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
赵松
“就在他撞到树上的那一刻，他仍然在探索自我与追问自我，我不相信在那光明的一瞬间他找到了答案。”在1961年初，也就是加缪出车祸去世一年后，福克纳在那篇纪念短文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不相信答案能被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找，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具有人类荒谬性的某个脆弱的成员来寻求。这样的成员从来就不会很多，但至少总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加缪跟福克纳，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家。对于终生执著于构建自己的小说王国的福克纳来说，文学高于一切，尽管他对加缪的人生追求和不幸早逝深为同情，但显然也暗示，像加缪这样独特的作家，如此深度地介入社会现实并不断追问自我其实是在做无用功，很令人惋惜。当然，即便是在汽车撞树的那一瞬间，加缪也不会为自己所做过的一切而后悔的，作为一个出生成长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黑脚”法国人，他从开始写作时起就“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而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对社会的介入，都源自他对人的深切关注。他永远无法像福克纳那样冷眼旁观现实世界，更不会认为文学高过一切。当然，福克纳其实完全能理解加缪的“失败”，“像一切艺术家那样，他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探索自我和让自己回答只有上帝能解答的问题上。”
大家都清楚，哪怕只是凭借一部《局外人 》，加缪也足成不朽，而不需要用等身著作为自己建造神圣的殿堂。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局外人》和《鼠疫》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向他的无所畏惧的人道主义精神表达敬意的。战后的欧洲当然需要反思与审判，但更需要宽容与和解。可是加缪曾经的挚友和推崇者萨特并不这么认为。在当时的萨特看来，世界大战的悲剧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动本质所导致的必然后果，社会主义苏联才代表着人类的希望与未来。尽管萨特高度赞扬加缪“比我们中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更深入、更全面地”经历了这个时代，是“个人、行动、作品令人钦佩的结合”，但是，当加缪的《反抗者》发表后，这对好朋友还是立即就变成了彼此最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法国知识界最著名也最为激烈的论战，并就此分道扬镳。作为苏联的坚定支持者，当时萨特认为，为了人类的未来，即使动用暴力、甚至集中营，也合情合理。而加缪则毫不妥协地认为，现代世界布满了“自由旗帜下的奴役营，以慈善或对超人的崇拜之名大肆屠杀”，并强调，“任何属于集中营的，哪怕是社会主义，都必须称之为集中营。在某种意义上，我永远不会再那么客气。”
美国学者罗伯特·泽拉塔斯基的这部《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的最重要部分，即是关于加缪与萨特的这场论战的，并称之为“法国悲剧”。他敏锐地引入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和《阿伽门农》作为分析他们思想根源的参照，尤其是将萨特与阿伽门农归为同类，认为他“带着骇人的凶猛投身到阶级斗争当中”，“他背叛了和加缪的友谊，把加缪归类为反共产主义的鼠辈。”在这里，作者的态度和立场是明确的，“一个缺失了先验指导的生命，一个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的生命，一个知道清楚地表述问题的重要性的生命，是一个对那些诱使自己盲目信从某个解决途径的危险保持警惕的生命。我们必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并最终意识不对劲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局限。”因为在他写这部书的时候，已然身处二十一世纪，时间与历史进程早已验证了加缪当年那倍受讥讽和批判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怀疑反抗精神的正确性。
泽拉塔斯基写这部书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或是为加缪写本更好的传记，而是为了提醒人们重新认识加缪的意义：“直到1960年去世之前，他始终在和某些特定的观念作斗争，并和他的读者分享这场斗争。”尤其是在今天的意义：“如果存在某种学者和非学者共同拥有的信念，那就是在我们的知识生活和伦理生活里，加缪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极少有作家像他一样，作为一个为他自己的生命、也为我们的生命写作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为此他没有面面俱到地去写加缪的整个人生，而是只截取了加缪生命中四个关键时段里不同身份和一以贯之的立场：1939年作为记者，1945年作为审判者，1952年作为夜战者，1956年作为沉默者。正像张念在这本书的导读里所评论的那样，作者“非常加缪式地、非常存在主义地跟随着事件的展开，引发了这些至今还在纠缠人们的问题：种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主权难民以及精神流亡者。暴力能终止吗？道德力量和政治判断孰轻孰重？成为好人还是成为正确的人？立场是心灵的腐蚀剂吗？”值得注意的是，张念在导读的结尾处，着重强调了“战后一代知识分子比今天的人们更清楚意识形态的‘真相’”，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何种立场，萨特也好，加缪也好，他们令人尊敬之处在于——把自己交给了冲突的火焰……”。这也正是加缪所强调的：反抗者在认识到世界的荒谬性之后，并没有倒向虚无主义，而是勇敢地采取行动。而这又恰恰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所普遍缺少的品质。
在谈及《局外人》的主人公时，泽拉塔斯基写道：“从许多重要的方面来说，莫尔索就是卢梭所说的18世纪的‘高贵的野蛮人’在我们这个世纪的翻版：在社会出现之前的人。” 但是，“由于没能遵守塑造他们的世界的规范，莫尔索变成了一个弃儿。”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加缪在与萨特论战之后的那种令人费解、震惊的沉默状态。然而，加缪当然不是莫尔索，尽管他跟自己笔下的这个人物在处境上确实有某种耐人寻味的相似性。“来自一个以热情奔放、富有勇气而闻名的地区”的他，在当时非左即右的社会思潮激流中并没有倒向任何一方，而是勇敢地成为了孤独的反抗者，并押上了自己所赢得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加缪或许更像唐吉诃德。
“生命中的事件不是拼图（puzzle）的组成部分，因为并不存在需要完成的拼图。相反，‘生命’一词代表身体知觉的波动，它始终冲击着他，如同阳光和大海一样。”泽拉塔斯基如是说道。因为“在一个拒绝给予我们超验的慰藉的世界，艺术家的任务就是使人类对意义的探寻变得合理。”而福克纳则说得更为直白：“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已经在门的这边写出了与他一起生活过、对死亡有着共同的预感与憎恨的每一个艺术家所希望做的事，即：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当时，他正在做这件事，也许在 光明灿烂的那一瞬间他甚至都明白他已经成功了。他不觉有何所求呢？”
泽拉塔斯基在这部《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中，以简练准确的笔法和严谨的逻辑清晰地为我们呈现了加缪思想发生发展的主线，尤其是深刻剖析了他的思想世界里的四个关键节点与其复杂的时代背景的激烈碰撞。在书的结尾处，他特别强调：“在顽强地投身于政治世界的过程中，加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存在主义的绝望是劳苦大众和受压迫者无力承担的奢侈品。”事实上，对于今天我们正面对的这个矛盾更为激化也更为复杂普遍化的世界来说，比虚无主义更危险的心理状态正是绝望，而不是别的什么。因为很多知识分子跟普通人一样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身处远比加缪时代残酷得多的普遍困境中，也没有意识到斗争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或许“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被击垮，并且不可避免地要被打败，但这不是绝望的理由。正如加缪的作品将永远提醒我们，真正的绝望只会发生在‘我们不再明白为何而斗争，或者是否还有必要斗争’的时候。”
（刊于《外滩画报-文工团》20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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