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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世界”旗下原创诗词平台 热爱诗歌是中华民族的特色，世上没有一个民族，是那样喜欢以诗歌作为生活细节的饰物。每当你登堂入室，望见楹联画轴，处处有诗；而所用的一器一皿，类如夏扇冬壶，往往有诗。诗，实际上已成为我们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也许正因为诗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习用而不察”，我们民族似乎喜欢“感性”地涵泳在诗中，对于诗“知性”方面的研究考据工作，一直滞留在零零星星而缺乏体系的层次，鲜有进展。
近岁以来，由于研究诗歌的资料大量翻印，研究诗歌的学者先后崛起，承载诗歌的文物不断出土，一面发扬旧有的考据方法，一面引进西洋的批评理论，这古今中西的巨大汇流，激起了新的研究热潮，一时颇有成为“显学”的趋势。
在这股热潮中，可观的成绩固然不少，但若干研究方法上的偏差也不是没有，我以为有八种研究的途径，我们常走，而却是值得自我检讨的：譬如将一首前人的小诗，作漫无边际的“欣赏”，虽然完成了我们自己的“想象驰骋”，但对原作者来说，可能很感“意外”，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浪费”，这样可能犯了“蔓衍”的偏差。
又譬如有些诗篇是有问题的，甚至早已被判定是伪诗，像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卓文君的《白头吟》等，而我们还在把它当作美谈，这样可能犯了“盲从”的偏差。
又如我们牵合殷墟卜辞的对贞文字，解释作诗歌和声的起源，牵合小说中诸葛亮的造型，以为东坡词中的“羽扇纶巾”不是周瑜，这样可能犯了“枉牵”的偏差。
又如我们抄抄旧注、翻翻辞典，写些与前人重复的见解，作些空洞的注脚或无谓的分类，名为整理，实则拼凑抄袭，这样可能犯了“贩抄”的偏差。
又我们若只对诗中某事某物，作狭角度的观察研究，名为“小题大做”，实则“得其小而遗其大”，最后归纳出一大堆无用的结论，这样可能犯了“管窥”的偏差。
又我们如对古典诗学理论，浅尝辄止，满纸都是陋儒塾师的看法，老生常谈，全无新意，反而认为“诗道至此足矣，其余概不足观”，这样可能犯了“泛论”的偏差。
又若喜欢从思想的分析去看诗人，诗人一谈到乐天，我们就把他归之于道家；一提及仁爱，就归之于儒家。把诗人看作思想家的鼓吹仗卫，把集部的作品贬为子部的支流，这样可能犯了“附庸”的偏差。
又如我们运用西方心理分析派的道理，见诗人一谈到“花”，就是“性器”的象征，甚至将“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原本是开玩笑的人故意想入非非、加以曲解的诗句，也认真作心理分析的证据，并作东西文学的比较，这样可能犯了“乱比”的偏差。
举述这些偏差来一一省察，目的不在排斥某些研究成果，而是希望能积极地汇聚学者的精力，作更有效的投资，我们不希望有门户之见，但不能不知门径的辨别。下面我想先谈从考据方面去研究古典诗，有哪些途径可以去继续垦拓，下列有十个项目，如能潜心致力，一一完成，便奠定了研究中国古典诗的基础，诗的研究前途，才有无比美好的远景。这十条途径，是从校勘辑佚的点点滴滴，汇向全面性的、整体性的、建立诗论与诗史的汪洋大海：
一、诗句异字的精细校勘
诗人在创作时，字字推敲，句句争胜，一字也不肯轻易放过，吟哦停当，不容有误。相传有不少替人改诗的故事，只更改诗中的一个字，使得诗的情韵顿别，即号为“一字师”，可见诗篇往往是“以一字见工拙”，一字出入，关系甚大。
诗既难以容忍有错字，但由于诗篇辗转抄刻，行楷草书，往往误认，传至后代，异字不少，如不能予以校正，往往枉耗诗人们匠心锤炼的功夫。所以如何汇集善本，有计划地精细校勘各家的诗，乃是诗歌研究者首须进行的工作。
诗因版本不同而有异文，有异文就影响内容。譬如李白的《将进酒》诗，明代刊本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句，清人王琦在校勘时，已发现有作“天生我身必有财”及“天生吾徒有俊材”、“天生我材必有开”等异文，今见敦煌发现的唐人手抄残卷，诗题作《惜罇空》，句子作“天生吾徒有俊才”。李白的诗，在唐代传抄时最为普及，唐人的写本，也最接近作者的年代，理应较为可信。若敦煌本作“天生吾徒有俊才”是对的，那这句诗应解作“天才挥洒”者的“自负”，而不应解作“意气凌云”的“乐观进取”。才差了几个字，解诗者便不能据此说李白能“把握当下的确实性及人格价值”。可见许多分析或判断，如果没有精确的校勘作基础，往往会有立说不稳的危险。
又如高适的《信安王幕府》诗，四部丛刊本有“波际隐朝鲜”句，今见敦煌残卷本作“波际指朝鲜”，这“指”字用动态来展示，随着这“指”的动作，使近处的人到远处的景物，有了空间的深度感。而波际的朝鲜，顺着手指的动作方向，隐约地呈现出来，所以这“指”字，已该括了“隐”的意思，如果不是“隐约难明”，就用不着劳神去“指”了，可见用“指”字比直用“隐”字要有味得多。
又如王昌龄的《长信秋》词，明代刊本有“梦见君王觉后疑”句，敦煌残卷本作“梦见君王怯复疑”，大概是因为“复”字与“后”字行书极相似，“复”误成了“后”，“怯后疑”不通顺，又改成“觉后疑”，“觉后疑”三字固然也很有情趣，但不如“怯复疑”，因为梦见了往日的君王，醒来半怯半疑，这半怯半疑已该括了“觉后”的意思，且将奚落在冷宫中那种畏缩失望的弃妇心情，描绘得传神极了。
又如白居易的《题遗爱寺前溪松》，“暑天风槭槭，晴夜露凄凄”，平冈武夫所见日本旧抄，“槭槭”作“瑟瑟”、“露”字作“雨”。考彭叔夏校《文苑英华》，见当时宋本或作“瑟瑟”、作“雨”，正与日本旧抄本同。又考白居易另有《松声》诗：“萧寥发为声，半夜明月前。寒山飒飒雨，秋琴泠泠弦。一闻涤炎暑，再听破昏烦。”正谓炎暑月夜的松声，犹如寒雨飒飒。故意用矛盾的语法，与前诗构思正同，足证旧抄本的雨字是可信的，“晴夜雨凄凄”比“晴夜露凄凄”更能表现松涛的韵致。
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校勘的功用，无论是作者思想的探讨、作品美感的分析、文字结构的层次、内容意旨的研求，都要仰仗于精确的校勘。校勘不仅要校出异文，主要是能判定异文的正误。
二、名家佚诗的彻底搜辑
我国历代有兵燹祸乱，书籍的散亡率甚高。尤其是怡情悦性的诗篇，当初结集时，未必是作者自定的手稿，往往靠后人代为搜辑，搜辑时已有部分散失，传至后代，诗人既多，篇章不少，传抄为难，后人选录部分誊抄，入选者少，遗落者多，使作品或传或不传，更形成了严重的散佚现象。
即以敦煌发现的唐人诗选残卷（伯二五六七号）看来，除李白的诗全存外，其中所选李昂诗三首，两首已不见于本集；王昌龄诗共七首，有两首已不见于本集；邱为诗六首，五首已不见于本集；陶翰诗三首，两首已不见于本集；高适诗两首，今《高常侍集》中一存一佚，单从这张残卷看来，名家诗篇散佚率之高已不难想见。
名家诗篇的散佚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吾人在惋惜慨叹之余，必须兴起歆慕追求之心，要设法将亡佚的名作尽可能搜辑出来，这自然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搜辑佚诗的途径约有下列数端：
残卷 如英伦所藏敦煌残卷中有韦庄的《秦妇吟》诗，不见于《韦端己诗集》，王国维氏已加搜辑考证；巴黎所藏敦煌残卷中有《高适诗集》残卷，有佚诗三首，阮廷瑜已加搜辑。至1985 年吴肃森有《敦煌残卷高适佚诗初探》，孙钦善有《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施淑婷《敦煌写本高适诗研究》列佚诗八首。又敦煌斯五五五号卷背有李岩《咏物》诗十首，均不见于《全唐诗》，我已介绍于《敦煌的唐诗续编》中，而一1982 年7 月中华书局出版《全唐诗外编》中，收王重民《补全唐诗》及《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约有唐人佚诗一百八十首。另有《补全唐诗拾遗》约一百首尚未收入。诸如此类，未曾收辑的部分尚多，亟待梳理。
选本 如唐人韦縠所选的《才调集》中，有白居易的《江南赠萧十九》诗、贾岛的《赠杜驸马》诗，都出乎本集之外；宋人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有高适的《途中酬李少府赠别之作》等，不见于本集，另有十几首诗不见于各家本集；元人方回的《瀛奎律髓》，也时有诗篇出于本集之外，如顾非熊的《送李骑曹之武宁》诗，《全唐诗》及《全唐诗逸》均失收。凡选本中可信的篇章，本集不载，皆可辑补。
诗话 在《全唐诗》的编辑过程中，已利用许多诗话笔记，搜辑了不少佚诗或残句。厉鹗的《宋诗纪事》，更从诗话、笔记、府志、题跋、碑石中，辑出宋代诗人三千八百十二家，其中如尤袤为南宋四大家之首，但诗集全佚，厉氏从《后村诗话》、《梁溪遗稿》等书，辑得佚诗十余首，稍能展现尤的面目。后来陆心源作《宋诗纪事补遗》，更增多三千余家，可见诗话笔记 等书中保存的佚诗，数量惊人。
题跋 诗人题画、题扇、题壁、题跋的诗篇，为数不少，若非经用心采辑，散在十方。如于大成据米芾的书法真迹及丛帖书画中的诗篇，采补入岳珂所辑的《宝晋英光集》，例如《吴江舟中诗》、《多景楼》诗、《虹县》诗等，皆在集外。跋文则如许衡《题米老真迹》诗，不在《白云先生文集》内，方孝孺《题米老真迹》诗，也不在《逊志斋集》中，均可搜辑。
类书 唐宋人的类书中，引用不少前人的诗篇，若分别辑出，归类整理，一定大有可观。如《旧唐书·艺文志》说应瑗诗有十卷，今已全佚，幸《初学记》引有杂诗一首。又如荀勗诗有三卷，今亦全佚，《艺文类聚》存《从武帝华林园宴》诗一首，作者姓名已佚，幸《初学记》亦引此诗作荀勗，尚存吉光片羽。孙望据类书及金石志跋等辑唐佚诗数百首为《全唐诗补佚》，童养年亦据类书岩铭府志等引唐诗，辑为《全唐诗续补遗》，合印入《全唐诗外编》，可见类书及题画、方志中可辑者不少。
此外，如古籍注文所引，以及府志、古庙、碑石、器皿上都有大量佚诗遗存，如于大成据陈乃乾《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载安徽潜山县有石刻为王安石《题石牛洞》六言诗：“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而环围。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为本集所不载。又如《考古学报》1980 年一期上载长沙铜官镇湘江边唐代官窑废址下，挖出两千多个残破的酒壶，壶上面题有一首唐诗的共有五十四个，这五十四首诗中除韦承庆的《南行别弟》诗可与《文苑英华》查对外，其余的诗都不见于《万首唐人绝句》。这些佚诗写得不错：“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遣风吹散云，言向天边月。”在敦煌残卷伯三六一九号载佚诗“我有方寸心”句，仍不知谁作。取来与李约《赠韦征君》诗“我有心中事，不向韦三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相比较，此佚诗更胜一筹。其他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客人莫直入，直入主人嗔。扣门三五下，自有出来人。”“嗔”本误作“宴”，项楚以为是“厌”字，取这诗与敦煌本王梵志诗“主人相屈至，客莫先入门。若是尊人处，临时自打门。”内容十分相似，但更口语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与慕容垂《冢上答唐太宗》：“我昔胜君昔，君今胜吾今。”更回环有味。凡此皆可作地毯式的彻底清查。
三、诗篇作者的真伪鉴别
成千累万的诗人与作品，使我们这个爱诗的民族，有着傲视世界的辉煌成绩，然而由于诗集数量的庞杂、流传年代的长久、编刻者的疏忽，再加上后人有意的仿古作伪，有时使同一首诗有两位“作者”，一篇久已失传的作品，后代又有人附会流传，于是“作者”的真伪起了疑问，“作品”的真伪也成了问题。学者如果利用这些伪诗作材料，立论就会歪曲，所以如何利用辨伪的法则，使作者检回其所写的作品，使作品鉴定其真赝，是一项需要费心去寻究的工作。
“作者”有问题的，例如有一首《江南曲》：“长乐花枝雨点销，江城日暮好相邀。春楼不闭葳蕤锁，绿水回通宛转桥。”《全唐诗》把它列入韩翃诗，又列入李益诗，作者的问题悬而不决，其实韩翃与李益的诗集，今日都没有宋本可以查考，目前所见这两家诗集较早的刊本，都是明代陈警所编的《唐百家诗集》，该集认定这首《江南曲》是韩翃作的，清初的钱谦益编《全唐诗稿本》，始辑入李益集。再考宋刻本《乐府诗集》卷二十六曾选载本诗，注明作者是韩翃。李益则别收《江南曲》“嫁得瞿塘贾”五绝一首，据此则宋代、明代的版本都将“长乐花枝”一首定为韩翃作，应该是对的，《全唐诗》以为是李益，并没有可信的根据。
又如孙洙《唐诗三百首》载杜秋娘的《金缕衣》诗：“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首诗在宋刻本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二作者标为“李锜”，其实本诗始见于唐代韦縠的《才调集》卷二，题目是“杂调”，作者是“无名氏”，唐人已不知道作者是谁了，而杜牧的《樊川集》卷二有“杜秋娘诗”，诗中只说杜秋娘“唱”金缕衣，句下杜牧自注云“李锜长唱此辞”，只说“唱”，并没有说“作”。可见宋人郭茂倩说是李锜作，清人孙洙说是杜秋娘作，都是不对的。
“作品”有问题的，如《全唐诗话》载韩愈的《贻贾岛》诗：“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因为孟郊死于公元814 年，陆侃如的《中国诗史》据此认定韩愈与贾岛相识，是在孟郊死后，约在贾岛四十岁左右。其实韩贾相识在元和六年春天（公元811 年），有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诗可证，当时孟郊还健在，诗中所写孟郊死后再识贾岛，完全荒诞无稽，因此知道这首《贻贾岛》诗是伪造的。
四、笺注训释的汇集订补
许多诗篇或诗集，各代皆不乏为它作注作笺的学者。也有不少号称三家注、九家注、百家注，乃至千家注的本子。这些注释，或出自亲手翻检，或辑自前人各家，但到了近人作注，大抵重复贩抄，纵使有些新添的增注，也混在一堆旧注里，显不出崭新的创见。再这样下去，必然使精力的浪费长期地延续，也未必能有精当的注本。所以对于旧有的注解，应重加查考，做一番汇集订补的工作。
旧注的缺点约有三项：
收辑不齐 像柳宗元的诗文，宋人辑注，已号称五百家，但一味夸大“采摭之富”，所说收辑“家数”多少，经不起一一查验。
误者不订 如冯浩第一次注李商隐诗，抄用许多旧注，结果错误百出，后来一一查考重注，才较为可信，可见旧注中有不少是错的。
阙者不补 旧注往往在读者懂的地方，注解愈积愈多，注得太详细，读者不懂的地方，注得太简略，大凡诗的“艰处奥处”，一直是阙略着的。
所以就“注释”而言，应将每一本诗集作一次“结账式的整理”，否则注家虽多，永远陈陈相因，无法使后代学者知道误在哪里？阙在哪里？哪些问题未解决？哪些疑难已克服？以致书局须翻印许多实质上因袭重复的资料，研究者又须翻阅许多因袭重复的书籍，造成物力人力的浪掷。
要作“结账式的整理”，须先作繁赜的汇注，汇集各家的训诂注释，依年代排列先后，作成长编，再加考订慎择，写成精要的读本，编撰时一面披沙拣金，一面订讹补阙，将前人的成绩作一整理与总结，使后人确知日后努力的起程与目标，这工作极繁重也极有贡献。像钱仲联作《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收集了十种版本较好的韩集，一一寓目校勘，又博采旧注论评 达二百十一家，无论校异文、笺本事、解训诂、集诗评、订讹辨伪、系年编次，均达第一流的水准，在旧有的笺注集释一类书籍里，它是一个杰出而成功的典范。
今后要研究某家的诗，项目还可比钱书扩大，可分为校勘、旧注、补注、订讹、音释、解义、集评、分析欣赏八方面，逐项汇集旧说、订补旧说，算清“总账”。其中订讹一项，应依考据的法则，而不是单凭某权威者的意见。分析欣赏一项，应以具体的分析为主，而不是仍走抽象含混的传统批评的路子。
五、诗律音响的详密分析
音乐性是诗的特质之一。古典诗的音乐性，从具体而精略的方面说，就是声韵与格律；从抽象而细腻的方面说，就是声情关系的协合。自从诗与乐分途以后，目前在这方面深入深讨的工作，还待加强。
就诗律方面说，好像研究的人很多，大抵只研究到近体诗的“定式”与“拗救”，就算完成。其实古体诗中，可研究的地方仍不少，如五古的格律变化就捉摸不定，自清代赵秋谷所传的《声调谱》，理出了五古格律的头绪；董文涣的《声调四谱图说》，又分正拗各类，尤为详密；至王力写《汉语诗律学》，又分五古为“新式”及“仿古”两种：王维、孟浩然的五古属于前者，所作都有一种规律；李白、杜甫的五古属于后者，所作不受规则的束缚。新式的发展在前，仿古的兴起在后，新式的后来成为五古的正宗，天下慕响，大抵以“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平”“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平”为格式的正则，除第一字平仄不论外，其余却有着规矩。仿古的五古，杜甫以后，作手不多（由是可知为什么李白说复古，而杜甫就那样地为李白倾倒，原来杜甫追效李白的仿古格律，已成为当时诗人群中的少数派，趣味相投、知音难觅，也是其中的关键之一吧？）王力这种分时代、分派别的研究，使五古格律的研究又跨进了一大步。
要研究诗的格律，取材举例，极为重要，赵秋谷于每体只采一两首为例，选择过略，例外必然很多，所谓“一法不足以概诗，一诗不足以尽法”，至董文涣则每体选二十余首，仍不免有“强古就我”的可能。王力虽极尽条分缕析的能事，但取例能否该括全面性，仍值得怀疑，因为那工作恐怕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可胜任的。
在作全面性的诗律研究之前，像王轩那样，研究沈约的四声八病，就逐句分析沈约的诗；像简明勇那样，研究杜甫的七律是否“四声递用”，就彻底分析杜甫每一首七律出句的末一句，有无“上尾”的情形。这种看来笨重、而却最为彻底的分析研究是有必要的，需要有“傻人”去做。由这些诗人个案的研究、诗律细节的研究，再推衍为断代的研究，再推广至全面性的研究，必要时更可以借助于电脑来处理，才能将所有的格律或例外一齐归纳统计出来。
至于诗在“声情谐合”方面的研究，前人偶尔提及，拙文《谈诗的音响》（见《中国诗学·设计篇》），曾作了假设性的试探，若想再深入探勘，将牵连字根语根的研讨，并与音乐、古音学、训诂学、语言学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天地极宽，似乎还是一片前人未曾垦拓的原野。
六、诗论体系的擘析归纳
在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创建过程中，能自成完整的体系，像刘勰的《文心雕龙》或钟嵘《诗品》那样的著作，非常少见。而零星地讨论诗学理论的诗话，从宋代开始，却十分盛行。
由于诗话可以逐条札记，随得随写，无论纪事或评诗，都可各凭主观，不像史评、史论那般严肃认真，这是诗话兴盛的原因，也是诗话浮滥的原因。章实斋曾批评诗话说：“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章氏的批评虽不错，但在“人尽可能”的情形下，名家与低手各有著述，良莠虽杂处，其中自亦包括具有真知灼见的诗论。
这些散见各书的诗论，今日除可供校勘、辑佚、辨伪、系年、笺注等考据的用途外，更可以作为文学批评史、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资料。吾人首须访求各种诗话，作成叙录，再汇集各种诗话笺评，加以分类整理，使其条理化、体系化。台静农曾将何文焕、丁福保所编的《历代诗话》等书，再加上陈绎曾、赵翼、翁方纲的诗话共一百零一种，编成《百种诗话类编》，这种工作使散漫而缺乏伦次的诗话有了纲目体系，学者称便。可惜所收的诗话不多，目前台湾已印出的诗话，据笔者在本书《研究中国古典诗的重要书目》中的统计，尚有一百八十六种可以作成续编，至于台湾未翻印的诗话，更是何啻倍蓰？
汇集这些诗话及笺评，可以分下列四类收辑:
作家为主的——分为批评某一诗人的，或比较两位以上诗人的。
作法为主的——分别就造意、结构、音响、修辞、神韵等门类收辑，建立传统的诗论。
作品为主的——总论某一体制，乃至析论某诗某句的。
年代为主的——分析各代诗派的流变盛衰，并比较各代的优劣及特色的。
经过完整的收辑归纳，可以提供有体系的材料供人研究，利用这些材料，可以写成许多推陈出新而有用的诗论，既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批评理论的演进，又可以作为创建新文学的指南。
七、代表作品的公正挑选
中国诗歌数量之多，真是浩无涯涘，少数专门研究诗歌的人，尚无法将全部诗篇浏览一通，一般爱好诗歌的人，更是望而却步，哪里敢想进窥诗国的堂奥？
幸而有一本《唐诗三百首》的选本，至今成为家喻户晓的普及书，许多诗论专家，就在三百首唐诗中反复探索，已经觉得天地宽阔，纵横有余，这一方面要归功于选本选的好，一方面也足以说明选本的重要性。
编成一个良好的选本，看似容易，实则极难，最起码的条件是要做到“当于人心之公意”（姚鼐《今体诗钞序》中语），所以选诗一事，他必须是诗人及诗论家，还须兼备才识学德四长，一个良好的选本，它应具有“持衡诸家，启导后进”的功能，严格地说，它要达成三方面的目标：
对读者来说——要能节省读者的精力，使其用最经济的日力，得见诗国概貌，并简明地开示诗学的旨归。
对作品来说——要能裁定精粗，区分高下，选出“专到独绝”的代表性杰作，并能兼顾其“前有所承，后有所启”的历史影响。
对诗人来说——评选者的心地要能像镜的“空”，像秤的“平”，以极高的鉴识力，使千古的诗人“屏息鞠躬，听其抑扬进退，如孔子作《春秋》”（刘人熙《明诗评选序》中语）。要达成这三个目标，编选者应先有一套公允的鉴赏标准。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这是孔子说明诗的功用，可能也正说明了编选《诗经》的标准；曾国藩曾想分古今体诗为四类，即气势、识度、情韵、工律，外加机神一类，如在各类中选出“独到孤诣”的代表作品，则曾氏的标准可能着眼于诗的艺术性，而孔子的标准可能着眼于诗的思想性，无论从哪个角度去选拔，编选者居心的偏正、识力的浅深、体例的醇驳，都是选本成败的要素。
目前诗歌的选本，约可分成十类：
各代选本——如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 断代选本——如陈衍的《宋诗精华录》、陈子龙的《皇明诗选》 地区选本——谢铎的《赤城诗集》（浙东台州）、全祖望的《甬上续耆旧集》 各体选本——如姚鼐的《今体诗钞》 专体选本——如严长明的《千首宋人绝句》 各家选本——如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 专家选本——如陆奎生的《杜甫诗选》、吴士毅的《洞庭吴氏集选》 各类选本——如李昉等编的《文苑英华》 专类选本——如葛质的《题画诗钞》、张信灵的《正气诗钞》 专题选本——龚弘的《钓台集》（专收与严子陵钓台有关诗） 无论是分期、分体、分家、分类的代表性选本，都需要专家去用心编选，挑出各期各类的优秀面目，使它简单而精纯地豁显出来。
八、特殊语词的断代统计
所谓特殊的语词，包括通俗口语中的单字短语、异族方言的转语，及各代特殊的风俗制度所产生的名称等。这些语辞有时在诗句中未必居于显眼的地位，却甚难解释，一般笺注家往往忽略不注，一般辞书也往往失载，然而这些语辞在诗句的解释上、考据的佐证上，常有用处，值得学者去统计研究。
要研究特殊的语词，可以先作分人的统计，再作断代的研究，如将元白诗中所见的方言，诚斋诗集中所见的俗语，一一加以统计，再扩充为唐代的语词研究、宋代的俗语研究等，也是一条前程深远的路子。
目前虽已有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李鉴堂的《俗语考原》、曲守约的《中古辞语考释》、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等，但想收齐任何一代或一种文体中的特殊语辞，少数的人力是难以胜任的，像张相的书，真可说是“寝馈功深”，但当他综合各条诗词的证据以假定某一语词为某一意义时，或由于所辑的材料不完整、或由于句意往往可以两通，所假定的意义就未必正确。如“好去”一词，张相解为“居者安慰行者之辞”，但黄庭坚的《次韵裴仲谋同年》诗“青山好去坐无钱”，张书不曾将这个例子收入，如将这个例子收入了，则“好去”二字的意思，与张相“假定”的意思便有所不同。而黄诗句中的“坐”字，张相归入“因为”条下，其实作“徒然”、“空枉”解，要生动得多。由是也可以说明解释语词的困难与统计语词的重要。近年日人塩见邦彦作《唐诗口语の研究》专究“会须”、“傥令”、“尽教”、“合杀”等数百条，颇为尽心，但所辑仍不全，如“只是”、“祇是”并未纳入。
至于各代的特殊名称，如唐代人的“金缕衣”究竟作何解释？杜秋娘所唱的金缕衣可不可以作“寿衣”解？最好的研究方法，就是统计唐人诗词中“金缕衣”的用法，唐人诗词中用“金缕衣”处，除杜秋娘所唱以外，至少有十八处，据统计：两次指寿衣，两次指宗教仙女的衣服，八次指歌妓的华衣，六次指一般华丽的衣服。其中权德舆的《赠梁园惠康公主挽歌》“初笄横白玉，盛服缕黄金。凤度箫声远，河低婺彩沉”，及李乂的《淮阳公主挽歌》“金缕化邙尘，哀荣感路人”，都可以证明唐人贵族的寿衣，确用金缕衣作为一种荣盛的服饰，于是杜秋娘唱的《金缕衣》，不必作“寿衣”解，但有作“寿衣”解的可能性，参见《中国诗学·鉴赏篇》，这种断代的统计，可以协助解决不少疑难。
九、作品先后的编谱系年
诗是作者心灵的投影，心事不易窥识，只有从创作的时、地、人、事各外缘的关系去考察，希望增进一些了解，所以将诗人的作品编谱系年，是解释诗歌内容的最佳辅助。
诗人若遭遇的变故很多，居处不定，与庶务的关涉愈多，愈容易勘定其时事与年月。反之，明显的事迹甚少，诗中又只写些个人抒情的题材，自然较难考察。那只有努力分析作品的内容与生活的方式，并注意诗人相互酬答的关联性，甚至将年代先后相近、生活地域相同的诗人，综合纂连，彼此钩贯，也可能增加些探察的线索。总之，这工作极艰难，需要高度的智慧与长期的耐力，如此由一人而一辈、由一辈而一代，再将各期各代的诗人编成一个总谱或诗史年表，对诗人的活动与诗的研究，极有价值。编谱系年的作法步骤简述如下：
注视作品本身的消息——作品本身有着灵妙的消息，如杜甫在天宝十年（公元751 年）写《杜位宅守岁》诗“四十明朝过”，又大历三年正月初一写《元日示宗武》诗“赋诗犹落笔，献寿更称觞”，据诗中消息就可以推定杜甫生于公元712 年旧历正月初一。
碑传资料的汇集——各种有关诗人的碑志、传记、诗话诗评、府志、酬答诗，以及有关生活、行踪、交游、心事等个别编集。
个人作品的系年——所谓“准居处、酌时事、证明游”，一一细心寻绎，然后以人系事、以事系地、以地系年，再循年贯穿，作成诗人个别的年谱及作品系年。
同期的诗人编谱——集合各诗人的作品系年，考查其离合的际遇及酬答的作品，编成一谱。像日人前野直彬所作《唐代的诗人们》一书，即截取初唐、盛唐中几件国家大事或诗人们的盛会为核心，叙述了许多同期诗人的活动情形。如果将同期诗人都编成一谱，当然比他所写的更周密更彻底。
各代诗人的总谱——诗人的降生或前或后，绵延不断，据其生卒年月或仕宦创作的时期，核实次录，集成各代诗人的总谱，再扩而为中国诗史年表。敖士英的《中国文学年表》，自屈原以下编至唐代以前，可说具体而微，如能依上述步骤切实地做，才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十、诗史流别的审慎厘定
一部伟大的诗史，就鸿博而言，须有总揽通观的眼光魄力；就精审而言，须有慎择约举的考辨功夫。前面所说的辑佚或诗话的总纂等工作，都可使诗史包罗宏富；前面所说的辨伪、校勘、笺注、编年与格律的分析等，都可使诗史取材精审。所以一部伟大诗史的完成，必须是汇集前述点点滴滴的研究，总归于这个全面性的、整体性的创建工程。
要编纂诗史，先须作诗史长编，长编的基础工作应包括下列各项：作品评语的汇集（如谭黎宗慕作《杜牧研究资料汇编》）、诗人年谱的编订（如张尔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师友影响的考述（如李嘉言在《贾岛年谱》后再作《贾岛交游考》）、渊源流派的厘定（如徐英据钟嵘《诗品》作《汉魏六朝诗派衍变略说》）。
诗史流派的厘定，应该作于最后，厘定流派时，可以从四个角度去划分：
以“渊源所自”来分——如钟嵘论汉魏六朝诗人的源流，谓古诗十九首及曹植等源出《国风》，阮籍源出《小雅》，李陵、王粲、曹丕等源出《楚辞》。徐英则谓阮籍源出《楚辞》，陶潜源出《小雅》，曹丕源出《国风》，而汉乐府一派，以楚声杂以胡乐，对王粲、曹植、鲍照等影响亦大。
以“风格所近”来分——如杨启高《唐代诗学》分风格为雄壮、婉丽二体，雄壮中雄浑瑰伟的如陈子昂、张说；豪宕恣肆的如李白、李颀；典赡奥衍的如韩愈、刘叉；清苍幽峭的如贾岛、姚合。婉丽中缘情绮丽的如初唐四杰与晚唐的温李；沉郁顿挫的如杜甫、岑参；沉挚俊秀的如白居易、郑嵎；真朴淡远的如张籍。
以“格律所近”来分——如董文涣从格律图谱来解释五、七言诗的格律，应以四言为权舆；而四言的格律，以曹操的《短歌行》为诗法的“开山”，证明古诗到曹氏父子已“具备正拗诸法”。又如王了一从五古的规律，分析王孟与李杜的五古有着明显的分野等。
以“思想所近”来分——如林文月从诗中的游仙思想，将曹植、嵇康、阮籍、何劭、张华、郭璞、庾阐归纳为同一流派。又由游仙为主、山水为次的游仙诗，发展成以山水赏美为主的山水诗，复将谢灵运、鲍照、谢朓归纳为同一流派等。
综合这四种角度，灵活运用，对于流派的剖析，应极明晰。有了明晰的流派衍变，才能写成上乘的诗史。目前已有的诗史，是陆冯两人合著的《中国诗史》，由于缺乏考据的基础，像贾岛“推敲”的故事，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书中却大书特书，而且对于流派的区分，又缺少归纳的实证，距理想的诗史还很遥远。其他文学史中所叙的诗史，大抵只从文苑传及诗话中抄一些资料，更不足以窥见中国诗史的全貌，所以一部伟大诗史的完成，正有待于研究者戮力以赴。
以上十条研究途径，大抵是从考据的方法着手的，至于诗歌的鉴赏角度、思想类型及艺术形式等方面的研究，笔者都另有专书探讨，在此不赘。举述这十条研究途径，深觉诗学的研究工作，任重道远，过去的一些研究成绩，只能作为一个起点，亟应趁着目前复兴民族文化的热潮，认清途径，避免偏差，共同开创灿烂的前途，相偕欣赏诗国的花季。
最后，还须一提的，是我在这本《考据篇》中，除开列一份研究诗学的重要书目外，对于上述的十条研究途径，提供了校勘、笺注、辨伪的方法，至于辑佚诗及作品系年等方法，还有待来日补述。我想：单就这些方法而言，应该是对的，但所举的例证，哪里敢说没有错误！因为新资料不断地产生，旧见解不断被修正，所谓“学有新知，论多改定”，是千古以来必然的事，也是千古以后必然的事。既然如此，我还是勇于归纳实证、提出方法、开辟途径。至于是否尚有疏漏、蒙受纠弹，那是在所不免，也在所不计的。高明的读者正多着，匡讹正谬，欢迎指教，因为求信求真，原是本书的精神所在！
黄永武 识于台湾高雄1976 年12 月 （2007 年稍作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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