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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以为，元人用带有“祖”字的谥号（即“世祖”）来追尊忽必烈，表明他们观察当日情势的眼光是很精准的。毫不夸张地说，忽必烈立国漠南的意义，远远不是把建立已久的大蒙古国的首都挪动了一个地方而已。他实际上是重建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此后还一直保留着它前世的蒙古语国号，即“大蒙古国”。 元代的遗产 最后我想谈一下，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将近百年的时段，它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别重要的遗产？ 教科书上讲到元代的积极方面，经常强调这样两点：多元文化在那个时代的交相辉映；多民族统一国家在经历数百年衰解后的重建与发展。不过我们的标准历史叙事对这两点的强调，其实都还是很不到位的。它讲述元代多元文化的繁荣，往往以当日中外文化交流的发达局面为出发点，比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东来，基督教东方教会重新进入中国内陆，欧几里得几何及旧大陆（包括非洲）地理新知识的传入，再加上中国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与互相渗透，尤其是藏传佛教向汉地的传播，等等。至于说到汉文化本身在元代的命运，留下来的似乎就都是比较消极的印象了。其实汉文化的发展在元朝未必整个地处于低谷时期，在有些领域里甚至还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就，比如文人画、杂剧和元青花。不过这个题目无法在这里展开，需要另外谈。 元朝对中国统一的重建，它的真正意义也还没有在我们的标准历史叙事中被完全到位地揭示出来。在一般人的概念里，自从秦始皇用专制主义的君主官僚制体系来统治全国以后，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历程，就一直是同一国家建构模式不断被复制、改善，并被逐渐推行或覆盖到越来越辽阔的地域范围之内的过程。但这种认识其实是很片面的。 中国国土的一半以上在历史上一向是各少数民族生活和居住的家园。从秦代的国家建构模式发展出来的汉唐体制用于治理各少数民族地域的羁縻—册封制度，在传统中国的最后一千年里通过土官、土司、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最终将一部分民族地区巩固地纳入到统一国家的疆域之中。可是西部中国的绝大部分区域，难以经由上述转型而演变为“编户齐民”之地。如果没有另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其中起作用，当代中国就不可能拥有如此广阔的幅员。从宋代以往的千年中，只有元和清这两个少数民族王朝大规模地统一过中国国土，这并非出于偶然。他们在基本采纳汉唐体制来治理汉族地区的同时，另有一套汉唐体制所不具备的对中国各民族地区实施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这一点早已被雍正皇帝看出来了。他说：“中国（此指汉族地区）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元、清合“中国”与“塞外之一统”此二者为一体的国家建构模式，其实就是从中华帝国的边疆区域发展出来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这一模式起始于辽，承袭于金，发展于元，成熟于清。 只有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元朝，我们才能真正切实地认识元朝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历程中所产生过的巨大的积极影响。（本文选自《重新讲述蒙元史》，张志强主编，沈卫荣等著，三联书店。小标题系原编者所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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