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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讯网 报道】 每个人买车的目的不一样。有人为谋生而买车，有人为面子而买车，更多的人们，是为了上下班方便而买车。我从1988年买第一辆车至今，目的始终未改：为了自己的兴趣。所以，我既不关心汽车品牌，更不关注汽车动力，我只注重汽车的功能，因为，我要依靠强大的功能实现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兴趣。当然，每次出游，并不是单纯为了游山玩水，旅游景点更是极少光顾，我的兴趣点，在于某个话题。比如，为了寻找长城交汇点，我曾一鼓作气，连续跑了2次山西的最西端。
先说说长城 1368年，明军刚进军到通州，元朝的第11位皇帝——惠宗，便带着后妃、太子和群臣，从健德门离开大都，经居庸关回到上都，明朝统治者从此取得了长城以北的统治权。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元明更迭时，在明军和蒙古军之间，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元朝的国家军队实际上还很完整，而这支军队对明朝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他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所以，对于明朝帝王来说，蒙古是他们的心腹大患。 为了提防这个心腹大患，整个明朝的276年间，始终把修建长城列为国家重点工程，丝毫不敢怠慢，仅大规模修建就多达18次，工程规模与工程质量，大大超越了此前的任何一个王朝，尤其是出现了大量的石筑砖砌长城。虽然秦始皇是第一个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统治者，但秦长城保存到今天还清晰可见的，少之又少，而明长城则留存甚多。
长城的东极不是山海关 明长城东起辽东，西到甘肃，全长8851公里。长城的两级——东极是辽宁省的虎山，西极是甘肃省的嘉峪关。这两个地方眼下都是热闹非凡的旅游区。 有人曾误以为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海关是明长城的起点，可实际上，《明史》上有记载：“东起鸭绿，西抵嘉峪”。到了1989年，在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境内，发现了数百米的长城遗址。相关专家认定：明长城的东起点在宽甸县的虎山。
虎山距离丹东很近，从此成为丹东市的旅游景点。花上60元的门票，游人们可以看到建于1992年和2000年的虎山长城。我去过那里，对崭新的长城提不起兴趣，所幸自然风景还算不错，山很矮，不足百米，山脚下就是鸭绿江，对面是另一个世界：朝鲜。 嘉峪关是明代长城中保存最好的一座关隘，尤其是在祁连山的皑皑白雪映衬下，显得更为壮丽。素有“天下雄关””之称。沿丝绸之路旅行，嘉峪关不可不看，虽然门票高达101元，但游人攒动，比肩接踵，热闹程度不输王府井、南京路，一点儿也看不出这是当年的国境线。
内长城与外长城 长城从辽宁虎山一路走来，在北京怀柔慕田峪长城西边的一座山上，一分为二，一路向西北，直奔张家口，一路向西南，来到了八达岭。长城由此分出了内、外两段，两段长城最终在山西与内蒙古的交界处归于一统，聚首后继续往西，直到甘肃的嘉峪关。 也就是说，长城在北京、河北、山西境内，分成内长城和外长城两条军事防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防御。内长城从怀柔往西南方向延伸，经河北省的易县、涞源县、阜平县，山西省的灵丘县、繁峙县、代县、平鲁等，最后抵达偏关县；外长城从怀柔往西北方向延伸，经河北省的赤诚县、张家口、怀安县，山西省的天镇县、阳高县、大同、左云县、右玉县，最终在偏关县老营镇的柏杨岭，与内长城汇合。
秦始皇下令修建万里长城，这事儿几乎人人皆知；眼下能见到的长城基本上都是明朝修的，大多数人也知道。可是，当您站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上抒发边关情怀时，您是否知道，脚下并非前沿阵地，八达岭的外边还有一道长城呢。 寻找内外长城的交汇点，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东交汇点比较容易找（下图），就在慕田峪长城的西边，10年前曾多次来到这里，春夏秋冬，风霜雨雪，它的每一幅画面都永远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尤其喜欢坐在山下的巨石上，拿出烤炉和啤酒，遥望伟岸的长城剪影，沐浴在落日余晖中。后来，野长城不让爬了，这几年才较少光顾。
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 在书籍和网络中，对内外长城西端的汇合点，有“偏关说”、“老牛湾说”、“五眼井说”、“柏杨岭堡说”，究竟是哪里呢？为了探个究竟，我驾车往西，开始了寻找。 进入山西，不时出现带“鲁”字的地名，这些地名在明朝时都叫“虏”，比如，平鲁、破鲁、镇鲁，等等。“虏”是我国古代汉族人对北方游牧族的贬称。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定下的政治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样，在山西带“虎”字的地名，在明朝时都叫“胡”，两千年前，匈奴冒顿单于曾写信给汉朝皇帝：“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在内陆，人们用“胡”泛指居住在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咱们生活中带“胡”字的东西，往往来自上述地区，比如，胡琴、胡椒、胡萝卜。 就拿最出名的杀虎口来说，它的原意是杀胡口，如此暴力，如此血腥，可以想象，明朝的时候，汉、蒙两族统治者相互之间的仇恨，到了何种地步。清朝时，为了缓和民族矛盾，“胡”被改成了“虎”，老虎这种可爱的猫科动物，从此成为了替罪羊。
眼下，杀虎口变成了旅游区，长城被局部重建，关口大门也是崭新的，关内还有博物馆、度假村和商店、餐馆。门票10元，还算公道。 看到一家“西口饭店”，忽然想起，杀胡口就是“走西口”的西口。
清雍正年间，由于废除了人头税，实行摊丁入亩的税赋制度，我国人口开始激增，到乾隆朝时，全国人口已破3亿。土地开始短缺，一部分人为了生存，开始“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意在谋生。其中，山西民众通过杀胡口，移民到了今天的内蒙古。中国人口问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没有得到重视。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高瞻远瞩，于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人口过多将会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为此，马先生遭到了大批判，但他公开声明道：“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为此，马先生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1963年又被免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居家赋闲时，他撰写了探索我国农业经济规律的著作—《农书》，遗憾的是，这部100万字的著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 “摊丁入亩”奠定了我国13亿人口的基础；“走西口”预示了升学、就业、居住、交通等一系列压力的必然。所以，如果抱怨升学压力大，买不起房，始作俑者，是雍正。 长城沿线的城堡 在《明史》中有这样一句话：“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 长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一道连绵万里的墙，其实，长城除了墙以外，还有关、口、城、堡、障、墩等各种建筑。关和口是大型重要建筑，比如，山海关、古北口；城和堡次之，前者有军有民，军民同居一城，后者则为纯粹的驻军之用，并伴有烽火台（在明朝叫烟墩），以传递军情。
在山西沿长城旅行，能看到很多堡，堡的周围有数个墩，与书上记载的“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很是接近。比如，镇宏堡、镇边堡、镇川堡、宏赐堡、镇鲁堡、镇河堡、镇羌堡、破鲁堡、威鲁堡、宁鲁堡，等等。明朝时把长城叫边墙，而大同镇所属的边墙上，有内五堡、外五堡、塞外五堡之分。比较有名的，是被誉为“边墙五堡”（内五堡）的镇边、镇川、宏赐、镇鲁、镇河五堡。
以今天的尺寸测量，这些堡彼此之间相距20里左右，每座堡的围墙周长大都在1000米左右，墙高5-7米不等，多数堡只有面南之门，堡北侧2、3公里的地方是长城，堡的东西两边的田野上，都有高大的烽火台。 这些昔日的兵营，如今已演变成座座村庄，村民们的祖先，说不定就是当年戍守边关的兵士。或许有的城市人会认为这里落后、贫穷，可凡事都有阴阳，起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为悠闲、轻松，没有交通拥堵，也没有工业污染，更不会因为买不起房而禅精竭虑。
遗憾的是，大多数堡都处于“裸体”状态，因为，堡墙昔日是有垒石和包砖的，不过，它们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夯土伫立。在镇河堡，我向一位年迈的村民询问原因，他说，解放以后都被拆回家盖房去了。 我问：为什么非得解放以后，解放前就不需要盖房吗？ 他答：解放前有土匪，不敢拆，解放后土匪没了，这些墙没用了，所以都拆了。 万万没有想到，长城能从明朝保存到1949年，居然有土匪的功劳。不过，这个回答我是相信的，广东的碉楼，福建的土楼，不都是解放前为了防匪患而修建的吗？对于村民来说，堡是自己祖先所建，后人想拆，旁人似乎无权过问，何况堡就在家门口，拆起来容易。可实际上，即使数里之外山巅上的长城包砖，一样也被剥了个一干二净，几天走下来，完整的敌台只看见一个，没有被扒光的城墙只有不足百米。
北京人艺曾有出话剧：村民把山上长城的砖石拆下来，用小毛驴运下山，驮回家盖房。旁人问：为了几块砖头，这么麻烦？答曰：人民是不怕麻烦的。 让我说，人民不仅不怕麻烦，人民的力量还特别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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