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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8年，一个日后注定将名垂青史的新生命诞生于四川新都；二十四年后，已是青年才俊的他高中状元，达到了自己人生的辉煌峰巅；又过了十二年，在一场以“议大礼”为起因的看似偶然、实则在封建时代很常见的君臣之间极不均衡也极不公平的权力对话之后，集忠君与守责、狂放与识理于一身的他惨遭“廷杖”和“充军”双重惩罚，永别了京都的九重宫阙和自己曾经任职其中的翰林院，带着肉体和心灵的累累伤痕，踏上“谪戌”永昌的羁旅，直至七十一岁客死南中——他，就是在南中声名仅次于诸葛亮的杨升庵，南中人所亲切称呼的“杨状元”杨慎。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生于明弘治元年（公元 1488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正德六年状元。杨升庵的父亲杨廷和曾任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杨升庵本人亦曾被授从六品经筵讲官、正五品翰林学士，一度前程似锦。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深受清流影响的杨升庵先因非议嘉靖亲信桂萼等人而受被罚停官俸一月的处分，继后更因“议大礼”、哭宫门之举而两次被廷杖并几至送命。同年底，被谪永戍永昌（今南中宝山市）。 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 谅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于君亲。 杨慎《自赞》 杨升庵写于二十多岁时的这首《自赞》诗，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其人格追求和擂宫门哭谏凛然之举的写照，同时也成为了自身命运的一种预言。他三十六岁被贬谪南中，中间除了几度获准回四川看望遭贬回乡、赋闲生病的父亲和父亲去世时奔丧回川而外，直到七十一岁离开人世，其后半生基本上都是在南中度过的。正如《明史·传·卷十七》所说：“自是，或归蜀，或居云南会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视之。及年七十，还蜀，巡抚谴四指挥逮之还。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从风华正茂的五品京官到罪服加身的流放者，从天下闻名的才子状元到为天子所弃的戴罪平民，从前程似锦到一生漂泊无定、最终客死他乡，杨升庵的人生可谓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尽管这样的人生曲线在封建时代并非绝无仅有，譬如韩愈就有“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遭遇，刘禹锡也有前前后后被贬外放二十多年的经历，但当它降临到杨升庵身上时，这仍旧是不折不扣的巨大打击。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早年冠盖满京华的杨升庵状元的后半生，也就紧紧地与南中这片接纳过明代众多流放者的红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并成就了他明代第一词人的地位。 杨慎存世诗作约有2300多首，词曲540多首。其诗作写于遭贬之前和之后的基本上各自参半，而现存词曲则基本上写于到南中以后。遭贬前的杨升庵虽然诗名远播，但诗作敷衍应酬之作多，有真情实感的佳作少，且多为诗风矫饰的台阁体和用典偏多的古典诗体，这与其贵族化的生活方式和狭窄的生活圈子有关。落难南中，对杨升庵来说无疑是大不幸，对其诗词创作却是一个转机。昔年诗圣杜甫曾有“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之说，用在杨升庵身上，同样贴切管用。姑且不说其诗歌创作是否当列明代第一人，仅就词曲创作来说，其翘楚地位是无人能够撼动的——尽管公认明代词曲创作的整体水平无法与宋词的巅峰成就相提并论，但毫无疑问，杨慎的词曲创作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本，自有其特殊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因为它能使我们从中窥探到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流放者在漫漫人生岁月中所走过的矛盾、希望、痛苦、失望、不屈的心路历程，这些在宋词里面又是不大能够看到的。 贬谪是杨慎人生和社会角色的剧烈转折，也是其情感世界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陪伴他的只有青灯孤影，经常光顾他内心的也只剩下对亲人的渐渐变得模糊的思念和时时涌起的难抑的不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便是大量诗词的问世。 对亲人和故乡难抑的思念，是杨慎谪滇诗词的主要内容，但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除了给夫人黄氏所写的二三十首词曲和给弟弟所写的区区三五首词作之外，杨慎表达对亲人思念之情的作品在其词曲创作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算特别大。若以常理与诗人的才情而论，这方面的内容理应在其词曲创作中占据更多的分量；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量少情薄的现象，一般认为是由特殊的生存处境和诗人自己不愿牵连亲人的深层次考虑造成的，其他原因，甚少被研究者提及。其中，《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是怀念妻子和亲人的词作中较具代表性的一首：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江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夫妻别离以至要去羡慕双飞双宿的河洲之鸟，心中的悲哀和凄凉那是自不待说；更为可悲的是，这种日子仅仅只是开头，此后一生之中，杨慎与夫人黄氏聚少离多，能够相见的日子廖若星辰；加之相去千里，戍守之人，书信往来自然也不会太方便，这样，纵使有千言万语，恐怕也将泯灭在时间长河的浩淼烟波之中，只留下了这借词曲传情的只言片语。 在思亲之作中，写于贬谪早期的《蝶恋花》描写思念妻子的梦境写得异常动人： 夭似花枝轻似雾，香烬灯昏，梦入瑶台路。枕上眉山重相聚，偎人苦把离情诉。 乞巧楼中携手处，夜夜相思，今夕重相遇。最恨五更留不住，一帆风送高桥渡。 清代诗人纳兰容若在其词作《画堂春》中写道：“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两相比较，杨慎未必更幸运，因为对妻子的思念被万水千山所阻隔，无数的岁月之中只能在梦中相见，这亦是何等残酷和不幸的事情。与此同时，段剑声发现，杨慎这些思念亲人的词作似乎普遍具有某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特点，分寸感很强；这或许与作者贬谪南中后半生囹圄、稍有不慎随时可能有更大的灾难降临的特殊处境有关，也可能是山水阻隔、旷日持久之后爱与亲情的火山逐渐熄灭、感情逐渐枯竭的缘故。 相比而言，杨慎表达对故乡思念之情的作品数量要明显多出许多，情感上也似乎更放得开一些。如《江城子· 丙戌九日》： 客中愁见菊花黄，近重阳，倍凄凉。强欲登高，携酒望吾乡。玉垒青城何 处是？山似戟，割愁肠。 寒衣未寄早飞霜，落霞光，暮天长。戍角一声， 吹起水茫茫。关塞多愁人易老，身健在，且疏狂。 家乡的青城山似碧玉垒成，让人想不尽、唱不完；而永昌一带的哀牢山却似剑戟一般，徒然将愁肠别绪割成一截截、一段段。此在之中，“身健在”是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情，而“且疏狂”则是性情和处境使然，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身健在，且疏狂”，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无奈和佯狂呵！ 《转应曲》中，离情别绪体现得更为充分而动人： 落叶，落叶，满院西风时节。秋声搅尽琅玕，秋雨催成早寒。寒早，寒早， 城角惊霜奏晓。 江水，江水，昨夜风惊浪起。眼看估客归舟，肠断征人泪流。流泪，流泪， 离恨江沙共碎。 归路，归路，遥隔铁桥铜柱。楼头秋霁无尘，陌上愁看去人。人去，人去， 心断千山碧树。 “落叶”、“江水”、“归路”，这是最容易搅动客居的诗人那伤秋思乡之情的景物。对比马致远《天净沙· 秋思》中“古道、西风、瘦马”的诗句，就会明白，杨慎在这里表现的是同样一种欲归而不能的游子心情。看江上人来人去，却没有一叶归舟属于自己；故乡也远隔着唐代南征诸将遗留在迢遥古道上的漾江铁桥和纪功铜柱，只能眼看着行人消失在田野小路的尽头……对一个“君问归期未有期”的谪居之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伤心的呢？类似这样的伤心之作，在其词曲之中约占到两成左右。 如《渔家傲》：“千里有家归未得，可怜长作滇南客。愁见陌头杨柳色，伤远别，当年故国曾攀折。” 如《浣溪沙·永宁病起将归》：“客路纵遥终会到，他乡虽好不如家，江门春水照江花。” 如《鹧鸪天》：“白头未定西归计，愁听箜篌蜀国弦。” 如《对玉环带过清江引》：“长夜如年，孤灯相伴晓。海角飘零，风尘何日了。春梦不曾成，枕上闻啼鸟。青镜慵看，朱颜容易老。 东风寂寥南望杳，望断星关道。心摇似旆旌，愁乱如烟草；百般不如归去好。” “百般不如归去好”，对于任何一个羁旅之人来说，这都是万古不移的真理。但对于杨慎这样一个永远的流放者，这却成为了他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对内心不平的抒发同样等量齐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部分作品，杨慎也就不成其为杨慎。但明代严峻的刑律和无处不在的特务政治、自身所处的囚徒境况，使聪明如杨慎者不可能不明白，对内心情绪不加节制的过于直露的宣泄，都可能成为使自己罪加一等的原因，因此，这种情绪很多时候是假借愁情别绪和思乡之情婉转表现出来的。如《踏莎行·甲午新春书感》： 异国光阴，暮年羁旅，鬓丝禅榻今如许。羞将白发恼青铜，慵把流霞烘绿醑。 旧侣凋零，新欢间阻，东风杨柳萦愁绪。天寒独立咏苍茫，销魂正在斜阳处。 或者是故作轻松的，如《沁园春· 醉书》：“愁汝休来！且天边高寄，地下深埋。” 或者是说明性的，以免引起无端猜测，如《沁园春· 乙丑新正》：“思发花前，人归雁后，百感中来强自裁。狂歌好，只清风和我，明月休猜。” 或者是哀告式的，如《江月晃重山·壬寅立春》：“吾老矣，何日赋归来？” 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叮嘱。如《渔家傲·又·寄李中溪仁夫》：“君记取，九州大错休教铸。” 或者感时伤春，如《于中好·元宵后独酌》：“鱼雁杳，水云重，异乡节序恨匆匆。” 也有游子心情的告白，如《江门梅花引·夕宿江门》：“旅游难，旅游难，白首衰残，何日歇征鞍？” 或是一种无奈之后转而无所谓的态度。如《临江仙·可渡桥喜晴》：“万里云南可渡，七旬老叟华颠。……东征西走几多年。风霜知自保，穷达任皇天。” 少数情况下，也会情不自禁地直抒胸臆、难抑不平，如《罗江怨》：“关山望转赊，程途倦也，愁人莫与愁人说。离乡背井，瞻天望阕。丹青难把衷肠写，炎方风景别，京华书信绝，世情休问凉和热。” 亦有庄子式的玄思：“吾今忘我，我亦忘吾。”（《感通寺赠承冰壶琏师董西羽征君》…… 总之，愤懑而无奈、情动于中而隐于言、“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些成为了杨慎此际唯一的选择。其实，再大的痛苦，当它被分解在人生数十年的时光之中、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命运之后，这种痛苦体验的强度必然会大大减弱——当痛苦成为人生的必修课的时候，除了忍耐，又能怎么样呢？这一点，聪明如杨慎者未必不知道，所以他采取的也是一种可以说最合理的应对方式：接受现实、顺其自然、抱元自守；坚守人格底线但不拘泥于生活小节；即使不能充分享受生活，也绝不作践自己，而是在限制之中争取最大的自由和放任——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失意于人世而旷达于天地之间的旷世奇才杨升庵的作派！ 对友情的赞美、歌颂以及对朋友的依恋之情也很动人。杨慎贬谪云南时日既长，又是一代名人，加之他过人的学识修养和达观洒脱的性格，使他在羁旅之中仍然能够赢得云南知识分子的尊敬和爱戴。也因此，邀游者有之，求学者有之，慕名而拜访者有之，先学生而后朋友者有之，他们真诚的友情，无疑是使杨慎能够度过那些足以摧毁任何一颗坚强心灵的孤独而苦难的人生岁月的重要因素。其中，与所谓的“杨门六学士”（即既是杨慎学生又是其朋友的张含、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李云阳、唐琦）之间的往来与诗词应答，在杨慎的生活和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蓦山溪》： 送君南浦，系马垂杨树。攀折赠行人，忍听道一声别去。愁眉泪眼，一步一回头；团山路，高桥渡。总是销魂处。 清风明月，好景成虚度。重会在何时，算只有梦中相遇。衾寒枕冷，和梦也难成；思千缕，愁无数，乱似风中絮。 如《临江仙·送刘珥江及杨许二子》： 官柳野梅西郭路，毘桥直接丰桥。相思百里不辞遥。春山同载酒，月地共联镳。 南去北来人自老，怜子心旆摇摇。短亭暂别亦魂销。生烟寒漠漠，飞霭晚潇潇。 如《喜迁莺·寄胡在轩且约高跷之会》： 东风如剪，早见芍药弩牙，牡丹生卵。雕槛深笼，芳屏曲护，珍重春工犹浅。 回首上林何处，金蕊玉房心懒。吟笔健，认香山白傅，徘徊华馆。 看花君具眼，击钵诗成为，刻烛无妨短。目送孤鸿，手提双鲤，一水盈盈未远。 何日棠舟兰棹，飞下云涛千转。日暮也，望昆明天外，碧云初卷。 写景之作数量不算太多，水平却比较整齐。以杨慎的诗情和才华而论，写景当是其强项。但一则由于谪居心情影响，无心看景；一则触景生情，容易产生思乡之情，因此诗人会有意识地抑制对江山美景的美感触发，尽管如此，在谪居滇云的漫长人生岁月之中，杨慎仍旧写作过一些讴歌南中各地风情景物的词曲，如《江城子》： 滇南春似锦江春，水鱼粼，柳蛾颦。千树梨花，花底草如茵。晴日暖风浓似酒， 薰媚眼，醉游人。 柔丝弱絮软红尘，惜芳辰，倦游身。啼鸟惊心，何事唤归频。 不是不归归未得，愁望远，泪沾巾。 面对美景，总是难免要用故乡的景物（“锦江”）来做对比，而最终又难免会由此而惹起难抑的归乡之情，这在杨慎写景的诗词之中几乎已经成为惯例——其实，任何一个人如果有他那样的坎坷经历，恐怕也会同样如此。 如《浣溪沙》： 风里浪花一阵红，一年春色又成空，可怜光景闭门中。 绝塞不知登览兴，故乡惟许梦魂通，倚楼病眼送归鸿。 春天总是如期降临澜沧江边、哀牢山下的永昌城，可是斯人已无任何登临眺远的兴致；《诗经· 采薇》曰：“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其实，杨慎的悲哀和心病是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出的：只要允许归乡就能治好的思乡病——而对杨慎来说，这恰恰是他的人生里面注定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情！ 如《菩萨蛮· 大理普宁寺中秋》： 花宫露下秋如月，月明千里人千里。莫上最高楼，天涯添别愁。 一时今夕会，且共尊前醉。踪迹似飘蓬，明年何处逢？ 其他如《渔家傲·滇南月节》、《定风波·沾益冬至》、《人月圆·泛大理海子》、《江城子·滇南春似》等词作，亦颇有可观之处。 艳情之作是杨慎词曲中一个比较有趣的部分。明代社会之中，市民文化的影响明显地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即使是正统文化和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们，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市民文化的某些侵蚀和影响，其突出表现之一，便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市民化，并喜欢创作所谓的“淫词艳曲”——这一点，即使杨慎也不例外。如张德瀛《词征》中就说：“升庵词烂若编贝，然丽以淫矣。”杨慎词曲之中确有一部分描写冶游或歌筵妓席之作，作为诗人羁旅生活之中特殊时刻的写照，这些作品对于全面地认识杨慎贬谪期间的生活和心态不无史料意义，应给予应有的重视。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如《蝶恋花二阕》、《黄莺儿·闲情》、《折桂令》等。但多数情况下，寄情声色可能只是表象，若非失意于人生，恐怕也不至于如此执着于声色之乐。正如简绍芳所指出的，升庵每“陶情乎艳词，寄意乎声伎。”这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见解。 作为一个正当壮年的流放者，而且又是孑然一身，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除了对远在家乡的妻儿的思念外，在天地之间和人生之中渺如孤鸿的杨慎，是如何解决自己的情感需要和生理需求的——因为他在云南度过的毕竟是三十五年时光，而中间获准回家却不过区区两三次？ 杨慎是流放者、是杰出诗人、是才识冠绝有明一代的大学者，但他绝不是完人、更不是清教徒。他采用的方法是封建时代里面一个知识分子和流放者容易招致非议、却近乎于本能和必然的选择——招妓寻优，在声色之乐之中暂时忘却现实人生的痛苦，并以此缓解自己心理的焦虑和生理的需求。一部分知识分子喜欢寄情山水或是寄情声色，往往都是失意于人生之后的一种逃避性的选择，未必合理，却也情有可原。也有人认为，杨慎之所以放浪形骸，目的是要让朝廷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以免遭受更为残酷的打击，此说亦非毫无道理。而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这样做的结果都是殊途同归的：即是使得他的词的少部分和散曲的大部分自然而然地与“艳曲”两字沾上了边，并因此而饱受后世学者攻讦。其实，按照“知人论世”的观点，杨慎这样做，在他所处的特殊背景之下，显然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必然性：杨慎的所作所为恰恰从相对的意义上印证了“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所具有的正确性——在他所处的那种处境和生活状态下，不如此选择，他靠什么来使自己生存下去呢？而若用僵死的封建伦理道德教条来要求，自然难免会对其行为嗤之以鼻、对相关的作品横挑鼻子竖挑眼。但正如俗话所说：“坐着说话不腰痛”。无论是从人道的角度或是人性与现实的角度，都应该对杨慎多一些宽容与谅解而非一味指责。 “悠悠岁月水东流，及时行乐时难又。寻壑经丘，风流肯落他人后。……携妓东山，金屏笑坐如花面。”（《驻马听·再游宝珠寺》）狂放、旷达而风流，本就是杨慎的天性，即使处于羁旅之中，这种性格仍旧不会有太大改变。严格地说，杨慎不是那种书呆子式的人物而是风流才子型的知识分子。贬谪之前，拘泥于身份和礼教影响，杨慎更多体现出的是规矩、正统、维护道统的一面；但是，两次大难不死的廷杖加上生不如死的终生流放，难免使杨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某种巨大变化，再加之身如飘萍的孤独处境和主流圈外的“零余人”身份，无疑激发了诗人身上风流放荡的天性。这样，纵情于声色、在拥红揽翠中忘记现实人生的痛苦，就成为诗人此际近乎于本能的选择。 于是，不难看到在《蝶恋花二阕》之中，诗人对某种暧昧情景的津津乐道： 璧月琼枝风韵在，皎皎盈盈，自拗梅花带。一笑倾城迷下蔡，暗香疏影春难赛。 年纪无多情性快，翠袖金杯，满劝深深拜。禅室散花元不碍，道人还了鸳鸯债。 月白珠玄成一派，灼灼红灯，光映猩猩菜。天女从来银色界，肌肤冰雪牵人爱。 护粉羞黄如有待，镜约钗盟，只恐旁人怪。弦上分明传意态，何时许解香罗带。 《菩萨蛮》中，诗人念念难忘的是伊人的丰采： 袅袅腰肢浑似柳，碧花茗碗劳纤手。清昼小横陈，阳台梦未真。 一声鶗鴂暮，两桨催人去。新月曲如眉，黄昏怅望时。 在《黄莺儿·闲情》中，诗人记叙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携妓欢宴的那种所谓的“闲情”逸致： 折柳记章台，擘云笺锦句裁，银筝翠袖烟花寨。千回万回，传杯放杯。故人惟有何戡在。记章台，牵情系爱，舞袖与弓鞋。 《一封书·粉席送别》记录的则是巫山欢会之后的情形： 阳关曲易终，聚黛翠鬟云鬓松。鸳鸯怕锦笼，一个西来一个东。倾城倾国难再得，行云行雨无定踪。擘钗龙，断筝鸿，酒满飞花泪满风。 而《折桂令》所描写的，明眼人也不难看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海棠开新燕来时，笑问东君，醉倚西施。金斗风流，玉京风韵，锦里风姿。 合欢钗坠一双丝蟢子，步摇花引几队课蜜蜂儿。三五腰肢，二八蛾眉，蕊珠楼 好赛端端，鸣呵巷休说师师。 《金衣公子·李菊亭携妓夜过》一首，标题便已经提示出了词作内容： 丰韵海棠，占花营夺锦标。凌波罗袜天然俏，绿杨舞腰，朱樱品箫。东君不管 花枝小。索春饶，千金买笑，驻马在皋桥。 “皋桥”即“高桥”，亦即西山脚下之高跷村。这里是杨慎贬谪云南期间除了永昌以外稳定地居住、逗留、生活时间比较长的地方之一，升庵祠至今仍存。在这里，杨慎与王廷表、胡廷禄、李云阳等朋友应和往来，间或还会携妓冶游，颇可见出其“狂生”本质。与此相联系，他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与歌筵声伎题材有关的作品，如《个侬· 艳情》写声伎风情；《满江红· 十一月六日鲁泉董太守过宿高跷》写拥红揽翠、“肉屏围定”的狂欢夜筵；《水仙子》写妓女的薄情；《正宫锦缠道· 春日怀萧锦云》写妓女萧锦云的可人；《黄钟画眉序· 题月》写妓女的生活……面对这些作品，常常会令许多人失语或不解——聪明如杨慎者何以也会这样痴迷于形而下层面的生活？其实，若论原因，看似复杂，实则简单：一是明代世俗化、物质化、放纵感官享受的时代风尚使然；二是杨慎自己桀骜不驯、颇具叛逆性的个性使然；三亦与诗人所处的苦闷、单调的谪居生活环境和近乎于绝望的心情有关。在诸多因素合力之下，出现道德弱化、纵情声色的现象，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当年杨升庵离开京城、远赴云南这蛮荒之地时的心迹是怎样的呢：痛苦、悲伤、绝望、不平、心如死灰？期待皇帝有一天会幡然悔悟，然后招回自己？认命，因而泰然处之，随遇而安？……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应该说都是杨升庵这样一个以忠君报国为己任、并自以为仗义执言却反遭误解和惩罚的封建时代之中杰出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的情绪。但这样去猜度杨升庵，总觉得似乎有某种浅薄之嫌——因为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杨升庵的确是太丰富也太复杂了，很难用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 在杨慎的词曲创作中，“天涯”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了存在主义所谓的“此在”与“彼在”相混合的命运的象征，一种不可捉摸而又使人难以摆脱的东西。杨慎贬戌初期的词曲之中，“天涯”一词出现的频率并不算明显；但到了中后期，眼看遇赦或归乡的希望日益渺茫之后，这个词开始频频出现在他的词曲之中。如“戎旅今年四处家，故乡咫尺是天涯”（《鹧鸪天· 北岩寺酒阑书感》；“人在天涯，忘却天涯”（《一剪梅· 戏简西峃宿杏花楼》；“听彻晨鸡又暮鸦，病来帘外即天涯”（《浣溪沙·永宁病起将归》）；“莫上最高楼，天涯添别愁”（《菩萨蛮· 大理普宁寺中秋》）；“良会阻天涯，谁渺云赊”（《浪淘沙·富顺县罗汉洞诸公相送》）……显然，在杨慎心目之中，“天涯”已成为距离、阻隔、无情、绝望、不幸的代名词，成为归期与希望的阻击者，而且无形之中也成为了迫害者的帮凶。人在天涯，归期便成为遥遥无期；人在天涯，希望也便注定要变成绝望。这种希望与失望相交织而希望总是杳如孤鸿、现实与幻想相碰撞而幻想一次次遭受残酷打击的情感体验，构成了杨慎后半生内心情绪的基调，不断地折磨着他那算得上坚强不屈的心灵。而经久无望的等待，最终会耗干一个人全部的激情和希望。这一点，只要看看《鹧鸪天· 北岩寺酒阑书感》就会明白： 戎旅今年四处家，故乡咫尺是天涯。寻巢未定身如燕，览镜曾经鬓似鸦。 愁对酒，懒看花，青衫老泪感琵琶。侧身天地无刘表，徒倚阑干日又斜。 满头青丝不知不觉变成了华发，故乡近在咫尺却与远在天涯无异；终日借酒浇愁却无由解脱，满目鲜花与如花笑靥亦无心欣赏；谪居者的心情就与当年聆听江上琵琶的江州司马白居易一样，感物伤怀、徒自悲伤。 再如《西江月》： 客里家家美酒，人生处处扬州。娇歌聒帐醒扶头，年少风流还有。 世事今成白首，归心已付东流。替人憔悴替人愁，笑煞长亭古柳。 上阕的轻松在下联的沉郁面前，一下子就变得滑稽起来——就像一个少年郎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面前显露自己的见识一样。“世事今成白首，归心已付东流”，这何尝不是杨慎对自己悲剧人生的总结？作为流放者，痛苦的感受自然比比皆是，但若论其哀，恐怕莫大于永无归期、客死他乡。这一点，只要看看杨慎临终之前不久所写的《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这首诗，大致就会明白其内心的哀戚和绝望： 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 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曲。 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 故园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 大明律例，流放者年满七十岁，允许其由流放地归家。可是当杨慎也遵照此例而自行由云南回到新都故乡的时候，却被当地官员将他押送回永昌。一个用一生来等待着这一天的流放者、一个风烛残年的垂垂老者，遭此打击，任他是达观顺时的杨慎，恐怕也会彻底绝望。果然，次年，杨慎那盏高傲、倔强、才华横溢的心灯便因失去了最后的希望而遽然熄灭于永昌，熄灭于明代那常常让人唏嘘叹息的历史烟尘之中。 如同马尔库塞所说，那些杰出人物都不是单向度的人，他们身上常常会体现出人性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作为明代最为杰出也最为不幸的知识分子之一，杨慎大起大落的人生遭际常常不免使人为之唏嘘叹息；而从尽力实现生命全部价值这个意义上说，杨慎与李贽、金圣叹一样，成为了明代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几个独特样本。哪怕只是通过词曲这样一个特殊的窗口，杨慎也一样地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其中有些是为人们所熟悉和能够接受的，有些是人们所陌生的和难以理解的，但若非如此，杨慎也就不成其为杨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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