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施行“省直管县”试点比较早，这应该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达，省内陆域发展相对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副作用是，浙江的小城市特别多。参照是江苏省，江苏省内陆域发展很不平衡，小城市也主要集中在江南。 减少行政管理层级是大势所趋。信息化让管理可以扁平化。古代一个层级下面管理9个（代表是九州制），到了近代是20个左右，到现代，已经可以50个。客观条件让省管县具备实施基础。 所以，这项改革的终点是全国有50个左右的省，每个省有50个左右的县，两级管理。 起点和终点都是明确的。但由于现在是过渡期，而且这个过渡期过于迂回、漫长。这样，不同的省，即使相邻，也呈现出不同的局面。 最特殊的现象就是大规模撤县划区，以致于到了几乎没有标准的地步。由于地级市或副省级市原来都是有县可以管的（所谓代管），即使没有财权（不同省情况有所不同），至少也有统筹规划的便利，这个便利非常重要，不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说白了，它决定了所属城市的最终格局（在中国这个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国家）。 而最终的省管县格局，其实就是把市对县的权利放弃掉。但市对区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在这个过渡时期里，地市级把下属县尽可能变成区，就是要保住这个权利。现在有很多城市下属的区占原有地区面积的一大半，甚至全部。比如广州、南京。广州并的两个北部的山地县，肯定是城镇化率不高的，在广州把番禺、南海划区不久就把增城、从化划区，肯定不是因为现实条件的成熟吧。南京我就更熟了，高淳完全一个农业县，城镇化率低下，距离离南京市中心上百公里，空间上也缺乏和南京构成一个城区的合理性，居然也被划为区。我只能理解为趁着现在，突击划区。 在过渡期划区，还能利用省级对县的相对排他的管辖权，形成省与省会的“合谋”，典型如安徽拆巢湖，合肥成了大赢家，本来一个三四线的城市，现在有了未来至少200年的发展基础。巢湖是没有多少反对的分量的。这个有利于省会的情况，下文还会提到。 不突击，以后真的会很麻烦。 省管县体制下，扩权可强县，一旦县成了强县，县就不想被划区，而是想着撤县建市。这时候，即使客观条件划区更有利于各方整体的长远利益，县级也会出于本位主义极力反对被划区。即使县不是强县，由于它尝到了财权独立的甜头，且其在地一级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博弈筹码，那么也不容易被摆布。 这个，看看最先走这一步的浙江省内的情况，就知道了。如果按照南京划高淳区的标准，那么浙江八成的县都应该被划为区。但实际上，连湖州想划长兴区，都被长兴人民示威了。上虞被划区，据说是“暗箱操作”“拐骗”而来。划区还是建市，充满了生死博弈。随意性和偶然性可见一斑。 省管县，在县权扩大的同时，其实还相对扩大的省权，架空了地市权。所以，中国式的省管县，其实是有利于省会城市的。因为省会是省权的载体。最终，其实是拉大了省会和省内其他地级市的差距。 这在浙江省同样有典型性。经济特区不算。中国有好几个省都有强大的副中心，在20年前，这些副中心都是和省会等量级的。比如大连与沈阳、青岛与济南、苏州无锡与南京、宁波与杭州。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到现在其他的副中心依然强大甚至更强大，唯有宁波与杭州的关系已经完全不能比了（经济总量差一半只用了十几年，而且差距还在扩大）。在诸多原因中，浙江省的二十多年（最早是1992年的放权）的省管县试点的累积效应是个很大的因素。说白了，省管县格局下，地市和县相互之间更多的是竞争关系，离心离德。地市不会为县也不会（因为也没法）从整个大地区整体未来考虑，县则也不会为地市考虑。一旦发生利益重叠，本能就会感觉会被揩油，而排斥、疑虑。双方都是关起门来在自家有限的地头发展，没有大格局。而省一级是没有动力在其中协调斡旋的，甚至不排除乐见其成的心理因素（上文提到过省与省会有“合谋”的利益基础）。宁波只是个典型牺牲者，其实浙江的强县弱市是极其普遍的，放在全国也是相当另类的。并且，最终，由于各县各自为政和发展空间的相对局促，这项政策对城市未来命运的影响（相对于那些已经突击划区的国内竞争者来说）也许会长达百年。 省管县是时代洪流，但是和中国很多改革一样，搞试点、搞过渡，当届领导的责任轻了，维稳的难度也低了，但增加了很多的不公平。就如同比赛中，让一群竞争者中的某一个第一个登场，不但先后登场，而且一个完了还允许下面开讨论会。自然，别的围观的竞争者，无形中就有了十足的经验优势。这样的比赛，肯定是不公平的。即使在另一些情况下，先行有优势，那同样形成了另一种不公平。 这就是蝴蝶效应。所以，不但制定政策要审慎，而且，应该要有对弊端的一些制衡机制。尤其在中国人口自由迁徙权落空的情况下，城市命运和城市人命运，更加深程度地被绑定了。 其实，搞试点、搞过渡，在不少领域，也为很多相关方进行政策套利提供了更多空间，养肥了腐败的土壤。当然，这是题外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