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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书人范用

 圆角望 2016-09-26

    ■萧 宜

    范用似乎为做书来到这个世上的。他在镇江长大,他家附近有家印刷铺子,成了他常去玩乐的地方。像他那般大的孩子,不是掷铜板,就是打弹子,他不,他在印刷铺子里检铅字,拾广告纸、小画片。小小年纪,居然对圆盘机、对折机、石印机等印刷机器发生了兴趣,向往着长大了做个印刷厂学徒工。后来终于梦想成真,成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一员。

    对范用,北京文化圈里称他“三多先生”,哪“三多”?书多,酒多,朋友多。最近我才知道,这个专利权属张昌华先生。

    书多自不用说,他是出版人,阅读不光是个人爱好,也是他的工作,还能书不多?酒多则纯粹是他个人爱好,据他自己说,这是他外婆教的。他外婆是绍兴人,在镇江做酒生意。他外婆常爱喝点酒,喝酒时常用筷子蘸了酒让他尝酒味,长大后又结交了一群酒友,便大酒三六九,小酒天天有了。他的酒,除了自己享用,也是为了招待往来朋友。朋友们坐在一起,边啜边聊,也是风雅之士的一种做派。有次,我和陆灝(安迪)一起拜访他,又不是用餐时间,他就开了一瓶酒请我们。下酒菜是一种臭臭的像老豆腐般的物事。听他说是“起司”,我土,从来没有听说过,又不好意思问,闷声看他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这“起司”,我以后再也没有享用过。

    画家黄永玉画过一幅画,画面上,一位身穿长袍大褂的长者,手执纸扇,足趿拖鞋,身旁是一悬梁小壶,题词:“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字扰公卿。”这是对范用的最好写照。

    这幅画,他曾拍成照片,送给朋友,我也得到过一张。画面上,除了题款和“甲子黄永玉作”落款之外,还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挟书又搧扇,想是喝多了。”原来,此画画成时,范用正好到三里河黄家拜访,黄便把它作为贺岁的礼物送给他。范用很宝爱此画,把它作为贺卡分送亲友。他在照片背面写了这么一段话:“我非公卿,也耽书,也嗜酒,打酒要钱,难买一醉,苟活如上,大可放心。萧宜兄一哂,常乐常寿,新年快乐!范用九五,十二,八”。

    至于朋友多就更不用说了,夏公一句话概括,他说:“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出版社),他是在交朋友。”

    关于范用,自然更多的是他做书的事。

    在北京,曾流行过这么一句话,×××是什么话都敢说,×××是什么文章都敢写,××是什么书都敢出。这××,就是指范用。(罗孚《范用温馨的小书》)

    范用出书的大胆,是因为他爱书,爱写书的人,也源于他的读书理念。他曾创办过《读书》和《新华文摘》这两本以为读者导览为己任的杂志。他在《读书》亮出的读书宗旨是,“读书无禁区”。文章登在当时《读书》首期第一篇。此文一出,有人不愿意,说什么这是提倡大家读《金瓶梅》,是为读坏书开绿灯。但范用顶住各种压力,敢于担当,敢于负责。他在“文革”以后的出版阵地上,慧眼独具,敢吃螃蟹。

    “文革”后,巴金先生有“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陆续发表,反思“文革”。有人便对《大公报》施加压力,企图阻止“随想录”的发表。范用知道后,立即给巴老打电话,请求将“随想录”交三联出版。他向巴老保证,全文发表,一字不改。范用先生胆略由此可见。

    《傅雷家书》的出版也冒一定风险。当时,“右派问题还没有彻底改正,傅聪还戴着‘叛国’的帽子,马思聪、傅聪还不敢踏上祖国大地的时候,范用已经为《傅雷家书》的出版而忙碌了”。要说最早推动此书出版的,是老作家楼适夷。

    1979年4月下旬,楼适夷赴沪参加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的平反昭雪骨灰安葬仪式,遇到去国二十多年第一次回国为父母尽孝的傅聪。数日后,他们同机回北京,在旅途中,傅聪谈到父亲数年来给他写的家书还都好好保留着。楼适夷是傅雷的老友,他见过傅雷父子的信。1981年他赴沪,正巧与范用同机。他与范谈了傅氏父子的信,范用立刻看出这批信的价值。他回到北京,设法找到傅敏,希望能把这批信做成一本书。这就是三联出版的《傅雷家书》。此书多次再版,前后销售一百五十万册,成为一本畅销书。

    范用先生不仅是一位书籍的助产士,也是书籍热心的催生婆。他的作者,大多是他熟稔的师友。我与他认识,是他写了一篇纪念他老师陈白尘的文章。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近日赶写怀念陈白尘老师的文章,南京要出版纪念文集。我想请你看看,笔会传记那一版可不可以登一登,因为有五千多字(近六千字),我看传记那一版常登大块文章。”为配合那篇怀念文章,他还寄来了两封陈白尘先生给他的信,以便我发表文章时作插图用。陈白尘先生是我景仰的作家,我在初中时就读过他的剧作《升官图》,能编他的文稿,这是我的幸运。白尘先生在信中透露了自己的写作计划,除了已发表的《云梦断忆》和正在发表的《寂寞少年》外,他还准备“续写《少年行》,写初中读书到1928年离开学校止,再后写青年、中年以及老年时代,亦即三年流浪,三年狱中生活,上海亭子间,抗战前后,解放后十七年等等……共七八册,形成系列的生活回忆(但我避免叫《回忆录》这一名称)性的散文,算作我对人世的告别”。

    陈白尘先生给范用先生的信是1984年9月23日写的,到他1994年5月28日离世,时光过去了十年多,范用先生没有忘记他的老师心中的秘密,他在1995年4月6日给陈虹写信,“几乎是命令般地给‘她’下达了任务:‘把已经写成的,包括写成的和未发表的,都集成一卷,如夏公的《懒寻旧梦录》那样的一本,交付出版……’”这就是后来的《对世人的告别》一书。 

    范用先生的友情,让陈虹十分感激,她说:“范用先生实在太执著了,我不能不为他的赤诚所感动。”她特别觉得,在一切都讲求经济效益的年代,有一个并不向钱看的出版家,更属难能可贵。

    更令人感动的是,书出版后,范用先生又为书的销售操心。1997年6月1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陈白尘先生在世时,曾经有计划写作一部回忆录,可惜未终篇就撒手走了。遗稿由他的女儿陈虹整理,交三联出版,现已印成,厚达八百四十页,每部定价三十八元,这样贵的书,不作些介绍,恐难销售。我请三联将此书编后记寄上一份请斟酌能否在笔会发表。”范用先生已离开三联多年,照说,他是不必为此费心的。但他念兹在兹:“看到好的稿子,就应该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看。”这让我想起我的《文汇报》前辈、老师叶冈,他曾说过同样的话,他说:“过手的佳作一篇又一篇,编者的乐趣莫过于看到这些稿子发排、成型、浇版、印出,受到读者的欢迎。”范用先生、叶冈先生等老一辈出版人为读者作者的这份心愿,无疑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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