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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文学与西部大地 郎 伟 今天是张贤亮诞辰79周年的纪念日，也是张贤亮纪念馆开馆的日子。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日子里，我们来研讨张贤亮的文学世界与西部大地、西部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这一话题，应该说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这种价值和意义不仅意味着对一个杰出作家创作源泉和创作成就的认真思索与总结，同时，它也提示着我们：张贤亮身后所留下的文学遗产丰富而博大，值得宁夏文学界和所有有抱负的写作者们认真继承并从中获得独特而珍贵的思想和艺术启示。 我们都知道，张贤亮出生于一个富人之家，自小享有丰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供给。然而，时代的巨变改变了他原有的生活轨迹，他由一个天真无忧的少年忽然变身为新社会的“异类”。21岁那年，他又因为一首激情澎湃的惠特曼风格的《大风歌》而罹难，从此沉入中国西部的社会底层达２２年之久，直到中国社会进入又一个历史新时期。客观而言，沉入社会底层，尤其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受监禁和牢狱之灾，绝非张贤亮本人所愿。然而，一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所处的时代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总是被时代的巨网所笼罩。张贤亮的青春岁月刚刚展开，便遭到时代飓风的猛烈吹刮，个人的命运之舟一朝倾覆，二十余年之后方才翻转。换作是其他人，身心遭受如此的打击和扫荡，怕早已经意志崩溃，或自戕了事，或精神委顿、一蹶不振了。而张贤亮偏是在度过身份转换的适应期之后，逐渐地地融入西部的大地和底层的生活。他可能有过抱怨，甚至可能有过相当剧烈的心理情绪反应。但是，他最终还是坦然地接受了眼前的一切。他以他坚忍的生活意志和超人的生活智慧，与西部的大地和西部的人民紧紧拥抱在一起。我们从他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当中可以看出，他对西部大地有着怎样的深情——他精心勾画“塞上江南”的田野风光、阴晴天气，从中我们可以闻到银川平原上芦苇荡的湿润气息；他细致状绘宁夏平原的黄河涛声，贺兰山影，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西北盆景”之地的灵秀与粗犷。我们从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当中可以看出，他对西部乡村的风土人情是怎样的烂熟于心——他懂得西北方言，能够体会农民的心情和幽默；他和乡野村夫滚在一面土炕上，懂得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不易和困窘无奈。他和他笔下的人物海喜喜、谢队长（《绿化树》）、郭諞子（《灵与肉》）、魏天贵（《河的子孙》）亲如兄弟，仿佛生活于西北乡村的同一个家庭当中；他对西北女性从来充满柔情，并在文学作品中将她们塑造成为具有性格光彩的集“善”、“美”于一身的动人形象。简而言之，因为命运的播弄，张贤亮被迫沉入生活的底层。然而，生活的恶作剧却成就了一个杰出的作家。仿佛一粒树种，张贤亮被时代的大风刮到了西北的偏远之地，既然没有挑剔田野的权利，他便在这片土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与西北的阳光、土壤、河水、风沙相拥相抱，直至融为一体，血肉相连。 在张贤亮的生前，我一直想当面问张贤亮先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直不离开自己的落难之地银川？不离开这个地处偏远的西北小城？现在，我想我已经找到答案了：张贤亮早已经把自己的身心融入西部的大地和西部的人民之中。西部的大地和人民已经成为他此生难以割舍至为亲近之物。只有西北之地才是他的安心福地。也只有在西部，他才能找到最为甘洌的文学创作源泉，创作出震撼人心的文学佳作。 张贤亮的一生堪称传奇。他的前半生受尽磨难，一个人可能遭遇的坎坷和不幸，他都无可逃避地迎头撞上了。四十三岁之后，他因文学而由命运的底层逐渐攀上人生的高峰，曾经的荒村野屋忽然变幻为舞榭歌台，曾经的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忽然变化为华服盛装、鈡鸣鼎食。作为一个思想和行动都具有超前性的异常敏锐而又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企业家，他的从商经历故事多多，让人叹为观止。我无意对张贤亮的传奇经历做全面的追踪与分析。作为一篇褒扬其文学成就的文章，我更愿意探究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巨人式的作家，他给当代中国文学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最先进入我的意识中心的两个字是“宽阔”。张贤亮是大作家，大作家的最根本的特质是“宽阔”。他的人生经历是宽阔的。这种宽阔是他身处的时代所提供的。我经常想，如果没有时局的变化和政权的更迭，他可能只是一个富人家的子弟，禀赋不差，书会读得很好，教养也不错，长大以后会出国留学也会娶妻生子，其生活状态可能一直富足而平安。然而，他却偏偏降生于烽火连天、国破山河在的岁月，从少年时代起人生之路又被强行“改道”，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生天地。二十二年被监控的生活，二十二年深入命运的最底层的生存，使他对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个最亲近的群体，有极端深刻而透彻的了解，也使他对人性本身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洞察与穿透。正是基于人生的多灾多难和对社会与人生的不倦思索，张贤亮才孕育了他的一系列杰作，打开了通向世界与人性的一扇别致的文学窗户。我无意于提倡大家都像张贤亮那样生活，但是我必须说，因为一直处于被呵护被夸赞的生活状态之下，也因为自身生活的单调性和狭隘性，以及浮躁年代简单阅历所导致的思维的狭窄和无深度，中国当代文坛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正在失去丰富性和深刻性。多年以来，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当代文学作品当中，看不到像张贤亮那样的宽阔和深邃。所以，张贤亮留给我们的第一个文学遗产就是：大作家从来都是宽阔的。这种宽阔可能是命运所造成的人生的跌宕起伏和波诡云谲，更应该是内心的宽阔和思想视野的广阔。 张贤亮留给当代文学的第二个遗产是：思想上和艺术上永远不甘平庸的创新精神。与张贤亮有过比较深入接触的人们都知道：张贤亮的一生就是与平庸搏斗的一生。在文学创作上，从重新出道到走完一生，张贤亮从来都是“惟陈言之务去”。同是描写伤痕，反思历史，张贤亮的写作不仅与其他“归来的一代”有艺术风格的充分差异度区分度，就是与同为创作“大墙文学”的新时期作家丛维熙相比较，也有着无法混淆的色调差异性。当我们回顾成就斐然的新时期文学的时候，我们发现，从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新鲜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景的角度而言，张贤亮的杰出贡献起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张贤亮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中国作家，他的那些取材于自身苦难经历的小说，提供了非常年代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受难者最真实的生活图景和最真实、隐秘的心理感受，他所描写的“饥饿心理学”（《绿化树》）和“性心理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中不仅独特而且深刻；第二、他如实描绘了苦难岁月里知识者和劳动者两组人物形象，在严酷的生存环境的考验中，在知识者与劳动者的彼此对比中，他画出了特殊年代知识者原始本真的生存状态和人格状态；第三、他以西部人的目光呈现了黄土地上的特殊人文景观，他对宁夏平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社会风情的艺术描写，不仅具有风俗画意义，更具有高品位的审美价值。 张贤亮的艺术创新勇气和超凡能力也值得我们不断地咀嚼和回味。我们阅读他的代表作，从《灵与肉》到《绿化树》，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到《一亿六》，会明显感觉到：他总是在新的写作征程开始之前，在深思熟虑之后，力图以全新的艺术视角、方式和手段，再一次潜入生活与人性之河的最深处，经过一番艰辛的寻觅和挖掘，将被艺术化和“陌生化”的生活与人重新呈现于我们眼前，让我们在大吃一惊之后陷入对社会和人的命运的深长思索当中。读者们的心中能够留存许灵均、章永璘、马缨花、李秀芝、海喜喜等文学人物形象，恰恰是因为那是张贤亮在内心沉淀多年、思索多年、孕育多年的来自于广阔的黄土地上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曾经与他的生命相交集，与他的命运同生死，甚至是与他在西北荒村的一盘土炕上共同打过滚。所以，他们是张贤亮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学形象，是有着生活的温度和生命的自然芳香的人物。 2015年12月 郎伟，回族，浙江富阳人，1962年12月出生，曾任宁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现任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大学中文学硕士。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九届委员会委员，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点导师、学术带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宁夏文史馆馆员，宁夏文联委员，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作家协会重点作品审读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迄今已出版著作3部，在国内刊物和报纸上发表文学评论、散文、杂文150余篇。曾获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届优秀成果奖。 ▼ 好消息! 好消息! 《宁夏广播电视报》全新改版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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