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系列演讲：自由市场及其敌人（共九讲）

米塞斯1951年夏天在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forEconomicEducation，FEE）的系列演讲，共九讲。

作者：米塞斯

翻译：风灵

目录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一：经济学与它的反对者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二：伪科学与历史认识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三：行动的人与经济学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伪科学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五：资本主义与人类进步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六：货币与通货膨胀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七：金本位的重要性及恢复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八：货币、信用与商业周期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九：商业周期及超越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一：经济学与它的反对者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不朽之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写于2300-2400年前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不仅探讨哲学、知识论（thetheoryofknowledge）、认识论，还探讨社会状况。柏拉图对这些问题的处理，2000多年来，一直都是哲学和社会学问题（也即探讨国家、政府等等）所接受的典型方法。

虽然我们熟知这一方法，但过去一百年间，关于社会哲学、科学、经济学和人类行为学发展出了一种新观点。柏拉图曾说过，领袖重构并建设世界是受到“天意”（Providence）的召唤，或受到其自身卓越才干的召唤，这恰如建筑师构造一栋建筑——不用顾及其同胞的愿望。柏拉图的哲学是，大多数人都是掌权的“超人”为建造新的社会实体所使用的“工具”或“石子”。“臣民”的合作对于计划的成功无足轻重。唯一的条件是独裁者拥有强制人民的必要权力。柏拉图为他自己分派的具体任务是充当独裁者的谋士，即专家，“社会工程师”将按照他的计划重建世界。今天走进华盛顿的大学教授便类似于柏拉图想要充当的角色。

柏拉图模式经久不衰，持续近两千年。期间所有的书籍皆以这种观点立论。每个作者都认定，民众不过是君王、警察等手中的棋子。政府只要足够强大，则万事可为。力量被认为是政府最重要的东西。

阅读费内隆主教（[Fran?oisdeSalignacdelaMotheFénelon,1651–1715].）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theadventuresofTélémaque），便可看到这种思想获得成功的现象。费内隆主教与路易十四是同时代的人，他是一名伟大而杰出的哲学家、政府批评家、也是伯戈因公爵的导师，法国王位的继承人。《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是为教育这位年轻的公爵所写，直到最近，法国的学校仍在使用该书。书中讲的是周游世界的故事。所到的每一个国家，所有善事皆归功于警察，所有大事皆归功于政府。这就是所谓的“警察科学”（scienceofthepolice），德语为“Polizeiwissenschaft”。

十八世纪，出现了一项新发现——发现了研究社会问题的新方法。这种观点研究得出，社会问题的发生顺序与自然现象的发生顺序一样具有规律性。它认识到，制定与执行法令本身不能消除坏事。必须研究社会问题有规律的发生顺序或连结关系，以揭示能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在此之前，虽然人们已认识到了自然科学领域的规律性，却尚未认识到，在社会问题的领域中，也存在秩序和有规律的发生顺序。

人们曾认为，自然条件下，人们生活在乌托邦似的理想国之中，而如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所述，邪恶之人及其邪恶的制度改变了这种状况，导致现在的贫困苦难。人们曾相信，最幸福的人——生活状况最让人满意的人——便是北美的印第安人。当时欧洲文学作品将北美印第安人理想化，认为他们幸福快乐，因为他们不知现代文明。

然后是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1766–1834]），他发现大自然无法为每个人都提供生活手段。马尔萨斯指出，所有人都普遍受制于生存必需品的稀缺性。所有人都为谋生、为分享世界的财富而竞争。人类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稀缺性，让更多的人得以生存。

竞争导致劳动分工，导致合作的发展。劳动分工比孤立的劳动生产力更高，这一偶然发现令人欣喜，社会合作、社会机构和文明由此而成为可能。

如果所有的产品一生产出来立即就被消费掉，生活状况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善。能改善只是因为一些产品被储备下来，用于后续的生产——也即是因为有资本的积累。储蓄非常重要！

在所有的改革者（比如柏拉图）看来，离开顶层干预，“政治体”（bodypolitic）就无法运作。要想采取行动，要想行而有果，国王、政府和警察的介入必不可少。别忘了这也正是费内隆的理论。他将街道、工厂的建造，以及所有进步都归功于警察。

18世纪，有人发现，即使没有警察——即使没有人发号施令——人们自然而然的行动方式最后也会出现生产成果。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以鞋匠为例。鞋匠不是因利他的动机而生产鞋子，他为我们提供鞋子是出于其自身的利益。是为了用鞋子换取他人的产品。每个人，为了满足自己，就必须要满足他人的利益。这个“国王”不必发号施令。因此，行动是由市场中的人自发产生的。

十八世纪社会问题方面的发现与期间的政治变革紧密相关且密不可分——代议制政府取代了专制政府，自由贸易取代了贸易保护，国际和平的趋势取代了侵略，废除了农奴制和奴隶制，等等。新的政治哲学还导致自由代替了君主与专制。这带来了产业与社会的变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种改变传统上被称为产业革命。这一革命的结果是世界整体结构的变化，人口成倍增加，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生活水平提高。

具体谈到人口，今天（1951年）全球人口是250多年前的四倍。不算亚洲和非洲，人口增长更是惊人。在1800年之时，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已没有无人定居之地，所有的土地都已被开发，但到了1925年，又多容纳了1.07亿人口。（比美国更引人注目——美国的面积比这三国大了许多倍，但同期美国人口仅增加了1.09亿。）同时，引入大规模生产而发生的工业革命，让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当然，仍有令人不满的状况，仍有能加以改进的状况。对此，新哲学的回答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便是让资本积累比人口增长更快。即增加人均投资资本量。

虽然这种经济学新理论是对的，但因为诸多原因，它不受特定群体（君主、独裁者和贵族）的欢迎——因为这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19、20世纪，这些反对者针对18世纪的哲学，发展出了若干异议，认识论方面的异议攻击新哲学的基础，并提出了许多严肃且重要的问题。他们的攻击或多或少属于哲学性的攻击，针对的是这门新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他们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是因政治偏见而激发，而非因探求真理而产生。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针对18世纪的各种真理（正统的哲学和经济学）的反对意见，而不管反对者的动机如何。某些反对颇有道理。

过去一百年间出现了对正统经济学的异议。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这种异议已被当做证据，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文明。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异议“荒谬”而置之不理，而必须进行研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就政治问题而言，某些支持正统经济学的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资产阶级文明辩护。但这些辩护者不知事情的全貌，而将争论限于非常狭窄的范围内，类似于当今的朝鲜局势：一方军队被禁止攻击另一方军队的要塞。在思想斗争中，存在同样的情况。辩护者在奋战，却未攻击对手真正的基础。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应付某个理论的附属工具，而必须攻击其基本的哲学问题。

政治上“左”“右”的区分全无意义。从最开始，这种区分就不充分，并已产生了许多误解，甚至对基本哲学的异议也是基于这种观点分类的。

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也可能是过去一百年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而我认为，他还是个疯子。我们必须研究其著作，虽然他阐述的思想甚至都不是他自己的，但他的影响力很大，特别是他对基督教教堂充满敌意。他创立了自己的教堂，并设定了礼拜日。他鼓吹“真正的自由”。他说，真正的自由要比资产阶级提供的自由更多。据他书中所言，他不需要形而上学、科学自由、新闻自由或思想自由。所有这些在过去都非常重要，因为这让有机会著书立说，但因他的书已写成，未来就再也用不着这些自由了。因此警察必须压制这些自由。

反对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也正是那些“左派”或“进步派”的典型特征。人们震惊于所谓“自由主义者”（liberals）并不赞成自由。源于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1]）兴起了两大学派——黑格尔左派和黑格尔右派。马克思（KarlMarx,[1818-1883]）是最重要的黑格尔左派，纳粹则是黑格尔右派。

关键是研究基础哲学。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某种程度上已成了这场哲学大战的老手，而自由的辩护者们却没有？自由的辩护者们未能认识到基本的哲学问题，这便是他们尚未成功的原因。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产生分歧的基础；如此才能得到答案。现在，我们下面将讨论针对18世纪自由哲学而产生的反对意见。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二：伪科学与历史认识

在英语中，“科学”这个词通常只适用于自然科学。毫无疑问，自然科学与人类行为（人类行为有时被称之为社会科学或历史）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区别之一在于获取知识的方式不同。

在自然科学中，知识来源于实验。事实是通过实验确定的。自然科学家能够控制变化，这与人类行为学者相反。比如在实验室做实验，他们能隔离所涉及的不同因素，观察当某个因素改变时所产生的变化。自然科学的理论必须符合这些实验——理论决不能与实验所确定的事实冲突。如果产生了冲突，必须寻求新的解释。而在人类行为的领域，我们永远无法控制实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我们所谈论的事实与自然科学所指的事实绝不相同。人类行为领域中的经验非常复杂，由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产生，所有的因素都会导致改变。

在自然领域中，我们不知道最终的原因。我们不知道自然力量所“努力奋斗”的“目的”。有些人试图将宇宙的目的解释成为人所用。但这有问题：随便举个例，苍蝇对人有什么价值，细菌呢？我们在自然科学中所知的不过是经验。我们熟悉特定的现象，而且基于实验发展出了一种技术科学。但我们不知道电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我们不问这种问题。真要问，也得不到答案。如果说我们知道答案，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有“上帝”的思想。断言我们能够发现其理由，意味着我们有某种类似上帝的特征。

总存在着人类思维不能及之处——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得不到新的信息。许多年以来，人类知识的边界已扩展得越来越远。对自然力量的追溯已超越了从前所认为的人类“终极”知识。但是，人类的知识一定止步于某个“终极设定”（ultimategiven）。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ClaudeBernard[1813–1878]）在他论实验科学的著作中说道，生命本身就是某种“终极设定”；生物学只是确定了存在生命这种现象的事实，但也仅此而已。

在历史或人类行为领域中，情况则不同。在此，我们能探查隐藏在行为背后的知识；我们可追溯到行为的动机。人类行为意味着人类致力于确定的目标。人类行为领域中的“终极设定”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个人，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并对运用何种方式以实现其选定的目的有明确的观念，受此激励而进行行动。这种“终极设定”即是个性（individuality）。

作为人类，我们知道人类关于达成目的之方式的评价、原理和理论。我们知道在个体不同的动作背后有某种目的，知道每个人都表现出了有意识的行为，知道存在某种意义，某种理由。我们可以确定人们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有明确的目标，而且有明确的手段用以尝试达成这些目标。比如，某个外来者突然闯进一个原始部落，他虽然对原始部落的语言一窍不通，但仍然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那些人对他所做的行为，解释他们工作的目的以及用来实现目的的手段。如果他们忙忙碌碌地生火，往罐子里放东西，他通过逻辑就能将之解释为在做饭。

研究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不是人类行为的科学所特有。科学家的逻辑、脑力工作的逻辑，与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所实践的逻辑没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逻辑工具。目标不是社会科学家所特有。即使孩子的哭泣和尖叫也有目的，他在行动以得到想要的某样东西。生意人也在行动以得到想要的东西。他们理解人类行为的科学，为了与其他人做生意，他们每天都践行这种理解，尤其是在对未来的计划中。

对认识经验的认识论解释不是发明了一种新方法。这不过是发现了每个人自古以来就在运用的知识。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常识》（TheCommonSenseofPoliticalEconomy）的经济学家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H.Wicksteed[1844–1927]），引用歌德的一句话作为他的座右铭：“人们都在做这种事，但只有很少的人理解在做什么。”（Einjederlebt’s,nichtvielenist’sbekannt.）

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认为，认识（l’intelligencesympathique）是历史科学的基础。历史学家收集资料以佐证他的解释，正如警察探寻事实以求能得到法庭判决一样。历史学家、法官、企业家，都是在收集到尽可能多的信息后开始工作。

奥古斯特·孔德，他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却这样形容他所认定的所有科学的任务：他说科学必须知道如何预测和行动。自然科学给了我们确定的方法来实现这点。凭借物理、化学等学科的不同分支，技术科学能够设计建筑和机械，并预见运转之后的结果。如果一座桥梁垮塌了，人们就会认识到犯了个错误。而在人类行为中，不会认识到这种确定的错误，在这点上孔德失败了。

孔德认为历史不具有科学性，因此没有价值。在他看来，不同的科学存在一定的等级。他认为，科学研究始于最简单的科学，然后推进到更复杂的科学；最复杂的科学尚有待发展。孔德说，历史是素材，复杂的研究从中得以发展。这种新研究是与社会法则相关的科学，这种法则相当于科学家们发展出的技术性规律。他将这种新科学称之为“社会学”（sociology）。他新创的词汇“社会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研究社会学，写关于社会学的东西。

孔德清楚地知道，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普遍性科学已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但孔德不喜欢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他没有办法拒绝这些结论，也没有办法拒绝推导出这些结论的基本规律。因此他忽视这些结论和规律。追随孔德的社会学家也显示出了这种敌意和忽视。

孔德设想了科学性法则的发展。他谴责历史只考虑单独的事例，考虑在确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发生的事件。孔德说，历史不考虑人们普遍所做的事，而只考虑个人所做的事。但是，社会学家们没有做孔德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他们没有发展出普遍的知识。他们所做的正是孔德所谓的无意义的事，只是应对单独的事件，而不是普遍性。比如，出版的某个社会学报告讨论的是“韦斯切斯特的休闲”（LeisureinWestchester）。社会学家也研究青少年犯罪、惩罚方式、财产的形式，等等。他们写了大量关于原始人习俗的材料。的确，这些作品没有研究君主或战争，研究的主要是“普通人”。但它研究的仍然不是科学性法则；它研究史实，对在某事某地曾经发生的事做历史调查。然而，这种社会学的研究具有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们所进行的历史调查，对其他历史学家常常忽视的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进行的调查。

孔德的计划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从历史研究中不可能得出普遍性的法则。观察历史得到的总是复杂的现象，相互联系。如此复杂的联系不可能归之于特定的原因，无可争议地精确地导致了某种最终结果。因此，历史学家的方法与自然科学家的方法毫无共同之处。

孔德打算从历史中发展出科学性法则的计划从未实现。所谓的“社会学”要么是历史学，要么是心理学。就心理学而言我指的不是关于感知的自然科学。我指的是文艺心理学（literarypsychology），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Santayana[1863–1952]）将之形容为认识历史事实的科学，即人类对人类奋斗历程的评价。

马克思·韦伯（MaxWeber[1864–1920]）自称是社会学家，但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各大宗教社会学》（SociologyoftheGreatReligions）的第一部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italism）,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起源。他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归因于加尔文主义，他的书非常有趣。但是他的理论能否得到逻辑支持，这是另一个问题。

孔德有篇文章论“城市”，旨在讨论如何对待城市或城镇本身，试图赋予城镇普遍性的观念。不过，他在某方面非常明确，非常明确地坚持这种方法比起讨论某个城市在某个具体时期的历史更有价值。而事实上，情况可能完全相反。历史信息越具有普遍性，其包含的有价值的材料就越少。

至于未来，我们必须对如何认识未来的事件形成某种观念。政治家、企业家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面临着这种情况。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应对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未来状况。因此可以说，政治家、政客、企业家就是“关于未来的历史学家”。

在自然科学中，存在恒定的数量关系——特定的重量等等，这些可以在实验室中确定。因此，我们能够对不同的物品的各种数量关系进行测量和安排。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其研究越来越定量化——也即从定性的化学过程到定量的发展。如孔德所说：“科学就是测量。”

然而，在人类行为领域，特别是经济学领域，不存在这种恒定的数量关系。但是，人们所持的观点却与此相反，甚至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经济学领域里不可能进行精确的定量解释。在人类行为的领域，我们只能就特指的个别情况做出解释。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历史学家寻求就哪些因素促成了革命做出解释。有许多因素混在一起。他们衡量每种因素——财政状况、王后、她对懦弱的国王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都被认为起了作用。历史学家通过运用思维工具，试图理解这些因素，并赋予每种因素确定的相关性。但各种因素对结果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却无法准确地回答。

在自然科学中，确定实验事实不依赖于个人的判断，也不依赖于特定科学家的气质或个性。在人类行为中的判断却染上了认识和解释之人的个人色彩。我谈的不是有偏见的人，或有政治偏好的人，或企图伪造事实的人。我所指的仅是那些真诚的人。我不是指因其他学科的发展影响历史事实而产生的差异，不是指知识上的变化对历史解释的影响。我也不考虑科学、哲学，或神学的各种观点对人们产生的不同影响。我只讨论两个历史学家，他们在其他任何方面都一致，然而，比如说，他们对于促成法国大革命各个因素的相关性有不同的看法。在人类行为领域，不可能像对某种金属的原子质量那样，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就某个企业家或政客对未来运作的理解而言，只有以后的事件才能证明基于他们的评价所做的某些预言是否正确。

与认识相关的有两种功能：对人们，对他们的目标、目的确定价值判断；并确定他们运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其目的。不同因素的相关性及其影响结果的方式只能是一种价值判断。比如说，在讨论十字军东征时，看起来主要的原因是宗教。但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威尼斯可从建立贸易霸权中获利。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决定与事情发展过程涉及的各种因素的相关性。

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试图将孔德针对社会学提出的普遍规则同样地运用于经济学中。他们建议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历史——社会法则的科学，这些法则源自于经验，便如物理学从实验室中获取知识。这一学派还认为，历史方法是在人类行为领域内研究问题的唯一方法。

十八世纪晚期，某些改革者希望能修改当时的法律制度。他们指出法律制度的失败与缺陷，希望政府以新法典代替旧法典。他们建议改革要与“自然法”一致。这种观点认为，法律不是写成的，而源自于个体的本质。英国的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1729–1797]）表达了这种观点，他支持殖民地，并且强烈反对法国大革命。在德国，普鲁士法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范·萨维尼（FriedrichKarlvonSavigny[1779–1861]）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支持者。根据人民的精神，保守派接受了伯克一派的主张。该计划某种程度上在许多欧洲国家——普鲁士、法国、奥地利，最后是1900年的德意志帝国——得到了实施，而且有时还相当成功，后来，出现了反对制定新法律的意见。然而这些群体仍是现代世界的先驱。

历史学派的方法认为，如果你想研究某个问题，你必须研究其历史。不存在普遍的规律。历史调查是当存在问题时进行研究。首先必须知道事实。要研究自由贸易或贸易保护，你只能研究其发展的历史。这与孔德所倡导的方法相反。

这一切不是贬低历史。认为历史不是理论，不是理论历史，既不是贬低历史也不是贬低理论。只是有必要指出其区别。如果历史学家研究某个问题，发现有某些历史趋势过去占了上风。但对未来却无法作此判断。

人类由个人组成，因此无法预测。概率的数学法则不能预测任何具体事例。群众心理学只是告诉我们，群众由个人组成。个人不是同一的物质。对群众的研究让我们认识到，一件小事可能会带来重要且广泛的结果。例如，如果有人在拥挤的大厅里高喊：“着火了！”引发的结果就与在一小群人中所引发的不同。同样，在人群中，警察的权威和刑事审判与处罚的威胁就不是那么强大。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处理个人，我们也就不能应对群众。

如果历史学家认定存在某种趋势，并不意味着这种趋势好或者坏。认为存在某种趋势与对之进行评价是两回事。某些历史学家曾说，与演化的趋势相一致便是“好的”，甚至是符合道德的。但是，比如，有一种演化的趋势是现在美国离婚的人比过去更多，或者，另一种趋势是识字能力的增长，能够仅仅因为是演化的，就认为某种趋势是“好的”吗？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三：行动的人与经济学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商人、银行家等等才会对经济学感兴趣，而且，社会中不同群体、不同部分或不同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经济学。由于经济学是最近才发展出来的学科，因此，对这一知识分支的意义与内涵存在许多错误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指出常见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哪些作者须对此负责，政治条件又起了什么作用，得花费大量的时间。而更重要的是，列举这些误解并讨论公众接受了这些误解的后果。

第一种误解就是以为经济学不研究人们真实的生活与行为的方式，而是研究经济学创造出来的一个幽灵，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对应物的幻影。这种批评认为，真实的人不同于“经济人”幽灵。

一旦消除这第一种误解，第二种误解就出现了——认为经济学假设人们只受一种野心和动机的驱使，即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与自身的福祉。持这种信念的批评者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

第三种误解是认为，经济学假设所有的人都是讲道理的、理性的，而且仅受理性的引导，批评者们说，而实际上，人们会受“非理性的”力量引导。

这三种误解都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假设之上。经济学并不假定经济人与日常生活中的人有所不同。经济学唯一的假定是人对于所处世界的条件并不是无动于衷，他试图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改变其处境。如果人无动于衷、漠不关心、满足现状，他就不会采取行动，他什么都不做。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区分不同的状态，并且从他的立场来看，看到了改变境况的机会，他就会行动。

行动是根据因人而异的个人价值判断来改善境况的努力。这种行动并不意味着从超自然的视角、或从上帝视角而言是一种改善。一个人的目的是以一种他认为更好的状态来代替不那么令人满意状态。他为此而努力。如果满足了这种愿望，他就比以前更为幸福。这与行动的内容无关，也与行动是为了自私或无私的理由无关。

为了消除试图区分“理性”与“非理性”时所产生的误解，必须认识到，人们有意识所做的事是受到我们称之为理性的某种力量的影响而完成的。任何有确定目的的行动都是“理性的”。就“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所做的常见区分毫无意义。所引用的“非理性”的例子是爱国主义，或在似乎有更为明智的选择时，却去买了一件新大衣或一张音乐会的门票。人类行为理论科学的假设只有一样——即存在行动，也就是个人为了消除不适、为了以一种更令他满意的状态代替不那么满意的状态而做出的有意识的努力。这一假设并不对行动的理由或内容做出价值判断。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处理的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其本身是中立的。

试图区分“经济”与“非经济”行动也没有任何意义。某些行动处理的是一个人至关重要的生存和必需品——食品、住所，等等。其他的行动被认为是受更高层次的动机驱使。但不同的目标所被的价值因人而异，且对同一个人也是因时而异。经济学只关心行动，描述目标之间的区别是历史的任务。

我们关于经济规律的知识是从理性而来，而不能从历史经验中获取，因为历史经验总是很复杂，不可能像实验室中的实验那样进行研究。经济学事实的来源是人自身的理性，也就是认识论中我们所称的先验知识（prioriknowledge），是一个人已知的知识。先验知识与后验知识（posterioriknowledge）不同，后验知识是从经验中得来的。

关于先验知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提出了这样的理论：人类的思维生而是一张白板，经验将写在这张白板上。他说，不存在什么固有知识（inherentknowledge）。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WilhelmvonLeibniz）（1646-1716）将智力本身作为一个例外。莱布尼兹认为，经验并不是写在人类思维中的空白白纸上，人类思维中存在着某种动物不具备心智装置，这种装置使人们能将经验转化为人类的知识。

我不打算介入“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之争，即经验与知识之间的区别，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密尔（JohnStuartMill）（1806-1873）称之为先验性的知识。然而，即使密尔及美国的实用主义者们也相信，先验性的知识是以某种方式从经验中得来的。

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理论等等与经济史及日常生活发生联系的方式，与逻辑和数学对于我们理解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能排除反利己主义，接受经济学理论的教义源于理性的事实。逻辑与数学以类似的方式从理性中得来。在数学领域中没有实验与实验室研究这类的事。就数学家而言，他唯一所需的设备是一支铅笔、一张纸，以及一个废纸篓——他的工具是他的心智。

但是，我们可能会问，既然数学是纯粹由人类的思维发展而来，完全不涉及外部世界与现实，又怎么能用数学来理解存在并运行于我们思维之外的物理世界呢？就此问题，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Poincaré）（1854-1912）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提供了答案。经济学家也可就经济学问相同的问题。我们坐在椅子上，完全凭自己的理性、凭自己的思维发展出来的某种东西，怎么能用来理解市场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呢？

每个人的行为——所有的行动——皆源于理性，与我们理论的来源相同。市场上、政府中、工作、休闲、做买卖，人类的种种行动皆受理性引导，受某人在喜欢的东西与不喜欢的东西之间所做选择的引导。理性是达成解决方案的方式，不管这种解决方案是好是坏。每次行动都意味着以一种状态代替另一种状态，就此而言，每次行动都可被称为一次交换。行为人希望以他喜欢的状态代替不喜欢的状态。

自然科学的起点是由实验所确立的各种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建立的理论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具有普遍性。最后的理论非常抽象，以至于普通人几乎无法理解。这并不会减损这些理论的价值，只要少数科学家能理解就够了。

在先验性的科学中，我们从某个普遍的假定出发——采取行动是为了以一种状态代替另一种状态。这一理论——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意义的理论——却推导出了其他的概念，这些概念越来越容易理解，也不那么抽象。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从具体到抽象；经济学的前进方向与之相反。自然科学能够建立恒定的数量关系。而在人类行为的领域中，不流行这样的恒定关系，因此没有测量的机会。价值判断激励人们行动，导致了价格和市场行为，却无法测量。价值判断有程度之分，有等级。人们不说"A"与"B"相等，或"A"比"B"多或少。他们说：“我更喜欢A而不是B。”没有数量判断。这被误解了2000年。甚至今天还有许多人，甚至杰出的哲学家，完全误解了这一点。正是从价值与偏好的体系中出现了市场价格体系。

亚里士多德除了别的，还写过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属性。他常犯错误。如果他就女人的问题问过他太太，他就能发现他在某些方面犯了错误，他会学到不同的东西。他还谈到，如果两样东西在市场上交换，它们必然具有某种共性，它们能够互相交换是因为它们是相等的，这点他也错了。如果两种东西相等，有什么必要交换呢？如果你有一角钱，我也有一角钱，我们不会交换，因为它们是一样的。因此，如果存在交换，交换的物品之间必然有什么不相等，而不是相等。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将他的价值理论建立在这种谬论之上。庞巴维克（EugenvonB?hm-Bawerk）（1851-1914）在其所著的《资本与利息》（CapitalandInterest）一书的第十二章（第一卷“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评”中的“剥削理论”）中评论了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之后过了很久，亨利·伯格森在一本备受推崇的著作中谈到在宗教中道德的两种来源，他也接受了同样的谬论——如果两种东西在市场上交换，它们必然在某方面是相等的。但是相等的东西之间不会有交换，交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们不相等。你不怕麻烦去市场上买东西，是因为你认为一块面包比你为它所支付的货币价值更高。人们购买东西，因为在当时他们更喜欢这些东西而不是金钱。交换决不会出于受损的目的。行动中的人决不悲观，因为他的行动受现状能够改善的想法所激励。

行动的目标是用对采取行动的人而言更适宜的状态来代替之前的状态。在其状态中价值的任何改变，如果是正值，就称为“获利”（gain），如果是负值，就称为“亏损”（loss）。这种价值纯粹是心理上的，不能被测量。你只能说这种价值多一点或少一点。唯有当商品在市场上与金钱相交换时才能测量。就行动自身而言，它没有数量上的价值。

但是，你会说，这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冲突。是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商品与一种共同的交换媒介即货币相交换，在此范围内让计算成了可能。当商品与货币相交换时，就可以使用货币值来进行经济计算，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1.必须有私人所有权，不仅是产品的私人所有权，而且包括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权；

2.有劳动分工，因此生产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求；

3.必须在一个共同的标准下进行间接交换。

大体而言，满足这三个条件，就可以确立某些数量上的价值，虽然并不精确。这种测量不准确是因为其衡量的是昨天发生的事，历史上的事。商业财务报表看起来是精确的，但即使记为“多少美元”的某种存货的货币价值也是预期未来的估算价值。关于设备与其他资产的价值也是估算的。通货膨胀的问题就是歪曲了这些计算，而引发了不幸的问题。

不是所有类型的组织或社会都必然存在货币计算。在经济活动刚出现时不存在货币计算。最早的人类也有行动，人类始终都有行动，但经过了千万年，才演化出了劳动分工，以及使货币计算成为可能的金融工具。中世纪时，货币计算逐步发展。早期的发展阶段中，缺少我们今天认为不可或缺的许多特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会再此消失，从而不可能进行计算和测量。）

因自然科学的量化性质，能够运用技术来制定计划修建桥梁。如果你知道需要修建的是什么，基于自然科学的技术就足够了。然而问题是：应该修建什么？应该做什么？技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在生活中，用以生产的原料是稀缺的。不管我们怎么做，生产要素都不会剩下，都有别的项目需要。始终都会有其他迫切的需求。这是商人在计算得失时纳入考量的因素。若某个商人因为成本太高，决定反对某个特定的项目，这意味着，公众不打算为以这种方式使用原材料买单。要以可用的生产要素来实现最多的能满足最为迫切需求的项目，不要将生产要素从较迫切的用途转移到不那么迫切的用途，从而造成浪费。

要确定这点，必须能够比较不同生产要素的支出。比如，我们假设要在两座城镇A和B之间修建一条铁路。假设A与B之间有座山，修铁路有三种可能——翻山、穿山、或绕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计算相对价值，但这只能给出一张货币情况的图景。这不是测量，这是据现在的需求与形势之间所做的评估。明天的条件会有所不同。每个商业项目的成败取决于是否成功地预测了未来的可能性。

试图发展出量化经济科学的问题在于，许多人想象理论经济学必须遵循其他学科的演化进程。自然科学就其性质是从定性发展到定量，于是许多人倾于相信经济学也必然产生同样的趋势。然而，经济学中不存在恒定的数量关系，因此不可能测量。而若没有测量，就不能产生经济学的定量化发展。经济学中的量化事实属于经济史——不属于经济学理论。

保罗·道格拉斯（PaulDouglas）（1892-1976）近来评论了一本名为《测量需求弹性》（MeasurementoftheElasticityofDemand）的著作（此人现在是美国参议员，他甚至希望日后能谋得更高的政治职位）。道德拉斯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一门精密科学（exactscience），如化学中的原子质量那样具有定值（fixedvalues）。但这本书本身涉及的不是定值，它涉及的是一个特定的国家（美国）在一段确定的时期内的经济史。如果考虑另一段时间，或另一个国家，结果就有所不同。在我们运作的这个宇宙的框架下，原子质量不会因时因地而改变。而另一方面，经济价值和经济数量却随着时间和地点变化。

经济学是人类行为的理论。某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比如说，土豆的用途被墨西哥土著发现，被英国人带到欧洲，之后传到全世界。这个历史事实对如爱尔兰这样的国家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这只是个意外事件。

当你在经济学中引入数字时，你就不再处于经济学理论之中，而进入了经济史的领域。经济史当然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人类行为领域中的统计学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式。统计学描述事实，但除了该事实外，什么也证明不了。（有些统计学家真的是“骗子”，而且事实上，某些效力于政府的统计学家得到任命很可能只是因为这个目的。）

有些人可能会曲解我的这些表述，断定经济学作为一个纯粹的先验性的科学，其目的是发展一个未来科学的计划，而且经济学只是闭门造车的理论。这些看法都是错的。经济学不是尚不存在的一门科学的计划，也不仅仅是纯理论者的科学。因此，我们必须拒绝某些人所说的通过历史来研究人类行为的观点。历史很重要，但你不能靠研究过去来处理今天的情况。情况在变。

举例来说，国民经济调查局（The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发布了一个分期付款销售的报告，关于二战前夕、通货膨胀前夕及政府信用限制前夕的分期付款销售的情况。当这个研究完成时，它就已经“死”了，它处理的是已经过去的情况。我不是说这没有用。聪明的人可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要记住这不是经济学——这是经济史。他们研究的其实是最近的经济史。

达尔文也意识到了这点，他在研究动物时发现，当解剖动物用以研究时，动物已经被杀死了，因此人们无法真正地研究这个动物——无法研究生命本身。

经济学同样如此。人们无法描述当前的经济制度——人们只能描述过去。人们无法通过研究过去来预测未来。经济史学家经常以“经济学”的名义教授经济史。但即使你知道了过去的一切，你对未来仍一无所知。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伪科学

今天我将讨论马克思理论的某些方面。我希望就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做点贡献。首先，我得谈谈马克思的一般哲学和历史。

通常而言，涉及历史问题的哲学学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学说。它们不仅试图指出过去的历史是怎样的，而且还假定知晓人类将来必然发生什么，并为未来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大多数哲学家拒绝这种思考方式。比如，康德（1724-1804）就宣称，试图这样做的人自身需要具备以上帝视角来认识事物的能力。

然而，19世纪20年代，黑格尔对历史做出了这样的哲学解释。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工业革命的推动力是他称之为“精神”或“心智”（Geist）的一种实体。“精神”具有它欲实现的特定目的。历史“精神”的发展现在已达成了其最终目标。黑格尔认为，这一最终目标就是建立威廉三世（1770-1840）的普鲁士王国，以及建立普鲁士联合教会（Prussian Union Church）。该学说的批评者说，这即意味着未来将不再有历史，因为历史的发展已到终点。

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单独发展出了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的推动力不是精神而是被称为“物质生产力”的某种东西。这种力量推动人类历史经历不同的连续的阶段。最后阶段之前的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之后，到来的是不可抗拒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因此，根据这一理论，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是由历史的力量所决定的。

马克思的前辈——历史社会主义者相信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让大多数人确信，社会主义是更优越或最优越的制度；于是人民自己就会进行社会制度的更替。马克思则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字不提；他假装不提对社会主义的偏爱。他宣称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由于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社会主义必将到来。 

但社会主义更为优越么？黑格尔和孔德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照他们的学说，发展中每一相继的阶段都被默认为必然“优于”或“高于”之前的阶段。因此，提出更晚的发展阶段是不是更优的问题，简直不值得考虑。答案是显然的。社会主义是更晚的阶段，必然更为优越。 

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即将来临。此后，一切历史将归于终结，将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一旦阶级冲突被消灭，我们将生活在再无重要事情发生的状态之中。下面一段恩格斯（1820-1895）的引文说明了这点，恩格斯自认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而且是军事问题的伟大专家：

 “首先，使用的武器已达到如此完美的境地，以至于任何具有革命性影响的进一步发展都再不可能……因此，进化的时代在这方面已基本结束了。”

但从那以后，又发展出了今天所有的现代化武器。

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学说须解释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某个超人类的实体，例如“精神”或“物质生产力”是怎样驱使个人行动，以此使得某一特定的不可抗拒的结果必然获胜？人们有他们自己个人的计划——他们致力于不同的目标。但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理论主张，不管人们做什么，他们最终都会产生“精神”或“物质生产力”欲产生的结果。有两种解释：

有一派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这派主张，人们将被领袖（Führers）或超人所驱使，走上“精神”或物质生产力指明的道路。必然有国王和独裁者自命来完成这种超人的使命。于是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等便是历史的选择。不服从其命令的人必须被清洗，因为他们抗拒“历史的发展”。

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建立在经常被讨论的“经济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economic dialectic 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基础之上的。唯物主义是人们试图解决最为基本且无法解决的问题——个人的灵魂或心智的功能与身体的功能之间的关系——的方式之一。确实，这种关系是什么仍然存在争议。无疑二者之间有某种联系，人们做出了许多努力来解释这种联系。然而，我们此时对这种唯物主义解释的唯一兴趣是它与马克思理论的关系。

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人们所有心智上的功能都仅仅是由他们身体的器官——他们物质上的大脑——所产生。一些18世纪的哲学家暗示了这样的观点。19世纪，一些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表达得为直接，其中包括德国的哲学家路德维希·安德里亚斯·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0），他直白地说：“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这种说法有意思，但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就化学上而言，所有正常人的分泌物都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如果有什么不合常规，这些变化表明有病变的状况，而发生了同样病变所有的人，都会出现同样的不合常规。然而，观念与思想与此不同。两名男生参加同样的考试，但他们就同样问题做出的回答将会不同。意大利诗人但丁写下了优美诗篇，但其他人可能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因此，这个学说有些可疑。

马克思拒绝了这种唯物主义，他说这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不善于解决社会问题。尽管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能初步了解马克思自己名下的唯物主义，但很多人仍然对之所知甚少。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最初草稿中作为第一章）中用很少的篇幅解释了其独特的唯物主义：

“在维持生存的社会生产中，人们彼此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必然的关系，这种关系独立于其意愿——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物质生产力产生了独立于人们意愿的一定的法律和制度结构，称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力的必然结果。

在生产关系之上是上层建筑，包括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艺术、文学、科学、宗教，等等。这些上层建筑是现有经济关系的必然产物。而生产关系转而又是现有物质生产力的必然结果，而物质生产力才是真实的东西。物质生产力本身就可独自发挥作用。当物质生产力变化时，不可避免会带来独立于人们意愿的社会机体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也会带来上层建筑的变化。所以，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物质生产力？

在此，我们遇到了马克思不就所使用的术语作明确定义的特殊技巧。不过，他偶尔举些例子可以帮助理解。最重要的是出现在《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1847）中的例子。手工磨坊给你的是“封建社会”；蒸汽磨坊给你的是“工业社会”。这意味着，物质生产力是工具和机器。工具和机器才是真实的东西。工具和机器会变化，它们有其自己的历史；它们首先产生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而在社会结构之上，它们产生了上层建筑——文学、宗教，等等。从其他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即马克思所谓的“物质生产力”就是工具和机器。

但是产生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工具和机器不是独立于人类心智而出现在宇宙中的。它们是人类思想和观念的产物——它们是人类心智的产物。其次，这些工具和机器只有在社会条件允许时才能被引入实践——首先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以采用与使用机器。如果没有劳动分工，机械——观念的产物就没有用处。这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吗？如此一来，马克思意识形态的要素——观念的源泉也就是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力——就被追溯到其自身就是人类心智的结果。于是，整个理论体系都不符合唯物主义条件了。

马克思想说明新观念如何起源。他攻击18世纪的理论，尤其是苏格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的观点，休谟认为观念是重要的东西，观念的变化会产生社会条件的变化。马克思说，观念不过是物质因素的必然产物，即物质生产力的产物。但是，我们发现物质生产力本身就是观念的产物。马克思的陷入了循环论证。

马克思之外，还有其他人认为发明和机器的改进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稍后，19世纪70年代，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宣称，技术的历史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方面，一切都是由技术所维持的。马克思走得更远，他说一切都真正地完全地依赖于技术的变化。但是他无法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一切，因为工具和机器本身就是人类精神的产物。

马克思去世之时，他的朋友与合作者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恩格斯试图以简短的陈述来总结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不朽的伟大思想。演讲包含了一种对马克思略有新意的解释。恩格斯宣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说，在马克思发现之前，人们对这一规律一无所知。但显然，绝没有人会否认这个规律。事实上，在中世纪早期，有一则古拉丁语格言或谚语就说：“要当个哲学家，首先你得生存。”

对马克思做出这种解释，是恩格斯一种高明的诡计。因为从此以后，任何时候，任何人如果试图反驳马克思的理论，他就会被质问，他是不是要否认一个人在能够写作之前必须得先吃喝。这当然否认不了。于是你就得被迫接受马克思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继续阐述。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而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这种历史规律约束，必然根据其阶级利益进行思考。这种阶级忠诚不仅存在于当前的社会阶段，也存在于之前阶级发展的阶段，它决定了一个人观念的内容。因为一个人是一定阶级的成员，他就会按某种特定的方式思考。而既然所有阶级成员都根据他们所属阶级的利益思考，其结果是历史选择的那些阶级的利益最终必然获胜。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不是个人而是阶级在思考。

阶级不是自我生成的。我们以分类来确定阶级。如果某种分类正确且符合逻辑，那么这种分类就无法被攻击。马克思将人们分类，并假定在几个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问题是，存在这样的矛盾吗？马克思从来没有证明这点。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首次提出了阶级理论。后来他出版了其他许多著作。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是什么，他只解释了阶级不是什么。

在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篇章中，某一卷有一章名为“阶级”。该章中，马克思开篇讲了阶级不是什么。然而手稿便到此为止了。恩格斯有个注解说到，这项工作从未完成。如果我们不知道马克思并非是因为死亡而中断了写作，我们会感到非常遗憾。但他在很多年前就停止撰写这些章节了。

马克思举了阶级冲突的例子，但是这些例子适用的都是世袭等级社会（caste society）中的身份状况。在世袭等级社会中，一个人生来就属于一定等级——贵族、资产阶级、农奴，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存在利益冲突。任何人生来就属于特定等级，他只能享有与其父亲同样的权利与特权。因此，认为这样的社会存在阶级冲突，这是正确的。但是在一个人人法律地位平等且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做他想做之事的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严格的“阶级”，也没有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

于是，接下来，谈到“资产阶级”就意味着一个集团有着超越群众利益的特殊利益。这就是美国政策理念的冲突之处：我们应该补贴农民，或赋予劳工特权，对“想象中的国家”（Ruritanians）提供援助，以防止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等等。如果他们想走共产主义的道路，那对他们是最好不过了。我们生活在被这种“阶级”哲学统治的世界。谈到资本主义，假设的就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即使我们考虑马克思其他的著作，也很难接受他关于阶级的论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承认，有些人具有阶级意识，有些人没有。没有阶级意识的人的利益与其“阶级”的利益相反。如果阶级利益不同于一个人自身的利益，为什么他应该根据其阶级利益思考？在发展阶级意识方面，美国工人被认为极为落后。如果存在缺乏阶级意识的情况，又怎么可能说存在阶级利益这回事呢？

真正的阶级利益是什么？就此，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意见。问题是，哪种意见是正确的呢？马克思主义者说：“这很容易知道。如果这个阶级的某一成员的想法不同，他就是个阶级叛徒，社会叛徒。如果另一个人，不是这一阶级的成员，他的想法不同，这理所当然，无须解释。”这种说法的困难在于，实际上，确实有些阶级成员不按照其“阶级利益”所划的线来思考。

另一个困难是卡尔·马克思自己，他擅称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本人却不是无产阶级。他是一名富裕律师之子；他与普鲁士地主的女儿结婚；而他的舅子是普鲁士的警察局长。他的同伴恩格斯也不是无产阶级，是工厂主的儿子，他本人也是工厂主。他们对这种批评的回答是：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在这场运动的晚期——而是在其早期。他们及该运动的其他领导人都是资产阶级。

在英国，当费边运动发展之时，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访问英国去会见他们杰出的朋友和崇拜者，他们常常会惊讶地发现，费边社成员是社会身份显赫的一群人。他们身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出席晚宴，女士们则佩戴珠宝，全身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服饰。社会主义来自于无产阶级的思想，这种说法至少是有问题的。

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为什么没能意识到，并非是“利益”创造观念，而是观念告诉人们什么是他们的“利益”？他怎么没看到这点？我相信这是因为他完全被这样的观点所控制了，即认为经济不过是食物、衣服和住所。正是他的观念认为，饥饿中的群众只求获得食物。他完全相信资本主义的趋势是不可避免地造成群众的贫困，而财富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他坚信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这种趋势，而这种趋势最终会带来社会主义。

每个人都知道并非如此。但是，人们回答说，这是因为马克思没有预见到某些事情的发生。他没有预见到工会运动和社会立法。但是马克思出版的一篇短文却的确讨论了工会，这篇文章说到，工会试图改善工人的处境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历史的趋势是在另一个防线。真实工资不可避免会一直下降。工会应该放弃其争取更高工资的努力，并将“保守的”目标替换为彻底废除工资制度。马克思反对社会立法——社会保障等等——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后是如此，那时他坚定地信仰物质生产力会带来变化。如果物质生产力变化了，整个社会结构必然变化，因为物质生产力不能继续在旧的生产关系中发展了。基于马克思本人及其死后恩格斯的建议，德意志帝国议会否决了社会化医疗、社会保险以及劳工立法，称之为更胜以往的剥削工人的欺诈行径。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因此，马克思论文的观点正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资本主义必须先要达到成熟。（这与罗斯福新政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差不多。）所有这些“改善”资本主义的方式，比如社会保险，劳工立法等等，都只是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政策损害了工人的利益，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的成熟。

如果社会主义的到来——这是工人们的福音——真的是独立于人们的意志的，如果它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的成熟度和资本主义内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社会主义政党还有什么用呢？根据这个理论，对人类而言，既然对未来无能为力，又怎么能试图达成某一目标呢？这岂不是荒谬的么？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回答是，正如必须要有助产士帮助产妇分娩一样，也必须要有社会主义政党为世界带来社会主义。有时助产士可以介入来改变局面，但她是服务于一个目的。

于是我们发现，马克思试图说明观念是某种物质的产物，但这并非是确凿无疑。他仅仅证明了观念是由某些力量产生的，而这些力量本身便是其他观念的产物。他所有的理论教导的不过是有些观念比其他观念更重要。比如说，根据他的理论，能建造出新机器的观念比写出一首诗或构建一种哲学体系的观念更为重要。马克思攻击所有这些心智活动的价值。诗歌有什么用呢？宗教有什么用呢？如果这些仅仅是我们拥有特定生产工具的结果的话？我甚至不会将马克思的这种理论称之为“唯物主义”。

在19世纪4,50年代，一些清醒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其批评摧毁了社会主义作者的教条。但他们的批评没有触及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已废掉了与其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的论断。马克思意识到他回答不了这些批评，于是他的社会主义学说走了另一条路。首先，他详尽阐述了这样的理论：每个人都受自然法则的约束，以其阶级利益迫使他思考的方式思考。他认为，只要存在阶级，某人的理论，不管该理论探讨的是什么——不管是宗教、哲学还是法律——都决不会给我们带来真理。他觉得，阶级的意识形态显然是错误的，因其具有先天缺陷，且倾向性地服务于作者的利益。甚至到了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仍然相信，通过断言不存在对真理无偏见的追求，断言人们不是追求真理而只是追求实际利益，便可简单地证明这种论点。 

为方便讨论起见，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论点，即所有的心智活动都是追求实际结果的欲望所激发，我们就必须承认，如果一个人想要的是结果，他就得致力于正确的理论。实用主义者说“真理”就是适用时能发挥作用的东西。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1844-1906）是一位实证主义哲学家，他说，证明我们物理理论正确的证据在于，用这些理论所制造的机器会按预期运转。因为人们要以火器互相厮杀，他们发展出了弹道学的理论。照马克思的说法，因为人们想杀死他人，弹道学的理论就不会发展，但是这些理论是正确的，恰恰因为他们想要杀人。马克思发展出他的理论，是因为他想表明，无产阶级不用为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烦恼；工人们无需考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说了些什么。 

他发展出的第二个论点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理论，资本家致使工人日益贫困。马克思说，既然社会主义是更晚的阶段，那么必然是更为高级的阶段。因此，就用不着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状态研究什么计划了。批评家们已经驳倒了这些理念，认为它们无法运作。但马克思说，我们不必这样做，当万事俱备时，生产力将会做出安排。 

马克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许多相信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人认为自己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他的历史唯物主义遭到了些抗拒，但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理论却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现代心态的主要缺陷恰恰是人们相当不擅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亚历山大·米勒所著的《马克思的基督教意义》（The Christian Significance of Karl Marx）(New York:Macmillan, 1947) 倡导，不仅要运用基督教为马克思主义本身背书，还要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背书。

马克思拒绝劳工立法的努力是逻辑一致的。他的理论是世界必然遵循特定的发展顺序：（1）封建主义；（2）资本主义；以及（3）社会主义。他反对某一阶段可以被跳过的理论，因为这与他的理论不相容。然而，马克思去世时，恩格斯在马克思的遗物中发现了写在一张废纸片上的一段话，暗示跳过某一阶段或许是可能的。显然，马克在某天晚上草草写下了这段话——到了早上他思考得更清楚了，意识到他如果同意这点，便会破坏他的基础理论。恩格斯抄下了这段话，寄给了俄国的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有些名气，因为她曾杀死了警察代表，后来被无罪开释——当时俄国有这种事。她在19世纪80年代出版了这段话。布尔思维克认为这是个绝妙的观点——他们知道俄国落后，因此抓住这点作为理论根据，确信他们无须经过资本主义就可达到社会主义，可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

马克思的重要之处在于，他将其他人文学者的学说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是错误的理论，由于其错误，这些理论只对他们来源的那个阶级有用。作为一位经济学家，马克思完全被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所左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发展出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但他们不能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价值悖论，他们的理论似乎显而易见——人们认为外部的的东西和服务有价值是因为其用途，因为这些东西能带来特定的有用的服务——用处越大，价值就越高。但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一单位的黄金，比铁的用处小，却能换到好些单位的铁。

1870年，这一悖论的解决之道被三个不同的人分别独立地发现——英国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奥匈帝国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和瑞士的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这三个人都认识到，在任何特定的交换中，交换的都是确定的数量有限的某种东西。人们并不是交换可资供给的全部数量，比如说，铁与黄金的交换，如果一个人以几单位的铁交换一单位的黄金，他就不会像以全部储量的铁和全部储量的黄金交换那样行事。可得到的数量越多，每单位的价值就越小，每单位满足的效用就越少。这就是边际效用原理。

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须为价值未追溯到最终消费者负责。这解释了为什么低买高卖的理论被附加了这么多价值，这导致了对“经济人”这个幽灵的误解。该理论只与商人有关，而不考虑消费者。那要求从效用出发，普通人不容易理解。重要的是19世纪两位社会主义大师——激进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空谈社会主义者、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穆勒（1806-1873）——都如此确信古典价值理论，而从未有任何怀疑。这种价值理论已被其他人所批评，包括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拉萨尔在当时的影响力超过了马克思。但是马克思采用了由李嘉图所完善的古典理论。而穆勒在他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认为，价值理论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被解决了——后代之人对此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体系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他所发展出来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略加修改，以稍微不同的文字表述的古典体系。马克思对经济学所增加的内容几乎没什么意义。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或多或少地重复着他从旁人那儿得来的东西——他有时称这些人为白痴、谄媚者等等——但他从未太远地偏离他们的教义。

马克思将历史解释为阶级经济利益的结果。各种情况下，短期内，都存在获利的团体或受损的团体，这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利益。比如，如果有瘟疫或传染病流行，制药厂和医生就会获利。但长期利益不是这么明显，长期利益仅由观念所决定。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五：资本主义与人类进步

今晚我先谈谈经济与人类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然后谈谈经济学理论发展带来的后果。

吉卜林（Kipling）说：“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不会相遇。”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异确实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东方从来没有发展出科学研究的思想——追求知识和真理本身——这是希腊人赠与人类文明的。希腊人的第二大成就，就是政府的政治自由的观念，即公民个人的政治责任的观念，东方对此也一直很陌生。西方所广泛接受的这些观念，在东方却根本找不到对应之物。甚至直到今天，也只有少数东方知识分子追随这些观念。然而，尽管有这些观念之别，直到大约250年前，世界都或多或少是一个整体。

直到250年前，世界各地得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都大致一样。东西方的平均生活水准相差无几。现代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水平、技术知识，以及法律面前的平等尚不为人知。今天我们所认为的最差条件在当时却是主流。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所说的“天下一家”（One Word），若不考虑其政治含义的话，更适用于当时而不是现在。

大约250年前，政治稳定的普遍发展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导致了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令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堪重负。政治条件最好的那些国家出现了大量的劫匪、小偷和杀人犯——在既有的经济情况下，这些人无立足之地。

然后，在欧洲发生了某种事情——始于西欧，英国与荷兰，继而扩散到西方世界的其他各处。正是这场运动造成了东西方的显著差距。历史学家称之为“工业革命”。巨变是由之前智识上的彻底变革所带来的，也即是，由一场产生了经济学的智识运动所带来的，经济学成为了人类知识的一个自洽的分支。这些巨变让人口倍增，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其中某些思想是前几代人发展出来的。

比如说，格雷欣法则，托马斯·格雷欣（Sir Thomas Gresham，1519?–1579）的法则指出，法定高估的货币（劣币）最终将会把法定低估的货币（良币）逐出流通领域。更早的时候，注意到货币领域规律性的有希腊的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448?–?380 B.C.）（在其作品《青蛙》中），还有法国主教尼古拉·奥雷斯姆（NicolasOresme ，1320?–1382）。然而，过去没有人领悟到，市场现象中的连结关系和发生顺序同样存在类似的规律性。对更广泛的市场活动之规律性的认识是人类心智的一大成就，思想上的成就。这种关于市场规律性的新知识的后果是，人们看待所有的生产活动的视角有所不同了。

关于古希腊，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比如，古希腊人有着迄今为止都可谓先进的科学知识，却为何没有将他们的发明运用于实际？据说他们已具备了开发铁路的科学知识，但他们并未修铁路。为什么不呢？他们的进步受到了某种观念的阻碍。这种妨碍他们的观念至今仍然盛行，就是“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观念，认为改良生产技术会导致失业。因此，不管老式的方式多么不尽人意，背离传统生产方式都被认为是一种犯罪。他们不曾产生这种想法，即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或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了，便可为生产其他东西释放出材料和劳动。

束缚希腊人发展的第二个观念是，他们将贸易看作是单方的——卖家获利，而买家损失。这种态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尤其重要。外贸将产生失业的古老迷信如今也仍然盛行。许多人仍然相信，外贸所得的好处来自于出口，而不是进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买一个面包所得的好处是来自于“输出”了货币，来自于为获得面包所花费的金钱，而不是得到面包本身。

因为背离生产和贸易的传统方式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而任何变化都必然一定是创新，所以我们倾向于忽略另一种发展，以前不为人知的一种新观念的发展。我们对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是生产方面，而且是消费方面的巨大变化视而不见。我们看到了大规模的生产，但是看不到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中世纪的行会和手工业者是为富人生产。在工业革命之前，以及工业革命早期，存在大量旧衣服的买卖。这些衣服是为富人定制的，富人不穿了就被穷人买走。这种旧衣贸易曾是经济中重要的一部分，后来因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失了。

工业革命始于为穷人、为大众的需求而生产。大规模生产始于生产最廉价最低劣的东西。棉纺业是工业革命早期发展的产业之一。棉布是穷人的衣料——上流社会或中产阶级没人需要棉布。只有当大众的状况改善了，以至于他们也瞧不起便宜产品的时候，大众产品的质量才会改进。不太久以前，还没有人能买到工厂生产的男鞋女鞋，或现成的男装女装。直到100-120年前，在德国还没有人能买到现成的衬衫。所有这些产业都是最近100-150年中发展起来的。

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如今将西方和东方分立的鸿沟。东方仍然坚持曾经阻碍西方世界资本发展的那种观念，即某人发财就会导致他人贫困。已出现了“欠发达国家”的概念，人们认为有必要给予他们技术建议，即“诀窍”（know-how）。这真是可笑！我们的大学里有很多印度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学生，他们非常有能力，正在掌握诀窍。即使他们不行，也有很多美国人愿意去那些国家工作并提出建议。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资本，所缺乏的是资本主义。

经济学、经济理论的讨论有什么用？如果没有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所传播的劳动分工的思想、交换自由的思想等等，为那些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铺平了道路，物理和化学等科学取得的所有成就将仍然是“纸上谈兵”（dead letter），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意义。然而，有些人至今仍对创新不屑一顾。比如，一位德国教授，被认为是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也是许多学会的名誉会员，他在最后所写的某本著作中说，我们的社会制度让每个人都有机会生产发明，投入实际应用，这是个非常严重的缺点。他相信，将发明放入博物馆是无害的，这是发明应该待的地方，除非是军事上的发明。（这是领袖原则的基础——领袖原则是指全知的元首应该发号施令，而元首直接从上帝，即宇宙的元首那里得到指令。）科学进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但是总的来说，不可能完全阻止这种进步。

有人认为，科学进步是“物质的”。仅仅是致力于改善物质的或外部的生活条件——更好的食品、衣服、住房，等等——他们称为“唯物主义”。他们说，以此为目的的人只在乎日常生活中的“平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道德高尚，他们通过诋毁这种物质进步来显示其理想主义。但是，我们来看看。

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世界上现在住着比以前所能承受的多得多的人口。在资本主义国家，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也比以前高得多。这意味着，平均寿命长得多。人口增长不是通过出生率的增加，而是通过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的减少来实现的。英格兰的安妮女王，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有17个孩子，但没有一个活到成年。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英格兰。它产生了新教继承权的历史和宗教的问题。婴儿死亡率大小的进一步证据是，贝拉斯克斯（Velásquez）画过的那些哈斯堡家族的可爱孩子们，大多数都夭折了。你可以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称之为“唯物主义”，但从父母的角度而言，他们孩子预期寿命的提高可能似乎不仅仅是唯物的。

恩格斯说，人们必须先吃饭，然后才能发展哲学思想。我可以同意这点。现在欧洲人声称，他们在与“可口可乐文化”斗争，但是说资本主义除了发展出可口可乐，别的什么都没有，这将是错误的。资本主义无疑也会导致哲学和神学的进步。鉴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伟大科学发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可口可乐文明”，似乎不是一个公正的说法。

有好几种权利与自由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发展——国内外贸易的经济自由政策，稳健货币的政策，以及放弃政府干预的政策。这些都是政策，而非科学真理；它们是基于价值判断的政策，之所以有这些政策是因为知识的进步。我们必须认识到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在医学或化学领域，较为容易理解这种区别。科学家可以确定事实，比如，药物A是一种毒药，但他们并没有就这种药物给出价值判断。病理学和化学不谈某种化学药品该如何使用。当他们确定了该药品能否延长人的生命的时候，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是否要使用这种毒药，以及如何使用，做出这种决定的理由来自他处，而不是来自化学家或病理学家；这种决定必然源于某种价值判断。如果医生不能同时挽救母亲和孩子的生命而陷入两难的结果：该救谁？医学无法给出答案，它必然来自于一种价值判断。

在社会关系与人类行为的领域，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存在的命题，即关于特定原因之后果的陈述。在这种事实陈述与告诉我们哪种选择更值得、更可取的价值判断之间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区别。价值判断是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的视角告诉我们事情应当如何。

看起来，经济学对于日常生活似乎没有多大重要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经济学理论非常重要。为了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达到特定的目标，首先我们必须熟悉实际情势——现存的状况。然而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理解力，来决定，来行动，来进行价值判断。要判断经济学知识的重要性，可考虑伊朗的情况。她最近没收了英伊石油公司（the Anglo-Iranian Oil Company）的财产，并将石油产业国有化，是想改善其人民的状况。问题是，她正在实行的政策是否具有这种效果。

古典经济学家引入了“被正确理解的利益”（the rightly understood interests）的术语。存在各种不同长短的时间段。要决定什么是“被正确理解的利益”，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因为短期的结果往往不同于长期的结果。对经济学最常见的攻击之一是认为经济学家只考虑长期而不考虑短期。但这不是事实，经济学家只是指出，二者之间存在区别。

人们倾向于喜欢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只考虑长远之计。政府采取各种干预措施以寻求解决经济问题，这在短期内或许不会毁灭资本主义国家。有些毒药很快生效，另一些则慢些。就像慢性毒药，政府干预在长期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使从诉诸这些干预措施之人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1883–1946）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这是我唯一同意凯恩斯的地方。虽然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也不过和庞巴度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说的话一样，庞巴度夫人是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她的作用是在国王的军队受到威胁时安慰他——“不用担心，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庞巴度夫人是幸运的，她早早就死了。但是她的继任者，亦为路易十五情妇的杜巴利伯爵夫人（Madame du Barry），就不是那么幸运了——她活过了短期，但在长期，她被执行了死刑。

但是，即使从凯恩斯自己的角度来看，他的观点也不能令人满意。他的信用扩张理论带来的人为繁荣最终必然变为萧条和危机。就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而不仅仅在他死后，这种没人喜欢的后果就可能会出现好几次。活在今天的人可能已经看到了发生在1907年,1921年,1929年,1937年的萧条，而他还可能活着看到另一次萧条。

经济学只说既有短期也有长期的后果。人们必须同时考虑这两者。应该根据所有可用的知识来做决定。经济学不会说，比如，自由贸易比贸易保护更好。经济学仅仅指出，这二者后果之间的差异。经济学仅仅说，贸易保护不是提高普遍的生活水准的方式。但这并不适用于因其他理由而主张保护性关税的情况。例如，二战前夕，当美国意识到她的补给线面临威胁时，她就可以出台对天然橡胶的进口税，并补贴合成橡胶的制造商。于是，这会被认为是一种“防卫”支出，而不是基于经济学的选择，并从防卫的角度来评价这种措施。

经济学家提供的不是价值判断，没有哪门科学会给出这种判断，而只是提供人们进行价值判断并做决定所需的信息。评价、判断，取决于个人，取决于人民，取决于选民。

科学的中立性的理念一直被人批评，尤其被那些希望将特定的价值判断提到更高地步的人批评，他们想将特定的价值判断提升为人人所必须服从的规则的高贵地步。在德国，特别是1870年战争结束后，教授政治学经济方面的德国教授认为，国家之间应该有宽容、谅解、和平和善意之观念是可悲的。

科学的中立性（价值无涉）的理念是科学最有特色的发展。因为经济学是中立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处理实际问题，而只是意味着它不解释人类行为的意义。但是，恰恰正是因为其中立性，对事物评价不同的人们才能够和平共处。这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思想之一。16世纪，即使最杰出的头脑，对这种理念也完全陌生。当时罕有人能理解，有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理念的人们能够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世界共存。

19世纪初，思想和平交流和观念各异的人们和平共存的观念胜利前进。当时出现了向着自由与和平的发展，特别是趋向观念的智识自由，趋向废除政府残酷的刑罚，以及废除刑事程序中的官方刑讯，同时也趋向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开始相信，自由与和平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在19世纪，他们完全相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趋向更为自由的这一趋势。英国的曼彻斯特商会（The Man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在19世纪20年代甚至宣布，战争时代已永别了。这就是不流血的经济学理论。有了自由贸易和代议制政府，就无需战争了。但是，同样是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有一种反作用已经开始了。有了一种往相反方向发展的运动。

自由思想的反对者包括奥古斯特·孔德。正是这种对抗自由的反作用将今日的世界一分为二。矛盾的是，热衷对异见者等进行监禁、迫害的那些集团的支持者，被称为“进步派”（progressives）。

 “有道德的经济学家”（ethical economists）反对英国不流血经济学理论的“唯物主义”，成了后来被称作纳粹主义的先驱。纳粹效法马克思主义者，不容忍任何反对。一名好的德国人只能有德国的想法；每个人都会被自然规律所强制，按照他的种族或民族的“天然”利益来思考。纳粹难以解释如贝多芬、歌德、康德等人，都是德国人，却有着非德国的思想。现在，鉴于后来发生的事，我们可以追问，这些被强加在德国人头上的纳粹思想，表面上有利于他们自己，但从长远来看，是不是真的对他们那么有用？

某些现代的共产党人宣称，他们预料到了纳粹主义的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相反，没有任何人预见到这点。在德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纳粹党开始出现。中立的观察员说：“确实，他们获得了一些选票，但是德国不可能跟纳粹走。看看统计数据，大多数德国人是工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绝不会给纳粹投票。”这表明没人能预测历史。人们可以做出预言，但这些预言是否正确却是存疑的。

有特殊利益的群体很可能是少数派。牧场主、奶农、棉农、麦农等等，都是有特殊利益的少数。但是如果政府干预，这些群体可能形成联盟，即使他们的利益并不相同，即使他们可能互相对立。劳动者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制衣工人、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等等。在政治生活中，我们必须面对的东西不是因为天然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压力集团，而是由政府促进的几个少数派的联盟组成的压力集团。

特权只有被授予少数人时才有好处。在某些情况下，少数派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一些特权，但是最终这种优势会衰变，尤其是对农民而言，当他们开始意识到特权为他们带来的后果不尽相同时，更是如此。要说服不同的少数群体，说服他们特权的后果是得不偿失，这并不困难，因此这种联盟只能是暂时的。在代议制政府中，某一少数派除非与其他的团体联盟，否则绝不可能为自己争得特权。只有人们拥有真正的知识，才会从中获益。

在纳粹之前，德国被称为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纳粹发展出了一种全面保护的理论，保护各种国家组织，保护各种民族产品。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你以同等程度保护每个人，那么每个人作为消费者的所得，正是另一方面他作为生产者所失。如果在德国，在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都发生了这种事，你对别的国家还能指望什么呢？其后果导致了对另一种制度的渴望，于是人们投票支持能保护他们免受自身无知所害的政府。

从长远来看，每个国家都必然按照与大多数人一致的想法来统治。如果一国政府与人民的想法相反，那么迟早大多数人会产生革命动乱，除掉这种领导人。在大卫·休谟的文章“政府第一原理”中，他指出，从长远来看，让政府强大的是观点。出于这种理由，代议制政府是好的，因为它反映观点，而下一次选举会消除分歧。

如果大多数人受到不良观念控制，除了尽力改变不良观念外，别无他法。这是写作者、作家、经济学家等等的事务。不幸的是，有许多糟糕的写作者、糟糕的作家，以及糟糕的经济学家。然而，以良好的观念代替不良观念的努力仍然不可替代。在国家、政府和经济组织的领域，政策的后果只有经过很长时间后才会显现，而当后果显现时，仅仅是历史事实。由于难以将后果归结于某个确定原因，转变思想观念可能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对付不良观念的唯一办法仍是尽力以良好的观念取而代之。

18世纪和特别是19世纪早期，社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一心认为，向更好条件、更多自由的进步趋势将永远持续下去。他们没有预料到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

对于未来，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都是通过理解历史的方法，而这不会带给我们确定性。然而，未来不确定与我们是自由行动的个人是同一个事实。如果未来是已知的，那么我们就不会是人类，我们不会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我们将只是蚁冢里的蚂蚁。当前世界上存在将人类变为蚂蚁的压力，但我不认为这种趋势将会成功！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六：货币与通货膨胀

经济学家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商业术语的发展先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因此，商业语言就不见得适合探讨经济问题。造成了真正困难的一种情形就是货币市场的术语。

十八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发现了“货币市场”，这与商业贷款相关。“货币需求”（demand for money）与“货币供给”（supply of money）的术语已经在用来表示贷款的需求与供给。这些术语如此根深蒂固，因此不能用于讨论货币问题了，也就是说，不能用来讨论货币本身的需求与供给。相反，经济学家必须指出，利率和市场上的贷款需求并不依赖于现有的货币数额，或货币量。他们必须指出，存在一种对货币的需求，即对现金的需求，这独立于对贷款的需求。人们通过报纸报道，日益熟悉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这种观念对他们来说难以理解。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使用“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这类的商业术语来报道货币市场也就是贷款市场的状况。

经济学家指出，市场上存在货币的供求，这类似于任何其他物品的供求。然而，须顺便指出，这种货币的供求与贷款的供求无关。且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大多数物品的需求是对消费这种物品的需求，但对货币的需求不是消费货币的需求。对货币的需求并不是要消费或毁坏单独的一块钱。对货币的需求本身是一种持有货币的需求，对“现金持有”（cash holding）的需求。

因为未来的情况必然是不确定的，因此人们必须在手头保持一定数量的现金。如果事情是确定的，他们就可以把每一分钱都投资一个确定的时间。他们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需要现金，就可以做出计划，让投资恰好在这个时候到期。但因为人们无法准确地估计什么时候需要货币，所以必须在手头或在支票账户上保持一定数量的现金，而不能投资或借出所有的现金。

流通中的货币量就是所有现金持有的总量。考虑某一块钱的历史，没有哪一块钱没有被某人所持有，也就是说，没有现金不是出现在某人的现金持有中。现金从一个人的现金持有转为另一人的现金持有。就特定的一块钱而言，这两种情况之间没有间隙。这一块钱不可能不被某人所拥有，而如果是因某种原因消失了，比如说被火烧了，也不能改变这块钱曾经的归属。关于货币的错误定义、不当说明和解释可分成两类，即认为货币要么是（1）超越必需品的某种东西；要么是（2）不如必需品的某种东西。但是实际上，货币既非超越也非不如必需品，它正是必需品。类似于其他任何必需品，可能的供给影响其市价，也类似于其他任何必需品，对它有需求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有用。

因为存在对现金持有之货币的需求，且因为人们愿意为得到货币而舍弃商品，充当货币的物品的价值就因这种需求而提高了。对黄金产生了货币目的的需求时，黄金的价值就增加了。类似地，需要白银用作货币时，白银的价值上升。当十九世纪货币状况改变时，白银作为货币不那么重要了，其单位价值，其购买力，就趋于下降。

通货膨胀是货币数量增加，却没有货币需求即对现金持有的需求之相应增加。我不是说通货膨胀自身对货币需求没有影响。货币量与货币需求不是两个截然分开的数量。对现金持有之货币的需求取决于个人对未来状况的具体理解——他关于未来的推测和观念。

在一次通货膨胀开始时，也就是说，处于货币数量增加，却没有货币需求相应增加的初始阶段，会产生价格上涨。于是，如果人民对理论和历史有所认识，他们可能会预测到价格进一步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预计价格上升，而每一块钱的购买力下降，他们就趋于限制自己的现金持有。如果他们对货币的未来购买力没有这种推测，他们就不会有这种限制。这取决于公众的投机反应。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认为价格会下降，预计货币的购买力将上升，他们就会有增加现金持有的趋势。

总的说来，货币购买力的通胀性变化是由这样的事实引发的：只有少数人能够很快认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并按照政府的通胀政策来调整其活动。他们并不一定具有伟大的思想，也不一定比其他人睿智。他们只是比别人的反应快。一战后，当德国和奥地利发生通货膨胀时，一些“傻瓜炒家”（silly speculators）偶然地被推入用保证金购入股票。这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银行家们不聪明。银行持有普通股，对销售融资，并将这些股票以保证金形式出售给一些炒家。极短的时期内，这些炒家大发其财。但很快他们损失了其已得收益，因为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不是每个人在这方面都不相信政府，而那些动作快的人必须如此。只要那些迅速预测通货膨胀的人还是少数，而反应较慢的人是多数，只要家庭主妇相信价格会下降而推迟购买（她对自己说，每个人特别是政府，都说价格会降下来），那么，通货膨胀就能继续。这种心态是通货膨胀的基础，是其得以成立的基石。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政府的说辞可疑，而到某天，每个人都发现了这点，整个事态便急转直下。这种变化是在一夜之间，当家庭主妇决定最好立即去购买而不是拖到明天或明年（因为那时价格还会更高），变化就来了。在德国，一战后，这被称为“飞入真实的价值”（Flucht in die Sachwerte）。

每次通货膨胀都有个特征就是不会及时停止。第一阶段可能持续多年，政府于是洋洋得意。第二阶段仅仅持续非常短的时间。在德国，第一阶段从1914年8月1日开始，直到1923年9月底，第二阶段仅仅持续了三、四周。德国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工人每天早上提前发薪，他们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上班，每个男人得到钱后马上给他的妻子，而她赶到最近的商店去买点什么——买任何东西——只为把钱花掉。买点东西总比拿着明天就会变成废纸的钞票为好。

这样的通货膨胀奇遇在历史上发生了好几次。大多数在第二阶段之前政府就停止了通货膨胀。经历了完整阶段的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有三次（1）1781年美国的大陆币；（2）1796年的法国；以及（3）1923年的德国。在其他较小的国家也有过通货膨胀，比如匈牙利，但不是那么重要。

美国南方各州与他们的邦联在1865年的情况有所不同。可以说它不同，是因为邦联政府本身因其军事上的失败而崩溃了。

在二十世纪，卡尔·赫弗里希（KarlHelfferich，1872–1924）是一位杰出的作者和一位天才的经济学家，但缺少公开坚持自己意见的素质，他创造了一句口号：战胜国的货币将证明是最佳货币，并能在战后保值。但这并非历史事实。1781年的美国，殖民地是胜利的一方，他们刚刚打败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英国，然而大陆币贬值了。1796年也是，法国在军事战役中获胜，但她也遭遇了通货膨胀。到了德国，赫弗里希犯下了双重错误——首先，他认为德国会在一次大战中获胜，而其次，相信德国的货币，作为战胜国的货币，必然是良币。赫弗里希没能认识到，一国是富是穷没关系——当它开始通货膨胀时，重要的是它将新增货币注入流通的基础。

每一次的通货膨胀，如果没有及时停止，就会包括两个阶段——灾难性崩溃的繁荣（这很令人讨厌），以及恶性通货膨胀（runaway inflation）。正是经济规律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第一阶段的长度取决于我们可称之为心理性的条件；取决于人民的思想，取决于他们的判断，他们对其政府的信任。这也取决于他们的观念，取决于他们被灌输的伪经济学。因此，不可能估计出第一阶段会持续多久。

德国人确实被灌输了。他们信任政府。甚至直到1918年10月19日，他们仍然相信会在战争中取胜，并且认为货币安全无虞。他们谴责投机者抬高了美元的价格。但在这些事情上，比起德国经验丰富的银行家，美国和法国头脑简单的18世纪农民的判断更胜一筹。我们不要忘记，德国的银行在此期间崩溃了，因为他们无视通货膨胀的相关问题。

这让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价格管制不能奏效。政府增加了货币的数量，这就是通货膨胀。每个人的现金持有都比以前更多。其结果是个人有了未能在日常消费中花掉的剩余货币。在他看来，这是现金持有的盈余状态。如果他不打算购买奢侈品，他会想投资一部分。这个小人物投资于储蓄银行或保险单。这些大企业拿着这些线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贷款市场。政府暂时成功地压低了价格。但价格管制没有消除危险，而使得人们更容易以低价购买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购买的那些东西，这增加了他们口袋里的货币，增加了他们的现金持有，这可用来购买别的东西。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时的通货膨胀相对温和，因为大部分多挣了钱的工人会在战争期间增加其现金持有。预测战后的物价会降下来，还因为某些商品在战争期间得不到——收音机、冰箱、汽车，等等，下层工人的确增加了现金持有。这是通货膨胀第一阶段的特征。记住，家庭主妇说的是：“让我们持币在手，明年的价格会降低。”但是，一旦人们发现情况是另一回事，灾难就会发生。那个笨蛋的这些解释让局势变得严峻且危险。

现在（1951年）通货膨胀仍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对限制通货膨胀的必要性仍有很多讨论。确实，9成这类的讨论都没有意义，比如，打算以价格管制来掩盖通货膨胀的必然后果。但虽然如此，只要有这样的阻力，只要政府和国会被迫承认通货膨胀蕴藏危险，那么这种危险就还不算大。崩溃发生在政府官员不再介意会出什么事、不再害怕他们之后会失控之时。

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审查制度，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学家们都不被允许谈论在本国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因为他们在军中服役而不许讨论。但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卷入了一战。在中立国瑞典，有位教授名为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1866-1945），作为中立者，他获得了去德国访问一周的特权，然后是英国，其间还顺便访问了荷兰和比利时。他写下了他的见闻。卡塞尔告诉德国人：“你们在进行通货膨胀，你们利润并非真实的利润，而只是虚幻。”他告诉德国人，他们必须采取措施从货币体系中收回超发货币（1）通过税收，以及（2）通过借款。但德国人没有勇气对得到额外货币的人征税。他们尝试了一种超额利润税（excess profit tax），但这只去掉了一小部分超发货币。他们尝试借款，以这种方式——购买100马克的债券，公民只需支付17马克，剩下的83马克由政府新印钞票来支付。因此，新发行的每一张债券都意味着货币量的增加。这表明，哪怕是最好的建议，到了那些抱着错误观念的人手里，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现在我要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采用的是金本位。这对每个人都是明摆着的事，因为有金币在日常的商业交易中使用。也使用英格兰银行的纸币，那时也已经使用初期的支票货币。纸币被用作货币的替代品，且能立即赎回，没有任何迟延或借口。这是18世纪存在于英格兰的金本位，并在19世纪期间，由更重要的欧洲大陆国家所采用——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亚当·斯密曾经建议，如果所有的旅行都能通过空中进行，那么用来铺路的陆地就能投入到更具有生产性的用途中，比如农业。沿着这样的思路，经济学家开始探问，为了得到良好的通货，人类是否真的有必要费神劳力来制造贵金属产品。如果人们能够构想一种花费较少的通货，这将是有利之事。1819年，李嘉图论证说，人们可以废除金币而只拥有能被赎回的纸币，赎回的不是金币，而是金锭、金块。这种金块可用于国际交易。这可以节省制作小面额金币所用的黄金。有60多年时间，李嘉图的建议不过是纸上谈兵。

19世纪70年代，那些遭遇财政困难但仍打算以最低成本推行金本位的国家，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一方案。这被称之为“金汇兑本位”（gold exchange standard）。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国家采用了这种金汇兑本位。它与传统的金本位只有程度上的差异。纽约大学的耶利米·詹克斯（Jeremiah Jenks，1856-1929）教授代表美国公众研究了这种金汇兑本位在远东——马来亚，英属西印度群岛（the British West Indies）等地的情况。他与其助手爱德温·沃尔特·凯默勒（Edwin Walter Kemmerer，1875-1945）对金汇兑本位都很热心。人们没有发现这种理论有任何可疑之处。我不能说我自己对此很热心，但我找不到不应采用它的任何理由。一位德国经济学家曾说过，若将所有的黄金都集中到政府手中，打仗的时候事情就简单些了。这其实是让政府容易操纵通货，这总是意味着操纵货币贬值，由此为通货膨胀铺平道路。若一国采用金汇兑本位，且黄金退出了日常流通，那么，当政府宣布纸币不再可赎回时，没人会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一战爆发时，所有国家都采用了金汇兑本位。仍有少量黄金在流通，但不多。甚至原本是金本位的国家也逐渐越来越接近金汇兑本位了。很快，代替金汇兑本位的法币本位又进入了所有国家。战后，所有国家都急于尽快重返金本位。但是大多数国家只回到了金汇兑本位，国内通货在对外贸易中是可兑换的，并将其交给人民取代了黄金。但到了1929年，随着危机到来，人们开始鼓吹别的事。

具有弹性平价的金汇兑本位被称为弹性本位（flexible standard）。当银行发行纸币时，他们真正赎回了货币；与纸币原来的兑换平价相差1/10就被认为是可耻的。（顺便说一下，在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银行业以巴黎为中心，黄金也集中在巴黎，而巴黎是在共产主义者手中。然而，即使那时，通货兑换偏离平价5%也是可怕之事。而现在（1951年），一种通货偏离平价不超过20%就被认为是稳定的。）那时，中央银行对纸币的赎回由大众所控制，因为中央银行有义务每周发布一个声明，告诉公众整体情况。

一步步地，各国政府得到了以弹性本位替代金汇兑本位的机会，这意味着，平价不再由法律决定，而可能是某位官僚决定。银行交易从银行被转移到了一个新机构。在英国是外汇平准账户（Exchange Equalization Account）。首先，平价不再像以前那样固定，而是处于保密之中。报纸时不时地发一份通货贬值了一点的声明，这意味着官僚将平价改变了一点。平价时不时地改变，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即使在一个表面上以民主方式统治的国家也会发生货币贬值。1936年在瑞士，尽管已作出了瑞士法郎不会贬值的保证，但通过议会会议在半小时内就完成了贬值。他们的确别无选择——之前的政策，如对农业、钟表业、酒店等等的补贴——把他们推到了这一步。而即使在这样的民主政体中，平价的改变也是由行政性的行为来实现的。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捍卫弹性本位，将之当成一件伟大之事，但当甚至“更为伟大”之事被取代后，弹性本位就消失不见了。英国在1925年4月以$4.85的平价回归金本位，这导致了进口价格上涨，出口下降和失业。1931年9月21日，英国放弃了金本位，让英镑的价值浮动。英镑贬值了。

货币就像任何其他必需品。由于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之间不存在海关，这两个区之间价格增加只是由于运费额。如果有海关栅栏，情况就不同了。货币也是如此。如果布鲁克林有一种独立于曼哈顿的硬币体系，那么这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将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不管用哪种货币在一地或另一地购买必需品都没有区别。如果出现了区别，立即就会产生有利可图的交易机会。这种套利将会持续到差异消失。

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谈论英国1931年放弃金本位的贬值与两年前（1949年9月18日）的贬值，当时汇率从$4.03变为了$2.80。但这两次贬值完全不同——毫无共性。1931年，当英国放弃金本位时，英国通货的所有者能够得到的外国货币量或黄金量减少了。这一措施旨在让英国通货对外国通货保持稳定。英国政府垄断了黄金贸易和外汇兑换，并有权征收外汇。他们想的是，重新定价，一方面改变了外国货币的英国持有人的兑换率，另一方面改变了进口商从英国政府那里得到外汇的兑换率。

两年前的英国，$4.03美元的平价是一个历史事实，类似于其他任何历史事实。它是一个法律上的平价——它是征收持有外汇的英国人的法律规范，也是他们购买外汇的价格。但实际上，英镑在国际市场上仅值$3.00上下。英国政府在与美国缔结的一份条约中承诺，在特定的某个日期，英国将重新开始以黄金、美元等赎回他们的通货。但是英国政府不再有聪明的银行经济学家顾问。他们没有考虑到，在这种3:4的比价下，在伦敦赎回货币意味着什么。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在英国之外以$3.00的价格买到一英镑，然后将这同一英镑以$4.00的价格卖给英国。经过4周或6周后，英国政府发现以这种价格赎回英镑完全不现实。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七：金本位的重要性及恢复

今天晚上我要探讨的问题展示了一个绝妙的机会，可用以说明之前认识论的讲座中我提出的论点之一——解释经济学观念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作为个人，我对相关的政治问题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观点。重点是，欲实现这样的价值判断的每个人都该知道，他为什么在做这种事，且应理解其行动的后果。

我要谈的问题是怎样恢复金本位。并且，美国以什么平价恢复金本位才是有效的。先假定我们应该恢复金本位。法币体系不能永久持续，有一天必然会走到尽头。在当前的条件下，金本位是唯一能让货币购买力的决定权独立于易变的政党、政府和压力集团的货币本位。问题是怎样恢复金本位才是有效的——接受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价格？或者根据转型期的市场状况来决定1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它们重要是因为，货币单位购买力的变化必然导致与各种社会成员收入与财富相关的社会后果。如果这种由货币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变化（也就是说，是由与商品与服务相关的货币量增减所引起的变化）将在同一时间以同种程度影响各种商品和服务，那么，唯一的后果将是其对以前的合同中关于延期支付、贷款等等内容的影响。

让我们来讨论下因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引起购买力非均匀非同时变化的社会后果。如果这些变化在每个地方都同时发生，程度也相同，那么，某天早上，人们会发现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但是，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所出售的服务价格也在同一方向上改变了同样的程度。

通货膨胀时，货币增量是通过特定个人的财富或收入进入经济体系的。如果政府印钱，那么政府就是最先得到新发货币的。增加的需求和订单提高了政府所需商品的价格。销售政府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人卖的价比以前高。于是，军工厂工人，军工厂企业家，还有士兵们得到的钱都比以前更多了。这些人的现金持有里出现了这些多出来的货币，就有条件在买东西时出更多的钱。他们的钱更多了，收入更高了。因此，就可以花更多的钱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商品。但这些人不是什么东西都买。他们可能只买饮料而不买书籍。

现在，有了因货币量增加而受益的第二群人，比如说，饮料生产商，他们从出售的商品和服务中赚得比以前更多。这第二群人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打算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还没有受影响。但是其他人——比如说，教师和牧师——工资和以前一样；虽然增加的货币尚未影响他们出售的服务，但他们买东西时必须支付更多，其他人已经把这些商品的价格抬上去了。

在这样的通货膨胀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赢家是军工厂工人、所出售的商品涨价早于所购买的商品的人。如果这个过程持续，每天都会有问题。赢家感到满意而保持沉默，他们不会写信给媒体编辑说这是个好得很的事情。军工厂企业家、饮料销售商、以及此时生意兴旺的其他人——他们是赢家——他们不说话，但他们享受着繁荣，大把花钱。输家是另一个方向的人。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会感觉到。丈夫的薪水没变、又有好些孩子要养的家庭主妇处于不利地位。直到通货膨胀终结以后的很长时间，因为这种失调存在，赢家和输家都还存在。人们在公众场合听到的只是输家的声音。

通货紧缩时，会发生同样的事，但方向相反，货币量减少。那些销售价格最早降低的是输家；销售价格最后降低的则是赢家。

物价的这些变化是货币数量膨胀或紧缩最引人注目的影响。

通货膨胀的另一个特征是所有延期付款的价值都会改变。假设在通货膨胀的前夕，你借了100美元，这时100美元能买10个A商品，又假设6个月过后，由于通货膨胀，100美元只能买5个A商品了，那么你还给债权人的100美元就比以前贬值了。于是你会借钱，买10个单位A商品，等6个月，卖出5个单位A商品，换得100美元去还债。你的净通货膨胀利润就是5单位的A商品，价值100美元。你作为债务人，赚了钱。而存钱的人，即债权人，受到通货膨胀的损害。为了讨论现在的问题，这些事情必须记在心里。

在19世纪初到1815年的英国与拿破仑战争之前，英格兰存在传统的金本位——有金币，也有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钞作为货币替代品。英格兰银行的纸钞可随时赎回黄金，纸钞是黄金的替代品。因为人们能毫不迟延地得到黄金，所以英国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些纸钞。这让政府想出了从英格兰银行借钱的主意，英国政府发现这是得到钱最容易的办法。他们借钱的后果就是，国内的货币量增加，物价上涨了。由于英国物价上涨，而外国没有，商人发现进口有利可图。为了支付这些进口商品，必须要出口黄金。于是要求赎回纸钞的人增加了。英格兰银行的管理者们变得惊恐不安，害怕倒闭。政府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补救办法：他们通过了一项法律解除了英格兰银行赎回其发行的纸钞的义务，暂停支付金币。这项法律使得纸钞能被赎回的声明变得毫无意义。

政府借得越来越多，导致金价升高。交付金币要加上额外的溢价。拿破仑战争之前，官方兑换率为1盎司黄金兑换3英镑17先令10

1/2便士，战争快要结束时，英格兰银行的纸钞的真实价格为1盎司黄金兑换5英镑4先令。以英镑计价，黄金价格已上涨了差不多50%，换言之，英镑的价值下降了。

英法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决定恢复金本位。所考虑的唯一方案就是通货紧缩，并恢复战前平价——1盎司黄金兑换3英镑17先令10

1/2便士。于是他们减少了货币量，收缩了。为了通货紧缩，政府必须向公众借钱——而不是从银行借钱。并且不能花掉借来的钱，必须销毁掉。你可以想象这有多难！你极少发现打算这样做的财政部长。不过当时这发生了——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唯一“诚实”且“公正”的方式。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种方式有多么“公正”且“公平”。如果某人在1797年以前签约借了一笔钱，而且尚未归还，那么，他应该按照战前的价值还钱，这是正确的说法。但是别忘了，许多人是在英格兰银行暂停支付金币期间借的钱。特别是许多英国农场主，当进口不容易时，他们想要通过改善自己的产业来帮助英格兰度过战争难关，这些农场主抵押了自己的农场，得到了贬值的英镑，或者说，“轻英镑”。而现在来了一项法律，要求他们归还“重英镑”。这“公平”吗？这“公正”吗？

对这些农场主而言，还另有一种复杂性。恢复和平后，进口增加了，而他们不得不与比战前更多的进口商品相竞争。他们的债务和须支付的本息增长了，同时，他们产品的价格却下降了。这两个因素导致了英国19世纪20年代巨大的农业危机。这场危机重要后果之一是强化了《谷物法》，后来在19世纪40年代《谷物法》才被废除。

政府也是借款人，借的也是“轻英镑”。然而，根据这项新法律，政府——也就是纳税人——必须归还“重英镑”。于是，这就赋予了曾以“轻英镑”购买了政府债券的人一项特权，他们得到了“重英镑”的偿付。

这同样产生了价格变化的所有后果。有赢家，也有输家。这带来了在英国进行通货膨胀的非常强大的动力，由所谓的“伯明翰小先令人”（Birmingham

LittleShillingMen）所领导。过了些年头，当所有的变化都已经发生后，这场危机消失了。一部分国民变得富有，代价是其他人变得贫困。最后，英国重新享有了稳定的货币。

一战期间，英国政府再次从事通货膨胀。英镑相对其等价的黄金贬值了。然而，战后政府想要恢复金本位。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认识到，以战前英镑的平价恢复金本位，将产生类似于拿破仑战争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大英帝国不懂得该怎么做，这是不可原谅的。他们不明白理论，也不知道历史。他们有过经验，却意识不到。一位瑞典人（乌克森谢纳伯爵，Count

Oxenstierna）说过的话可恰如其分地描述当时的情形，他说：“孩子啊，你不知道，统治这个世界的人有多么白痴！”

1922年，凯恩斯爵士已写成了一本书，他在该书中指出，国内的稳定比汇率的稳定更重要。我记得，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几年，我与一位英国的银行家交谈时，他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赞同者，他告诉我：“英国人再也不用为了换黄金来保持英国通货的平价，而向世界市场上的高利贷者支付高利息了。”你知道，这是当时的主流思想。而在这个国家（指美国——译者注）也是同样。

英国在一战后恢复金本位时，当时（1925年）的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恢复了英镑的战前平价。他不明白英国的情况比起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一战之前，伦敦是世界银行中心，因此，外国在英国的银行里有数量可观的存款。战争爆发时，这些外国存款被称为“热钱”，因为存款人害怕通货膨胀和英镑贬值。他们急于把钱取出来，但如果他们相信英国将恢复战前平价，他们就会等待。

在1925年恢复金本位时，英国人不明白他们在做些什么。在英国，即使最笨的人也应该知道，英国工会坚决要求加薪，因此工资涨得过高，造成了数百万人失去工作的永久性失业。然而，面对这样的情况，英国政府让英镑升值了。他们把“轻英镑”变成了“重英镑”，由此，在工作岗位的数量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增加了工人的实际工资。其结果是，英国产品的成本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即使英镑不升值，英国当时的工资率对世界市场而言也太高了，在这样的工资率下，英国产品的成本已经够高了。

1925年英国恢复英镑的战前平价，犯下了恶劣的错误。购买债券或以其他方式借出“轻英镑”的人的收入增加了。政府为了以“重英镑”支付这些债券，不得不收更多的税。灾难发生了。联合王国的国内资源不足供人民吃穿，它必须进口食品和原材料，而以工业品来支付进口货物，大多数工业品是以进口的原材料生产的。他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窘况：出口不足以支付进口，以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而工会不会考虑降薪。

要避免损害借出了“重英镑”的人的利益，不必恢复战前平价。可以另作规定，偿还1910年的贷款合同时，应支付比签约时的约定更多的英镑。虽然这可能有帮助，但未必是“公正的”或“公平的”，因为债券可能已经转手了好几次。

因为这些问题的发展，1931年政府认输了，英镑贬值了，这次贬值的幅度是1925年之前那次贬值的4倍。这意味着，英国，仍然是重要债权国的英国，为外国债务人送上了丰厚大礼。1931年后，外国债务人可以以“轻英镑”来还债了。这是些什么样的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作为财政大臣，被误导了。

现在是美国，我们面临如何恢复金本位的问题。就我看来，恢复金本位的必要性毋庸置疑。问题是以什么平价来恢复。应该以稳定化的过程来决定吗？废除不得持有黄金的法律，并且停止货币数量的增长，经过一段短时间的价格博弈后，所形成的金价或多或少都不会影响购买力。于是可以此价格恢复金本位。除了以前的债务问题外，这种方式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不会摧毁整个经济体系。

但是，在支持恢复金本位的少数派中，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热衷于以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比率恢复金币的流通。他们说，这是唯一“诚实”的方案。我不明白这些先生为什么偏偏热衷于35美元的价格。必须在没有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稳定当前的金价。以35美元兑1盎司黄金来恢复金本位会产生通货紧缩，因为现在（1951年）35黄金不再被认为等于1盎司黄金。黄金的价格要高得多，这可以从美元在瑞士和其他中立国的报价看得出来。如果美国政府以35美元的金价来赎回美元，那么将有巨量的黄金从美国撤出，整个事情会因此而不得人心。

如果在考虑了通货紧缩的所有巨大缺点后，有人还是想要通货紧缩，如果有人想要恢复只是理论价格的往日金价，为什么非要恢复罗斯福新政时期的金价呢？这个价格从来都不过是律法书上的一个幽灵而已，对美国人从没有什么真正的重要性。为什么不恢复最初的美元金价——20.67美元？为什么只是新政时的美元金价？他们说这是法定的美元金价。当然，35美元是针对外国人的价格，政府间国际黄金买卖的价格是35美元，但不是针对美国人的价格，美国人拥有黄金是犯罪行为。（不许拥有黄金的禁令后被废除，1975年1月，美国公民恢复了拥有和买卖黄金的自由。）许多黄金生产商被迫出售黄金。35美元不是黄金真正的市场平价。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想承担一场通货紧缩运动的灾难后果。通货紧缩极为不受欢迎。它不受欢迎的性质是被夸大了，但既然人们如此反对通货紧缩，这就行不通。

我认为恢复金本位只有一个办法——废除持有黄金的禁令，重建黄金市场，然后看价格自身如何确定。这样做可能产生的破坏最小。更大部分的黄金在国外。美国政府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安静，不进入黄金市场。黑市上黄金的价格将下跌。没人事先能知道自由的金价将会是多少——不过我猜大概是38-40美元之间。然后，我们就可以由此建立金本位了。

作为一位公民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会说鼓吹以35美元兑1盎司黄金恢复金本位是错误的或不诚实的，但如果你相信能够向美国人民提出某种通货紧缩的方案，例如，以35美元的比率恢复金本位所意味的那样，我会说你是生活在幻想中世界里。35美元只不过是摩根索先生所定的比率（摩根索是罗斯福新政期间的财政部长）。为什么要采用新政期间的美元价？如我所知，这些倡议者并不是非常热衷于新政。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比率始于1934年，但迄今已过去了18年。

有些人认为，通过产生通货紧缩，可治好通货膨胀。这有点类似于一个人被车从北到南碾过了一次，要治好他，建议你应该倒车从南到北再碾他一次。

我同意恢复金本位将是困难的。但第一步是重建黄金市场。最终会产生一个金价。开始时，政府可以承诺它在这个价位上不会出售比平常（比如说过去十年的均量）更多的黄金。

美国放弃金本位是因为它曾相信通货膨胀是有利的。我们希望根据价格来调整本位。我们模仿英国，它在1931年放弃了以前的平价。当时美国处于萧条和失业之中，因此必须下调工资。这没能做到。1931年英国进行贬值，1934年美国进行贬值，以及1935年拉丁货币联盟（the

LatinMonetaryUnion）进行贬值，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太软弱而不能对抗工会。工会相信工资越高对工人就越好。但是如果工资涨到高于市场工资率，结果就是永久性的失业。别认为我喜欢低工资率。然而，世界上的贸易壁垒越来也多，资本消耗越来越多，低工资率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关税减少了全世界的生产，工资率必然下降。价格是根据这一标准来调整的。贸易壁垒转移了生产，生产从较小投入能得到较大产出的地方转移到相反的地方。

让我们举例来说：比如，葡萄牙政府提高了英国以前出口到葡萄牙的某种商品的关税，葡萄牙的条件非常不适宜生产这种商品，相应的生产成本更高，但因关税的提高，这方面的工业得到了发展；而英国被迫限制他们的出口，并不得不发展英国的条件非常不适宜的其他工业，结果是全世界的生产力普遍下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消费的减少，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更低的工资率。而罢工纠察改变不了低工资率。纠察队不能让工资上涨。

因此，如果你说这是第一次，一国放弃金本位，而当时在世界历史上找不到理由这样做，我会说，这恰恰不是第一次。

黄金的储备量没有关系。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减少黄金储备，你必须达到的效果是，现在的交易能以不改变黄金数量的比价转变到金本位。主要任务是找到不用转移黄金就能维持市场的平价。

黑市也是市场。它一点也不“黑”。黑市价格考虑到了风险。当黑市不再是黑市时，价格很可能会下降。黄金也是这样。

我不相信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迫在眉睫，因为有足够多的有力量的人反对通货膨胀，阻止通货膨胀。

我支持金币，因为这样每个人都将涉及其中，于是，即使发生最轻微的通货膨胀，人们也会察觉到。公民个人能够发现情况变化是反通货膨胀宪法中最重要的抑制措施之一。

世界是以金本位为基础的，但是美国是以纸币本位为基础的。恢复金本位经济上行得通，但政治上不行。现行政府建立在如此巨大的国内开支之上，如果人民不积极反对，政府就会一直进行通货膨胀。金本位的优势就在于，货币购买力的决定条件不受制于政府、政党、以及变动不居的法律、信条和欲望。

金本位毫不神圣，但有理由支持它。金本位是一种人类制度，是在历史过程中投入使用的。金本位可阻止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来增加货币量。

法币不可能保持稳定。一位非常有能力、有时候甚至相当出色的经济学家，已故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坚信能够测量货币的购买力。他谈到家庭主妇的菜篮子，里面装了价值10美元的商品。他相信，保持购买力稳定的目的就是让这样的货币单位（10美元——译者注）总是能买同样的各种东西。如果是从这个世界中选出一位标准的主妇，即某个特定时期的某位特定的主妇，这种说法很美妙。但这只能维持短短的一段时间，因为每个人购买的东西都是不同的，而且每个人在一生中购买的东西也是不断变化的。一位老祖母要买多少汽油？如果孩子都上大学了，还要买婴儿食品吗？

欧文·费雪忽视了这种不均匀性，而只是把市场当做一个延期付款的标准来处理。他发起金融体制稳定性领域内的运动时，购买力的下降还不是很显著。他发起这场运动，是因为他支持债权人，这本身就很了不起，因为很少有人支持债权人。一般而言，人们喜欢购买力稳定缓慢地下降，这有利于债务人。

稳健的货币是一种购买力变化非常缓慢的货币，因此不会对商业产生严重的影响。

格莱斯顿说过，甚至爱情都不曾像金钱那样令如此多的人疯狂。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八：货币、信用与商业周期

大家都知道货币替代品的起源。英国人过去时常把黄金寄存在伦敦的金匠铺子里。稍后，他们开始把金匠开的收据作为交易中的货币替代品和现金持有。持有人有权得到一定数量货币的票证与有权得到一定数量面包的票证的区别在于，如果他想得到面包，他必须兑现面包票证，然而，如果面包师考虑到现金票证的价值并愿意将之作为现金持有，他也可以直接用现金票证来得到面包。

金匠们很快发现，他们可以发行比所储备的黄金更多的现金票证，更多的货币替代品。这意味着，该国的货币量以信用媒介和货币证书（moneycertificate）的形式增加了，超过了黄金储备量。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信用媒介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那么理论上就没有限制，或者说看起来是如此。

信用媒介的创造代表了一种引发价格上涨的因素。如果信用媒介出现在借贷市场上，作为额外的信贷供给，还会有另外一种效果：增加的供给会立即暂时性地降低利率。利率是由于个人时间偏好而产生的一种真实的市场现象，这点没什么可争论的，它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然而，利率受贷款市场上货币量增加的影响。贷款市场上货币量的增加导致货币利率的降低。这种再调整是怎么产生的？这就是商业周期的问题。

在讨论货币替代品和信用媒介时，也即是，超出了银行储备的货币替代品数量时，我们绝不能忘记，发行这种信用媒介的银行家或银行的立场很微妙。只有当银行家口碑良好时，人们才愿意持有这些超额的货币替代品，而不出示它们要求赎回（这会让银行破产）。更重要的是，首先要意识到，要让人们把货币替代品当作货币并不容易。最初，货币替代品受到怀疑，人们不是很情愿接受它们来代替黄金。我们当代人难以意识到这点，因为近些年来，出现了政府对货币替代品的保护，并被政府强加到人们头上。而且，现在这些货币替代品被宣布为法币，因此，债权人受到法律的约束，必须接受债务人以货币替代品偿还债务，便如它们是真正的货币那样。

宣传家们广告了许多关于私人货币替代品的故事，鼓吹政府能出色地发行货币替代品。这些故事由一位不知姓名的美国人浓缩成了一句格言：“银行业的自由贸易就是欺诈的自由贸易”。然而，经济学家们看法不同，他们认为银行业的自由贸易是防范政府发行劣质银行券的唯一措施。

不幸的是，主要的问题在于所有人（即使是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时代）都认为利率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不是市场现象。古典经济学家将价格和工资解释为市场现象，但他们并不乐意说，利率也是一种市场现象。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缺点之一。他驳斥了货币的稀缺会让商业情况变糟的观念，但他不打算反对由来已久的高利率、反对针对“高利贷”的法律。边沁是第一个反对这些陈旧利率观点之人，他1787年出版了《为高利贷辩护》（DefenseofUsury）一书，现仍在使用之中。

人们认为高利率是经济贸易和发展的障碍，觉得不论如何，只要能把利率降下来就是幸事。因此，增加货币替代品被看作是好事，因为它能降低利率。所有其他情况保持不变，如果造钱的人、发行银行提供了额外的贷款，那么潜在的贷款人就必须降低利率以吸引额外的借款人。这被认为是有利的事，公众舆论也积极支持。

并非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意识到了，利率是一种经济而非货币现象，这是致命的悲剧。这些自由主义者不仅不反对，甚至还协助建立了新增的享有特权的政府中央银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中央银行能降低利率。后果是短期内利率降低，短期繁荣——但是稍后，经过一段时间，不可避免会出现经济危机，出现萧条。人们开始认为，周期性萧条和商业循环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这已成了支持社会主义的主要论点之一，也是人们反对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1929年大萧条的影响仍很明显地反映在人们对其错误的解释中。

坚信低利率是好事的后果就是信用扩张变得非常受欢迎——起初是在那些存在资本主义和银行系统的国家。在十八世纪末，英国已经受到了循环经济危机的影响。后来，这些危机开始影响其他国家——先是那些资本主义更为发达的欧洲国家——荷兰、法国和最发达的城邦德国汉堡和不莱梅。只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散，这些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进入了其他国家。比如，在1857年的萧条中，奥地利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还相当落后，因此她只受到了非常轻微的影响。奥地利政府做了些在当时非常惊人的事。出于政治因素，奥地利要援助汉堡。她以重兵押运了整整一列车白银到汉堡，以支持汉堡的银行系统。当时，奥地利仍然处于世界之外。但是到了1873年，下一次萧条袭来时，奥地利已深陷其中，以至于维也纳成了危机中心。

经济学家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导致这些危机。萨伊定律只是证明了什么不能被当成原因——生产过剩。稍后，一群英国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开始意识到，问题在于盛衰循环的经济周期，而导致萧条的原因正是之前的繁荣。要消灭萧条，必须消灭之前的繁荣和银行所制造的信用扩张。

但这尚不是完整的解释。这可以用来解释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状况，这些国家在当时已经具备了那种银行系统。这种解释假设世界其他地方没有那种信用扩张。比如，通货学派（CurrencySchool）论述，如果英国存在信用扩张，导致了英国的繁荣和价格上涨，同时，在世界其他地方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英国的出口额将会减少，贸易平衡会驱使金块从英国运到世界其他地方。纸币的持有人要求赎回。英国银行的储备降低，因此银行必须限制发行银行券，以保持银行自身的偿付能力。这便引发了萧条。就其本身而言，该理论是正确的，但它没有考虑到有可能所有国家都扩张其通货，在这种情况下，就解释不了货币的流出了。

通货学派的理论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未能意识到由纸币引发的通货膨胀与由支票货币引发的通货膨胀，这二者之间没有不同。1844年的立法，即皮尔法案（Peel’sAct）通过后，在英国不可能再以纸币的方式扩张货币，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立法。但限制纸钞的立法却全然不管支票货币。于是，1844年的这一立法未能制止繁荣。次年即出现了基于支票货币的又一次繁荣，令人们觉得其整个理论都毫无价值。

通货学派理论是银行学派（BankingSchool）货币数量理论（quantitytheoryofmoney）的基础。英国银行学派发展出了这一理论，认为商业对货币的需求量是一定的。他们说，如果银行限制其创造的银行票据、支票货币和纸币，不要超过“商业需求”的数量，那么就绝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让我们假设发行银行只贴现那些真实商业交易产生的汇票。棉花商出售一定数量的棉花给棉纺商，棉纺商需要支付货款。他开出一张汇票，由银行贴现，这就产生了新增货币。三个月后，当原棉变成棉纱售出，贷款被还清，新增货币消失了。在这套体系下，人们相信“商业需求”自动地产生商业所需的货币。

这一理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相当流行，而它的错误也同样流行。“商业需求”会自动限制新增货币产生的想法是错误的。当它运用于实践时，导致了周期性的通货膨胀繁荣。没人介意繁荣。但与繁荣相继而来的萧条没人喜欢。

五十年间，这方面的研究毫无进展。然后，十九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Wicksell，1851-1926）于1898年出版了《利息与价格》（InterestandPrices）一书。维克塞尔指出，这种商业交易的数量并不独立于银行的行为。如果银行家降低贴现率，买方须为原材料支付的货款变少，交易看起来就比原来更有利可图。因此，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来增加“商业需求”。而当利率降低，银行就会扩张，这是通货膨胀性扩张。所以，货币数量理论的破灭归功于维克塞尔。而在1912年，拙作《货币与信用原理》（TheTheoryofMoneyandCredit）出版。这一理论可追溯到利息理论的首创者——斯坦利·杰文斯（W.StanleyJevons）和庞巴维克。这是货币理论，循环理论，即商业周期的奥地利学派理论。

皮尔法案生效是1844年。接着是1845年和1846年的繁荣。随之而来是1847年的萧条。1848年共产主义宣言问世，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周期性危机。宣言说，危机会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直到最终致使资本主义制度崩溃。1857年，1866年，1873年，还有1929年，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等着注定的“那一天”。而现在的莫斯科，斯大林在等待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危机，他相信这即将到来。更糟糕的是，有那么多经济学家也这样认为。这是国联所持的哲学，也是联合国中许多“不联合”的国家所持的哲学。他们不相信萧条的发生与信用扩张有什么关系，他们相信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来对付经济周期。

开始，信用扩张流行是出于低利率对每个国家、对全世界都是幸事的观念。信用扩张被认为是降低利率的工具。政治家希望为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繁荣。政府想要保持低利率，甚至1924年的美国总统柯立芝都想要低利率。我深感吃惊，人们试图提高和降低工资，提高和降低价格，但是你绝对找不到在任何情况下政府或政治家支持提高利率。这并不是说我支持高利率——我支持市场利率。

当政府最初创建中央银行时，目的是通过降低利率来创造繁荣。但是，后来政府赋予中央银行以特权，因为他们自己想要借款，而他们认为中央银行是廉价货币的来源。这是政府的一大绝妙发现。首先，政府授予央行发行的银行券以法币的地位，并且免除了他们依照合同以金银赎回银行券的义务，这些银行券是人们自愿接受的。（如果查尔斯一世能够为他的军事冒险筹措资金而不用担心议会和纳税人的话，他的命运将大为不同——他在1649年被砍了头。）

现在我想讨论人为廉价利率的后果。人们同意，问题是商业周期，信用扩张，因此人们必然担心引发萧条的繁荣。国联作了一份关于商业周期的报告，是由戈特弗里德·哈伯勒教授（GottfriedHaberler，1901-1995）准备的。报告的开头明确宣称，如果银行不扩张信用，引起萧条随之而来的繁荣就不会发生。因此，人们会认为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只要避免银行扩张信用，或者至少避免采取招致银行扩张信用的政府性制度和政策。但是不然——他们开始寻找商业周期的其他解释。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不可能通过信用扩张完全取消利率，但是他们否认人为降低利率会有恶果。他们忽略了利率表现的是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市场估值差异。

信用扩张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说，因为缺乏资本，某些事情就会做不了？通过削减足够的当前消费，以让更多的生产者制造更多的耐用投资商品，现在不可行的特定项目就会受到影响。每个人都对决定将来的消费量和投资量起到了一定作用。单个的企业家正是因为利率而知晓这点。如果人们更愿意储蓄，利率就会下降。反之，如果他们打算花钱，利率上升。企业家做计划时要估算预期成本和价格，考虑劳动成本，原材料成本和利率。如果他判断完成某个特定的项目无利可图，项目就不会被完成。总会有项目因为钱用来消费而不能进行。

信用扩张人为降低了利率，于是，昨天看起来无利可图的项目今天似乎有利可图了。因此，信用扩张及降低利率的效果是，某些本来不会进行的项目现在开工了。如果我们仔细考虑，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不是好事。有形的商品并没有增加。唯一的区别是银行无中生有创造了额外的银行券或额外的支票货币。

后果就是商人的计算被篡改了。以前，计算准确地反应了可得的生产要素的状况，并证明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现在这被篡改了，因为存在增量的货币替代品和信用媒介。商人被人为的低利率误导，从事那些资本品供给不足的项目。（设想某人的建筑材料数量有限。但承建人做了错误的估算，于是地基修得过大，而实际上可得的材料没那么多。他之前本该意识到材料不够。建筑商陷入了危机。）

现实中情况更为困难。早先本不会进行的那些项目现在产生了额外的需求，推升了所需原材料的价格。确实，利率低了，但物价高了。如果银行的信用扩张结束，整个事情就会停止。但是银行信用有弹性，于是银行更多地授信。

随着工资率上升，对消费品的需求也上升了。但是因为繁荣看起来是普遍性的，企业家决定继续他的工程。导致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的价格上涨。而这进一步增加了消费。

同样重要的是，面对这种增加的需求量，银行开始提高利率。在每次危机中，谨慎的人都会告诉银行家：“这是过度扩张，应该削减下来，而你不该以那么优惠的条件贷款。”但银行说：“看，我们利率升高了，而即使利率升高了，仍有增加的需求。因此，你不能说我们的廉价货币政策得为繁荣负责。”

价格变动和利率之间的关系是欧文·费雪的贡献。在价格上涨的时期，贷款人无需放贷就可自行倒卖货物获利。另一方面，借款人可获得额外的利润，因为当他归还贷款时，他用借来的钱购买的货物价格更高了。因此，当存在价格上涨的趋势时，利率的增长会比真实利率的增长更多。利率的这种额外增量就是“价格溢价”（pricepremium）。因此，相比之前的利率，在数学上看起来上涨了的利率仍然太低了，如果考虑到利率加上价格溢价的话，利率本应该更高。（1923年的德国，德意志银行将贴现率提高到闻所未闻的90%，但以当时的价格溢价来看，贴现率应该是10000%。）

在投机的阶段，股市价格上涨。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对股票一无所知的人也入市了。人人得到了授信。所有这些症状都众所周知。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这种繁荣将如何崩溃，以及其后果和特征是什么。问题是，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弄糟了整个局势？

1929年，美国存在信用扩张，货币低廉。于是其他国家从美国贷款，产生了积极的贸易平衡状况。美国的出口比进口多，因为其他国家用不着付款——他们可以贷款来支付。“邪恶”的沙赫特先生8比纽约的大银行更清楚是怎么回事。任何人想要借钱都没问题。（从美国借钱太容易，以至于，比如说，西里西亚的一座小镇都修了室外的热水湖来种植热带植物。）

据说繁荣的特征就是普遍的投资过度。这是不可能的。可用于投资的数量为（1）先前的储蓄，以及（2）先前的产品中等于所消耗的设备和可用来替换废旧工具的部分。（可能是以更好的或不同的机器来替换旧机器。许多制造商由此完全改变了他们的产品。）除此之外，没有可用来投资的东西，因此不可能有普遍的投资过度。

当以（1）可用的先前储蓄和（2）可用的替换补充的资本投资时，如果所依据的投资计划高估了可用的投资品数量，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而言，结果就是不当投资。开动的建设需要比实际可得更多的原料。据说1857英国的危机是因为他们修了太多的铁路。在当时，那些铁路无利可图，而其他的必需品却资本短缺。太多的流动资本被转变成了固定资本。在这次危机中，由于消费品过剩，消费品的价格非常低廉。

个人可能过度扩张。某个人可以说：“我个人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我花了太多的钱扩张我的生意，修建我的新工厂。”投资过度的观念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适用于个人，却移植到了国家。但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来说并不适用，因为只有那些能投资的商品能用于这一目的。货币可能投资于错误的计划，还可能开工了太多的项目，因此，有些项目完不了工，或者即使完工，也只能亏本运营。

很明显发生了什么。问题是，为什么在短短几天之内，情况突然被发现了，于是危机一夜之间到来。哪里曾有过信心和乐观，哪里就有萧条和绝望。无疑，一夜之间到来的只是对情况的洞见，而不是真正的危机，危机已积累了相当的时间。

因为过去在不同的国家，信用扩张并不一致，不同的国家信用扩张的程度各有不同。对外汇和信用的需求使得某些国家的货币枯竭。银行家们惊慌失措。某位政府官员宣称：“或许我们将被迫限制信贷。”商人们恐慌起来：“我们需要信贷，那么让我们在还有可能的时候尽量贷款。”一夜之间，信贷需求增加，于是银行不得不限制。如果一家银行开始限制信贷，所有其他银行也不得不限制。一旦一个国家开始，其他国家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限制信贷扩散到全世界。

如果银行不限制信贷，就能够让这样的繁荣永远持续吗？事实是，在每一次繁荣的时期，商人们都曾经宣称：“这一次不是暂时的繁荣——这一次是人类最终的伟大繁荣。危机永远不会随之而来。”但是，不可能让繁荣永久持续，因为这种繁荣是建在纸上的繁荣，是纸钞和支票货币的繁荣。其基础是假定可用的商品比实际更多。如果银行到最后一分钟还不停下，那么信贷扩张就会进行得越来越快，直到通货彻底崩溃，就如德国1923年那样。这种通货膨胀运动必然终结，要么终结于彻底的崩溃，要么终结于参与的银行自愿的限制。

如果人们不是那么乐观，那么危机就不会那么严重，因为人们会有所准备。导致繁荣崩溃的原因都是单独的历史事实。繁荣什么时候终结的问题取决于偶然因素。但是这不可避免。而且，危机来得越晚，就有越多的资本被浪费了，后果就会愈发严重。

我想谈谈通货膨胀与信用扩张之间的关系。二者非常相似，实际上几乎完全一样。区别在于，在信用扩张的情况下，所有新创造的货币增量首先进入了贷款市场。不用来消费，而是贷给商业。因此，信用扩张首先产生的后果是导致商业扩张。而所有其他的影响来自于商业的这种刺激。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新增的货币首先进入了花钱的人手上——比如说，政府购买武器或其他东西的开支。因此，通货膨胀的过程是不同的。在本质上二者相同，但次序不同，而且这两种繁荣的特点不同。不过或早或晚，通货膨胀中支出的货币会也会进入投资市场，就如信用扩张的货币最终也会进入消费市场。

对信贷定性控制的观念很流行。我们想对好东西、对新增的工厂、对农业额外授信，但不对不好的人，不好的目的，不对无聊的东西授信。通过最后的分析可知，信贷扩张从哪里开始无关紧要。如果新增的货币首先给了农民，农民的信贷需求下降，而如果没有信贷扩张，他们本来能够吸收的那部分货币就能在别的地方创造出繁荣。繁荣不能定向控制。经济是一个整体，没有独立的部分。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九：商业周期及超越

米塞斯1951年夏天在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FEE）的系列演讲，共九讲，本文是第九讲，即最后一讲。

大约在十九世纪末，当人们开始认识到信贷扩张有问题之时，这个政策的捍卫者发现了一个新理由。他们宣称，信贷扩张在没有以金本位为媒介与世界其他地方相联系的孤立国家可以奏效。通过废除金本位并建立与黄金无关的通货体系或法币体系，就有可能扩张信用，降低利率，让该国永远繁荣。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受到美国进口谷物损害的德国地主显然持这种态度。然而，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金本位，而不是他们贫瘠的土地和低下的亩产。他们说，如果不是金本位，他们就能享受低利率和繁荣了。

意大利财政部长声称需要召开银行界会议时，明显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二战末期，这些观念导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立。英国政府建议成立一家国际银行，并且为了创造有利于“国际清算联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的公众舆论，发行了由凯恩斯爵士执笔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由英国宣传部门在国内分发，宣称信用扩张是最为可取之事。用凯恩斯自己的话说，信用扩张在各个国家之内已带来了“将石头变成面包”的奇迹，而现在有必要在国际范围推行。他们需要一种国际货币单位。布莱顿森林会议产生了一份文件，以及成员国组成的一个机构，一个董事会，等等。但是众所周知，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没做成。从一开始，这个会议就是失败的，无用的。

为什么信用不能在国际基础上扩张？信用扩张失败不是因为它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而是因为不可能以纸币来代替不存在的资本品。人们没有认识到，经济扩张所需的是更多的资本品，更多的先前储蓄。的确，过去单独某国的信用扩张告终是因为扩张的速度与其他国家不同。但这种扩张不管怎样都会结束。

国际银行不能成功，其真正原因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谁应当在短期内从信用扩张中获利？”假如存在一个中央银行（我们假设忘掉了所有的政治性敌对）。这样的一个国际银行要能增加可得的信贷数量，要么是加印纸钞，要么以支票货币来给予额外的银行信贷。然而，出现的问题却无解——向谁提供这种新信贷？这种“廉价货币”（easy money）？我们假设全部增量都贷给了某个国家。该国将享受最初的繁荣。它的人民将得到更多的货币，并将他们想买的东西价格抬高。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货币，他们将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从那些还未进行信贷扩张调整的其他国家购买商品。最初得到新增货币的国家将成为赢家，而其他国家是输家。其他国家仍然以原来的价格销售，但它们不得不以更高的新价格来购买。

要问的问题是：“谁将得到贷款？新增的货币将怎样分配？”每个国家集团都会提议一种分配制度。远东国家将会赞成按照人口来分配。又比如发达国家，将建议按照年度的总产量或国民收入来分配。因此，这些计划都没什么用。IMF已成了过去二十年间世界政策最显著的失败之一，唯一的价值就是占据了华盛顿的办公场所。

虽然所有这一切都被证明是无用功，但是，信用扩张的捍卫者，也即是和马克思及银行学派的理论学家一样不相信萧条的根源在于之前信用扩张的那些人，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反周期措施，以求将萧条减到最少。考虑到萧条不可避免，他们希望通过政府干预，让萧条尽可能平缓温和。他们的想法是，周期源于商业，或者源于自由放任，而政府应当以反周期计划来干预，让它变得温和。但事实正与之相反。反周期措施的观念认为，当存在危机时，商业经营困难，出现失业。于是政府应当以公共工程来介入。国联和联合国的委员会成员们相信自己发现了什么新东西，但其实毫无新鲜之处。

繁荣走到尽头是因为生产要素被不当投资。在萧条时存在生产能力过剩就是不当投资的表现，因为判断上的失误是过去犯下的。解决之道是让工资和价格下跌，直到情况得以恢复。然而，有人建议政府以公共工程来介入。但是生产要素是私人工程所需，政府为什么要拿走？所给出的答案是，政府在繁荣时期应当限制政府开支，而当萧条到来时启动重大工程。这些报告总是相当幼稚地说，有许多技术专家已经详尽设计好的工程却被束之高阁。一旦危机出现，政府就应该拿出这些设计开始工作。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以个人的情形来类比整个国家的基础上。个人行事谨慎，他储蓄以未雨绸缪，他或许意识到他现在发达，但他牢记做生意不会永远成功。当困难的日子到来时，如果他想消费，他就必须动用他的储蓄。

如果预期有公共工程计划，政府应该怎样处理税收？它应当事先敛聚钱财么？它应当以税收的方式从经济体系中提取资金，由此平衡信用扩张么？公共工程的鼓吹者们觉得政府应该在扩张期间戒绝开支，敛聚钱财，然后当萧条到来时支出这些钱，以此制造新的通货膨胀。他们推理说，这样做或许能把繁荣延长数周。但也有可能经济体系不肯合作，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陷入失败，如罗斯福新政早期那样。

另一种建议是政府不要敛聚钱财，而是贮藏生产手段——机器、工具和原材料。这意味着在繁荣期间，政府会作为机器、工具和原材料的买家出现在市场上，让繁荣更加繁荣。

瑞典夸口说，她通过采取反周期政策，已经解决了萧条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瑞典的情况相当特殊。瑞典出口的恰恰是德国为重整军备须消费的东西——铁、木材、机械，等等。瑞典在这场重整军备的繁荣中的形势，类似于匹兹堡或百老汇的娱乐部门若成了独立国家而在战争中所享有的繁荣。它们能够销售钢铁，并能为士兵和军工厂提供娱乐；它们可享受繁荣的好处而不受到任何不利影响。他们可以成为西半球最为繁荣的部门。这就是瑞典的情况。这并非得益于她出色的政策。于是，当战争结束时，她因其中立而领先于全世界。你知道，如果希特勒入侵瑞典，那就完全不同了。瑞典的一位经济学家被任命为欧洲重建计划的领导人，这成了相当糟糕的试验。

没有信用扩张就不可能有繁荣，而信用扩张必然导致大灾难。当繁荣结束而萧条开始，人们的心理可能会让萧条比原先的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比如说，1929年的大萧条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工会不肯接受工资率任何实质性的降低。这一繁荣的重要成本因素保持了多年，而只能靠一场新的通货膨胀来弥补。）这种繁荣是幻觉：它基于我们比实际情况更富裕的假设。这场繁荣启动了本不应该执行的项目。萧条意味着重新调整，使之适应真实的事态。在萧条中，主要的商业活动就是挽救繁荣中能留下的东西。萧条必须持续到通过新的储蓄积累了足够资本，能让繁荣期间中开业的企业尽量继续之时。萧条并不意味着该国的贫困。实际上，比起之前的繁荣，萧条反映了一幅更为准确的画面。但是由于萧条、由于价格下跌和生产减少所导致的心理因素和政治状况，萧条可能远比重建之前的状况所需要严重得多。

商业周期的文献，特别是早期的资料，以施虐的快感来详尽描述萧条的各种现象。有时候出现矛盾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不能不意识到，萧条是回到现实并试图尽力纠正之前繁荣所产生的缺陷。

在19世纪，繁荣和萧条几乎定期重现。这就是所谓的“商业周期”。一旦状况恢复正常，人民和政府就要求新一轮信用扩张，于是繁荣再度开始。

人们开始认为，商业周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贸易现象，他们开始研究周期长度。估算周期长度的所有努力都有些稀奇古怪。因为有些经济学家宣称商业周期的长度是11年，这种观点不是来源于社会和人类的事件，而是来源于天文事件。太阳黑子理论发展出来了。这样的理论纯粹是臆测。首先，周期不是11年。同时，即使真是11年，为什么商业，可以根据自然、气候、土地肥力和其他条件自我调节的商业，却从未意识到这点并根据太阳黑子来调整自身行为？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证明商业周期与太阳黑子同步。

但是人们也认识到了某种规律性，感觉到商业周期是现代银行和货币系统引起的新发展。然而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么？如果资本主义继续下去，以后这种现象是否会如以前那样盛行？人类行为的科学不应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商业周期源自于人类行为——信用扩张的结果。如果这种知识普及了，还会有商业周期吗？当然不会！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信用扩张导致了随之而来的萧条，政府和人民就很可能明白信用扩张并非有利，从而停止扩张。

另一方面，我们假设政府和公众舆论，即使明白了这个道理，有时仍然顽固地坚持信用扩张政策。那么难道各个商人对信用扩张的反应不是很可能会有所不同么？尽管有政府的刺激，难道商业本身不会做出调整，以使得商业更为稳定么？假设政府开始信用扩张，而商人们感觉有问题。他们可能变得相对谨慎，而不是一有可能就扩张业务。这个念头并非那么不切实际。别忘了罗斯福新政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新政要的是繁荣而绝非萧条。他们只打算启动后就停止信用扩张。但商人们意识到，一旦商人开始扩张，政府就会停下来，于是他们没有落入圈套。

这让我想到，自1780年以来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周期可能会永久消失。因此，认为商业周期属于市场经济，只要有市场经济，商业周期就不会消失，这种说法可能是错误的。首先，商业周期不是一种市场现象，而是一种插入到市场经济之中的信用扩张现象，因为政府和公众舆论相信，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不能产生足够的桥梁和财富。他们相信发现了“把石头变为面包”的方法。我可以说，商业周期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人类行为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差异的证据之一。

将繁荣描述为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之间的失调，这种说法错在哪里？企图将普遍繁荣或全国范围内的普遍亏损归咎于商业生产失调的那些人指出，存在耐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当一种新发明（比如一种冰箱）上市时，每个人都想购买。该特定产业就会繁荣并扩张，但是，他们问道，当每个人都买了一台新冰箱后，该产业又怎能继续扩张呢？他们说，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事项——适用于建筑业，等等。当需要这些耐用品和生产资料的人都购买以后，需求跌落，于是萧条。这种想法其实是荒唐的，因为经济扩张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

关于商业周期的货币理论这样解释失调。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购买新产品，之后变得越来越多。当最后一批人购买时，购买早期产品的人就需要更换了。商人不会那么愚蠢地说，过去生意好，以后的生意也必然就好。一个人开展新业务时，会自问是否已准备充分。经商的人并非傻瓜。这解释了不同产业之间的适当比例，比如，为什么市场上生产和销售的面包数量大于棺材的数量。这就是为何产业规模会根据其产品寿命来调整。不需要政府告诉人们什么东西生产过剩了。单个商人的计算可能是错误的，于是此人可能会破产。可能他在冰箱产业需要增加生产的时候增加了汽车产业的生产。他导致了汽车生产过剩，而冰箱生产不足。每天都有一些生意赚钱，另一些则亏损。这意味着，某些企业人员冗余，某些企业人手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遍繁荣或全国范围内的普遍亏损。普遍繁荣只可能由信用扩张所固有的错觉引发。

所有把危机解释为与商人的错误和不足相关的企图都是错误的，他们未能考虑到这样的错误会相互抵消。如果某个产业部门犯下了过度扩张的错误，那么在其他部门必然存在生产不足和生意兴隆。只有普遍的信用扩张能导致繁荣。

商业的问题就在于商人看不到全局，而只能看到一小部分，因此注定会犯错误，这是马克思无政府生产状态的观念。亚当·斯密和其他人已在其著作中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不能解释这样的事实，即使没有独裁者告诉人们怎样做，在经济体系中也存在一种趋势，确切告诉各个产业部门消费者所需的资本、劳动和产品的数量。那些猜测正确的人盈利，犯错的人产生亏损。其结果是，对生产要素的最终控制落入到那些能最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手中。

如果政府通过对产品征税，试图消除利润，没收利润，于是，这些税收就阻止了伴随利润而来的后果，市场机制遭到明显削弱。结果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经济发展和不断进步的趋势，并且制度陷入僵化。

举个例子，让我们设想有一家百货商场，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多年以前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会阻止这家老百货商场变得死板、保守和官僚主义。如果它真的变成这样，如果创建者的孙辈经营这家商场缺乏效率，其他小商店很快就会赚钱，他们只会消耗部分利润，剩下的用来投资。很快，老商场的生意就会萎缩，直到它被新来者兼并，或者有可能被卖给新的管理者。于是，某家小商店将成为这家大商场。

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现代税收阻止新来者将更多资金用于再投资。政府并没有以法律或官方的形式歧视新来者。如果新来者盈利为250,000美元，他交的税与盈利为250,000美元的老企业一样多。但是，在新来者能够建立大商场之前，未来的商业资本就被税征走了。因此，老商场得到了某种保护，它不必那么积极地与具有天赋的新来者竞争，它可能会变得满不在乎。这样的状况让新来者难以挑战既有企业，即“既得利益者”。人们认为这种税法极为先进，但实际上是极为保守，有利于现有结构，不利于新来者，导致僵化。但是这与我们的主题——信用扩张无关。不过，如果有信用扩张，银行也是更乐意借给老企业而不是新企业。这也意味着现存结构趋于固化。

我想谈谈银行与信用扩张的联系。我们绝不要混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除了都是由同一个人，即银行家在做生意之外，这两种情况毫无共同之处。一种情况是银行家将他自己的钱贷给别人，这种人是放贷者。在此情况下，没有信用扩张的问题。

另一种情况是银行家贷出的是他人的钱。接受客户的存款并贷出这些货币，即他人的钱的银行家是储蓄银行，是中介机构。这个银行或许也会创造信用媒介，即银行券，并将之贷出去，通常是以其客户的活期存款发放贷款。由于这两种银行业的功能——贷出客户的存款和贷出信用媒介——通常与同样的企业相关，于是，控制了信用媒介事务的政府就控制了整个借贷业务。这给予政府极大的权力。如果政府从不曾干预银行，所有的问题就根本不会发生。

支持政府干预银行券和支票货币发行的人宣称“银行业的自由贸易就是欺诈的自由贸易”，以此来为政府的政策背书。他们说，必须保护贫穷、无知的人们免受劣质银行券之害。但是如果没有被政府宣布为法币，没有人会被迫使用银行券。19世纪中期的德国作品认为确有必要保护贫穷的德国人不受银行的损害。但是德国的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将马克贬值，1914年时，1美元等于4.2马克，到1923年时，1美元等于42亿马克。现在该国的状况没有那么糟糕，但仍然够差劲。政府对货币与银行的干预使得政府有了贬值货币的至上权力。与当初将这种权力授予政府时的理由和承诺星币，现在的结果简直不可想象。有什么事比人们手中的钱在日益缩水更糟糕的事呢？

凯恩斯爵士称金本位为“野蛮的遗迹”。许多书上都说，政府必须干预，因为金本位失败了。但是金本位没有失败！政府宣布持有黄金为非法，由此废除了金本位。但是，甚至今天，所有国际贸易都是以黄金计算的。这不是因为黄金是沉甸甸的，而是因为黄金本身能使货币单位购买力的决定权独立于政府与政党观念的变化。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个人经济行为的实施不是靠政府的命令，而是个人自发完成的。这同样要求货币，即交换媒介，独立于政治影响。不然的话，未来就只会是各种政府货币和信用政策的一系列失败。要避免如此，必须让每个人都意识到，凯恩斯主义的奇迹绝无可能，你不可能靠信用扩张来改善人们的境况。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