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上，曹杨一村今日的破败成因是多方面的，核心还是缺乏有效的保护和改造机制，住房老化要改造，仅靠政府财力有限，居民没有产权，也就无法调动社会力量。
位于普陀区的曹杨一村，一幢幢白瓦红墙的三层房子，沿着蜿蜒的小径整齐排列，犹如国外的小洋房社区。走近看，每户人家的门外，都用临时铁架晾晒着颜色鲜艳的衣服和被单，白墙上，横七竖八爬着蜘蛛网般的黑色电线。 房子与房子之间留有充足的日照间距，但在层层叠叠的绿树和各家私自搭建的铁硼掩盖下，只露出狭长的一抹蓝天。路上没什么人，偶尔见一位老人颤颤巍巍地走过。远处的房屋楼上，不时传来两户人家在为谁家又占了谁家的“地盘”而争吵的声响。
三层楼房外，私拉电线密布。 半个世纪前的超前 时间拨回到半个世纪以前。“当年只有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三八红旗手才能住在这里。”老曹杨人周佩春所说的年代，是在1952年，1002位劳动模范携家带口搬进曹杨新村一村。 在那个上海居民还在用煤球和马桶的年代，曹杨新村的第一批居民已经用上了煤气和抽水马桶。
走进一村，小区狭窄的路上停放着车子和居民晾晒的被子，昔日的邻里欢笑声不再。 沿着曹杨一村外围的街道行走，记者发现所有街道都是圆弧形走向的。周佩春告诉记者，因为这里的房屋都并非对称的整齐排列，而是呈扇形分布，以留出充足的日照距离。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人拉伦斯·佩里提出了“邻里单元”的理念，曹杨新村的总设计师汪定曾采用了这一理念来设计曹杨一村。
曹杨新村一村，过去曾是劳模和先进个人居住地，如今已成一个外来租户占70%的小区。 “社区中心是公共办事场所和卫生站，学校、菜场等日常生活服务设施分布在居民区的周边，整个社区就是一个15分钟的服务圈。”周佩春告诉记者，“这种融合了欧式花园洋房和上海传统里弄的设计和规划，在当时的上海是非常超前的。” “那时候每家也就三四口人，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平方米。厨房和卫生间合用，但当时工人大多使用工厂的浴室，因此也没有觉得不便。房屋间的栋距，是上海现行日照间距1.8倍……”周佩春一一列举这些配置。 曹杨一村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中国“新村”的概念也是源于此。后来又陆续建成曹杨二村到九村，以及甘泉、宜川、同泰、顺义、石泉、金沙等一批工人新村。 半个世纪后的尴尬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里弄中的风铃声、树影下的街坊笑语已成记忆。“时代变了，曹杨新村却没有变。”周佩春是曹杨新村村史馆的退休干部，见证了曹杨新村几十年来的变化，“就煤卫合用这一点，现代人哪里受得了？当初的劳模夫妻带孩子，演变成了一家两代人甚至三代人，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小屋里居住。”
三层楼房外，私拉电线密布。 走进曹杨一村一间老房子，房屋采用的是砖木结构，在杉木条外包裹上石灰建成，红色的木楼梯吱吱呀呀地响着，楼上人走路说话的声音清晰可闻，墙上的石灰脱落，留下斑驳的痕迹。 一层楼面三个单元，一个门洞九个单元，厨房都是合用，而曾经也是合用的卫生设施经过改装基本实现了每户独立，但也只容得下一台抽水马桶。因为室内空间太小，居民家里堆不下的东西都往外放，狭窄的过道里堆满了杂七杂八的生活物品，脸盆、自行车、旧书报、纸皮箱…… 在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袁书记又被叫去居民家里处理纠纷了。等了半晌，终于见到居民区书记袁民强——气喘吁吁走上楼，满头大汗…… 2012年年底，袁民强来到曹杨一村，然而来了第三个月，他就萌生了离开的想法。“合用户矛盾太多，这家往过道里放点东西，那家就投诉占了他的地盘，谁也不愿吃亏，一言不合就跑到居委会来闹。”袁民强刚处理完一个纠纷，“一家人说自己放在厨房间的东西被隔壁偷了，隔壁又不承认……” 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源源不断困扰着这个老社区。 自从第一批劳模家庭入住新村以后，后来新村变成了单位分房，而进入新世纪后，商品房也陆续建起来，从曹杨一村到九村，各种年代的房子都有。 袁民强翻出一张名单。“当年的劳模家庭，如今只剩下9户。有的搬走了，有的去世了。”看着这张名单上的备注栏，“身体不好”、“住院”、“残疾脚不方便”、“不能自己生活”……“身体尚好”的只有4个人。 夏延令今年88岁了，当年作为上海的第一批劳模住进曹杨一村。如今，一双儿女已在成年后搬到了外面，只剩老两口在此。“当时是‘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老人回想当年仍不免感慨。这种强大精神暗示伴随和影响了几代曹杨人，但如今这种“荣誉感”或许仅尚存于这些当年的劳模身上。对于大多数住在这里的人而言，都只有一个愿望：尽早动迁。 能否通过微改造成为宜居社区 2004年，曹杨新村一村被评为“上海第四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历史保护建筑不能拆不能改，这就相当于把老新村定格在过去的模样。
环浜经过治理，河水变得清澈了。 “外部结构不能动，只能在不改变大格局的情况下做一些小修小补。”袁民强说。2013年5月到2014年3月，曹杨一村进行了改造工程，把合用厨房相对分隔开一些，做成统一规格的灶台，如蜘蛛网般的私拉电线也重新盘绕整齐。 曹杨新村一村，过去曾作为全国首批外事接待单位，60年来先后接待了世界155个国家和地区7200余批、10万余人次外宾。“当时人们是冲着第一个工人新村的头衔来的，但其实从20年前开始，曹杨新村有了新公房以后，就不再把外国人带到一村来看了。”袁民强介绍说，现在的“当一天上海人”项目都是把老外带到新建起的商品房。 从2010年到2015年，同济大学王伟强教授和他的团队对曹杨新村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研究，为社区更新工作提供了一些技术支持。谈到曹杨一村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时，他说，“事实上，曹杨一村今日的破败成因是多方面的，核心还是缺乏有效的保护和改造机制，住房老化要改造，仅靠政府财力有限，居民没有产权，也就无法调动社会力量。” 据王伟强介绍，目前曹杨一村有些居住建筑中70%的住户是外来务工者，因为一村的房型很小，位置好，租金低，很受他们的青睐，如今依然是三、五户人家合用煤卫设施。“调查中原住民很认同‘如果能够做到独门独户使用煤卫设备，居住环境就能大大改善’，可是如何‘独门独户’一直没有找到有效对策。” 60多年前曾具有超前性规划特点并享誉海内外的工人新村，如今能否通过微改造既延续宜居社区的理念，又留住历史记忆？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是新老曹杨人的共同期盼。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