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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体是以人物为经、以时间为纬的史书编纂体例。一般包括“本纪”，记帝王事；“世家”，记诸侯事；“列传”，记著名人物事；“书志”，记国家政经制度；“史表”，以时间为序罗列国家大事。为求称呼方便，就采“本纪”之“纪”字和“列传”之“传”字合称此种体例的史书。 纪传体可以完整表现出历史人物的行为和他与其他历史人物往来的线索。由于此种以人为本的史书体例，它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很高，自从此种体例的开创者《史记》以来，就一直被官修正史学家所采用。这类纪传体正史中，最有名的是“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 被阉割后的《史记》
《史记》旧名《太史公书》，魏晋之后才改名为《史记》。《史记》由西汉司马迁所撰。司马迁祖上几乎都当过史官。他的父亲司马谈更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史学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主要学派：儒、道、墨、法、名、阴阳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至今都还是研究先秦诸子的重要参考。 受到父亲的资助和鼓励，司马迁在很小的时候就游遍名山大川。司马迁走遍大江南北，并非只是单纯观光，而是每到一处，即访查耆老故旧，搜集当地的历史材料，并观察各地山水地理走势，以便检覈书籍记载。这种形式的游览，让司马迁得以掌握最可靠的历史资料，从中开拓历史学家的眼界。由此也可看出司马谈培养司马迁的用心。 元封元年时，汉武帝决定上泰山封禅。“封禅”是向上天宣告政权正统性并取得神授君权的重要仪式，这是国家的大事，照理说身为史官的司马谈是一定要在场的，但汉武帝因故并未让司马谈参加封禅，司马谈从此郁闷成疾，没多久就溘然逝世。 司马谈临死前曾握着司马迁的手说：“我们祖上是周朝的太史。在当时十分有地位，也参与不少国家祭典。现在天子他到泰山封禅，向上天及天下百姓昭告他的政统，而我却无法同行，这是我的命！等你接下我的太史职位后，万万不可忘记我想写一本史书的愿望。你要知道所谓的孝顺，一开始是懂得孝顺长辈，之后懂得敬奉君主，直到你完全懂得孝顺的真谛，以孝立身，才算尽到孝道。能让后世知道你名字，让父母也显得光荣，就是尽孝的最高境界了。这个写史书的工作，你一定要放在心上，接续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一刻也没敢忘记。 没多久，司马迁果然像他父亲所预料的那般，由皇帝指示而接替了他的职位。继任为太史令后，司马迁便开始动手整理史料。然而武帝天汉二年，名将李广之孙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由于一开始得了些战功，结果在追击敌人时轻敌被俘。武帝闻听此事，龙颜大怒，认为他丢尽了大汉朝的脸。没想到司马迁竟出面为李陵求情，结果武帝迁怒司马迁，将他判了死刑。 依照汉律，当时要减免死刑只有两条路，一是拿钱赎命，二是接受腐刑（阉刑）。但司马迁家境并不富裕，根本无力赎罪，亲友故旧见他犯了死罪，也没人给他雪中送炭。司马迁为了留下性命，完成父亲的遗志，百般无奈下只好选择腐刑。 出狱没多久，司马迁改任中书令，为了宣泄被处腐刑的不满，他倾所有精力进行写作，希望可以在写作的过程中了解人在天地中的定位、古今事物的变化、成就一门史学学问（司马迁〈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后终于完成他的旷世巨作——《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黄帝到汉武帝间约三千多年的史事，内容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十二本纪”部分是全书的总提纲，采用编年体例，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时代远的因为详细情况较不可考，所以以朝代为主，年代近一点的则以先后继位的帝王或实际掌权者为主。“三十世家”也是采用编年体例，记述的对象则是王侯、开国功臣或是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的人物。 “七十列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历史人物的传记，有专传，即一人一传；有合传，即两人以上的，记载的人物来自社会各阶层，皆按照人物性质排序。另一类列传记载的对象则是外族或国内少数民族，这些记录充分保存汉代以前中外关系和国内民族关系的史料。 至于“十表”，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官爵和重要事迹；“八书”分门别类记载历代的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表”的编写，方便后人考索王公贵胄的身世事迹；“书”的记述，详细保留历代典章制度，都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 司马迁的《史记》将历来史学家关注历史的焦点，从事件转移到人物身上，这样的撰史态度奠定了后来史家“以人为本”的历史视角。而《史记》中的五种体例，虽然各别都非司马迁所独创，他却能将这些体例统合成一个相互补充的整体。因此，作为第一本通史的《史记》，成了往后史书所效法的典型，其形制也为之后的正史学家所承袭采用。 《史记》一书援引资料十分丰富，剪裁又极其合宜。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先司马迁著书只想“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司马迁〈报任安书〉），并没打算公开，所以除了司马家的人，书稿只有著名的讽刺文学家东方朔看过。才华洋溢的东方朔看完《史记》，盛赞不已。 司马迁死后二十几年，他的外孙杨恽因为告发霍光谋反而被封为平通侯。杨恽看到当朝政治清明，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汉宣帝知道这本书之后本来非常震怒，因为当时史官撰史，必须报请朝廷同意才行，司马迁的《史记》是私撰，犯了朝廷的大不韪。不过当宣帝读完《史记》后，认为此书论述非常公允，也没看到司马迁因为受过腐刑而在书中讲了什么诋毁朝廷的话，便同意留下这本书。 《史记》除了在史学上取得极高的成就外，它对西汉社会各层面的记载，对当时的学科或科学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以《史记·货殖列传》为例，这是第一篇专门记录商业活动的史书文章。该篇揭示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如善因人性、产业多元、自由经济等等。司马迁也在〈货殖列传〉中提出经营事业的具体方针，像因地制宜、降低成本、预测景气、广设据点、结交权贵等看法。诸如此种商业思想，对后来中国经济活动的蓬勃与发展，不能说没有贡献。 在叙事方面，司马迁在书中所运用的语言词汇十分丰富，遣词用句也非常精准，具高度概括性和形象性。大量使用民间口语和通俗谚语，将书中所载不同阶层人物的性格和面貌，刻画得淋漓尽致。因为这样，《史记》也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的对象。其中所描绘的动人故事，更屡屡成为戏曲和小说的取材来源。 若想对《史记》进行深入研究，《史记三家注》收有司马贞、张守节、裴骃的研究心得，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日人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取清人考证八十四种、日人考证十八种会注而成（会注即集注，集合诸家的考证和注解），资料丰富，可备一参。但若只是对其中历史故事有兴趣，取图文并茂的纪江红《史记经典故事》来读便绰绰有余。 接力完成的《汉书》
《史记》完成后，不少有识之士曾为之续作，像西汉的扬雄、刘向、刘歆都有续作，不过成就怎么也高不过司马迁。后来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彪参考了这些续作的资料，折中各家说法，写成《太史公书后传》六十五篇。但这本不算成书的《太史公书后传》还没扩充完成，班彪就死了。 班彪死后，儿子班固接手父亲的工作，将该书予以补足。但是班固这样的举动等同是私修国史，在当时是不被朝廷所允许的，加上班固放纵家仆四处惹事，得罪的人不少，因而被仇家一状告上朝廷。所幸弟弟班超及时为他说情，加上汉明帝十分欣赏他的工作成果，不但不怪罪他，还命他任职兰台令（中央政府档案管理员），继续修撰此书。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班固跟随窦宪大军出征，大破匈奴。但到永元四年时，窦宪失势，郁愤自杀，班固跟着受到牵连，个性高调的班固没多久就遭仇人构陷，死于狱中。当时《汉书》手稿还缺“表”及“天文志”，汉和帝便下诏，让有着相同家学渊源的班固之妹班昭接续完成该书。只是没想到《汉书》就好像被诅咒了一般，班昭接手班固的工作没多久，竟也辞世，最后未完成的部分只得由班昭的门人马续予以补成。《汉书》的编写，就像田径接力赛跑一样，一棒传一棒，先是从班彪起头，班固接手，班昭续写，最后由马续补成。 《汉书》在写作上沿袭《史记》的体例，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一百二十卷。改《史记》的“书”为“志”，改“列传”为“传”，改“本纪”为“纪”，没有“世家”。之所以改“书”为“志”（“志”即“誌”，有记录的意思），主要是因为《汉书》书名中已有“书”字，为了怕内容与书名相混淆才有此更改。《汉书》以后，这样的分法便成为纪传体史书的基本体例。不过《汉书》所记载历史，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新朝地皇四年，仅有西汉一代，它也就成为第一本断代性质的纪传体史书。 自秦汉以来，中国为君主集权，本朝人为了性命着想，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而断代史因为前朝已亡，评述前朝政事，就没有这一层顾虑。所以《汉书》一出，此后正史的撰著者都以朝代为史书的时间断限。 《汉书》继承了《史记》纪传体的优点。与《史记》相较，《汉书》更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譬如《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与社会生产状况之间的关联性保留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系统地叙述了秦末西汉两代的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个以疆域政区为主题的地理作品，开创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艺文志〉则讨论了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与其优缺点，是关于古代文化史的珍贵资料。 同时，班固在〈艺文志〉里也参考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中国学术著作予以分类，这为中国的目录学发展奠下了良好的根基。而十志所记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资料，十分详尽。后来正史中的志，大抵也都以《汉书》此一体裁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来的制度史如唐人杜佑的《通典》、南宋郑樵的《通志》和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所模仿。 西汉初年，黄老治术盛行。到了汉武帝时，儒者董仲舒用阴阳家的思想重新包装儒家，促成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班固等人接力完成的《汉书》，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等观点充斥全书，大肆宣扬西汉帝王受命于天的政治正当性，并以儒家思想作为评断历史事件的是非标准。这种写作态度多少受到《汉书》由私修转为官修的影响，且为后来的官修正史所仿效，影响了中国史书的编纂。此外，《汉书》通书使用华丽的文辞，并不时夹有骈文偶句，对东汉魏晋以后的骈文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若想直接读原书，唐人颜师古的注最利于初学。想进行深度阅读，今人张傧生的《汉书著述目录考》便于按图索骥。清人钱大昭《汉书辨疑》专于六书训诂、今人陈直《汉书新证》对书中的历史悬疑有所推敲，均可供参考。（节选自《写给年轻人的简明国学常识》邹濬智 著 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来源：“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原标题：“前四史”之《史记》与《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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