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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之战:欧洲的民族大会战(上)

2016-09-26  汉青的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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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之战:欧洲的民族大会战(上)



自从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之后,战争的全部性质就改变了。在此以前,除在西班牙外,与他对抗的都是一些旧王室;而在此以后,对抗他的却是普通民众了。正和他自己的青年时期一样,法国革命唤醒了法兰西的民族精神,使法国人民获得自信自强的精神,正因为这样,康宾一战才能把布伦斯维克的大军扫出法国。现在在1813年,由于法国在欧洲已经居有征服者的地位,所以也就把革命的种子洒遍了所征服的地区。莫斯科的火焰在精神上点燃了整个欧洲大陆,所以在莱比锡平原上的战斗,的确可以称为“民族会战”——一个新欧洲就是从这个会战中产生的。


拿破仑对于如此巨大的变革却似乎殊少认识,所以在他回到巴黎之后,虽然感觉到情况已经变得很复杂,但仍然不感到失望。虽然他的威望受到了打击,可是他的军事力量却只不过暂时消沉了一下。在他的后面还站着法兰西,虽然饱经征战却忠诚不变,此外意大利、依里利亚、日德兰和除普鲁士以外的全部日尔曼也都还属于他,而奥普两国还是与他保持着同盟关系。他的敌人只有英俄两国,前者的兵力正陷在西班牙境内,而后者则已破产,并且分裂成为两派:库图佐夫是主和派领袖,认为在普鲁士边界一定要结束战争;沙皇本人是主战派领袖,目的是想要彻底歼灭拿破仑。可是亚历山大也知道凭他一已之力是无法让俄国人跟着他走的。


对拿破仑而言,普鲁士和奥地利是两个不可靠的因素。不过前者在军事上已经软弱无力了,如果它背叛——这是很可能的——拿破仑也认为他有把握击碎普俄两国的联合兵力。后者的问题就比较严重,因为如果奥俄普三国联合起来,那么他就可能要在两个正面作战,或是在一个正面遭遇到压倒性的联合数量优势。所以他一回到巴黎就马上与他岳父谈判。


此时英格兰早在与奥地利进行谈判,拿破仑从他驻维也纳大使奥托伯爵的报告中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奥地利人耍的是两面讨好的把戏:他们一方面不愿让野蛮的俄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土到处烧杀掳掠;但另一方面也想摆脱法国人的控制。因为他们的战争准备尚未完成,所以拿破仑政策要点就是争取时间。


此时在涅曼河又发生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意外事件。12月30日,指挥着三万普鲁士军队的约克将军——麦克唐纳元帅后卫兵力中的一半——突然自行与俄军签订了一项托-罗根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他这个军宣告中立。


这个意料之外的背叛产生的结果是两面的:(一)现在仍指挥着大军团残部的缪拉只好被迫撤退,在俄军主力越过涅曼河三天之后,即1月16日,他又把指挥权交给尤金亲王。这位亲王是意大利总督,完全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宫庭将军。(注:现在这个残破的军团只剩下十万人。在侵入俄国的六十万大军中,其中只有二十万人是法军,所以法国的损失并不如想像中严重)。(二)约克的叛变成了普鲁士全面叛变的一个讯号,结果2月26日,腓德烈.威廉就在加利斯赫与俄国签订了一个攻守同盟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俄国出兵十五万,普鲁士出兵八万。3月13日,这个条约正式公布,普鲁士也同时向法国宣战。所以俄国人的目的已经有一部份算是达到了。


自从宣战之后,普鲁士境内就掀起了狂热的战潮。政府宣布全国皆兵。凡是不加入正规陆军和国民兵的人也都应该用对敌方交通线和后方作战的方式来支援陆军行动,人民都应使用他们所有的工具决死抗敌。大家阻扰敌人的行军,切断他们的补给,杀害他们的散兵游勇。这些游击队也不穿军服,在敌人的前进道路上,一切粮食都加以销毁,磨坊、桥梁和船舶全部予以焚毁,村落也应放弃,人民都躲到森林和山地去避难。正如拿破仑的内阁成员维恩伯爵所说:“这些都是拿破仑的敌人所想使用的新手段。”这也正是1792年法国革命后的情形重演。


此时,俄军也于1月18日渡过维斯瓦河,并于2月7日进入华沙,尤金在但泽、格劳登兹、托恩、莫德林等要塞中都留下了一些守军,一共是54000人,其中有33000人是法军。到三月初,因为害怕普鲁士人民揭竿而起以及俄军的前进,尤金又放弃奥德河一线退到了易北河上。他在那里奉到拿破仑的命令,要他放弃德累斯顿,而把兵力集中在马德堡。3月12日,由于受距离限制,迫使尤金又非放弃汉堡不可。于是特滕布恩率领他的哥萨克骑兵,在人民的欢呼声中进入该城。


此时拿破仑正忙于一个伟大的工作,那就是要在四个月之内建立一支新军。正如考兰科特所写的:“法兰西已经变成一个大工厂。整个法兰西民族都忘却了过去的挫败,纷纷表现出他们的热诚和信心。这也是法国人高尚天性的一个光荣例证,同时也是皇帝个人的胜利。他发挥惊人的精力,指导一切工作。对这种伟大的民族性努力,只有他的天才才能够给予组织和指导。一切工作都有如神助。”


拿破仑的目的是想征召一支655000人的大军。在前一年11月,他已命令召集1813年的新兵,预计有137000人。在更早些时候,当他还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为了增强国内治安,他已经命令召募“国民兵”80000人,这支兵力现在是由外国人组成。此外,他又召集1814年的全部新兵,共200000人,以及1808、1809和1810三个年龄层的缓召人员,共100000人。他又从西班牙的270000人中抽出许多老兵和四个团的近卫军。从海军中抽出了40000名有经验的炮兵。


从宪兵中抽出3000名骑兵军官和军士。命令意大利供给一个军共30000人,由贝特朗将军指挥。但因为逃亡人数颇多,所以这些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就全体而论,新召集的步兵似乎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考兰科特说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有组织的“乌合之众”而已,但尽管考兰科特把他们鄙薄得一钱不值,可是我们却不能不同意德.欧德拉本的说法。他说:“在战争中要找到像他们这样的军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英勇奋战,视死如归,而且在一切困难和危险中,他们还是照样效忠他们的将领和部队。”也和从前一样,炮兵还是极为优秀,但骑兵的数量和素质却都不够水准,到4月间,人数还不过15000人,而且其中只有一半能够作战。原因在于老骑兵都在俄国牺牲光了。在法国再也找不到那么多的补充人员,新的青年骑兵军官还缺乏训练,而新的鞍具和恶劣的驯马术也使许多马匹丧失服役能力。由于缺乏有效的骑兵,使拿破仑在新的战役中从头到尾都感到束手束脚。


3月12日,拿破仑颁发了一个敕令,决定新军的编制如下:第一军由达武元帅指挥;第二军由维克托元帅指挥,第三军由内伊元帅指挥,第四军由贝特朗将军指挥,第五军由洛里斯通将军指挥,第六军由马尔蒙元帅指挥,第七军由列依尔将军指挥,第八军由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指挥,第九军由奥热罗元帅指挥,第十军由拉普将军指挥,第十一军由麦克唐纳元帅指挥,第十二军由乌迪诺元帅指挥。此外还有一些日尔曼部队。


到了4月中旬,拿破仑已经准备妥当,可以一战了。他所控制的兵力,共为官兵226000人,火炮457门,分别组成两个军团。他自己指挥“梅因”军团,包括第三、第四、第六、第十二四个军,另加上近卫军和近卫骑兵。尤金亲王则指挥“易北”军团,包括第五和第十两个军,第一、第二和第七军的一部份,还有第一骑兵军。


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召集了差不多二十五万人的兵力,而且还要供给装备,此外在他们的后方还准备了相等数量的预备部队,凡此种种都可算是一个杰出成就。如果拿破仑的前途完全是靠物质力量来决定,那么很可能不到四个月之内他就可以索还俄国人的旧债了。他后来之所以未能成功,并非由于他缺少物质力量,而是因为过去使他累战累胜的指挥体系已经不再适用了。自从瓦格拉姆之战以后,战争的条件已经改变。陆军的数量愈来愈大,作战的地区变得那样广大,所以即使是内线作战,一个单独的指挥官也都已经无法指挥全盘运动。不仅是战略方面,甚至连战术方面也是如此。在莱比锡会战中,人数太多,情况也过于复杂。所以拿破仑的个人指挥体系因此无法运用。


同样重要的是,过去拿破仑一向总是采取攻势,使用兵力有如电闪雷鸣一样。但是到1813年,他却被迫采取守势,而这个战场上的居民又具有强烈敌意。由于人民的敌对态度,不仅迫使他不能不用较多兵力来维护交通线、仓库和桥头阵地等,而且也使他很难搜集情报,又因为他缺乏轻骑兵,所以这个困难份外加剧。对于这个问题,德.欧德拉本曾经有过如下评论:“拿破仑的将领们虽然费尽心思,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一方面由于居民的敌视态度——他们都曾受到法军虐待;另一方面也由于哥萨克骑兵的骚扰。简而言之,只有在敌军已经撤走的地区中,我们才能够了解一切情形。这样的情报在进攻战中也许还勉强够用;但是在防守作战中却是毫无价值。”(注:德.欧德拉本是一个萨克森军官,在拿破仑总部中充当译员,他的观察是非常公正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过去的成功已经使拿破仑变得愈来愈专横独裁了。他认为自己天下无敌,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够资格指挥一支伟大的军队。这也使他看不起他的敌人,正和查理十二一样,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维岑萨克曾经说过:“不管工具是否合用,他的命令还是一样要彻底执行。他有一种用不充足工具来完成一切工作的习惯,一种不承认任何不可能的决心和对成功的无限信心。在开始时,这都是我们胜利的原因,可到了结束的时候又成为失败的原因了。”


有些史学家在讨论拿破仑晚年的指挥艺术时,认为促成其失败的原因是因为生活放纵。体重增加之后,身体变得不健康,体力衰减。这种看法似乎少有根据,而可加以驳斥的证据却很多,在1812年征俄战役中,根据考兰科特的记载,可以看出拿破仑的行动还是非常活跃的,例如:“当皇帝在维尔拉的时候,他的活动简直使人难以置信。似乎一天二十四小时对于他还是不够长一样。”“他在整个白天和大部份夜间都在工作。虽然在前线上,他还要治理法国,而日尔曼和波兰也可以感觉得到他的心跳。”在1813年,德.欧德拉本的记载也可以证明他还是照样的活跃。(注:在莱比锡战役尚未开始之际,拿破仑曾经说过:“我要以波拿巴将军的身份打这一仗,而不是以皇帝的身份督战。”事实的确如此。)


事实上,造成他覆亡的原因正和造成他兴起的原因一样。不是因为惰怠,而是因为活跃。他始终相信他一个人可以身兼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双重职务,结果是等到军队的数量愈来愈大,而优秀的参谋人员成为必要时,他却已经无法寻找这种人才了。现在再请看考兰科特的记载。


他在1812年曾经这样说过:“参谋人员几乎毫无先见之明,反过来说,因为皇帝一切都事必躬亲,亲自发布一切命令,所以任何参谋人员,甚至参谋长都不敢负责,连一个极不重要的命令都不敢作主。”虽然在1812年,拿破仑在写给贝提尔的信中曾经说:“这种组织的参谋本部几乎毫无用处。”可是1813年德.欧德拉本却说:“在这个战役中,似乎贝提尔总部中的参谋人员,在经验上和技巧上远不如过去。”整个说来,在这个战役中的军队,实在是一个过于复杂和不完善的机构。发生了许多困难,是拿破仑的权威也无法克服的。拿破仑对他的元帅们所抱的希望不是指挥,而只是服从,他们都是奴才而不是领袖,有许多升到高位的人,都是由于宫庭、政治和私人关系。其中多数人都出身贫贱,大都不学无术。拿破仑使他们升官发财,他们的收入多到百万法郎以上,被封为王公等爵位。当他失败之后离开法国前往厄尔巴岛时,拿破仑曾经对考兰科特说他很后悔在他晚年,不应该再重用这些元帅们,因为他们都已经太有钱,养尊处优,对战争已经厌倦了。如果他能够提升好的师长,因为这些人刚刚抓到元帅的权杖,那么也许情形就会完全两样。


对抗法国新军的是俄普两国的联军。前者人数约为110000万,其中有30000人是骑兵和哥萨克人。哥萨克人都是没有纪律的骑士,他们仅攻击法军的后勤部队,而日尔曼的农民也饱受其苦。在他们中间还有许多巴斯基尔人和鞑靼人,还是使用弓箭作武器。耶拿会战使普鲁士从一个封建国家变成了半自由的国度,普鲁士陆军也从此走上了改革途径。1807年10月9日,普鲁士取消了农奴制;军队的半封建组织也改良了,而以爱国心当作兵役制度的精神基础。虽然依照1808年9月8日的巴黎条约,拿破仑曾经限制普鲁士陆军的官兵总数为42000人,可是沙恩霍斯特却建立了预备役制度,使许多的兵员迅速而秘密的变成了预备役人员。沙恩霍斯特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真正的民族军队,但实际上直到1814年才成功。


当约克叛变时,普鲁士境内的兵力不超过38000人;但是此前为了补充在俄国的损失,拿破仑曾经命令腓德烈.威廉再召募30000人。其次,在1813年2月9日,普鲁士王曾发布敕令成立国民兵,这是一种征召式的民兵和志愿性的轻步兵单位,以及一些所谓“自由连”,大部份是由外国人充当。所以到4月中旬,当拿破仑准备完成时,普鲁士陆军总数也已经增加到了80000人。


3月11日,拿破仑曾把他的第一个作战计划解释给尤金听,虽然这个计划始终未实现,但却相当有趣,因为在整个战役中,拿破仑从来没有完全忘记它。这个计划是准备在哈维尔堡渡过易北河,率领300000人前进到斯特丁,然后解救但泽之围,这样就可以增加30000人的兵力。但是这个计划的意义却不仅此而已,因为这个北面的战役可以把战争带到普鲁士的心脏地区,使柏林受到拿破仑的宰割,可以使普鲁士的动员完全混乱。此外,再从北面威胁俄军通过波兰的交通线,也足以把普俄两军都向北吸引,使他们远离奥地利,而使奥地利处于孤立地位。


更进一步,如果拿破仑的行军速度能超过敌军——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他可以绕到敌人后方,从而再创造一次耶拿式的机会,而这一次他的正面是对着法国的。正如约克伯爵所说:“这个计划,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最好的。”


可是这个计划却始终未能实现,因为到5月间,当拿破仑正想采取这种行动时,他所有的兵力还不敷需要——三十万人的三分之二。所以当他向哈维尔堡和斯特丁前进时,就不可能再有余力来把敌人钉死在德累斯顿。此外,在莱茵邦联诸国中,人心都在骚动,所以也不允许他前进得太远。日尔曼境内的民族主义精神正在高涨之中,开始使他的战略受到限制。


拿破仑的第二个计划是直接前进到莱比锡,然后再扑向德累斯顿,这样就可迫使他的敌人要么接受会战,要么退到易北河后面。因为他的骑兵力量薄弱,不足以屏障他的机动和给予基地和交通线以适当保护,所以他被迫倚赖设防的河川之线。虽然他并不能确切知道联军的实际位置,但如果联军决定向他前进,尤金就应打击他们的右翼;反之如果联军决定向尤金前进,那么他自己就应打击他们的左翼。照我们看来,第二计划似乎并不是用来代替第一计划的,而只是完成第一计划的初步。拿破仑的主要观念还是想攻占柏林和进行北方作战。但是为了实现这个观念,必须在南方先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来重振他的声威,使日尔曼地区不敢动弹。


4月15日,拿破仑离开圣克劳德前往马因斯,两天后才到达该地。25日他推进到了艾尔弗特——这是他集中兵力的地方——除了贝特朗的军以外。依照德.欧德拉本的记载,“他似乎非常不安,”很明显,因为他缺乏骑兵,所以使他无法发现敌人正在干什么。28日他前进到艾卡特斯堡,因为路上到处都有敌人轻骑兵搔扰,使他的马夫们迟迟未能到达——这对这个战役可算是个不详之兆。


在4月30日黄昏时候,易北军团,共62000人,正留在梅尔西堡附近,而主力军团则在劳姆堡附近和它西面。此时联军共为步兵64000人,骑兵24000人,火炮552门,由俄国元帅维特根斯泰因亲王指挥,也正在劳姆堡——莱比锡大路的南面集中。(注:库图佐夫已于4月28日逝世)。拿破仑能立即用来对抗他们的兵力,只有145000人,火炮372门,仅有7500人的骑兵。他十分需要获得一次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不仅是为了使他这支年轻的部队获得一次经验以激励他们的精神,而且更是为重振他的威望。


5月1日,他命令易北军团从梅尔西堡前进到舒拉德巴赫,而主力军团的运动则是这样的:(一)第三军(内伊)连同近卫骑兵从威森维尔斯前进到吕岑。第六军(马尔蒙)担负支援。(二)近卫军前进到威森维尔斯。(三)第四军(贝特朗)和第十二军(乌迪诺)前进到劳姆堡。贝西里斯元帅就在这天被一颗流弹击毙。在这一天终了时,拿破仑也进入了吕岑。


2日,内伊奉命稳固吕岑,并用相当兵力据守吕岑以南的大小戈斯岑、拉纳和加亚等村以掩护易北军团前进到莱比锡和主力军团后续部队向吕岑靠拢。如果敌人进攻,内伊的侧卫就应变成前卫。一旦它钉住敌人,就可以获得充分的时间以便其余兵力实行迂回。


此时,俄军骑兵已向联军的总司令部报告说:法军正分成行军纵队,从威森维尔斯前往莱比锡,在加亚有一个兵力薄弱的侧卫。这个报告是准确的。因为内伊忽视了他在上午四时所接受的命令,并未向佩高等方向实行侦察。他并未把该军主力集中在加亚地区,反而把他五个师中的三个都留在吕岑。此外,他的前哨也不太活跃,所以对仅仅相隔两英里远的敌人都未曾发觉。当维特根斯泰因获得骑兵报告之后,决定先击毁法军侧卫,把敌军切成两半,并把所有在吕岑以东的敌军,都赶进埃尔斯特沼泽。


拿破仑并未料到在5月2日会受到敌人攻击,所以他在大约上午九点钟时离开吕岑,骑马前往洛里斯通的部队,后者奉命把克莱斯特逐出利德斯瑙并占领莱比锡。上午十一点钟,他由尤金和内伊陪伴快要达到莱比锡时,突然听到在加亚方面传来猛烈的炮声。内伊马上疾驰回到他的军部。拿破仑立即命令所有在莱比锡大路上行军的部队都转过来向加亚前进,至于仍留在吕岑以西的马尔蒙和贝特朗,也奉命进行同样的运动。此后拿破仑也赶回吕岑。


此时,在拉纳和大小戈斯岑等地都已发生激烈战斗。下午两点三十分,拿破仑飞马赶到时,第三军已经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可是他的出现对他的部下足以产生魔术般的效力。从各部队一致发出了“皇帝万岁——”的呼声。德.欧德拉本的记载说:“任何伤员走过皇帝面前时,也一律向他敬礼并高呼万岁,即使是已经丧失了肢体甚至几小时内就会死去的人也都一样。”


拿破仑为内伊的部下打气,并率领他们前进。马尔蒙记载说:“在拿破仑的一生中,他在这个战场上所冒的个人危险要算是最大的。他一再暴露自己,率领第三军的败兵反复冲锋。”激战之中,普鲁士的沙恩霍斯特将军也负了重伤。


大约下午五点三十分钟,麦克唐纳在右,贝特朗和马尔蒙在左,都已逼近联军了。(注:在下午一时,贝特朗的领先部队距离加亚已经不到四英里,可是他却没有立即前进,在那里停留到了下午三时以等候新的命令。这是一个标准的例子,可以证明拿破仑的将领是如何缺乏主动精神。)于是拿破仑命令德雷欧在加亚西南面不远的地方集中八十门火炮。(注:在吕岑法军一共发射炮弹三万九千颗。)其次他把青年近卫军组成四个纵队,由老年近卫军和近卫骑兵担负支援,于下午六时三十分开始冲锋,一口气把拉纳、大小戈斯岑等村庄攻了下来。直到夜幕低垂会战才结束。联军方面得知克莱斯特已被逐出莱比锡城,害怕退却线会被切断,于是决定撤退。他们在撤退时秩序极为完整,携带着他们的伤兵,并由骑兵担负掩护。


法军赢得的胜利却不具有决定性,如果再有两小时的白昼,那么毫无疑问就可以成为决定性的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联军必然会被赶入埃尔斯特沼泽并被全部歼灭在那里。法军并未追击,因为他们的骑兵不是俄军的对手。胜利的成本极高:法军损失了18000人(包括死伤被俘都在内),其中有12000人可能都属于内伊军。联军方面损失了11500人。


5月3日上午三时,拿破仑命令内伊的部队在吕岑休息二十四小时,然后取道维登堡向柏林进发。易北军团则向联军追击,他们现在正向德累斯顿全面退却。布洛率领普军三万余人留守柏林。经过许多争吵和辩论,俄普两军才决定取道德累斯顿撤往包岑,到那里他们可以获得巴克莱率领的13000名俄军的增强。


5月8日,拿破仑进入德累斯顿,他决定在那里建立他的主要前进基地。他的交通线从马茵斯到魏玛,然后分为两路,一路取道耶拿和阿顿堡直达德累斯顿,一路取道劳姆堡通往莱比锡。接着因为增援源源涌到,他又开始改组军队,以便同时向柏林和包岑两方面作战。他把无能的尤金送回意大利,首先把易北和主力两个军团合并,然后再分为两个独立军团,一个由内伊指挥,一个由他自己指挥。前者包括第三军(内伊)、第五军(洛里斯通)、第七军(列依尔)和第二军(维克多),此外再加上一个轻骑兵师和第二骑兵军,共有步兵79500人,骑兵4800人。后者包括第四军(贝特朗)、第十一军(麦克唐纳)和第十二军(乌迪诺),此外再加上近卫军、近卫骑兵和第一骑兵军,共有步兵107000人,骑兵12000人。


在进行这个改组工作时,拿破仑又获悉奥地利人已经在与俄普两国谈判,但因为联军在吕岑的失利,所以现在也在拖时间。他认为这是一个达到他的主要目的的开端——获得一个全面的和平,所以在5月17日,他命令考兰科特前往敌军前哨,要求谒见沙皇,同时为了加强这一步骤,认为联军可能会在包岑接受会战。他命令第十一军、第六军和第四军,并以第十二军担负支援,向该镇前进;同时也指示内伊,要他把第三军和第五军取道霍伊-维达向包岑推进,并把第二军和第七军向柏林推进。不久,他又取消了这个命令,改令内伊的全部兵力都向包岑进发。不幸得很,内伊早已命令列依尔停止运动,而第二军(维克多)也早已启程,所以尽管有拿破仑的这个补充命令,第二军甚至还有第七军,都可能赶不上这场会战。柏林最多只是一个次要目标,如果联军在包岑遭受到决定性失败,那么柏林的失陷也就是其必然结果。可是当拿破仑在下达第一个命令时却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实在是很奇怪。如果他能够早料到这一点,那么包岑会战就不会成为吕岑第二,而一定能为他赢得他所热望的和平。


5月19日,拿破仑亲自去侦察在包岑的联军阵地,它位于施普鲁河东岸,由俄军64000人和普军32000人据守,名义上的统帅是维特根斯泰因。拿破仑决定在第二天以正面攻击来钉住敌军,而把内伊的兵力从北面倾倒在敌人后方,切断他们的交通线,把他们赶向波希米亚的山地予以击碎。若这个目的达到,那么奥地利因为尚未准备妥善,就不敢妄动,如果没有奥地利协助,这个已经被击碎的俄普联军就会被迫接受他所指定的和平了。


20日的战斗是完全有利于拿破仑的,因为沙皇完全不听将领的忠告,相信敌军的意图是想迂回联军左翼,而将他们向北驱离奥地利。这种想法无异于自动钻入拿破仑的罗网,他坚持要增强左翼而不惜减弱中央和右翼的兵力。这时,内伊的军团也正用强行军赶来,到黄昏时分,他们已经分别到达下述位置:第三军,斯迪伊尔;第五军,沙尔青;第七军,霍伊-维达;第二军,圣维顿堡。前两个军已经接近施普鲁河,第七军尚距离三十五英里,而第二军则在五十英里以外。


5月21日上午四时,内伊接到命令,要他向维森堡前进,于上午十一时在普莱提兹暂停,准备当拿破仑发动最后一次总攻击的同时打击敌军的后背。第三和第五两军在上午四时到五时之间,离开了他们的宿营地,在克里克斯渡过施普鲁河,于上午十时达到普莱提兹。于是内伊命令他们暂停,等候总攻击的发动。可是这个总攻击一直迟到下午三时才开始,而发动之后,内伊并未能向维森堡压迫,反而被敌军右翼纠缠住了。如果内伊的全部兵力都已赶到,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因为他还是可以命令第二和第七军继续向维森堡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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