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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文 | 张贤达 节选自《长春历史街区》
这次城市规划借鉴了19世纪巴黎的改造化模式和英国学者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控制区域为200平方公里，实施面积为100平方公里，并按照50万的城市人口规模进行规划建设，城市风格接近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该规划中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肌国昭和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最后定案，形成《(伪）大“新京”都市计划》。同时，日本侵略者还确定了一系列的“中心”：以今人民广场为市中心和经济中心，以今人民大街右侧包括今新民广场和文化广场为核心的政治中心，以今南湖广场一带为主的市民社交中心，以今人民大街左侧南岭一带的文化体育中心，还有以今西解放立交桥一带的交通中心。该计划还把今一汽厂区一带规划成未来城市的主要发展空间。 一、街区由来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长春改名为“新京”。同年3月，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济调查会开始编制“新京”城市规划。随后成立的由伪满“国务院”直属的伪满“国都建设局”承担了该规划从制订到实施的全部任务。 1932年11月，伪满“国都”建设局再次制定了城市建设规划范围，确定“新京”的建设规划区为200平方公里，除近郊农村的100平方公里以外，以100平方公里为建设区域，其中原有建成区域为21平方公里,第一期5年建设区域为20平方公里，规划人口为50万人。该规划报请关东军司令部，在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 昭和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的最后定案下，由关东军司令部批准出台了《大“新京”都市计划》。当时没有一个中国人见过这份计划，甚至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 《大“新京”都市计划》由日本城市规划专家设计，参考了19 世纪巴黎的改造规划、与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和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理论，风格接近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 在规划中，城市布局采取同心圆内向结构，以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为中心，纵向以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横向以兴仁大路 (今解放大路)为轴线，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市区。行政中心位于安民广场（今新民广场）至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建设“帝宫”及宫内府、“国务院”及政府各部。城市中心位于大同广场，附近设有伪满“中央”银行、伪满电气会社、伪满“国都”建设局、伪满 “首都”警察厅。文教区设于南岭、协和广场，建设亚洲最大的动植物园和综合体育中心。社交中心规划在盛京大路(今南湖大路）与和平大路。日本人娱乐区设于开运街，建有高级饭店、酒吧、赌场、高级妓院、高尔夫球场、赛马场等。中国人娱乐区在“新天地”(今桃源路)。 铁路在市区内采取地下通行，交通中心为“新京”驿和南“新京”驿，规划为大型的国际中心车站。 规划建设120公里的环城地铁和有轨电车道路，以及环城高速公路。 道路系统采用直角交叉与方格状结合,设置环岛广场，加宽 道路设计，绿化带结合公园形成绿化系统。干道网采用放射状、 环状与方格状结合的多心形式，重要路口都设置了广场，如直径300米的大同广场、直径244米的安民广场。道路按不同功能分为主干道（宽26米至60米）、次干道(宽10米至18米）和辅道(宽4米至5米）。干道由绿化带分割为汽车道、公共汽车道、马车及自行车道，两旁为人行道。路旁建筑不得超过23米，办公楼和大型商业建筑要从道路界限后退10米至15米。 主要街道的照明和电信线路采用地下管线电缆。在规划、建筑管理上制定实行了一整套法规。 给排水规划采用分流系统。伪满“国都”建设局对城区水源进行调查后，设计了拦截台河为城区供水的方案，日供水能力为4万立方米。排水系统方面强制推行厕所水洗化，此外利用伊通河的若干支流改造为人工湖，实行雨污分流制排水。同时利用人工湖修建临水公园带。 在这份计划中，对用地规模、地上地下建设程序、建筑高度、立面造型及退出红线宽度等都做了规定。公共建筑用地(包括“帝宫”、机关、道路、公园、运动场)为47平方公里，居住、商业、工业用地为53平方公里。 “帝宫”建设地在紧邻建成区的杏花村。“新宫殿”规划面积为51.2公顷，包括大广场、正门、本殿、正殿、宫内府、尚书府及花园。城郊铁路西侧大房身地区另有200公顷的“帝宫”保留地。 由于“新京”的城市功能定位是行政中心及军事指挥中心，因此，工业只有食品加工、印刷、卷烟、造纸、胶合板等服务性企业。而军事用地规划只占地5%，实际占地却突破了9%。在市区周围修建了大量关东军营房、细菌部队、航空队司令部、军事机场、靶场等一系列军事建筑设施。 1940年10月1日，原计划规定的人口很快被突破。“新京”人口已经突破了预定的50万人，达到55.5万人，其中日本人占20%。伪满“国都”建设局在1941年对原规划进行了修改，将市区面积扩大到160平方公里。调整后的计划设想“二十年后‘新京’人口控制在百万左右”，故称《新京百万人口计划》。重点是取消大房身“帝宫”保留地，开发铁西新居住区。在环城绿化带以外建设卫星城，规划人均用地200平方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因财力紧张，城市建设的脚步也随之放慢，到1945年8月15日伪满洲国垮台，这份《大“新京”都市计划》也没能完成。“新京”实际开发建设面积为79平方公里，绿化面积为70.7平方公里，道路370公里，公交线路26条。 二、主要建筑 （一）人民大街 一百多年前，在今天长春站的原址当时叫头道沟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火车站，不久又有了站前广场以及垂直于站前广场的一条长约900米，宽约40米的柏油马路。很难想象那时我们这个城市的先民们是以怎样的目光战战兢兢地注视过列强修建的这些庞然大物。但是，100多年间，这条最初只有短短不到1公里的马路 拓展成洋洋洒洒十里长街，其间五易其名，依时间顺序先后或并存过“长春大街”“中央通”“大同大街”“斯大林大街”“中正大街”“斯大林大街”“人民大街”。 这样的一条街路记录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有血泪、有辛酸、有荣光、有梦想，还有伴随荣光与梦想而来的今天的幸福与安康。 今天，我们站在这条街上，回溯它的历史并未感到他是一位“老人”，相反他还和我们这座城市一样年轻，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和改革开放的春风，正昂首阔步迈向下一个百年、千年…… 1.百年沧桑五易其名七个称谓 历史并非在一夜之间创造！人民大街的名字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最初的“长春大街”到今天的“人民大街”，100多年间，这条长春市的中轴线曾先后五易其名。在每次名字变迁的背后，都留有深刻的历史印迹。 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战胜方日本从沙皇俄国手中夺得了中东铁路支线(长春至旅顺、大连段)的经营权。接着日本人便以需要铁路用地为名，通过收买和非法侵占手段将周边5.5平方公里土地据为己有，建立了日本“满铁”附属地规划中的长春站。 1907年，“满铁”兴建了长春火车站(长春站原址），并以站前广场为中心，沿广场由北至南铺设了一条长约900米、宽40米的 柏油马路，命名为“长春大街”，就是现在人民大街的北端，即今站前广场至胜利公园路段。 《长春市志》主编于祺元对这段街路补命名为“长春大街”，曾进行过深入地研究，他认为：“人民大街初建时，‘满铁’附属地道路网还没有形成，这条为火车站服务的街路，就取了当时长春驿 (站)名字中的长春两字”。这样，人民大街有了最初的名字—— 长春大街。 14年后，随着日本对其附属地控制程度的加深，这条街路的名字开始充满了日本味。 经过16年的经营，1921年时的“满铁”附属地道路网已经粗具规模。为了更加充分体现附属地的属性，“满铁”附属地当局按照日本的习惯对街路的名称进行了一次调整——将纵向的路称之为“通”，将横向的路称之为“町”。 因为“长春大街”是贯通这一区域南北的主干道，日本人便以“中央”称之，“中央通”由此得名。日本人又以“中央通”为中心，在纵向以东修建了东一条街至东八条街，纵向以西修建了西一条街至西四条街，并都按照“町”和“通”的用法取了相应的名字。 此外，还在“中央通”的西侧建设了很多日本驻军的营房、军人家属和“满铁”员工的住宅区。 东北沦陷后，长春沦为伪满“国都”，根据日本军国主义者精心制订的《大“新京”都市计划》，1933年开始将“中央通”从现在的胜利公园继续向南延仲，并作为规划中的城市中轴线。到1938年，已经延伸到今天的卫星路一带。 新延伸出来的路段，尽管和“中央通”南北相连，却另外起了一个名字——大同大街。于祺元说:“1933年，溥仪在伪满洲国还没有称帝，还是‘执政’，但是年号‘大同’却早已经有了。新延伸的这段路，就是由伪满政府修建，并根据溥仪的年号取的名字。”
原来，这里面涉及一个“满铁”附属地解体时间的问题。历史上，伪满洲国“建国”初期，“满铁”附属地仍然独立于伪满洲国之外，归日本政府管理。这样的局面持续到1935年，以“满铁”附属地撤销“治外法权”而终结，并在此基础上将“满铁”附属地移交给伪满政府管理。然而此时，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已经认可了这样分而称之的说法，所以，一直到东北光复前，这条街路的名称没有再更改。
虽然名字没有更改，但是这条街的变化却在不断发生着。1935年，于祺元随家人搬到人民大街西侧牡丹园（当时叫牡丹公园)一带。据他回忆，那一时期这条街上最热闹的地方当属“中央通”一段。那里主要是日本人的商业区和享乐地，剧院、饭馆、妓院、公园等场所比较集中，而且所建房屋多是二层小洋楼，加上日本人比较多，每到此处都会产生一种看见日本街路的感觉。 “由于日伪的军政统治机关及其推行殖民主义文化和科研的机关，依次排列在这条街上，中国人走在这条街上，往往都会产生矮人三分的感觉，而且也很少看到中国普通老百姓。” 随着“二战”结束，日本宣布战败，苏联红军进入长春。人民大街的名字也由“中央通”和“大同大街”合二为一，统称“斯大林大街”。
用人名做街路的名称，也是苏联人的习惯。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人民铭记历史人物，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个人崇拜。这也为这条街路以后两次改名做了铺垫。 国民党占领长春后，“斯大林大街”短暂地退出了长春的舞台。在1948年长春解放后，人民政府沿用了“斯大林大街”称呼， 直到1996年。 1946年5月下旬，国民党占领长春之后，迅速把斯大林大街改为中山大街(原“中央通”路段)和中正大街(原“中央通”以南路段)。 当时的人民大街变成了“杀气腾腾、充满战争气息、不平静的一条街”，国民党的各种军事指挥机构都在这条街上，原市政府办公楼就是国民党新一军和郑洞国第一兵团的司令部，牡丹园就是国民党的重炮阵地，人民大街上的高楼几乎都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辽沈战役期间，由于长春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围住，国民党当 局枪毙犯人时，就在人民广场的东侧进行。这些所谓的犯人多数 是我军地下工作人员或者是被国民党认定的我军情报人员。 “长春解放前夕，人民大街是国民党为守军空投粮食的主要区域。空投时，根本不允许老百姓靠近。靠近者，格杀勿论!”说起国民党军队的暴行，于祺元老人有着说不完的话:“有一次一麻袋大米从天而降，落在我家院子的玉米地里，尽管大家非常饿，但是谁也不敢出去取回来。到了晚上，我们才偷偷摸摸地背了回来。发现大麻袋里面是若干小袋，可能是怕在投递过程中大袋子被剐坏！ ”当时解放军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空投，用大炮轰击国民党军的飞机，迫使飞机不能低空飞行，使投递目标常常错位。这样带有恐惧色彩的片段，都是老人在那个时期所经历的无法抹去的记忆。 2007年，笔者专程采访“建议将斯大林大街改名为人民大街”议案的提者、长春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振泉先生时，他说：“当时，为纪念苏联红军在抗日战争中解放长春的伟大功绩，采用‘斯大林大街’这个名字。但是这里面有个人崇拜的成分，所以我写了关于改‘斯大林大街’为‘人民大街’的议案。” 李振泉说:“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人民应该享有一切劳动成果。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手中夺回长春时，这条大街就已经开始为人民服务了。而且我们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大街’与祖国的名字血脉相连、同根同源，读起来也朗朗上口。” 斯大林大街是当时长春市的一级街路，按照相关规定，如果改名须报经国务院批准。在国务院批复后，1996年斯大林大街正式更名为人民大街。 一条大街，在百年间五次易名。对于这些名字，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可以确定地说，这些依附在这条街上的名字，以及街道的变迁，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发展和国家命运的真实写照。 2.一条街一个城市的历史 撸起袖子，陈学奎被哂得通红的胳膊与如雪的白大褂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情此景如同一张冲击力很强的照片，夺人眼球！自2004年退休之后，陈学奎迷上了长春城市建设。目前，因返聘还在吉大二院出诊的他，每逢周末休息时，仍要骑着自行车在长春市四处转转，裸露在外的皮肤被烈日晒得泛出了古铜色，彰显着一位老人对老长春浓浓的爱。 陈学奎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1965年，从哈尔滨来长春读书时，他就已经感觉到长春的街路非常有特点了。“大马路、四排树、圆广场、小别墅”的顺口溜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人民大街及其沿线的面貌。据说，这种放射性广场的设计理念是“满铁”借鉴了19世纪法国巴黎市政建设理念。 日俄战争后，获胜方日本获得长春宽城子车站至旅顺口之间的铁路干线和一切支路，以及该铁路线内所附属的一切权力和财产。1906年11月，日本政府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第一任总裁是后藤新平。1907年，“满铁”本部从日本东京迁至大连。“满铁”并不是简单的铁路管理机构，而是日本用于统治和管理中国东北的重要机关。当时日本人已经充分意识到长春地处中、日、俄三国势力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满铁”急于在长春建立铁路附属地。经过一番秘密调查之后，“满铁”长春附属地选址确定在长春老城和沙俄中东铁路附属地之间的地段上。“满铁”当局十分重视附属地的规划与经营，并且把这里作为同沙俄抗衡的基地建设。在“满铁”经理主任田边敏行、土木课长加藤与之吉、建设事务所所长鹤见镇的督导下，进行了120万平方米的规划与建设。在这个规划中，第一次以“长春大街”（今人民大街）为基轴把大型绿地纳入市区的规划范围内。当时的“长春大街”总宽36米，并以其起点处的站前广场为中心 向东西两侧建两条斜向道路，同时建立圆形中心广场。这种来自法国的建设格局得到当时很多日本高层人士的认可，并成为长春街路建设的经典。 此外，为考虑之后的开发与建设,“满铁”对“长春大街”及主干道两侧区域细分成一个个长方形街区，临街建筑大多门脸窄，进深宽，和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去甚远。但是，到了1932年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进一步加深，军国主义者们在“大陆政策”的鼓动下，把长春作为所谓伪满洲国的“首都”，使得长春人口迅速达到60万，36米宽的“中央通”成了城市发展的“瓶颈”。 “当沙俄和日本在人民大街附近‘划地称王’时，我们的前人一直都在漠视吗？ ”很多对历史并不清楚的年轻市民不断地发出这样的疑问。其实，早在“满铁”以开发铁路的名义强占中国土地的时候，清政府本身也是有所顾忌的，同时一些进步的中国人也开始自觉抵制。1907年1月14日，长春商埠地在“满铁”长春附属地和长春老城之间开埠了！为了阻止“满铁”将附属地不断向南扩张的趋势，长春历史上的第二任道台颜世清将道台衙署这一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地点建在紧靠近“满铁”长春附属地南段的高地之上。据当时日本人所写的《长春发展志》中记述：“在临近‘满铁’长春附属地之高处修建道台衙门，‘满铁’长春附属地低于该处，恰有居高临下，威镇‘满铁’长春附属地之势。道台衙门宏伟壮观，中国国旗高高飘扬，益增其威严。” 1909年长春商埠局还请来一位英国工程师主持商埠地的街区规划，这是长春历史上长春人第一次为自己的城市进行规划设计，规划中有和“长春大街”一样的属于中国人的漂亮街路。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步伐不断加快，而中国民族工商业实在过于弱势，这个规划始终不能产生太大作为。 但是，由于商埠地的出现，许多中国人开始在这里聚集，在如今的大马路、光复路一带形成新的城区。据研究长春历史的陈学奎说，在他翻看过的很多史料中，对这片区域都有过详细的描述，妓院、茶楼、戏院、书场应有尽有，其热闹繁华的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 3.街上四园，刀劈斧凿的历史痕迹 在长长的人民大街上，有四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公园是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和回味一下的。胜利公园、杏花村、儿童公园、牡丹园，在时间的沧海桑田里都留下了刀劈斧凿般的痕迹。尽管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并没有泛起过太大的波浪，但是当我们用显微镜放大那些小小的浪花时，仍然可以看到时代的一些烙印。 以前，笔者也曾写过胜利公园，当时却从未曾考虑过，一个胜 利公园几乎浓缩了长春近百年的历史。 “胜利公园是长春历史最悠久的公园。1908年，日本人规划‘满铁’附属地时，就划定了头道沟公园(胜利公园的最初名，俗称西公园）的预留地范围。”据于祺元介绍：“当年，为了搞好‘满铁附属地’的规划工作，日本从其国内派来了包括建筑学家、军人在内的10名专家。为了深入开展工作，这些人都化装成了中国商人，人人脑后也都拖上一条大辫子，秘密进行勘测。” 清朝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政策，这也就意味着，1906年长春开通商埠地所需要的土地仍要向土地占有者购买。为此，清政府将土地按照地理位置等具体情况分四个等级进行买卖。据说，当时长春的道台孟宪彝将已经开发好的熟地按照未开发的生地价格进行收购，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双方甚至将官司打到北京城。日本人正是看到了一小撮中国败类喜欢贪小便宜而不顾民族大义的弱点，于1913年让那些带着假辫子的日本人采用抬高地价(用熟地的价格购买生地）、私自买卖土地(背着清政府和中国农民单独接触)等一系列非法欺骗手段，购买了部分农民的土地，尤其是地主赵洛天的土地和房产。这样，不仅延仲了“满铁” 附属地的范围，同时也扩大了西公园的面积。 据说，那时的西公园向东越过人民大街，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乐府大酒店一带。西公园的大规模建设开始于1915年，6年后相继完成了主园区筑造，并利用伊通河支流头道沟的水源造湖、堆山，还修建了桥梁、休息亭、厕所等设施。1923年在园内东北角，也就是赵洛天住房的旧址，建成了西城区公园事务所(该房舍今仍然存在,在胜利公园北门附近），由“满铁”派专业人员进行管理。这座公园曾多次更名，1938年所谓的伪满“‘新京’特别市” 根据“满铁”的提议，将西公园改称儿玉公园，这是日本侵略者为了纪念一个叫儿玉源太郎的日本人。此人曾担任“满铁创设委员会”委员长，在日俄战争期间还担任过日军总参谋长，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八一五”东北光复以后，“儿玉”铜像被推倒，公园也被改为中山公园。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公园才有了现在的名字——胜利公园。胜利公园在长春历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骑木马、划小船、看动物、荡秋千……几乎伴随着很多长春人的童年时光。1934年定居长春的李其颖老人，已在长春生活了80多个春秋，至今他仍清晰地记得，刚到长春时，和父亲到西公园游玩的一些情景：“公园里有很多动物，不仅有小毛驴、路驼可供小孩们骑，还有熊和老虎、孔雀等动物可供人们观赏。孔雀开屏是孩子们最盼望的时刻。”“1936年修建的电动旋转木马，几乎就是西公园的招牌。” 在于祺元老人的记忆中，当时的西公园是市内数一数二的好去处，“骑在飞旋的木马上，可以听见音乐，在木马的北面,还设有专供儿童洗手的盥洗台，一些游玩的儿童常聚在这里洗手洗脸”。1968年，在胜利公园朝人民大街方向上，在儿玉源太郎铜像旧址上新建了一座6.8米高的毛主席像，为很多游人增添了一 抹红色的回忆。游客们临出公园时都要在毛主席像下照相留念。 1986年，胜利公园内的动物全部迁到长春动植物公园，胜利公园又引进了一批现代化的游乐设施，为春城百姓带来了新的快乐。小火车、碰碰车、电瓶小汽车，让人们的娱乐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市公安局沿人民大街南行不远，是目前我市占地面积最小的公园杏花村。这个曾几何时更名为“白山公园”的公园也与我们这座城市一起经历了历史的荣辱。不过，最早的杏花村要比今日的杏花村大得多。据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说:“从人民大街一直到东民主大街、文化广场，这一大片都叫杏花村。” 根据文献记载和专家的考证，杏花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的杏花村是长春城外的一个自然村落，村内陆形 起伏很大，不便耕作，中间还有一条溪水潺潺流过。据《长春县 志》记载:“其中遍植樱桃、李、杏等树，而又以杏为最多，故名之曰杏花村焉。”1901年，长春知府王昌炽上任后，为了游赏方便，买下杏花村进行重建。1903年，王昌炽的幕僚们为了给上司歌功颂德，还撰写了《杏花村记》，并立了一座石碑做纪念。不过,这座碑也和它所经历的那段历史一样命途多舛，几次易址，1992年才被重新安放在杏花村公园内。 杏花村最“辉煌”的岁月是在“伪满”时期。据记载，1934年溥仪从伪满洲国“执政”变成伪满洲帝国的“帝帝”以后，他的新“皇宫”位置就在杏花村，也就是今天的地质宫一带。当年的3月1日，溥仪举行所谓的登极大典。那天早晨，溥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杏花村装模作样地“祭天”，行“告天礼”。当时，祭天时所用的临时“天坛”就设在今天地质宫大楼的西配楼。国民党统治时期，杏花村遭到严重破坏，杏树、桃树、榆树、柳树等树种都遭到灭顶之灾。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杏花村公园西段，也就是今天同志街以西，东民主大街以东，建政路以北和锦水路以南的地方，逐渐被占用。到20世纪80年代，在其北侧曾建起过一条短命的仿古一条街。于祺元回忆说：“那都是中式的二层楼房，它们大多被饭店‘征用’。人们对这条街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后来，这条街连同那些饭店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消失了。” 时光飞逝，现在杏花村已经成为闹市中难得的一处休闲之地。每年杏花开放的季节，就会有很多年轻人在此拍婚纱照。那情那景，真容易使人想起“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的词句。 现在提起儿童公园，很多人会把它与君子兰展览联系到一 起，这倒也和儿童公园的历史有些吻合之处。据《长春市志》记 载：“儿童公园始建于1936年，原名‘大同公园’。公园建设以园 林为主，占地面积33公顷。流经公园内的黄瓜沟，筑成3.68公顷 的人工湖，并且修建了能容纳万人以上的露天音乐台及长春市第 一座游泳池。” 和杏花村一样，初建时的“大同公园”也比现在大得多。“除了 儿童公园现址外，这个公园还包括吉林省文化活动中心及周边的 面积在内，即西到人民大街，南到解放大路一带，都属于‘大同公 园’。”于祺元说:“ 1942年，日本人利用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的机会，曾在‘大同公园’举办了一次所谓的博览会，在展示伪满的各项‘成就’之时，还出售一些商品和食品，讨好和收买人心。因为受到太平洋战争的影响，那时候长春的细粮供应已经不能自保了。很多人都跑到这里来，抢购伪币1毛钱一碗的面条。就这样，这些大事小情为一座公园涂抹上了殖民的色彩。”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大同公园”改名为“中正公园”。长春解放后，又改名为“人民公园”。“文革”末期，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全国兴起了一股“敬建工程”(为纪念毛主席而修建建筑物，所以前面特意加了个“敬”字)的风潮。公园的游泳池和露天音乐台遭到严重破坏，准备在此也兴建一座“敬建工程”建筑。但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该项工程停工。随后，建成了今天的“省文化活动中心”等建筑，使公园的面积再度缩小。 1981年，“人民公园”改名为“儿童公园”，成为长春市唯一专门为儿童设立的公园。 牡丹公园和杏花村有很多相同的苦难经历，也都曾经从人民大街延伸到同志街一侧，又都在城市建设中由大变小。 年轻时曾在长春生活过的日本人粟原忠道，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又曾数次来过长春，并写有《长春回忆录》一书。他在书中写道：牡丹公园和“白山公园”一样，也是东起“大同大街”，西至“宫廷用地”(今文化广场一带），只是稍宽一些。在这座公园里，有钢筋混凝土的纯日式建筑——“神武殿”（今吉林大学鸣放宫）。每年春秋两季在这里举办武道大会，并且还可以看到附近机关和企业的职员们在这里练习枪剑术。 牡丹公园的紫丁香树很大，十分好看。这个曾经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地方，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没有逃脱被奴役的命运。“这里被国民党军队当作炮兵阵地!”于祺元痛心疾首地说:“以绿化见长的公园，就因为国民党要搞独裁，打内战，给糟蹋了。” 长春解放后，牡丹公园和杏花村、儿童公园、胜利公园一起获得了新生。它们不仅有了全新面貌，也和它们朝夕相伴的人民大街一起成了长春人的欢乐天堂。 到了1998年，由市政府投资，引进了山东菏泽和甘肃的牡丹，牡丹公园名副其实地成为长春市民工作之余赏国色天香的好去处。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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