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国第三个烈士纪念日，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才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富强。广州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中国近代史上很多大事都发生在广州，从林则徐在广州禁烟、鸦片战争的爆发、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前奏——广州起义等，无数人们为此前仆后继，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统计，广州市有烈士共计29300多名。自民国以来，一直作为华南最高学府的中山大学，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输送了大批高层次人才，更有不少师生、校友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惜流血牺牲，以身殉国，让我们一起来缅怀学校历史上的英烈吧！提起康乐园的惺亭，今天的青年学子来到这里，多半流连于这座蓝顶红柱的八角小亭，沉醉于其中的碧草如茵，绿荫如盖，却很少人知道它背后有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其实，惺亭是1928年岭南大学“惺社”的同学为纪念史坚如、区励周、许耀章三位烈士而修建的。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6月23日，广州各界7万多人在东较场集会，联同全国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就在这一天，广州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案。集会之后，以岭南大学为首的游行队伍行经沙基时，沙面的英、法殖民者突然朝对岸开枪扫射，游行的人们走避不及，一时秩序大乱，当日死亡者61人，重伤者170多人，轻伤者无数。这一天，滔滔珠江水，流不尽英雄的血泪。“六·二三”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廖仲恺均发表文章和挽辞，愤怒谴责帝国主义。为了纪念死难同胞，当时的广州市政府把沙基定名为六二三路，又建立“毋忘此日”纪念碑，提醒国人毋忘先烈流下的鲜血。那一天在六二三路牺牲的岭南大学学生中，有区励周、许耀章两位。为了纪念他们和另一位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清末烈士、岭大校友史坚如，岭大“惺社”的同学在康乐园建立了“惺亭”。惺者，醒也，有醒悟的意思。建亭者希望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希望能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史坚如，（1879-1900），惠州起义时多次刺杀广东巡抚，1900年被捕，英勇就义。 民国的富家小姐，剪短头发穿短袖衫，时常女扮男装，不满意父母安排的婚事，执意考到省城读大学，与上司假扮夫妻当“无间道”，最后戏假情真，有情人终成眷属却双双就义……这在当下影视剧里的热门桥段，都集中到了中山大学历史上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陈铁军身上。陈铁军(1904—1928)，原名陈燮君，广东佛山人。1924年，陈燮君不顾家里人的反对，放弃父母包办的婚姻，执意考入中山大学(当时称为国立广东大学)文学院。期间，她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教育，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妇女解放的道路，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中。1926年夏，陈铁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山大学中共支部委员、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省港罢工劳动妇女学校教务主任等职。“四·一五”政变时，她冒险掩护在医院难产的邓颖超逃出国民党的迫害，使邓经香港平安地抵达上海与周恩来团聚。1927年，陈铁军给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当助手。为避免怀疑,两人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机关。1928年，因叛徒告密，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当得知被判处死刑时，两人十分淡然。当被问及死前的遗愿时，周文雍说，要和陈铁军合影。于是法官把摄影师带到监狱中，为周文雍和陈铁军拍下了那张著名的“铁窗前的结婚照”。1928年2月6日下午，陈铁军、周文雍被押赴东郊红花岗(现广州烈士陵园)刑场。路上，陈铁军向围观的群众大声呼喊:“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这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陈铁军临刑前的这番话和两人的英勇表现，被当时广州和香港的报纸所报道，许多人为此感动。就义时，周文雍年仅23岁，陈铁军24岁，正值最青春美好的年华。1962年2月，周总理号召作家们把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故事写出来，说这是“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他们的英雄事迹，被多次拍成影视作品，广泛流传，其中《刑场上的婚礼》就是典型的影视作品，据了解，电影中90%的情节是真实的。“广州文总”六烈士是指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和何仁棠六名为抗日活动而牺牲的热血青年。这六位烈士均与中山大学渊源非浅：温盛刚是中大的代课教师，谭国标是中大高中部的毕业生，郑挺秀是中大经济系的毕业生，其它三位都是中大的在读学生。 文总领导人和骨干，左起何仁堂、郑挺秀、谭国标、何思敬教授等人。1933年4月，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影响，在国立中山大学著名“红色教授”何思敬和代课教师温盛刚（中共党员）的指导下，以抗日为主要任务的秘密革命团体——“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成立，温盛刚任宣传部长，谭国标任组织部长，下设“社联”、“左联”和“剧联”等组织。在他们的努力下，加入“广州文总”的学生越来越多，最多时达70多人，另外还有读书会成员200多人。在“广州文总”的积极活动下，广州青年学子的抗日情绪愈发高涨，引起了“南天王”陈济堂的惧怕与敌视。1934年1月28日，“广州文总”组织开展纪念“一·二八”两周年演出活动。“中大抗日剧社”在中大附小平山堂演出节目，休息时。“社联”成员散发抗日传单，被预先埋伏的特务发现，“广州文总”60多人先后被捕，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经多方的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大部分学生，但广州文总骨干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六人，于1934年8月1日在广州红花岗惨遭杀害，这是历史上的红花岗六烈士。他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留下了“文总六烈士”的英名以及影响后世的英勇精神！他们也有儿女柔情，他们也有亲人，一切的一切，却只能在最后关头寄托在一张张薄薄的草纸上，写成那一封封催人泪下的遗书：凌伯骥：“但是我一点也没有遗憾！世界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离开人世时，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不过26岁，最年少的才21岁。“广州文总”的成立，对当时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唤起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为1936年共产党组织在广州的重建奠定了基础。解放后，六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史称“广州文总”六烈士，有关部门在广州市银河公墓为其树碑纪念，该烈士陵墓目前已经被天河区政府纳入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七十多年前，《大公报》记者肖乾在报告文学《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中写到，“有一天你旅行也许要经过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剥橘子糖果，你对美景吭歌，你可别忘记听听车轮下吱吱声响，那是为这条公路捐躯者的白骨，是构成历史不可缺少的原料。”滇缅公路，即云南省到缅甸的公路。该路从1938年开始修建，原本是为了抢运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国外购买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竣工不久就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这是一条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是滇西各族人民和中国无数工程技术人员用血肉筑成的国际通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大学的师生也同样用自己的热血青春在西南交通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事迹。中山大学工学院的广东籍毕业生赵豫立、伍俊威、叶作熙、何家瑚等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也放弃了原本较为待遇优厚的工作，投身到滇缅公路的建设中去。1939年，赵豫立把家人安顿在香港之后，“以国难方殷，凡我青年，正应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怎能留居港澳，受外人庇护”，于是到重庆和工学院的其他同学一道，经人介绍到西南地区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建设公路。1940年起，日军开始猛烈轰炸滇缅公路，公路和桥梁不断被炸断，但公路工程人员和民工们为抗日救国，接通国际运输的生命线，不惜牺牲，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随炸随修，创造了被誉为“炸不断的滇缅公路”这一奇迹。经过两三年的艰苦锻炼，赵豫立、伍俊威等中大毕业生已经成为滇缅公路技术工程师的中流砥柱。1942年5月，日军占龙陵，形势紧张，赵豫立等人负责的工程路段附近的居民已经纷纷撤退。然而作为公路工程腊猛第六总段第21分段段长的赵豫立认为修路、扩路是职责所在，没有接到国家的撤退命令，就应该坚守岗位，不能擅自撤退。5月5日，怒江上的惠通桥被炸毁，然而在桥对面未及撤退的第六工程总段段长蔡世琛、副总工程师陈孚华，技术人员赵豫立、伍俊威等人不及返回。日军攻占腊猛后，赵豫立、伍俊威等五人被日军抓了起来，他们宁死不屈，凛然怒视日军，没有一个人投降。杀人成性的日寇把他们押到怒江岸边枪决，工程技术人员们的鲜血染红了滔滔的怒江水。牺牲时，这些中大毕业的校友们，才刚过而立之年。1939年，黄玉瑜毅然辞去了国立中山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工作，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他加入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负责云南瑞丽厂区的建筑设计工作。抗战爆发以后，为打击中国航空力量，日军多次用飞机轰炸中国的飞机制造厂。黄玉瑜在前往保山为重建厂区勘测选址期间，碰上了日军的大轰炸，他所乘坐的汽车不幸被炸毁，尸体挂到树上，惨烈无比，壮烈殉国。他牺牲时，年仅37岁。黄玉瑜(1902—1942)，广东开平人，中国近代第一代著名建筑师。他曾参与中山陵建设，为现代中国建筑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黄玉瑜为广州留下的建筑遗产包括：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南校园的广寒宫和哲生堂、泰康路华安楼等。 今年也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他亲手创办中山大学时，便以全国最高学府为目标，对全校师生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希望莘莘学子“爱惜光阴，发奋读书，研究为人类服务的各种学问。有了学问之后，便要立志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像七十二烈士（编者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虽至牺牲生命亦所不惜”。时至今日，中山大学已走过了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师生们始终继承和发扬中山先生“天下为公”、救国救民的精神，用青春热血谱写成一首首生命的赞歌！面对烈士英灵,追昔抚今,我们当珍惜今天，不忘昨天。家国情怀，是中大人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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