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东：死人不会说话

静雅轩345 2016-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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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不会说话

前段时间，吃瓜群众有福，迎来郭德纲和曹云金师徒大战。先是曹云金6000字散文，抒情手法用得炉火纯青，把郭德纲逼得吐出一口老血。后是郭德纲驳论文写得虎虎生风，嬉笑怒骂，吃人不吐骨头，让小金吃了闷蛋亏。

比如郭德纲驳斥曹云金所述两件事。一是“云”字，乃是已故张文顺老先生所赐，与郭德纲无关；二是当年被迫从中央电视台相声大赛中退赛，这让侯耀文先生非常不爽。

郭德纲说，小金这点不好，把张文顺和侯先生搬出编故事，这孩子善于在死人身上做文章。

郭的潜台词非常清楚，为什么小金拿死人做文章，道理很简单，死人不会说话，小金骗人。

但我们今天不关心郭曹撕逼大战，我们关注“死人不会说话”这个命题。

死人不会说话，那么幸存者就至关重要。但仅仅从幸存者有限的样本出发，无论得出什么结论，都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幸存者偏差。

比如某地是长寿之乡，记者采访那些高寿老人，结果发现不少老人都喜欢喝红酒，于是得出结论喝红酒使人长寿。

我们认为这样的调查蛮有道理，其实我们都被骗了。原因就是幸存者偏差。因为你只知道一些长寿老人喝红酒，但你无法确证那些死去的人喝不喝红酒。因为他们死了，他们不能说话。

这个逻辑推论很有问题。道理很简单，比如你还发现了这些长寿老人都吃米饭，都拉屎，但你不能得出因此结论，吃米饭和拉屎能够使人长寿。

懂得死人不能说话，能够让我们拨开迷雾，变得理智和聪明，还能够解决很多现实问题。

先来看一个经典案例。二战时，英国皇家空军找到哥伦比亚统计学教授沃德，请求他帮助解决飞机装甲加厚问题。难题是飞机装甲只能局部加厚，否则影响飞行速度和续航。

沃德经统计研究发现，机翼是最容易被击中的部位，很多机翼上弹痕密密麻麻，而飞行员的座舱与机尾，则是最少被击中的部位。于是所有的空军飞行员和英国将军都主张加厚机翼，但沃德却提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要加厚飞行员座舱与机尾发动机部位的装甲。

这让所有人大惑不解。沃德的解释很简单。我们分析那么多的统计样本，那么多被击中机翼的飞机，似乎还能够安全返航；但很少发现座舱和发动机部位的弹痕，并非这些地方不易中弹，而是一旦中弹，他们就死了，根本无法返航。

这就是幸存者偏差。死人不会说话，那些坠毁的飞机连残骸都见不到，更不会说话。但沃德最终成功地说服了英军，接着就是飞机失事率大大降低。后来不断寻找到坠毁的飞机残骸，都是座舱和发动机部位中弹，结果验证了沃德天才的猜想。

懂得了幸存者偏差，我们还能解决一些重大命题，甚至不会被蒙蔽。

比如媒体每年都要炒作状元成才概率不如普通人，有一些机构甚至拿这个做课题。

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

首先是状元的考取，往往有极大的偶然性。就算是同一个状元，再考一次，别说是省状元，就算是县市状元也不敢保证。状元个人发挥是一个问题，其他人的发挥又是一个问题。以省状元来说，要想保证自己永远是状元，永远是几十万个人中的第一名，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次是发展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社会往往拿财富和学术来衡量，但未来孩子发展常常和这个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有很大关系，并不完全取决于孩子学业。你让全国所有的状元财富都加在一起，也干不过小王王思聪。

还有人荒唐地说，近20年高考状元没有出过一个院士，这简直就是白痴。要知道中国院士的评比不仅要看资历，还要看攻关。说状元的学术不好，也要看两个方面。一是有待于未来时间的检验，看是否真是如此；二是状元一窝蜂学热门的经济学挣钱去了，真正走学术道路的状元并不多。

但最重要的是，普罗大众从心底里认为状元一定是最强的，因而对状元的要求近乎苛刻，就算他们发展得很好，还是认为不够理想。而那些考试不好的人，大众总倾向认为他们完了，一旦发现还不算差，总是乐于夸大他们的成就。

其实，真正的状元怎么可能不厉害呢。如唐代，姓名可考的状元147人，事迹可考者29人，其中就有5位宰相、8位尚书一级的官员。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从全国官二代、富二代的围堵中脱颖而出的，事因难能，所以可贵。

认为状元发展不好的背后，实质上是幸存者偏差在作祟。我们从全国百万亿人中筛选出最顶尖的一些行业领袖，把他们作为样本，这只是极少数的幸存者，其他的数百万人默默无闻的，都是不会说话的死人，都是拿来做分母的。世界的关注点永远在那些偶然的成功者身上，却忽略了上万倍没被概率选中的失败者。我们拿这些人与几十个状元相比，得出这些行业领袖中很少有状元，所以状元不行。这不是很荒谬吗？

类似荒谬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经常探讨一个命题，苦难出人才。

连司马迁也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很多人就此产生幸存者偏差，认为是苦难造就了这些英雄。须知，这只是司马迁在极度苦难中的自我安慰和劝解，其逻辑有很大的问题。

苦难并不总是导致伟大。无数人被苦难毁坏了尊严，伤害了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沉沦于社会底层，没有人知道。而且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列举这些人的伟大也不一定都是苦难导致的。谁能确证，文王不拘就演不出《周易》；仲尼不厄就写不出《春秋》；屈原留在宫中，就不能赋《离骚》；左丘眼明，就不会写《国语》；孙子脚好，就不修兵法；不韦仍然是宰相，就不编《吕览》；韩非不囚，就没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圣贤高兴的时候就一定写不成？这是把特殊的历史情境当成了普遍的创造规律。

正如杂文家狄马所说：“实践当然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但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可重复性，有人获得了实践的检验权，别的实践就没有了检验的机会，谁能保证它不是真理？曹雪芹全家喝着稀饭，喝酒也要靠“按揭”，居然写出了《红楼梦》，但谁能保证他吃饱喝好就写不出《红楼梦》，抑或是写得更好？”

实质上那些没有得到验证的机会，也相当于“死人”，它们没有机会现身说法。所以遮蔽，进而导致了幸存者偏差，使得我们认为苦难出人才。

有人喜欢在淘宝上买东西，淘到好宝贝，觉得理所当然，认为自己运气和眼光不坏，往往懒得给商家一个好评。一旦买东西不如意，马上就要给商家一个大大的差评。这就是人的一种心理。

对商家来说，很多买了东西觉得好的人，不愿意给好评，偶尔觉得不好的人却给了差评。幸存者偏差，导致人们对这个商品的社会评价不高。尽管这个评价并不客观，但却深深烙在了这个商品之上，有一些小二恼火就在这里。

再比如为什么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呢？

道理也是一样一样的。对于好事，大家不愿意去传播，因为传播好事，对传播者有什么好处呢。某种程度上只映衬出传播者的猥琐，对比出传播者的缺陷。但遇见一件坏事、丑事就不一样了，大家热情高涨，吃瓜不嫌事大，调油加醋，说得带劲，在传播坏事的过程中，传播者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觉得自己还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他们会在这个传播中获得道德优越感和幸灾乐祸的快感。祥林嫂嫁了一个好人贺老六，大家不感兴趣。大家感兴趣的是祥林嫂头上反抗的疤，还有后来被狼吃掉的阿毛。大家听了这些之后，赔了几颗猫尿，高高兴兴的，笑眯眯的走了。

在中国每天有数万起车祸，惨不忍睹，但我们还是觉得汽车靠谱，飞机不安全，其实飞机比汽车安全数万倍。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偏差，是因为全世界的空难都会被渲染，被展示，而车祸司空见惯，只是被淹没，以致不会说话。慢慢我们就产生了这种错觉。

死人尽管不会说话，但活着的人不能忽视他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些真正的死人，以及那些活着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