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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虽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但一般却只限于欣赏，而他以后的大清皇帝对此则均无兴趣。由于统治者的茫然无知，导致整个社会难以发生大的自然物质性变革，生产力发展缓慢乃至停滞。鲁迅曾深刻地说道：“外国人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人用罗盘针航海，中国人却用之看风水。” 翻开战争史，中国人对冷兵器的使用可谓登峰造极，但一进入热兵器时代，中国就似乎只有被打挨打的份儿！
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热兵器的研发却比别人落后了一大截，以至于有人说中国人把火药都用在了烟花爆竹上，而西方人却把它用于制造了热兵器，最后还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真是这样吗？据纪晓岚所撰《阅微草堂笔记》(此书成于嘉庆三年，即1798年)，卷十九《滦阳续录（一）》中记载了纪晓岚与戴遂堂的一段对话。戴遂堂言其先辈“本浙江人，心思巧密，好与西洋人争胜，在钦天监与南怀仁(西洋人，官钦天监正)忤，遂徙铁岭，故先生为铁岭人。少时见先人造一鸟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始需重贮”。
戴遂堂所言的先辈，即是戴梓。戴梓，字文开，号耕烟。生于清顺治六年，卒于雍正四年。汉族，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侨居扬州，晚年在辽东自号耕烟老人。戴梓博学多能，通兵法，懂天文算法，擅长诗书绘画，通晓天文、历法、河渠、诗画、史籍等，是著名的机械、兵器制造家。
戴梓的父亲戴苍，曾任明朝监军，擅长制造军械，又喜欢绘画，是当时知名的画家。戴梓刚懂事时，就常观看父亲绘画和研制军械。耳濡目染下，他开始对绘画和军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1岁时，他参与了军械制造，父亲所珍藏的军器制造图籍，他废寝忘食地研读，力求精通原理。过人的天分加上潜心的学习和不懈的努力，使得他在少年时代就研制成功了一种铳(即火器)，能发射百步之外。有史料表明，乾隆三十年(即七八十年后)，在新疆作战的清军所使用的的鸟统射程只有三十多步，由此可见少年戴梓制作水平之精和清军火器的落后。
他的后人戴遂堂向纪晓岚描述的这种鸟统，当时名为“连珠火铳”。铳背是弹匣，可贮存28发火药铅丸。铳机有两个，相互衔接，扣动一机，弹药自落于筒中，同时解脱另一机而击发。它的形状很像琵琶，击发、填弹两个程序连动进行，无须像洋枪那样打完一发再填药，还解决了旧式火铳用火绳点火，容易遭受风雨潮湿影响的难题。由于“连珠火铳”的原理与今天的机关枪相似，所以中外一些史学家、军事学家就把戴梓发明的“连珠火铳”称为“世界上第一种机关枪”。“连珠火铳”是现代机关枪的雏形，比欧洲人发明的现代机关枪早200多年，其威力和优越性超过当时世界强国的同类火器。
其实，早在明代万历年间，还有一位浙江人赵士祯参考了国外的类似火器，研发了“迅雷统”。后经改进，在万历二十六年给皇帝进呈的迅雷铳已能连发5弹。到万历三十年，再经改良的“迅雷统”已能一口气发射18弹。“迅雷统”使用火绳或者燧石击发，加上外罩后形状也像琵琶一样。最可贵的是，发射完毕后，它还可以作为冷兵器使用。它长187厘米，重量却只有2.5公斤。 赵士祯发明的迅雷铳
戴梓的“连珠火铳”有无参考借鉴赵士祯的“迅雷统”，史料中遍查不到。而有关于“迅雷统”为何未被批量生产和列装军队，更是一道谜。
有关戴梓有无向朝廷进献“连珠火铳”，史料也说法不一。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十三年(1674年)，耿精忠自福建起兵进犯浙江，响应吴三桂叛乱。康熙皇帝派遣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清军赴闽浙征讨耿精忠。戴梓弃笔从戎，随军出征。由于戴梓对军事形势条分缕析十分恰当，因此与康亲王深为契合，很受重用。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亲王班师回朝，并将戴梓推荐给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得知戴梓精通天文、历法、算学、乐律和绘画，特别是听说戴梓还会制造火器，便授其翰林院侍讲官职，入南书房，并命他参预纂修《律吕正义》，从事研制火器。
宫中数年，戴梓经过数百次的反复设计、研究和试验，终于研制成功了“连珠火铳”。据《清朝文献通考·兵十六》记载，戴梓发明“连珠火铳”后，康熙帝龙颜大悦。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荷兰政府派遣使者来到中国，并送上“蟠肠鸟枪”，戴梓奉命仿造了10枝，康熙将仿造的枪回赠给了荷兰使者。不久，他又奉命仿造“佛郎机”(西班牙、葡萄牙所造的炮)，只花了5天就完成。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戴梓受命研制子母炮，亦称“冲天炮”。戴梓经8天钻研，研制成功。此炮长二尺一寸(约 0.672米)，重约300斤(约180千克)，便于携带。其炮弹外形如瓜状，每枚重20至30斤。与传统大炮不同的是，此炮发射出的不是普通铁弹或铅弹，而是可爆炸的炮弹。康熙帝亲自率诸臣去试炮，炮弹射出后，片片碎裂，锐不可当。康熙帝大喜，将此炮命名为“威远将军”，并将戴梓的名刻在炮身上。据记载，康熙帝率军二次亲征葛尔丹时，就带上了子母炮，在昭莫多战役中，此炮大显神威，仅向葛尔丹大营开了三炮，敌军就吓得败逃(以三炮堕其营，遂大捷)。此说不知是否有些夸张，但是，可以合理地推断，和发射攻击一点的铁弹或铅弹的火炮相比，这种炮弹爆炸后攻击覆盖面较大的火器在对付游牧民族的骑兵时，当然会有奇效。
不过，有关戴梓有无将“连珠火铳”进献给朝廷，历史上说法不一。按《清史稿》的说法，戴梓确曾进献。按纪晓岚上书所载，“拟献于军营，夜梦一人诃责曰：上帝好生，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汝子孙无噍类矣。乃惧而不献”。这意味着，戴梓并没有进献“连珠火铳”，而是“藏器于家”。原因据说是他被一个梦给吓怕了，梦中人斥责他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如果将此器献上使其“流布人间”，你的子孙后代将没有活人了。
由于戴梓制造火炮成功，得到康熙帝嘉奖，使时在朝廷供职、也从事火器研究的比利时人南怀仁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南怀仁由嫉生恨，勾结张献忠的养子陈弘勋，向戴梓索诈不成，进而向康熙帝奏本，诬陷戴梓暗通东洋，使其获罪。康熙三十年(1691年)初，戴梓举家被流放至盛京(今沈阳)。
戴梓在盛京和铁岭先后流放了35年，期间生活极其困苦，冬夜中拥败絮卧冷炕，凌晨还要踏着冰霜进山拾榛子，用以充饥。幸亏他的画作还有人喜爱，遂多以卖书画维持生计。78岁时，郁郁寡欢的戴梓客死他乡，留下四子：戴京、戴亮、戴亨、戴高，其中以三子戴亨最著名，与李锴、陈景元被称为“辽东三老”，享誉当年辽沈文坛。
一代奇才离去，留下诸多疑问：
一是如南怀仁一样的外国传教士怎会如此卑劣？其实，南怀仁诬陷对手有先例可循：康熙初年，有位叫杨光先的人反对南怀仁及西洋历法，南怀仁对其恨之入骨。在康熙拘禁鳌拜后，南怀仁就向皇帝诬告杨光先是鳌拜死党，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精明的康熙没有受骗，只是把不明白天文历法、思想顽固的书呆子杨光先撵回家去，未判什么刑。
明末清初来中国的传教士中，由耶稣会派来的占相当大的比例，南怀仁就是此会派来的。耶稣会是个小组织，在欧洲宗教改革后，新教迅速崛起，天主教内一些人为对付新教，专门组织成立了耶稣会。耶稣会在行动中，为天主教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其在欧洲声名狼藉。作为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南怀仁为搬掉一个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异教徒，采用卑鄙的手法，不是没有可能。
二是康熙到底是糊涂还是有心制造了这起冤案？可以认定，这是康熙心知肚明的一起冤案。原因在于，如果戴梓真正是里通外国罪，必死无疑，而不是流放罪。不处死，就说明康熙明知他没有里通日本，所以是冤案。
三是为什么康熙要这么整戴梓？原因对于满族骑兵来说，这个人是个可怕的潜在危险。康熙信奉“骑射乃满州根本”，既然戴梓制造的武器可以轻易地打败蒙古骑兵，那么打败满州骑兵也不会有什么困难，而满州骑兵却是康熙的命根子。康熙对戴梓研发的子母炮十分重视，明令将其列装八旗和各省绿营，以汉人为主的部队则不许配备(这时戴梓仍在流放中)。
戴梓生就桀骜不驯，康熙应该不太喜欢这个缺乏奴才相、又在制造火器上过于能干的汉族人。康熙虽不相信他里通日本，但他对有潜在危险的汉人却是时刻警惕的。既不杀他，大概康熙也想到日后还有用他之处，所以只把他流放，需要的时候再把他“激活”。偏偏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和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大清朝迎来一个较长时期的安定局面，内无战乱，外无敌扰，戴梓这样的火器发明家就显得用处不大了。假设一下，如果鸦片战争提前一百年爆发，戴梓就很有可能被皇帝赦免起用。
如此来看，戴梓的命运倒真应了那句古话：飞鸟尽，良弓藏。可惜了一代奇才，如果他的天才都发挥出来，他极可能就是东方的达芬奇。
不能不说的另方面是，康熙虽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但一般却只限于欣赏，而他以后的大清皇帝对此则均无兴趣。由于统治者的茫然无知，导致整个社会难以自然发生大的物质性变革，生产力发展缓慢乃至停滞。鲁迅曾深刻地说道：“外国人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人用罗盘针航海，中国人却用之看风水。”康熙后历代皇帝对科技的麻木，导致清朝的军力与西方的距离急剧地被拉大。之后，就是大清国无奈地被列强不断地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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