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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变革之路：中国历朝改革得失》，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8月。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春秋战国，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其中许多故事，都能为今天提供参考。 有这样一个国家，套用今天的话说：它发迹于老少边穷地区，建国初期人口少、底子薄，资源贫瘠，政治文化落后，人民素质普遍较低，还常受外族侵略。 这，就是当时处于西北边陲的秦国。 然而，在其后短短一百年间，秦国通过变法图强，迅速超越中原各国，一跃成为政治、军事、经济强国，令人们震惊和赞叹！它依次灭掉了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燕国、齐国，成为天下一统的新霸主。 这是一种什么速度？秦国速度。 要知道，从秦国商鞅变法（公元前 356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 221年），只用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相对于周王朝八百年历史、齐晋等国三四百年历史的老资格来说，秦国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但事实就是如此，它华丽丽地崛起了。这“秦国奇迹”的奥妙究竟在哪里？为何它能后来居上？ 当时的人们就评价秦国“秦，虎狼也”。在《战国策》中，有这样震撼的描述：崤山以东的六国的士兵，参战时都全副武装，穿着铠甲、戴着帽胄。但是，秦国士兵比六国士兵都更勇猛，他们通通赤膊上阵，不做任何保护措施，他们横冲直撞，杀红了眼，左手拎着血淋淋的人头，右手夹着生擒而来的俘虏，还在不停地追杀敌军（“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秦军的骁勇善战，为世人所公认。 后世人们往往把秦国的强大归因于某些具体因素，比如：使用了远距离射杀武器“弩”、青铜剑的制造技术好、马匹精良等。诚然，这些因素能够决定单场战斗的胜负，但秦军逢战必胜，所向披靡，其原因仅仅只在军事吗？ 军事，只是表象，是政治的延伸。而政治，亦只是另一个表象。 这背后，实质上是制度的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赢者通吃的时代，谁能打，谁就是大佬。 秦国一直都在做小弟，守着自己那点可怜的土地，龟缩在西北角。 所谓“向东不能出崤函，争南不能及巴蜀”，很长一段时间里，秦国的形势很不乐观，如果我们沿着北、东、南三个方向画一个半圆，就会发现，在秦国的周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C形包围圈”，将这个国家严严实实封锁起来。魏国、赵国、楚国，周边很多国家都在挑衅它，制造各种事端。面对各种挑衅，秦国就是硬不起来，幸运的是，秦国老百姓都能理解领导人的苦衷，他们说：“我们秦王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问题是，这盘棋下了好几代人，从爷爷辈到孙子辈，似乎车马炮还憋在老巢里不得出来。“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国家就不能发展！”站在函谷关的城墙上，秦孝公向近臣吐露心声。 作为秦国的第三十一位君主，秦孝公想带领秦国走向富强。 可是，改革该如何进行呢？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比较优势的后发国家来说，一切都只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验可循。 此时，各国都已经启动改革了，而且卓有成效，请看： 魏国率先改革，领先了秦国五十多年，“李悝变法”让魏国一跃成为强国，侵吞秦国在河西的大片土地，将秦国逼入关中，使得“秦兵不敢东向”。 楚国也开始了改革，领先了秦国三十多年，“吴起变法”，辟地千里，带甲百万，“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南方的大片土地归入楚国势力范围。 韩国，法家名士申不害也引领变法，“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制造出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攻击性能极高，“天下之宝剑韩为众”。 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富之国，最早称霸中原，国内经济繁荣，商业发达，让各国羡慕不已。 当各国都在争相改革、取得一次次巨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成就时，西北边陲的秦国该怎么办呢？ 年轻的秦孝公登基伊始，便召开会议，加速改革，实现富国强国的愿望。当然，在秦孝公的心里，本国人才匮乏，他只能寄希望于国外人士。 当时各国间，人才流动频繁，奇士高人都自荐于王公贵族，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 商鞅就这样上场了。
这一年，商鞅 39岁，也不年轻了，他在仕途上始终没有太大发展。
商鞅这个人，很早就精通法家思想，有很丰富的实战经验，可惜在一个“唯文凭是举”的时代，他学历太低，在魏国出不了头，总被那些“海龟”嘲笑。 商鞅很崇拜李悝、吴起等法家前辈，向往能像他们一样，做一番大事业，青史留名。 可这只是一个梦，他已经39岁了，半辈子已经过去，似乎没有看到一点转机。 当时，商鞅所在的魏国是较发达的国家，自然也是人才辈出，竞争激烈。商鞅眼看着别人一个个高升，而他却一事无成，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秦国的招贤诏令，让他眼前一亮。 商鞅是一个城府极深、思谋极细之人，他决定离开魏国。他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这种极端自负的性格，让他日后成为天才般的治国人物，也让他最终死于非命——当然，这还只是后话。现在的商鞅所要面对的，是他实现人生跳跃的一次重大机会。 一个初登王位的青年君主，一个仕途不顺的“外来和尚”，就这样拉开了秦国历史乃至中华历史上的一幕改革大剧。 改革前夕，秦国做了充分的宣传工作，邀请文武百官进行了一场大讨论。 力主改革的商鞅与力主守成的老臣甘龙、杜挚，成为这次讨论的关键人物。 商鞅说：“各国在竞相改革，而我们走了许多弯路，落后几十年了，我们不能再拖拖拉拉、瞻前顾后，要敢于打破利益阶层的垄断！”“年轻人，不要急，我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老臣甘龙摇头说道，“改革非同儿戏，要慢慢来，你如此激进，偌大一个国家怎么适应得了？” 商鞅反驳道：“真正有大胸襟之人，是不会迎合世俗观念的，真正能做大事的人，是不会和世俗民众去讨论的。”（“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甘龙是前朝老臣，也是秦国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甘龙怒道：“我甘氏是春秋时甘昭公的后代，我本人也为国家贡献了毕生精力，你这个外邦之人，来秦国尚不满百日，怎么敢说改就改？” 秦国的“甘氏家族”，可谓根正苗红，甘龙本人既有资历，又有实力。作为元老，甘龙也是一位杰出人物，在上一代的秦献公时代，功劳颇大。想当初，他也是锐意进取之人，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甘龙已是既得利益者，位置不同了，自然也就反对改革了。 双方的争论逐渐白热化。另一位老臣杜挚开始出来打圆场：“改革如果是要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势必引起社会动荡，还不如遵循以前的制度，渐进式发展。” 商鞅却是意志坚定，严厉反驳：“古人早就说过，‘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纵观历朝历代，外界情势一变，国家法令自然也就要跟着变化。若落后一步，就会步步落后。与其站在岸边观望，不如摸着石头，蹚过河去！” 商鞅性格刚愎，棱角分明，史书中记载他的言辞，总能让人感觉到一股冷峻之风——当然，一个偏远落后的国度，正需要这样一位铁腕的政治人物，才能鞭策整个国家前进。 最后，秦孝公对这场大讨论进行了总结发言：“我决心已定，不再在乎世人的那些议论，一定要进行改革。” 两千年前的秦国，在喊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口号时，整个秦国获得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秦国人开始尝试去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他们之前所没有憧憬过的生活。 改革开始了。
“商鞅变法”中城门立柱的故事，毋庸赘述，在此，我们思考一个核心问题：秦国的所有改革措施中，能最大限度调动国民积极性的，究竟是什么？最关键的措施就是：建立军功爵制度。 “军功爵”制度——鼓励军功战功。凡参战的士兵，不论出身背景、家境贫富，只要斩获敌人首级一颗，就可提升一级爵位，升职、做官，还可获得相应的田地、财产。 这项制度为何重要？在此，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状况。贫、富二代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周朝社会的残酷现实。要知道，当时对于人才的选拔，都是以宗族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是主要体制——贵族和平民有着严格的等级。 当时各国，都面临社会阶层断裂的危机。大多数国家，如鲁国、郑国、卫国、楚国，完全被既得利益者们掌控，上层社会资源由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良氏、屈氏各大家族所瓜分，国家就是他们的家族企业，平头百姓根本没有进入的机会。 底层人才上不来，生活看不到希望；上层人士坐吃山空，崽卖爷田心不疼。整个社会缺乏良性流动，发展到东周时期，国家陷入停滞，毫无生气。怎么办？战国时期“养士之风”流行起来：诸侯国各大夫都有自己的门客、食客等，聚集了大批人才于自己家中。比如著名的“战国四君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他们对凡是来投奔自己的门客，都以礼相待，不分贵贱，由此为国家积累了大量人才，也为平民百姓开通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通道。这个时代，涌现出一些平民出身的英杰人物，如蔺相如、范雎、毛遂、田文、公孙龙等，他们最早都是做门人食客，最后才脱颖而出的。 但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在千千万万的门人中，能脱颖而出获得主人赏识的，毕竟只是少数，它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而且全凭主人的个人意愿，如蔺相如、毛遂这些人，成功皆因为偶然，商鞅在魏国就长期得不到赏识。 如何能有一种制度、一种标准，使人才选拔能系统地开展下去呢？“门客制度”打破了官二代与穷二代之间的鸿沟，再进一步发展，就到了该形成体系、以既定客观标准作为评判人才的程度了。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以军功来评价人才，是最现实的方法。“军功爵制”应运而生。在《商君书·境内》中，我们可以看到“军功爵”的明确规定，可以浓缩为以下三点： 商鞅治秦，一夜之间，草根与贵族的界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平民有可能成为达官显贵，达官显贵则有可能跌落为平民。优胜劣汰的法则，让这个国家开始充满活力！
秦国的变革是迅速的，也是基本顺利的。我们进而想到一个问题：在当时激烈竞争的年代，其他国家没有类似的改革吗？其他国家也有，甚至一度领先秦国，可是都以失败告终。魏国的“李悝变法”，早于秦国几十年就实行过“军功爵制”，但魏国的弱点在于：士兵一旦晋级，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全由国家负责，这是个“无限责任制公司”，连结婚生子也由组织安排，久而久之，政府财政负担极重，最终难以为继，只能宣告破产。
楚国的“吴起变法”，也早于秦国，也是军功奖励制度，短时间内“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辟地千里，一度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楚国的软肋在于：国内既得利益群体过于庞大，高层完全由昭氏、屈氏、景氏几个大家族所垄断，形成了“寡头政治”。全国的事情只由几个大佬说了算，他们的儿子、孙子世袭爵位，随着改革的深入，权贵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联合起来，杀死了改革家吴起，中断了改革。
晋国曾一度打破公族世袭制，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打掉了国内所有的权贵势力，换上来的全是年轻小伙子。晋文公提拔了大量异姓家族，采用“尊功尚贤”手段，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晋国中原霸主的地位维持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可谓是春秋时期最持久的发达国家。但到了后期，这些异姓家族也开始壮大，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变成被赵、魏、韩的少数大家族垄断的“寡头政治”，导致“三家分晋”，国家分裂了。
失败的结局各有不同，但原因只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过于庞大。
再进一步分析，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其实都是西周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领主集团”，而独独秦国的主体阶层是“地主集团”。
何谓“领主”？何谓“地主”？
简单点儿说，领主，就是在分封制下，拥有自己的领地、庄园，绵延万亩，自己有兵权、行政权、人事任免权、征税权等，独立性很大。而地主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没有军队和行政任免权的。说得更简单点儿就是：地主只有地（面积不大），领主既有地又有人（地很大，人很多）。
与西周君主“分封制”一脉相承，诸侯大夫“世卿世禄”在各国延续了上百年。这些世袭的权贵，构成了庞大的领主集团，比如：鲁国的政权完全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掌控了，郑国的上卿往往是罕氏、良氏家族轮流执政，卫国则是石氏和宁氏，楚国则是屈氏家族，晋国有赵氏、魏氏、韩氏……权贵阶层根深蒂固，使得很多像商鞅那样的小老百姓，即使有才，也无出头之日。
而反观秦国，则显得很“非主流”。秦国因为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社会阶层很松散，尚没条件产生稳定的权贵集团，门阀家族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即使有少数的既得利益群体，也只是像甘龙、杜挚那样的个体，尚未形成庞大的势力。这种情况下，改革就不会受到像楚国、郑国那样多的权贵集团左右，只要出现一个铁腕意志的君主，推动变革，一竿子捅到底，改革就会进行得很顺利。
商鞅变法之后不久，就开始推行土地改革——“废井田，开阡陌”。就是打破“井田制”这种大锅饭的公有制，以“开阡陌”来开垦大量荒地、土地财产归个人。还鼓励东方各国的百姓前来秦国开荒种地，只要愿意的，都能得到自己的土地！秦国形成了千千万万个“小地主”，从而提高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在其他国家，老百姓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只有权贵阶层才享受土地和财产，他们世袭，不把利益分给老百姓。而在秦国，老百姓有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且是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
换作是你，你愿意选择哪个国家呢？
不言自明。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秦国占领的土地越来越多。秦国的将士，有功既赏爵位，又赐田宅，可以成为军功地主，如果不断立功，还可不断受赏，以至于私人得到大量的土地田产。我们惊讶地发现，秦国兼并六国的战争，实质上就是一场“财产私有化 +土地归个人”的战争！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中这样评价道：“战国将近二百年的长期战争，本质是地主政权代替领主政权的战争，是地主政权的秦国对领主政权的山东六国猛烈进攻，结果秦国胜利，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伟大成就。”在这场战争中，秦国一方的百姓不断获得土地财产，越扩张就越获益，百姓怎么能不为之心动呢？
而在山东六国，老百姓没有自己的田地财产，永远是为贵族卖命。既如此，战争胜负又与百姓何干？我凭什么要为国家牺牲自己呢？所以百姓根本没有保家卫国的动力。
商鞅是个讲究实效的人，他的言辞向来露骨，直指人性：人的爱好无非两种，要么是名誉，要么是财富，只要给予他们这些东西，不就可以掌控整个社会了吗？（“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
战争本是残忍之事，却被商鞅包装成了走向成功的星光大道。
战争本是被民众厌恶之事，却被商鞅转化成了人们争相追逐的好事。
这正印证了《商君书》中所言：“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能够让民众热爱战争，狂热地追逐战争，这样的领袖，就是王。
在这种极端激励法下，秦国形成了“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的景象，秦人纷纷从军，以征伐为荣，令山东六国瞠目结舌。秦汉史专家徐卫民教授在他的《军功爵制与秦社会》论文中做过统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一年，前后经过一百零九年的时间，秦同六国共作战六十五次，其中同魏作战十六次，同楚作战十四次，同赵作战十三次，同韩作战十二次，同齐作战四次，同燕作战二次，同六国或五国联军作战四次。”
这些来自底层的士兵，为了获得军功和财产，拼命而疯狂地砍敌人的脑袋，因为只有提着脑袋，才能得到赏赐。在与赵国的“长平之战”中，秦军大将白起一声号令，坑杀40万赵军，人们被秦军这种疯狂的举动震慑了！
数十年间，秦国百姓普遍都拥有了自己的田地和财产。正如英国的《国富论》中所说，人性是以利己为前提的，人们只有对自己的私有财产才最珍惜。由此，秦国百姓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形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坚不可摧，再也没有哪个敌国能打败这个国家。
随着努力程度越大，财富越成倍增加，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军功爵制”的诱惑。
为了保证这种狂热能长期持续下去，商鞅采取了一条更为厉害的措施：只开放“军功爵”这一条通道，严禁从事商业贸易等其他经济行为。中下层百姓为了获得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唯有参战！全社会都集中在这一个目标点上，其所积累的力量是惊人的。
法家另一位代表管仲曾言：“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当人民所追逐的利益，都来自同一个方向时（比如参军），那么掌控这个国家就天下无敌了；当人民有两个可选择的逐利方向时（比如参军或务农），还是可以保证强盛的；当人民有三个选择的逐利方向时（比如参军、务农或经商），那么征伐别国的力量就不强了，因为每个人的选择太自由了，不听政府的了；当人民有四个可选择的逐利方向（比如参军、务农、经商或出国移民）或更多选择时，那么君王就很难控制老百姓了。
这话说得有些极端，但在当时那个时代，无疑是正确的。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只是为国家、君主服务，而国家之间靠的是武力征伐决定存亡，一旦老百姓有多种人生选择，执政者就控制不了大量民众，就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军事作战了。
法家“利出一孔”的秘诀，被商鞅用严刑峻法定下型来。
秦国的老百姓做梦也想不到，几年前他们还是西部边陲最穷国家的最底层平民，几年之后，他们一个个都有机会成为“军功地主”，成为社会成功人士，跻身上流社会。
制度变革的力量，是多么惊人，能让一个西部边陲弹丸小国短期内成为天下强国！
在巨额财富的诱惑下，秦军狂热追逐着他们的梦想，直到灭六国。据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统计：
现在，我们来回答，秦国为什么能后来居上？
答案只有一个：公平竞争，能者多得。 好 文 推 荐 日本兵是不是真的很矮？二战日本步兵平均身高低，强调近战搏杀笔者曾问过多位抗战老兵一个问题——“都说小日本小日本，日本兵是不是很矮？”这些老先生们的回答大同小异，他们见到的日本兵身高大多在160厘米以下。另有一些老先生回忆，到抗战胜利前，侵华日军中出现了高度近视甚至一些有轻度智力障碍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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