动迟缓。陆军部确认，亵渎日本阵亡者是“对法律和礼仪的严重违反”，但与此同时，阻止发表关于“纪念品”的故事的理由是：它们可能导致战场上的报复行为。这既强调了谨慎的需要，同样也（即便不是更佳的话）认识到了体面的需要。 同时，指挥官们奉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这种非法而残忍的行为”，调查并惩罚违规者，《生活》杂志照片的故事传到了在太平洋地区服役的部队。1944年10月，一个1942年入伍的30岁艺术家约翰·盖塔·布朗宁在新几内亚的霍兰迪亚附近捡到了一个骷髅。他把这个骷髅带回了营地，放在一个朋友的床上，每个人都给它拍照，但他知道，审查官肯定不会让他们再看到这些照片。他在日记中写道：“军队对骷髅问题有着近乎神圣的紧张不安，我们再三得到警告：拥有日本人的骨骼、牙齿等等，都有可能面对军事法庭、死亡，以及许许多多荒唐的威胁。”他认为，《生活》杂志的报道“没有任何帮助”。但是，布朗宁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荒唐的威胁”。 他们的司令官，这些曾带领军队在一场数百万人丧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他们，认为“骷髅问题”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有些军官期望他们的人做坏事，另一些军官则选择对证据视而不见：本着狂欢节的精神，从战场上捡回一个骷髅常常被视为“合法违规”。让士兵们“按照要求”做坏事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让军方备受挑战，特别是自20世纪大规模强征入伍出现以来。训练制度故意要通过身体虐待和口头辱骂来剥夺新兵们的身份认同。在新兵们进入的这个世界里，士官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攻击性有着很高的价值，外人被非人化，他们生活的地方的每一个细节都由别人来设计。严酷的训练策略帮助侵蚀了平民的价值观，也创造出了更有效率的杀手。在越南服役的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记得关于发现敌军伤员之后的操作指南：“如果已经上好了刺刀，你只要刺刀朝下，用教练员自己的话说：‘割下他的头’，或者，‘再额外捅他几下’。”如果士兵不能杀死伤员，他们在心理上就不适合战斗。 那是一种必须达成的微妙平衡。士兵们被预期在战斗的压力下作出邪恶的反应，但当国家不再需要他们的军事贡献时，便重新开始和平的生活。在20世纪中叶，新闻评论员们都承认，“和平时期给你带来最大麻烦的家伙”是战斗中最优秀的家伙。作为一个平民可能让你锒铛入狱的行为，在作为一个战士时却可能为你赢得勋章。装饰敌人的头颅，把你的名字刻在骨头上，绝不会为你赢得勋章，但在武装部队内部，人们心照不宣地承认，像这样的行为让战争的心理要求变得更容易。 在一场血腥的战争刚刚过去之后，即使它们被迎进一个军人的家里，作为对他的公正奖赏，但几十年之后，它们都变得反常和令人厌恶，即便对那些最早取得它们的人也是如此。偶尔，家庭成员满怀深情地看待它们，但很多人——特别是退伍老兵们的妻子——发现它们风味不佳，让人神经紧张。那个曾经为它们创造过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它们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 好 文 推 荐 日本兵是不是真的很矮？二战日本步兵平均身高低，强调近战搏杀笔者曾问过多位抗战老兵一个问题——“都说小日本小日本，日本兵是不是很矮？”这些老先生们的回答大同小异，他们见到的日本兵身高大多在160厘米以下。另有一些老先生回忆，到抗战胜利前，侵华日军中出现了高度近视甚至一些有轻度智力障碍的士兵。
时代 | 正史留名的诈骗案：尼姑摇身一变成公主，骗得皇帝大臣团团转，与驸马共枕十二年才被揭穿《宋史·公主传》中记载了一个胆大包天的诈骗案：尼姑冒充公主。最后居然还真的蒙混过关了，甚至于在享受了十几年的皇族富贵生活后，骗子最终以公主之礼下葬。
“这个就是我，是美国人给我拍的！”：寻找微笑的远征军娃娃兵在腾冲的国殇墓园，松山的远征军雕塑方阵，都有以娃娃兵为原型的雕像。原型出自一张抗战时期的珍贵照片：一名明显未及从军年龄的小小少年，穿着不合身的远征军军服，浑身上下挂满挎包、水壶等行军装备。他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稚嫩的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毫无对战争的畏惧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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