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是什么让中国古代君主的权力失去了限制？

等级制度使中国的君主拥有太多太大的权力，其他一切对于君权的监督制度在等级制度面前都失去了效力。监督君权的制度性缺失，让王权/皇权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因而不能形成一种制度性文明。在世俗社会里，厚重的家族历史主义意识是一堵不可超越的墙，每个人都在这堵高墙面前丧失了意志的自由，人人都在追逐属于自己这个等级的既得利益。

贵族文化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平民文化只能依附于贵族文化而存在，难以形成与贵族文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居于社会底层的平民阶层无法拥有自己的独立话语权。

孟子主张对君主的权力进行限制，他甚至将贼仁残义、沦为暴君的君主视为“一夫”，即后世所说的“独夫”、“民贼”，而征讨诛杀这样的君主完全属于正义的行动。这种主张显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于儒家学说本身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孟子限制君权的主张同其民本、仁政、王道的思想一样，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中国历史上的王权/皇权为什么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

中国人在极端专制的社会政治制度面前为什么丧失了最起码的反抗能力？

在研读孟子学说过程中，我们在对孟子关于君权问题的论述中依稀找到了答案——

君权神授论使王权/皇权获得了文化上的决定权，王权/皇权高高在上，在中国式宗教、哲学与政治三位一体结构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获得了左右一切的权力。

 

首先，君权神授论使王权/皇权获得了文化上的决定权。王权/皇权高高在上，在中国式宗教、哲学与政治三位一体结构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获得了左右一切的权力。

君权天授论。孟子认为，世俗的王权是天授的，其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君权神授是中国古代帝王地位合法性的理论支柱。不管朝代如何更替，中国的帝王都把自己视为天命的选择。弟子万章问孟子尧是不是把天下交给舜的，孟子却作出了否定的答复，说王位是天授的，天子不能把天下交给人。既然王位不能私自处理，那么，天是如何将天下交给人间君主的呢？孟子认为，天子能给上天推荐人，却不能叫上天把天下给予他。天是不说话的，只是凭行为和政事来表示的。“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舜主持祭祀，让百神都来享用祭品，这表明天接受了他；舜主持政事，政事办得妥帖，百姓对他放心，这表明百姓也接受了他。上天把天下交给了他，百姓也把天下交给了他，所以说，天子不能把天下交给人。

孟子关于天授君权的论调显然带有宗教的神秘性，体现了宗教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完美结合。天子拥有天下的合法性来源于天人之际的神秘性——天是永远不会开口说话的，即使以代表其意志的各种“天象”示人，谁又能听得懂天的语言呢？这种原本源于神秘性的宗教语言，使天子获得了君临一切、俯瞰人间的绝对权威，而这也正是一切独裁者之所以能够对人民实施独裁的理由。

天意论。孟子从三代圣王的儿子贤与不贤导致王位得失而引申出一切皆由天意来决定的思想。孟子反对私自禅让君位。当时燕王哙把王位传给了子之，他认为燕王哙超越了权限，禅让必须有天意。“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孟子·万章上》）。没有人叫他们这样做却做到了，这是天意；没有人给予他们却得到了，这是命运。一个普通百姓竟能得到天下，他的德行必然要像舜和禹那样，而且还要有天子推荐他，所以孔子虽然是圣人，却没能得到天下。因世袭享有天下的，但天意却要废弃的，必然是像桀、纣那样的君主，所以伯益、伊尹、周公没赶上桀、纣那样的时代，也没有得到天下。

天意源于民意论。天子的地位和权力及其得失，都是“天意”决定的。天意就是民意，天意决定把君权授予谁，民意就反映出拥护谁。“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舜帮助尧治理天下二十八年，这不是按照某个人的意愿去做的，而是天意。尧死后，三年服丧期结束，舜避开尧的儿子，到了南河以南。（可是）天下诸侯来朝见天子的，却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而是到舜那里去；打官司的，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而是到舜那里去；唱颂歌的人，不歌颂尧的儿子而歌颂舜。所以说，这是天意。这样，舜才回到国都，登上天子的位子。（如果他当初）就住进尧的宫室，逼迫尧的儿子让位，这就是篡位了，而不是天授给他的了。《太誓》上说：‘上天所看到的是从百姓的眼中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是从百姓的耳朵里听到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君权的传承真的能够体现天意与民意吗？孟子所谓的天意与民意，最终只能体现出胜者为王的逻辑。弟子万章问孟子：“人们有这样的说法，‘到了禹的时候道德就衰败了，（帝位）不传给贤人却传给儿子。’有这种情况吗？”孟子回答说：“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上》）。不是这样的。天要传给贤人，就传给贤人；天要传给儿子，就传给儿子。弟子万章提出的本来是一个关于君主权力如何传承的重大政治命题——王位禅让制与世袭制究竟哪一个更能体现天意与民意？孟子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对这两种制度进行对比，王位世袭制替代禅让制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但他却不能辨别真伪，缺乏应有的历史怀疑精神，不能对这两种制度进行应有的批判，并指出其优劣，从而引申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王位继承制度。孟子仅仅以儒家教义穿凿附会，屈从于已经发生的历史，只要是三代圣王的事迹，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能说出其中的道理。

第二，等级制度使中国的君主拥有太多太大的权力，其他一切对于君权的监督制度在等级制度面前都失去了效力。监督君权的制度性缺失，让王权/皇权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因而不能形成一种制度性文明。在世俗社会里，厚重的家族历史主义意识是一堵不可超越的墙，每个人都在这堵高墙面前丧失了意志的自由，人人都在追逐属于自己这个等级的既得利益。

孟子虽然主张对君权进行监督，但由于等级制度的存在，这种监督往往形同虚设。《孟子·万章下》记载了齐宣王问孟子公卿有什么不同的问题。孟子回答说，有和国君同宗的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如果国君有了重大错误，作为贵戚之卿就要劝谏，如果反复劝谏国君还是不听，就另立新的国君。如果国君有过错，作为异姓之臣就只能劝谏了，如果反复劝谏国君还是不听，就只有选择离开了。从孟子的这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同样为卿，但明显存在着等级上的差异。可以设想，一个国君明显有错误，如果同宗之卿不去对其行为进行纠正，异姓之卿对其行为的纠正往往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实际上，国君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按照亲疏关系的远近，首先让自己身边的同宗官僚享受荣华富贵，这些得到国君好处的人不可能行使好监督君权的职责。而异姓之卿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保全自己的性命，更不会主动地监督君主。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面前，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几乎是行不通的，到了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君臣之间的关系更是发展到“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地步。

在等级制度面前，人们之间自然就有了等级之差，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不一样的，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针对每一个人的制度体系，此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说。也就是说，等级制度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公共性制度体系产生的社会基础。

第三，贵族文化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平民文化只能依附于贵族文化而存在，居于社会底层的平民阶层难以形成与贵族文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无法拥有自己的独立话语权。

孟子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君主仁，没有谁不仁；君义，没有谁不义；君主正，没有谁不正。一旦使君主端正了，国家就安定了。既然君主的地位如此重要，君主实行了仁义之道，全国人民也就会实行仁义之道了，但中国历史真正讲仁义的君主为什么那么少呢？这是由于贵族文化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贵族不可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利益。不仅如此，由于只有贵族文化可供选择，全社会的人都不能不按照贵族文化所体现的贵族意志行事，即使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也只能按照贵族文化预先设定的陷阱亦步亦趋。也就是说，不管是贵族还是的平民，他们的人生目标都是要像贵族那样生活，而不是相反。即使是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平民，只要当了权，就会很自然地要改变其阶级的本色。通俗地说，人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只是为了成为权贵，而不是为了相反的目标。这也可以视为人对于本民族文化不可选择性。打个比方说，一个人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去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但他却不能在本国之内过着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日本人的那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