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下】

五

在1862年赴欧途中，福泽谕吉曾对朋友说，“其实我的愿望是，一年领两百大袋的米粮，身为将军的顾问，大力鼓吹文明开国，大刀阔斧地改革各种制度。”但是到了1867年，福泽谕吉的政治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对知己好友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打倒幕府。”

福泽谕吉虽然受雇于幕府，却从来不想拥护幕府。当时日本举国都是攘夷论，只有德川幕府看起来像是主张开国论。可是在福泽谕吉这个一生最讨厌闭关自守的学者看来，幕府官员全是守旧分子，完全没有门户开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

专制政权越到统治后期，越敏感多疑，残暴无义。有一位官员在家书里有一句“目前国家局势令人担忧，一切有待明君贤相出”的话，被密探举报眼里没有幕府大将军，意图谋反，被迫切腹自杀。

福泽谕吉不肯拥护幕府，对拥护天皇的“拥皇派”同样保持怀疑。因为“拥皇派”同样排外，甚至宣称“即使日本破坏成焦土，也要彻底攘夷”。

福泽谕吉环视全国，没有一个可以与之交谈者，只好自求多福，一方面坚定开放门户的立场，另一方面埋头翻译著述，倡导西方文明。他的书被守旧人士抵制，却成为社会上的畅销书。

1868年初，政府军开进了江户城。幕府被推翻，但是社会秩序还没有恢复。盱衡当时社会，德川幕府所办的学校已经垮台，连老师也行踪不明，只有庆应义塾依旧书声朗朗，弦歌不绝。

“不管世上如何动乱，我们绝对不让洋学的命脉断绝。”福泽谕吉坚定鼓励青年学生说，“庆应义塾一天也不停课，只要庆应义塾还存在一天，大日本即是世界的文明国。我们不在乎世间的变动。”

在兵荒马乱之际，庆应义塾的学生却越来越多。1868年5月上野发生大战，江户城内几乎全部歇业。在炮声隆隆中，福泽谕吉坚持上课，用英文讲经济学。课下，学生们爬到屋顶观看一公里外的炮火。

政治秩序稳定下来，明治政府下达征召令，福泽谕吉托病不肯出仕。后来政府又要他负责政府的学校部门，也被婉言拒绝。

福泽一生最重视的就是人格独立，“让全国人民了解诸国独立自主的精神，我认为必须有人以身作则成为人民的楷模。一国的独立自主来自于国民的自立之心，若举国皆带着古来的奴隶劣根性，那么国家如何维持？我认为不能再犹豫了，自己要以身作则，不在乎别人的想法，自己走自己的路，绝不依靠政府，也不拜托官员。”

福泽谕吉认为，在富国强兵、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求最大幸福方面，东方诸国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原因就在于教育。“我于日本戮力于提倡洋学，是想办法让日本成为西式文明富强之国。”

庆应义塾越发成为青年学子们的向往之地，学生人数不断增多。当时日本甚至出现了“文部省在竹桥，文部卿在三田”（庆应义塾在三田）的说法。福泽谕吉每日在学校里巡回，爱校如家。

时至今日，庆应大学里“先生”还是福泽谕吉的专称。一般师生间的称呼为“某某君”，只有创始人福泽谕吉被称为“福泽先生”。每年2月3日（福泽谕吉的忌日）被称为“雪池忌”，校长带领师生为他扫墓。

六

对于明治维新，福泽谕吉一开始持怀疑态度。后来当他看到政府渐渐走向文明开化的康庄大道，才改变了认识，更加致力于社会启蒙。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在一篇文章里福泽谕吉这样写道。这篇写于1872年的文章名为《论人与人平等》，风行天下。此后的四年里，福泽谕吉先后写下17篇文章，抨击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由等先进思想。

福泽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等现代科学知识。他吸收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他肯定人民为国家主人，同时号召人民奋发图强，使日本文明追上先进国家。

1875年，这些文章结集为《劝学篇》出版，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东方国家转型过程中，几乎都遭遇了文化碰撞，“国家到底向何处去”也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同样问题。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分别交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出版《劝学篇》的同一年，福泽谕吉也出版了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论概略》，回答了“日本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福泽谕吉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并且深入比较了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福泽谕吉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极力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干脆趁势打开更大的窗户，让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推翻，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相呼应。”

23年后，在戊戌变法的风云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了同名著作《劝学篇》，在中国风行一时。对于“中国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张之洞提出的答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看来，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是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他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

在国门被迫打开50多年后，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中体西用”的认识水平上。黑船来航23年后，日本就产生了呼吁民主自由的福泽谕吉。两相比较，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福泽谕吉的观点被讥讽为“全盘西化”观点，至今仍然受到中国学者的诟病和嘲笑。但是知人论世，在当年日本极端保守的思想环境下，这种决绝的思想确实起到了打破思想束缚、引入现代文明的作用。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客观制约，“全盘西化”是断然不可能的，可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福泽谕吉的主张至少在策略上是成功的。10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被公认为融入世界文明、同时又保存文化传统最好的东亚国家。

七

福泽谕吉高兴地看到，维新政府不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他发起一大宏愿，“要靠三寸不烂之舌和一介文人之笔来推动社会启蒙。”

1873年，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因发起于明治六年而得名）诞生了。这是一个由一批思想、立场相同的著名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的启蒙组织，福泽谕吉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他和明六社的朋友们一起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积极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发表了大量影响巨大的有关论文，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思想的西方书籍，启笛了一代人心。

然而，两年后《明六杂志》被迫停刊，“明六社”也自行解散。因为明治政府颁布 “报纸条例”、“演说取缔令”、“集会条例”等，对言论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不过，明治政府并没有、也不可能控制一切，社会仍然有一定的言论空间。福泽谕吉就不断地写文章评论政治。

1879年，福泽谕吉在报纸上发表《国会论》，阐述日本开国会的理由。文章连载一周，天下舆论沸腾。不但其他各家报纸议论喧哗，乡下地方也波涛汹涌，最后甚至地方的有志之士都到东京请愿开国会。

随着快速近代化，日本社会形势不断变化，政治商业变动不居，因见解的不同而造成敌我分明，对立激烈。福泽谕吉认为，在这个时节最需要有一个不偏不党的言论平台，发表公正持平之论。“我在心里自问自答：现在日本国内，能够经济独立，文思俱佳，本身对政治、商业没有野心，又能超然物外的，舍我其谁？”

就这样，福泽谕吉创办了《时事新报》（日本《产经新闻》的前身），他确定的办报方针是 “独立不羁”，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福泽谕吉说：“凡与此精神不悖者，无论是现任政府、诸多政党、各工商企业、各学者团体，不论对方是谁，我们都将其作为朋友相助。若是违背此精神者，亦不问谁，皆作为敌人而排斥之。”

福泽谕吉亲自撰写社论，评论时政，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引导社会舆论。1885年，他在《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福泽谕吉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中国、朝鲜）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这篇文章在日本影响深远，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它也在中国、朝鲜引起强烈反响，至今中国对《脱亚论》的主流看法仍然持批判态度，认为福泽谕吉对亚洲邻国持轻蔑态度。

其实，真正完整读过《脱亚论》的人并不多。细看全文就知道，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福泽谕吉。因为福泽谕吉看不起的是中国与朝鲜的不思进取、抱残守缺（这在当时不是事实吗？），他希望的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日本）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

八

福泽谕吉倡导“学者雁奴论”，认为学者应该做“雁奴”。所谓 “雁奴”，就是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中，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的安居中央，较小的在外围司掌警戒的工作，防御狐或人类前来捕获它们。这些从事警备的，称为“雁奴”。福泽谕吉终生以一只雁奴自任，并以此为荣。

在中国近代史上，也不乏这样的“雁奴”。那些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和福泽谕吉一样，努力推动国家进步。

看其事业，福泽谕吉和中国近代的多位著名知识分子相像：第一个睁眼看世界，他像中国的魏源；翻译西方经典引进西方文明，他像中国的严复；办报纸开启民智，他像中国的梁启超；办大学作育人才，他像中国的蔡元培。可是，这些中国的“雁奴”没有一位像福泽谕吉一生完成那么多事业，也没有人像福泽谕吉那样在生前看到自己国家的光明。

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明治维新32年之后，日本经济繁荣，工厂遍布，制定宪法，开设国会，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日本越来越被欧美国家认可，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也逐渐废除。

这一年，福泽谕吉完成了回忆录《富翁自传》。回顾一生，66岁的老人颇感欣慰，并无遗憾，这个一生以启蒙为己任、“希望能将我国国民引导向文明之国迈进”的思想家说，他的一大理想就是“全国男女的气质日益高尚，不忝成为真正文明进步国家的国民”。

在福泽谕吉写作自传的那一年，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正在如火如荼。中国“爱国者”们像当年的日本浪人一样，仇视外国人，把怒火撒向本国同胞。或许正是有鉴于此，福泽谕吉在《富翁自传》里特意提到了中国的未来：“纵观今日中国的情势，我认为只要满清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无法迈向文明开化的大道。换言之，必须彻底推翻这个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国家，人心才能焕然一新。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那么，一旦推翻满清政府，中国是否能够像明治维新那么成功呢？福泽谕吉的回答是：“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

1901年，福泽谕吉去世。十年之后，满清政府终于被推翻。可是，希望的曙光并没有升起，中国还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苦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