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性道德，只是一种想象」| 周作人与性学大师霭理士

爱之方舟 2016-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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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戴维娜

本文摘自《花城》杂志（2016年5期）之《以美为教——周作人与性学大师霭理士》第二节《道德作为一种艺术》

艺术家身上都有苦修者和好色者的双重本能。其节制与纵情，恰如大母神圣洁处女与淫娃荡妇之两面。魔鬼乃是上帝的另一副面孔。维多利亚末期的性学大师霭理士相信，要解决宗教症结、社会矛盾、政治冲突，首先必须处理“性”的难题。“性”不只是形而下的感官运动，还可以是形而上的，类似哲学的高级形式游戏。

更重要的是，在“性”的黑洞中，集结了人类积攒几十个世纪的根本性的黑暗与谬误，而这些黑暗——需要整整一部世界宗教伦理史来加注。无论是对性的杀伐，抑或肤浅的滥用，都衍生出道德的教条、怪诞的律令、历史的借口、人性的遮蔽，继而生产出一个错误的死尸累积而成的荒谬世界。在“性”的枝头，人类得以采摘最古老又最新鲜的原罪。

用罗素·布朗（Dr. Russell Brain）教授的话说，“在性的问题上整个世界都亏欠霭理士”。他用雄辩的布道推进了“性”的现代化。如果说霭理士一生致力于将性从道德牢笼里解放出来，倒不如说，他以“性”为最本质的捷径，单刀直入借此解放人类的道德。

Havelock Ellis

(1859.2.2 – 1939.7.8)

所谓性道德，仅是人们的一种想象。

霭理士的追慕者周作人最热心的题目是“人”的研究，性心理学自然成为了他“人学”的突破口，以至于做梦都在思考“性的教育”这一“考题”。他推崇一位日本医生写作的《性的生活》（Vita Sexualis），作者在文中细数了自己六岁至二十一岁的性知识的经验，欲作儿子的性教育的资料，“却使官吏用警眼断定是败乱风俗而禁止了”。这大约可以解释周作人对待子女格外自由，甚至淡漠的态度。在《谈虎集·抱犊谷通信》中他写道：“我的长女是22岁了，现在是处女非处女，我不知道，也没有知道之必要……我们把她教养成人之后，这身体就是她自己的，一切由她负责去处理，我们更不须过问。”

周作人（1885-1967）

周作人并不反对人本性中的风流与欢爱。在情感和行为上，蔼理士一生追求透明的实验，周作人则走向了绝对隐蔽的反面，一生都没有绯闻。在他的温和又无情里，蕴含着某种深沉的创作冲动。弗洛伊德将性欲归结于人的本能，认为创作的本质是艺术家不能满足自己的性欲，荣格否认了这一点，他认为创作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来源于人内心的经验和幻觉，是先天存在。霭理士两者皆非，他将两性的拥抱与音乐和祈祷相等同。在霭理士那里，性仿自然，乃人间大道，其中有更多的神秘之美。他虽然“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但以为禁欲亦是人性之一分子”。所谓的节制与纵情，非但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依相续，相辅相成，如同母神，抑或自然的一体两面。只有尊重这双重性，才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师”。他继而写道：“一切生活是一个建设与破坏，一个取进与付出，一个永远的构成作用与分解作用的循环。要正当地生活，我们须得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其严肃。”节制与纵情，共同构筑了模仿自然的爱的表达。霭理士和周作人都崇拜的偶像凯本德，曾在《爱的成年》里写道，“性是自然界里的爱之譬喻”。这，大约是关乎“性的艺术”与“自然”间关系的最好诠释。

《性爱的新文化》收录了周作人民国时期的性爱杂文

在母神照耀下的古希腊，肉体是一座艺术的圣殿，朗健的情感中没有猥亵、羞耻的成分。重返文明中的“自然之道”，是解救母神的第一道阀门。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记录，人们用天赋纯洁的裸体来迎神和舞蹈，用骄傲健美的裸体来战斗和竞技。当少女们练习赛跑、角力时公开地赤身裸体，然而“其间却绝看不到，也绝感不到有什么不正当的地方。这一切运动都充满着嬉戏之情，而并没有任何的春情或淫荡”。霭理士大作《性心理学》第一卷的附录中，有一段摘引自诗人约翰·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关于“妾” （concubinus）的注解，在首次正式出版时即被删除，其中提到古罗马同性恋的合法性。古希腊甚至把同性恋看作是“比异性恋更高级的一种爱情形式”，可见其自由放任。艺术家多具备的“雌雄同体”的完整性，大约也可由此溯源。私人的肉体，是公共生活的起点。《爱的成年》一书中，凯本德写道：“对于人身那种不洁的思想，如不去掉，难望世间有自由优美的公共生活。”

美教的沉沦，及对自然的斩杀，都始于性的禁锢和对母神的侮辱。代表着无上繁殖力的母神，是母亲，是姊妹，是情人，她同时是捕食者和供养者，因而一体两形，充满着神性的禀慧特异与人兽合体的黑暗本能。萨福这样的“美人诗圣”却被诬为“卖淫女鬻歌妓”。而据周作人考察，维纳斯在基督教文明里有更为不堪的命运：

查神话学维纳丝的确是爱与美的女神，但是，这爱乃是两性的爱，美亦是引起爱情的美。（德国斯妥丁教授著《希腊罗马神话》）自从大神死后，基督教把旧神招安的招安，贬斥的贬斥，维纳丝就变成了摩登伽似的“淫女”，中古的“维纳丝山”（Venusberg）的故事即是最好的证据。（诃华德著《性的崇拜》）在人身上也有同样的名称。手相学里的维纳丝山系是拇指根的隆起，还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拉丁文的“维纳丝山”却是道学先生所不道的字了。色欲称作“维纳丝事”，花柳病也叫做“维纳丝的病”，这位司美与爱的女神的名誉真是扫地以尽了。（周作人：《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

来自庞贝古城的维纳斯画像，西元前79年之前

被侮辱的她们，成为了艺术本身。她们掌握了加害的绝技，同时习得了受害者的语言，持续逗引并抚慰为千年暗火所炙烤的艺术家的心灵，邀约他们为之殉情。周作人与霭理士人生中遭遇的审判和道德悲剧，很大程度上亦是出于对艺术的执迷和滥情。在霭理士抑或周作人的年代，文艺中稍有情色描写，都会被视为严重的不道德。周作人曾引霭理士的句子表达牢骚：

……这书或者是一个大哲学家所著，包含着他的最深的哲学，只要有一个猥亵的字出现在里边，这一个字便牵引了各国读者的注意。所以莎士比亚曾被当作猥亵的作家，必须经过删节，或者在现今还是被人这样看待，虽然在我们端淑的现代读者的耳朵里，觉得猥亵的文句实在极少，一总收集拢来不过只是一页罢了。（《猥亵论》，刊于《晨报副镌》，收入《》）

从惠特曼，左拉到卡萨诺瓦，都是霭理士热爱的对象，这些作家都曾因作品涉“性”而饱受争议。霭理士赞赏惠特曼“将下腹部与头部胸部同样看待”。在《断言》（Affirmation，1898）中，霭理士评论法国作家左拉好用粗俗的话写猥亵的事，说这正是他的一种大好处。他痛惜英国文学近二百年来，因故作高雅而失却的深刻有力的表现力，嘲讽现代道学要求“我们拿尾闾骨为中心，一尺八寸的半径——在美国还要长一点——画一圆圈，禁止人们说及圈内的器官，除了那个‘打杂’的胃”。对此，周作人深以为然，并付之实践，他开始收集猥琐歌谣和猥琐笑话。根据霭理士《性心理学》，呵痒与性的悦乐相近，只是生活不允许性随时发泄，剩余的力比多发散为笑乐。在霭理士的理论支持下，周作人一贯对涉“性”文学积极辩护，以争取人的解放与社会的文明。

从前听说辜鸿铭先生批评英文《礼记》译名的不妥当，以为“礼”不是Rite而是Art，当时觉得有点乖僻，其实却是对的，不过这是指本来的礼，后来的礼仪礼教都是堕落了的东西，不足当这个称呼了。中国的礼早已丧失，只有如上文所说，还略存于茶酒之间而已。（周作人：《周作人文选》）

大道既隐。霭理士在《性心理学》第六册写道：“一经受了基督教底禁欲主义底洗礼以后，爱情便不再是，如同在古代一样，一种急需培养的艺术，而变为一种必须诊治的病症。”原始人对性盲目崇拜，迷信“马蹄铁可以辟邪，行经的妇人也就会使酒变酸；夫妇宿田间能使五谷繁茂，男女野合也就要使年成歉收”。照霭理士的解释，性的崇拜间接地使我们知道文化意义上“性”的重要；这种迷信进而转变为一种恐惧，形成凶狠的“性的礼教”及宗教上的清规戒律。性，连同女子，被文化妖魔化。

近代以来，科学照亮了中世纪和人们头脑中的黑暗，然而，强光同样致盲。性的信仰和性的恐惧渐渐消失，转而开启了性的滥用、性的庸常。当本应发生在最私人领域的亲昵交流微妙感知，丧失了其原本独一无二的私密性，这构成了文化对性的新一轮迫害。性的科学，某种意义上损害了性的艺术。其公共意义也因此变得世俗化、扁平化、娱乐化。周作人很早认识到简单的性开放、性解放解决不了问题。在中国，关于性的扭曲，更像是一座古老墓穴，其中有更多的文化陪葬和恶鬼冤魂。

性的公共意义也因此变得世俗化、扁平化、娱乐化。

周作人把性看成一种道德的替身，一种高级的、有趣味的信仰。他对于节制和纵欲的态度，正如他对待革命的态度，当公众极度保守时，周作人呼吁革命；一片“左倾”时，他又主张回到书斋。他不革命，却是某种意义上的革命者；他有宗教情怀，但不是教徒，这是他的中庸之道。在霭理士的思想下，周作人的性观念，在科学、艺术与人性上达到了糅合与统一。周作人早年化名女作者，为杂志撰写诸如《妇女运动与常识》《论做鸡蛋糕》《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女学一席话》《女子与读书》等一系列妇女解放议题的文章，在《花煞》《关于闹房的通信》等篇目中表达他与世不同的观点。然而时至今日，他的呼吁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女性解放掉入了另一个深渊。周作人曾写道：“性的事情确是一个极为纤细复杂的问题，决不能够完全解决的，如一条险峻的山路，任黑暗里走来走去固然人人难免跌倒，即使在光明中也难说没有跌倒的人。”至于光明之中的跌倒和黑暗之中的跌倒哪个更可笑，则不好说了，需看艺术家如何鉴赏。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