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都能得到拯救 格伦·克洛斯 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美国著名女演员。她总共获得过一次学院奖、三次艾美奖、两次金球奖及三次托尼奖，曾六次被提名奥斯卡金像奖，代表作品有《裂痕》《致命诱惑》《危险关系》《雌雄莫辨》《以法之名》《101斑点狗》《阿尔伯特·诺伯斯》等。2009年，克洛斯参与发起了“让思想改变”运动。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消除围绕着精神疾病的侮辱、误解以及歧视。她对发起这个运动的想法由来已久，源于她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的近距离观察——亲眼目睹他们如何与疾病斗争，并切身体会到了其中的辛酸和艰苦。她的姐姐杰西一直在双相障碍的折磨下生活，杰西的儿子卡伦则患有分裂情感性障碍。 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小镇，都生活着无数人。当沿着人行道漫步的时候，当穿越那些公园和公共场所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会想起，在我们中间，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会以某种方式被精神疾病所困扰；当穿过纽约西村的街道，排队购买一盒牛奶时，我也会忍不住想到，在和我一起排队付费的人群里，是否也有人和我一样，来自一个被精神疾病侵袭的家庭，或者有人本身就罹患某种精神疾病。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展示在众人之前的公众形象，这个形象是我们自己主动或因环境所迫被动选择的。对那些背负精神疾病的人而言，这个公众形象至关重要，甚至会危及生存，因为一旦被世人知道其正在忍受的疾病，他们就会被暴露在恐惧、羞耻与歧视之中，让本来就艰辛无比的抗击疾病之旅变得越发困难。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而对我们这种一生都无法和精神疾病脱离干系的人而言，能够自由坦率地讲述自己遇到的诸多挑战以及取得的各种胜利，是通往痊愈的第一步。踏出这一步，我们才有可能走向坦然、有益和充实的人生。所有的人都需要爱与亲密，需要一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工作。我们的时代正面临着一个挑战：如何接纳与包容罹患精神疾病的那四分之一人群。他们自己不但有深刻的病耻感，还有外界强加给他们的歧视感，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们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治疗并康复的。我们想要得到的拯救，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里。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故事，就是在拯救我们的人生。 自从和志同道合者联合发起反耻辱运动“让思想改变”（Bring Change 2 Mind）以来，我看到了人生故事的力量——它们减少了羞耻感，带来了新希望。《我战胜了抑郁症》讲述的故事发人深省、激励人心，并向正遭受抑郁症或双相障碍折磨的读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以帮助他们获得充实完满的 人生。 格伦·克洛斯 2013年9月于纽约 格雷姆·考恩 2004年7月24日，格雷姆·考恩给家人留下了诀别信：“我只是再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了。”在历经4次自杀未遂以及5年“治疗史上最严重”的抑郁症折磨后，考恩踏上了一条异常艰难的重生之旅，最终成功地摆脱了危机。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他写出了《我战胜了抑郁症》一书。 我深谙抑郁症给人造成的那种深入骨髓的绝望。现在我终于明白，它也可以是一份上天恩赐的礼物——只要你坦然面对它带来的种种考验。我知道这听起来匪夷所思，因为你眼目所及都是沉沉的黑暗和无望的现实。但是，我请求你，坚持读下去。 对于目前的生活状态，我心里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感激。我非常健康，拥有两个优秀的孩子——梅丽莎和亚当、一个灵魂伴侣——卡伦·坎菲尔、一个亲密有爱且互相支持的大家庭以及一群伟大的朋友。在澳大利亚，我生活的地方绿树成荫，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可以幸运地在完全自然的环境中散步。不仅如此，我还拥有一份充实而且具有非凡意义的工作。我感觉到了上苍对我的深深眷顾。但是，在此之前，我的生活却是截然不同的。 2004年7月24日，我第四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忍受了长达5年的抑郁症所带来的折磨之后。我的医生认为，我是他有生以来治疗过的最严重的抑郁症病例。在那段时间，我失去了在一家管理咨询公司所担任的联合常务董事的职位，经历了被社会孤立的伤痛，结束了一段长达20年的婚姻，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家庭回到父母身边，还不能定期与孩子们联系。在那个时候，我深信不疑地认为，人生已经无望了，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正轨了。 对自己的抑郁症病情，我一直都不是悲观被动的。我尝试了23种不同的药物治疗，忍受了20次电休克疗法，试过了经颅磁刺激疗法，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还采用了其他很多与临床抑郁症相关的传统治疗手段。我也寻求了一些替代性疗法，例如针灸、运动、自我修复课程等。 在这次最严重的抑郁症发作之前，我已经连续四次击败了它。但是这一次和以往不同。阴沉晦暗的想法、低到极点的活力水平、彻头彻尾的自卑——这一切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我的头脑抓不住也理解不了任何信息，一度担心自己的智力已经永久地丧失了。 尽管我的心路历程是如何战胜抑郁症，但在对数以千计深受双相障碍困扰的人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都经历了类似的苦痛挣扎，忍受着同样的病耻感，感受到了同样深刻的绝望。对抑郁症和双相障碍采取不同的疗法效果会更明显，对这一点我深表赞同。不过，绝大多数康复手段对两者同样有用，基于对4064名患者的调查，我在第十一章中对此进行了扼要总结并加以特别强调。这本书对抑郁症和双相障碍患者同样有用。  再回到我的故事中。我的婚姻已经完全破裂不复存在了，然而幸运的是，我的父母此刻主动提出愿意收留我。对我来说，这无异于神的眷顾，因为当时我已经无法自理。我离开悉尼搬到了福斯特，那是一座位于悉尼以北约3个小时车程的海滨小城。 父母给予了我无条件的支持和帮助，对这份恩情我真的是感激涕零。坦白说，如果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撑得过来。当我自己都不再相信自己的时候，他们依然对我怀有信心。但是，和父母同住也有弊端，那就是我离开了自己的孩子，每隔两到三个星期才能见他们一次。不仅如此，我还远离了自己的朋友圈——我曾经拥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然而，那么多人都从我的生活里悄悄溜走了，这不得不让我深有感触。当然，是我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但我也感受到了周围很多人的局促不安——与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打交道让他们感觉不舒服。在我住院就医的时候，特德·多勒萨米是除家人之外唯一前来探视的朋友。与从前相比，世人对临床抑郁症这种疾病的认识已经进步了很多，但是很多人依然害怕抑郁症患者，他们内心感到恐惧的外在表现就是回避。 回顾从前，我自己都很难理解在福斯特时经历的那种极度绝望的情绪。那时，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完蛋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我每一天都梦想着死亡的来临，将死亡想象成奢侈的福气。我不敢想象自己还能够再次工作、找到一个爱人或再对社会做出任何贡献。死亡似乎是唯一的答案。尽管此前我曾战胜过严重的抑郁症，但这一次，想要再次获得胜利的可能性似乎已经遥不可及了。那种深刻的无望感长期伴随着我，如附骨之疽，怎么也无法摆脱。每一天，我都会走到悬崖顶端四处张望并对自己说，这不是很容易吗？ 庆幸的是，我有来自上一份工作的保险金，所以暂时还没有找一份工作以养活自己的迫切需要。但是，太多无所事事的时间也会成为一种困扰，尤其是当你深受抑郁症折磨的时候，因为抑郁症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大脑高度活跃而肉体极度无力。所以我决定去做自愿者，可是，想要找一份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又谈何容易。我希望能和同龄人而不是一群退休老人一起工作，然而，在当地人口中，大多数都是退休老人。对我来说，他们并非良伴——绝对不是。 所以我决定去学点什么，给自己的头脑找点事情做。在咨询了当地的技术专科院校后，我发现可以试试其中的一门电脑课程。对电脑我并无多大兴趣，选择这门课程的主要动机就是打发时间，让自己过得充实一点——因为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显得那么漫长。可是，我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因为在抑郁症状和抗抑郁药的双重作用下，我的头脑已经完全被乌云笼罩了。我无能为力，就是学不下去。这更加深了我的感受——自己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直至有一天，我决定不再继续了，这一切已经超过了我能承受的极限。这一次的自杀行为和之前的三次尝试不同，相对而言，之前想要了结自己的决定冲动成分居多。而这一次，我用了两年的时间进行严肃的考虑，把各种可能性都前思后想了一遍。我的父母当时正好出门旅行去了，这给了我一个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的最好机会。除了认为自己已经没有生存的意义，我也深深地厌倦了成为他人负担的状态，如果没有我，家人们会过得更好。在和成百上千个因家人自杀而倍感伤痛的家庭交谈之后，现在的我明白了这种想法是多么错误和愚蠢，但在当时，这样想似乎非常合乎逻辑。 那一天，当父母回到家时，发现我正躺在浴室里不省人事。他们看到了我的自杀绝笔。母亲极其了解我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所承受的痛苦和煎熬，也知道结束生命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有那么一刹那，她打算让我顺其自然了，不想再寻求帮助。但是，想要拯救自己孩子的冲动最终占了上风。我自己也已为人父，站在父亲的立场，我希望自己永远都不要陷入那样悲惨的境地。母亲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她最后还是决定叫来了救护车，把我的生命交到了上帝的手里。她知道上帝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第二天，在大约下午两点半时，我恢复了神智。我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被家人围绕着。女儿在我身侧握着我的一只手，儿子在另一侧。我的手足也驱车从悉尼赶来守在我身边。我还记得当时感觉非常平静安详，诧异自己居然一点都没觉得难受。我被深爱的家人包围着，而他们都知道我试图夺去自己的生命，这一认知让我颇为尴尬。不过，能再次看到他们真的太好了。 我很愿意告诉大家，在第四次试图自杀后，我就像看到神的显现一样，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如此美妙。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9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医院，继续进行治疗——更多的药物、更多的电休克疗法。在住院9周后，我的病情有了一些好转，但起色不大。  找到自己的出路
最终，我的确从黑洞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出路，但在此之前我走过了非常漫长而艰难崎岖的旅程。最初的经历与体会，带给我的除了绝望还是绝望。但最后我终于明白，痛苦也是一种不断前进的方式，因为它告诉我们需要进行新的尝试。当我在抑郁症中遭受漫长而持续的煎熬时，我渴望能够看到来自与我处境类似的人的亲身经历，聆听他们讲述自己是如何走出这片黑暗的。冰冷无情的事实与数据只能让人更加沉沦。我所需要的是一些乐观的事实，这些事实只能来自那些同路人——那些与我经历了同样煎熬和苦痛的人。 那些针对抑郁症的常规疗法是否能够拯救我呢？对此我没有多大信心。每次听到那些所谓的专家们宣称治疗重度抑郁症的唯一“实证”手段就是抗抑郁药物和心理咨询时，我就感到极度不舒服。这两种治疗手段无疑都可能会有所帮助，但一口咬定所有的治疗方法都由它们组成，就太荒唐了。这些方法和手段我都尝试过，在我身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对于那些试图在我身上确定某个引发抑郁症状的单独诱因并对症下药的研究手段，我同样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我认为，保证抑郁症患者获得长久康复的“灵丹妙药”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我一直有一个念头，想写一本访谈录，记录那些曾患有抑郁症或双相障碍的人是如何康复、又是如何从这次经历中脱胎换骨的。我想搞清楚，人们认为哪些疗法和手段是确实有用的。问题是，我自己的抑郁症状太严重了，根本无力将此想法付诸实践。不过，随着我逐渐开始恢复，在好朋友特德的鼓励下，我决定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我为第一本书的读者们制订了三个目标： ●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从第一手经历和建议中找到康复的希望。 ●获得行动的勇气。 在我的访谈对象中，有名人也有普通人，其中包括：西澳州前总理杰弗里·加洛普；两名奥运游泳冠军约翰·康拉兹和佩特拉·托马斯；澳大利亚艺术界的偶像级人物玛格丽特·奥利，接受访谈后不久就与世长辞；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莱斯·穆雷；以及7名普通的澳大利亚公民。2007年，我推出了本书的澳大利亚版。在撰写那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这些年的苦痛和折磨中找到了最终的目标和意义。当然，那本书的写作对我的最终康复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终于从抑郁症的阴霾中走了出来，在本书的第十章，我对自己的康复过程做了详尽的描述。不过，在不厌其烦地叙述完我自己的经历之后，我想将重点放在一个你很可能一直在纠结的问题上：我会好起来吗？  我会好起来吗 在记忆中，我曾反反复复地问过自己：我会好起来吗？我相信，你和我一样一直为此而纠结。抑郁症是一种非常阴险狡诈的疾病，它让你的身体变得精疲力竭，让你的精神变得颓废无能，而且往往是在你最无力反抗的时候发起突然袭击。本书的一名受访者克利夫·里奇将抑郁症描述为懦夫和恶霸的结合体：说它是懦夫，因为它只敢在你最虚弱的时候来挑衅你；说它是恶霸，因为它不断欺凌和打击你，说你毫无价值。像所有的懦夫和恶霸一样，当你开始向前一点点迈进时，它就会一步步后退。 在本书中，你将会读到很多人的亲身经历，他们勇敢地将自己真实的过去和盘托出。你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有很多人走过与你一样的路，受过与你一样的苦。你还会了解到，他们是如何一点点将自己从深深的绝望陷阱中抽离的。他们都认为，将各种治疗策略融会贯通是最终治愈的方法。正如你将看到的那样，抑郁症的康复过程很少是直线上升式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条崎岖起伏的道路。 你可能认为自己的抑郁症状比其他人更严重，或者认为无人能够真正理解盘踞在你心中的深重的黑暗绝望与烦恼焦虑。相信我，我也曾经和你一样。我极力主张，你应该以开放的心态聆听本书的主人公发出的声音，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了自己和你深爱的人，你有责任这么做。持怀疑态度没关系，但是不要嘲讽讥诮或愤世嫉俗。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没有行动就没有改变。”如果某种方法让你产生了共鸣，最重要的就是采取行动。在阅读的过程中，请始终记住下面的三大要点（在第十一章中我会对它们进行扩展说明）。 ●以一周为时间单位制订计划，将每一天的活动具体化，一定要安排一些让自己感觉愉悦的活动。 ●制订谨慎而适度的目标。 ●庆祝自己的每一点进步——对自己好一点。 首先是倾听和评估，然后就是行动。这并不是一本专业的学术书籍。这是一本由过来者奉献给同路人的旅行指南。正如一本好的旅行指南可以让人加强对那些陌生经历的理解一样，这本书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因为我倾听了来自他人的真实可信的声音，吸取了他们的切身经验——他们穿越过我曾深陷其中的黑暗地带，遭受过和我类似的苦难煎熬。我希望，你也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与我同样的收获。 最后要提醒的是：我已经就抑郁症做过数百场主题报告会，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帮助并影响那些抑郁症患者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所信任的亲人系统了解这种疾病，培养他们对这种疾病的适应能力。本书同样可以作为献给患者家属和朋友的一本指南，所以你可以考虑邀请身边的人一起来阅读。  格雷姆·考恩作品：《我战胜了抑郁症》  诚邀您关注原创内容平台赵民微分享 请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