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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鉴 | 隋朝灭亡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汉青的马甲 2016-10-06



读史札记:隋朝灭亡之鉴



据《隋书·食货》记载,在隋朝灭亡之前:“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意思是说,隋朝灭亡之前老百姓的生活已极为困难,但国家的仓库仍然非常殷实,官吏们却因为害怕国家的严刑峻法,不敢发放粮食赈济百姓。开始的时候百姓们还能吃树皮、树叶,后来就吃土、吃稻麦的秸秆,最后甚至发展到人吃人的悲惨程度。


有史家指出:“隋之亡也,民困苦而国未贫。”就是说,隋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国家聚敛了太多的财富,而老百姓却因为统治者的苛政,失去了维持生存最起码的条件。财富集于国库,百姓却无以生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和隋朝的两位统治者隋文帝、隋炀帝有直接关系。据记载,隋文帝还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和注意节俭的君主,而隋炀帝则是一个十足的骄奢淫逸的昏君。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如此评价:“隋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皇帝。因为节俭,剥削比较减轻,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开皇年间,户口和财产都有巨大的增进。”“隋炀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为奢侈,民众被剥削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民众只有起义推翻隋统治,才能找到生路。”


作为开国之君,隋文帝为了巩固隋王朝的统治,采取了不少措施。为了发展生产,储备粮食,隋文帝命人在各地兴修水利灌溉工程,派遣水工巡视各地水源,还减免赋税、安定百姓等。这些措施,促进了隋朝经济的发展,到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全国人口大量增加,皇宫和外地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京城国库中的钱财充满了房间,以至于都堆积到了走廊上。


如何处置这些日益增加的积蓄呢?隋文帝的做法是:在全国各州置仓积谷,遇水旱荒年,便开仓赈给。此外,命令各州民间设置义仓,义仓可防小灾,官仓可防大灾。他还提出一个明智的方案:“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面对殷实的积蓄,隋文帝想到了普通的老百姓,将国家的部分财物发放给了比较贫困的农民。据《资治通鉴》记载,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因人口增长,关中平原和河南、山西等地的一些老百姓受田不足,“衣食不给”。隋文帝便派遣使者到各地去“均田”,以使老百姓有田耕种,能养家糊口。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关中大旱,老百姓饥馑难耐,隋文帝派遣官员去察看民生疾苦,他们从老百姓那儿拿回一些掺杂着糠的豆粉献给了隋文帝。隋文帝把老百姓吃的食物展示给朝中大臣,并以此自责,据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沾酒肉。


由于隋文帝勤于政事,还能勤俭节约,爱护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再加上其他一些促进生产的措施,所以在不长的时间里,隋朝经济就出现了繁荣景象。隋文帝即位之初,府库还很空虚,十多年后,国库就已容不下各地征调的绢帛,而需新建府库。到隋文帝末年,西京和各地的仓库都装满了粮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不下数百万石。


隋文帝为隋炀帝留下了丰厚的物质积累,隋炀帝在原来仓储的基础上,又继续置仓储粮,府库之财也堆积如山。但在充沛的财富面前,隋炀帝却走上了一条穷奢极欲、残暴百姓的道路:他大兴土木、为自己营造宫殿;四处巡游、寻欢作乐;夸富邻邦、炫耀武力。


在隋炀帝为首的隋朝统治者们极尽挥霍之能事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已是朝不保夕。关于当时饥馑严重到人相食的地步,《资治通鉴》也有记载。尽管这时隋朝的积蓄还非常充实,但这些粮食或堆积在仓库之中,或由官吏豪绅据为己有,或运到边境以供战事,总之都没老百姓的份。隋文帝时期设置的义仓,这时也早已收归官有,在老百姓遇到灾荒时,也起不到救济的作用了。


赋税沉重,官吏大肆贪虐、残暴苛剥百姓,使得老百姓生活极度困顿,居家只有死路一条,反抗还可活命。走投无路的百姓迫不得已只能揭竿而起,各地的农民纷纷聚众起义。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县)人王薄聚众于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县南),号召民众起义始,起义就接连不断,一直到隋朝灭亡。而隋朝国库中堆积如山的粮食,也成为起义军或割据者号召百姓的物质基础,他们纷纷以“开仓赈粮”为号,聚集百姓。


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失利的时候,他的谋士李子雄对他说:“东都援军益至,我军数败,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振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据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亦霸王之业也。”意思就是让杨玄感占据永丰仓,以图再起。


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这样宣导百姓:“今百姓饥馑,僵尸满道,王府君闭仓不赈恤,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于是把民众的愤怒都转移到了太守王仁恭的身上。他又以“壮士岂能坐待沟壑!今仓粟烂积,谁能与我共取之”来激励起义者。这样就轻而易举地将马邑太守王仁恭捉拿斩首。然后“开仓以赈饥民,驰檄境内属城,皆下之,收兵得万余人”。


隋末最大一支起义军瓦岗军的盛衰也与隋王朝的仓储有很大关系。比如当时的将领李密向翟让提议:“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馀,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预备,取之入拾遗耳。比其闻知,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他们商议占据洛口仓,然后放粮赈济百姓来收拢民心,从而达到强盛的目的。也正是由于瓦岗军连克洛口、回洛、黎阳三仓,开仓赈粮,队伍才迅速猛增,“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最盛时达到百万;也正是因为瓦岗军掌握了隋王朝三大粮仓,才成为隋末农民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后来的唐高祖李渊起兵时,也是通过开仓赈济贫苦百姓来招募兵卒的,而且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也多次通过开仓放粮来拉拢民心。


在各地民众的起义讨伐和官员的反叛中,隋朝逐渐土崩瓦解,直至最后灭亡。它所积储的粮食,也成为促使它灭亡的催化剂。对此,唐朝初年有一位大臣马周曾这样总结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明清之际的一位学者唐甄也曾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意思就是说,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国家的政权才能巩固。这可以作为隋朝灭亡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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