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服饰的两种流变趋向1

明代服饰的两种流变趋向
选题报告
作为文化的载体，服饰既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密切相关，又同人们的服饰文化传统、审美情趣紧紧相连。因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其服饰都深深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明代，作为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了恢复汉家的正统，统治阶级将君臣士庶各阶层的服饰，均严格遵循秦、汉、唐、宋各代规定，以达到“辩贵贱，明等威”的目的，以充分贯彻皇权专制思想。然而，自明中叶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出现繁盛的商品化趋势，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打破了社会的沉闷，犹如一潭死水投入了一快巨石，激起了千层浪花，原来宁静的社会生活变得躁动不安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了物质利益的诱惑，对世俗的追求驱动了人生价值取向也发生变化，出现了“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年、明禁，群相导之”的现象。呆滞不变的单调程式被冲破了，服饰呈现出绚丽多姿的风采。
本文试从延续传统和冲破传统两大方面，对明代服饰作以论述。通过服饰文化上反映出的两种流变趋向，可以看出传统社会开始发生转型，从而构成了明代服饰文化独具的时代特征。</P><P>论文摘要
明代，作为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在服饰上表现出两种流变取向：一种是为追复汉家正统思想，为体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思想形态，而在上层社会成员的礼服和官服上极力追求旧制；另一种是由于日趋繁盛的商品经济刺激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官服中的常服和普通百姓的服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新局面。而这恰恰是传统社会开始发生转型的表现，从而构成了其独具的服饰文化特征。
关键词
服饰；流变趋向；礼服；常服
引言
代元而兴的明王朝，是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明太祖在翦灭群雄的同时，便打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他所谓的“中华”自然是指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前的哪个中华。然而，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因此，他所提出的“恢复中华”也就只能表现于文化的追复。
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之下，明代的文化应该说包括了传统文化的一切主要内容。作为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政权，它继承了汉唐以来历代统一朝代的政治特征，这也就必然对当时的文化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对历代汉族统治下文化现象的一种再现。与前不同的是：明代明显表现出了传统文化现象的成熟性，或者说在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上，它比以前的历朝都更加突出。
维护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这是历朝统治者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作为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朝代，明统治者似乎比历朝都更懂得运用这种手段的重要性。其所施行的政策及控制的严厉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为恢复汉家正统，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君臣士庶的各种行为皆依等级的尊卑高下作出严格规定，不许“攒分”。然而，正德、嘉靖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厌常喜新，去仆从艳”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攒越现象日益严重，传统的伦理纲常受到猛烈冲击，封建社会秩序陷入了紊乱状态。
作为文化的载体，服饰既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密切相关，又同人们的文化传统、审美情趣紧紧相连。通过服饰现象可明显看出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下面就试对明代服饰作粗浅的探讨，以使我们了解明代既是传统服饰文化的高峰期，同时也是富士文化注入新内容的转变期。
一、 延续传统
1． 礼的集中反映——衮冕之制
“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制礼，以辨贵贱，明等威”这是太祖着重强调的。服饰文化作为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不但是“礼”的重要内容，也是“分贵贱，别等威”的重要工具。因此对服饰上的严格划分，当是太祖登极后首要重视并开展的工作。
对服饰的严格划分，当然得从上到下逐层界定，这其中作为最上层的宫廷舆服文化，应该说不仅是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集中体现，更是礼制的集中反映。而怎样借服饰的装身功能提高且突出自己的地位，这又是统治者最先考虑的，所以在宫廷舆服文化中最先涉及的便是帝王服饰，而其中以礼服最重要。因为重视“礼”就必然要重视与各种礼仪相对应的冠服制度，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礼服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衮冕了，这是祭祀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皇帝生日），以及祭社稷、先农、册拜等大礼仪时必须服用的。
明朝建国之初，学士陶安曾请依古制定晚冕服（古制冕服有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共五冕），朱元璋以其太繁，仅设衮冕及通天冠服。
众所周知，中国的衣冠服饰制度，在周代渐趋完善，并被纳入“礼制”范围，成为“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照《周礼》规定，公可服衮冕、公侯可服鷩冕、公侯伯子男可服毳冕、公侯伯子男孤均可服希冕、卿可服玄冕，“上可可兼下，下不可以僭上”。五冕与大带、佩绶、革带等相配，在使用的时候因服用者身份地位高低，在衮冕的旒数，每旒用珠玉的颗数，以及衣裳绣绘的纹饰等方面加以区别。这种规定，历经汉、唐、宋，其基本内容没有变化，只将爵位等级改为官员等级而已。从这几代服用记载可知冕冠本是帝王、诸侯及卿大夫所戴的礼冠，而非君王的专用品，然而，明太祖以五冕太繁而废其四，仅仅保留衮冕，并将之仅作为皇帝及皇族中郡王以上的专用品。
太祖的这种举措似给人一种起于乡野，带有农家质俭之俗的感觉。其实这只不过是给人的一种假象而已，其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正是他严格规定等级差别，充分贯彻皇权专制思想的突出表现。
明朝从洪武十六年正式确定衮冕之制开始，至洪武二十六年、永乐三年时又分别作以补充修改。
十六年定制：
冕，前圆后方，玄表纁里。前后各十二旒，旒五采玉十二珠，……衮，玄衣黄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织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绣于裳。白罗大带，红里。蔽膝随裳色，绣龙、火、山文。白罗中单，……黄袜、黄鞋。
这是明舆服规定中衮冕最初的样子，十年后，洪武二十六年又重作更定：冕板宽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朱里。衮改为玄衣纁裳；改白罗中单为素纱。蔽膝用红罗，上宽一尺，下宽二尺，长三尺。……改黄袜黄鞋为朱袜赤鞋，其余同旧制。
到永乐三年再次更定：
冕冠十有二旒，以皂纱为之……。
衮服十有二章，玄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前后不相属，……。
中单以素纱为之，……领织黻文共十三。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
三次定制，使衮冕之制日趋完善。明太祖虽然在建国之初曾下诏规定衣冠悉如唐制，但这只是确定了明代官服的基本风貌，真正实施起来，绝不仅仅限于唐服。就衮冕之制而言，冕冠的形制就是承袭汉代的。冕冠，亦称“旒冕”，俗称“平天冠”。其冠顶部盖一长形木板，名“綖”，又名“冕板”，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冕板两端垂有数串玉珠，名“旒”，旒的多少视戴冠者身份而定，以十二旒为贵，专用于帝王。冠身两侧开有小孔，名“纽”，纽中冠以玉笄，以便冠体固结于髻。玉笄顶端结有冠缨，名“紘”，使用时绕颔而上，固定于笄的另一端，两耳附近各垂一段丝绳，名“紞”紞上悬一丸状玉石，名“瑱”，亦称“充耳”，也有以黄色丝棉做成的，称“黈纩”，垂于耳边，意在提醒君王勿轻信谗言。与冕板前低后高的前倾之势一样，都含有规劝君王仁德的政治意义。周代以前的冕冠形制，至汉已失。东汉明帝时，特诏有司及儒学者参稽经籍，重新制定冕冠制度。自东汉后，历代相袭，然形制则递有变易。如晋代、宋代都是将冕板加覆于通天冠上；唐以后则以“天何带”代替结冠之紘。
而到了明代，在统治者的眼中，这些都不合古礼。或许为了证明他们遵循古礼的决心，为了表明他们对汉文化的追复，冕冠到明代被恢复了古制。其实物在山东邹县明鲁王朱檀墓中曾有出土。我们不难看出，明统治者似乎从一点一滴做起，力求恢复大汉传统。
永乐三年确定的衮冕之制被历代沿用了一百二十多年，直到嘉靖八年，世宗发掘所服衮冕与《明会典》所载不符，于是又重新确定其制：“冠以圆匡乌纱冒之，旒缀七采珠十二……玄衣黄裳，衣裳各六章……日月径五寸……。”虽然，变古制五采为七采玉珠之举，似与明统治者提倡恢复大汉传统有些相悖，但我想这或许正是因为自正德后，中国历史进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个大环境对世宗造成的影响，既有着继承传统的思想，又有着不拘泥于传统而有所创新思想。
尽管每朝每代都有专门掌管帝王服饰的人，但由于制作衮冕完全依靠手工依制和指导，时间太长久了难免会与定制有些不合之处。况且就皇帝本人来说，即位有早晚，年龄不同，身材也必然不同，也就不可能完全依照规定的尺寸来制作。显而易见，衮冕的实用效果是次要的，而作为一种礼和等级的规定，这才是关键所在，这才是最重要的。
2、礼服中的新服制
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明代皇帝的礼服除去衮冕外，还有通天冠服、皮弁服、武弁服等，分别为不同礼仪及出征或遣将时服用。然而，我以为还应有一种次于衮冕而高于常服的礼服形制，既戴翼善冠，穿盘领衮服。
这种衮服与《明史"舆服志》所记不同。其样式为盘领。团龙十二，前后身下各三，两肩各一，下摆两侧各二。日、月、星辰、山纹分布在两肩，盘领背部下方和肩部。四只华虫在肩部下侧。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织成四行，相对排列于大襟上。与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缂丝衮服上纹饰相同。（出土时上面放有绢质标签，墨书“万历四十五年……衮服”等字样）（图一）（图二）（图三）
关于明统治者着这套礼服的形象，我们可从《历代帝王像》明宪宗像得知。（图四）如果按照《明史"舆服志》皇帝常服永乐三年定：“翼善冠，帽以乌纱，折角向上。黄袍：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织金盘龙一。”的记载，戴翼善冠应为常服，然而，从明宪宗的着装形象看，尽管戴翼善冠，而配穿的衣服却与常服服式不符，所以我以为此款服制不属常服之列。
而如果从衮冕之制的角度去考虑，此种服制似也与衮冕不太符合。因为按古制着衮服必须要佩带冕冠，而宪宗像上的首服是翼善冠。虽说衣服属衮服，但首服却又不符，可见，此服制亦不应属衮冕
既然不符合常服的形制，也与衮冕有差异，那麽，这种由常服的首服于衮冕的衮服相结合的制服属于那种制服呢？我认为应属礼服。理由有二：一、衮服属礼服，皇帝日常穿着似不必这麽隆重；二、众所周知，从奴隶社会开始，统治者就把“礼”看得很重要，而明清统治者似比历朝更重视。从太祖建国之处就强调“必定制礼”起，这种思想可说一直贯穿于历代统治者，这从统治者不厌其烦地多次更定衮冕之制及不断地屡颁各种莫名其妙的服饰禁令即可明显看出。然而，统治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也会对制服的烦琐感到困扰，但无论怎样困扰，对于统治者来说服饰的政治意义是绝不可改变的。有那种制服既符合礼，而穿戴起来又简便一些呢？这可能就是导致这种制服出现的原因所在。
鉴于是两种服制的结合，且属于礼服，我以为其应是次于衮冕而高于常服的礼服形制，且从明中期到后期可能始终存在。明中期，我们可从《历代帝王像》中宪宗像得知，而后期似可从活动于明清之际的史学家谈迁所著《北游录》中的记述推断出来。“上尝服翼善冠，衮袍。”我想，谈迁说的“衮袍”可能就是指的这种与《舆服志》记载不同的衮服样式。因为在古人看来，虽然它与《舆服志》中的记载有异，但又很像衮服（有十二章），为区别二者，便以“衮袍”称之。
你宪宗到神宗（万历帝），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出土的万历帝衮服竟与《历代帝王像》中宪宗所穿的衮服样式、纹样无差别，这不应是偶然现象，应是一种必然结果，只有历代相传，才能使形制基本保存完好，反之，如若从宪宗以后再也无人穿用过，到万历时完全与若干年前的服式相同，似很难做到准确无误。
所以，我以为这种礼服形制从明中期到后期始终存在。而这看似“简便”的礼服形制之所以长期存在，其背后正是很功利的观念在“支撑”着。
3、“虽燕居，宜辨等威”——皇帝燕居之服
帝王的任何一项举措无外乎是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突出，以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之感。因此，每个皇帝在位期间都要颁布各种服饰章法制度，以期达到此目的。嘉靖时，世宗为了达到在家“虽燕居，宜辨等威”的目的，便谕阁臣张璁考古帝王燕居时的服饰。张璁从《礼书》“玄端深衣”之文获得启发，向世宗进谏。世宗接受共建议，于是便在嘉靖七年对燕居之服做了明确规定：“冠匡如皮弁之制……服如古玄端之制。色玄，边缘以青，两肩绣日、月，前盘圆龙一，后盘方龙二，……衬用深衣之制，色黄。袂圆被动方，下齐负绳及踝十二幅。”自此，便有了一套以“燕弁”为名，寓“深宫独处，以燕安为戒之意”的燕弁服。
这套服制的规定可说处处透着巧思，又处处显出古制，像“服如古玄端之制”。玄端服本是礼服中较贵重的一种。玄，黑色。周代时天子、诸侯、大夫、士等参加祭祀、天子宴居、冠军婚、诸侯视朝等均可穿用。汉代多用作祭服，以后一度失传，明又恢复其制。
几代失传的服制，到明时才得以恢复，这不能不说是明统治者力求恢复古制来突出汉家正统的思想在发挥作用。虽然，只是把它作为燕居之服，且还加上了纹饰，似不完全是古制的再现，但不可否认明统治者有着浓重的复古思想。而我们从这稽古而不完全复古，有斟酌且有损益的行为中，不难看出一种不拘泥古制，力求创新的思想正夹杂其中。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才使得汉族服饰的古制在明代有了新的时代气息。
而“衬用深衣之制”更可说是相当典型的对汉族服饰古制继承之举措。
深衣本是一种上下分裁，然后又在腰间缝合的上衣与下裳连属式的长衣服。盛行于战国、西汉时期。无论尊卑、男女均可穿用，其地位仅次于朝服。
自儒家思想对冠服制度进行了理论上的发挥，把服装的审美意念、象征意念和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及神学观念混为一体后，深衣的形制便被赋予了各种象征意义。诸如，裳制用十二幅布，以应每年有十二个月，显出古人对天崇敬的意识。袖圆似规，象征举手揖让礼的容姿。领方似矩，衣背中缝垂直如绳，象征政教不偏，义理公正。下摆齐平，象征志向安定而心地公平等等。即如《礼记"深衣》所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圆以应规……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以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秩序为核心的思想，有服饰理论体系中被暴露得很明显。
由于深衣之制负载着浓厚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便常被各朝纳入礼服制度中，明统治者以“虽燕居，宜辨等威”为目的，重寻古制，将其纳入常服制度中，可见其借服饰来强化上层建筑思想形态的统治思想有多么的强烈。
4、传统文化的凝集体——补服
尽管明代职官公服在沿袭前几朝以服色区分官级的基础上，又细致到规定了以衣服面料上花纹及花径大小来区分品级，但这并不算什么特色。真正富有特色，且更可说最具文化性的，要属官服前后缝缀的方形补子了。补子几乎成为明代服饰形象的一个标志。而且在封建制的最后一个朝廷清王朝改冠易服后，仍然保留下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凝集体——补子。
《明史"舆服志》：“（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王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图五）
皆以动物园标志，却文武有别的补子，似与武则天赐百官袍衫饰以对狮、麒麟、对虎、豹、鹰、对鹘、鹿、凤池、对雁等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为在当时就是文官饰禽，而武官饰兽的。况且太祖不是也曾说过要“衣冠悉如唐代形制”吗。
至于为什么要文武有别，明《大学衍义补遗》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文官用飞禽，象其文采也，武官用走兽，象其猛鸷也。”
禽也好，兽也罢，动物本身没有等级，是人将自身社会的等级观念，单方面地强加于动物形象上。无论是从美丽的外表差异，还是从威猛的实力差异来分，都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强加附会的结果，鲜明地反映出服饰纹样内容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审美的欣赏意义，从而进一步说明服饰是封建社会精神文化的一个方面。从这个角度上讲，这里的动物本身已没有什么实在意义，只是充当一个标记，一个内涵浓缩了的符号来存在的。鉴于此，我们也就不必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这些动物了。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如獬豸）我们无形可考，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有些形象也确实与现实相差甚远。熊的形象尽人皆知，而补子中的熊似已变为偶蹄类怪兽，可谓面目全非。不过，看起来倒有几分节猛。犀牛外形意被黄牛取而代之。而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海马，出现在补子上时，已变成一匹真实的陆地马飞跃于汹涌海水之上，成了名副其实的“海上之马”。
虽然有些动物与现实相去甚远，但是，明人（确切地说是社会人民日报所表现出的创造力是极强的。这才是真正的以文化统领一切的活生生的例证，而它的生命活力似乎也正在于此。
可以说，缝缀着补子的补服，为明代的服饰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的一章。与此同时也为传统戏曲所采用的官服形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人很为他们的这种创造精神感到骄傲，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不无自豪地写下了它系“本朝独创”，可见其在明人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除了这种常可见到文献记载或实物的“官补”外，还有一种是宫眷内臣在节日穿的应景补服。所有纹样视节令而异，如正旦（元旦）用葫芦景；元宵用灯笼景；清明用秋千纹；端午用五毒艾虎；七夕用鹊桥、喜鹊；中秋用海棠、玉兔；重阳用菊花；冬至用童子骑绵羊等。节令补服使明代宫廷服饰文化显得更加丰富。
无论哪种补服，我们说都体现着汉民族对自然的理解和对政权的认识，是中原民族多年传统意识在服饰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