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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业兴，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形成初期，是相当开放和不断扩展的，从而亦使后续时代尤其封建时代有了相对广阔的发展和提升空间。至汉唐时代，中华文明更是几乎扩展到了农业文明的地理极限：东部受大海限制，南方则受浓密的丛林限制，北部和西部更有强大的游牧民族虎视眈眈。到了宋代，其文明的内部科技更是达到了极盛。极度的农业文明，若不能突破自然经济的转型，必然会失去成长的动力，从兴盛走向衰落。实际上，宋代以后，中原反复被游牧民族征服并长期统治的历史正表明了这一点，而这种情况在汉唐先后面对强大的匈奴和突厥时都不曾发生过。其间，固然南北朝时期也一度出现混乱状态，但与宋末期的社会状况显然存在了本质的差异，其混乱是上升的农业文明实现一次“质”的飞跃必然要有的进程，在此之前，生产力的“量”的积累基本已经达到，必要的生产关系的调节和整合，势必引发短暂的混乱。 文明转型问题的核心应该是经济转型，而经济转型的关键，笔者认为，是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元代中国疆域的扩大和非农业因素的渗入，需要注意的是，这时期的非农业因素不仅包括蒙古族等固有的牧业文明，还有西域及阿拉伯人带来的商业文明的福音，如此，本来可以给中华文明带来契机，但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政策，却又从根本上抑制了不同文明的融合，显然是不利于商业文明新芽的成长。 而同一时期意大利半岛上开始了文艺复兴，之后文艺复兴浪潮席卷欧洲社会，拉开全面变革的序幕，欧洲产生了有发展能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市场经济模式，并以此衍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而14---16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虽然从自身的进程来看，还继续有所前进，但与欧洲相比，在许多方面已显得越来越落后了。可以说，这三个世纪是中国由先进到落后，西方由落后到先进的转折时期。经济的转型无疑成为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因素。 也即是说，中国封建时代由盛而衰，问题恰出现在文明转型的链条上，核心就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终究未能实现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究其原因，最直接的莫过于所谓“重农抑商”的国策，以农为本，并从政治、经济各方面扼制、控制商业，使从事工商业者不敢亦不愿投资再生产，而是摇身成为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寄生地主阶级，这就中断了商业资本的积累，由此压制了文明转型需要的社会力量。 而从文明自身而言，初期的中华农业文明无论实力和扩展程度都远较游牧和商业文明强大，却也并不意味着诸文明本身存在先进或落后，所谓有空间才有发展，商业文明的一度滞后，是他们囿于地域环境的限制，缺乏发展必需的市场和资源。反之，近代的西方商业文明有了广阔的市场，并演化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环境，自然而然的显示出对东方封建的农业文明的优越。 封建的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臻于成熟并几乎达到极致，却未能及时实现向商业文明的转型，即使能够保持较高的发展水准，却也难以挽回文明衰落的定局，更何况封建的中国本身在各种因素的冲击下走在了分崩离析的边缘。总而言之，文明的转型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问题，也即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未及时转向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五百年来中国的弱势。以上即笔者对中国封建时代由盛而衰的原因的浅析，字数所限，不及详述，且诸多问题目前难以理清，草草结笔，留待日后再作系统分析。（屈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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