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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开，1951年生，福建福州人。职业书画篆刻家。 曾任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篆刻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印社副社长。 1998年迁居北京，曾在北京画院、中央美术学院、人民大学、荣宝斋画院、杏坛美术馆等举办讲座。获第七届AAC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艺术家称号。出版有个人书法篆刻作品集多种。     我家乡福州的气候，我可受不了！一年有大半时间阴雨潮湿，潮得严重时，往桌面或墙上一摸，手上都是发黏的水。我四十岁时就产生移居的念头，首选是杭州，第二个是青岛，第三个才是北京。但北京没有语言沟通的障碍，人的素质高，此外有两大保证系数，一是医疗条件好，健康的保证系数高。二是司法的保证系数高。作为外地移民，这两个系数很有吸引力。
我98年移居北京，不属于北漂，北漂是漂着，即使经济没有压力，精神也负担着。我一来北京，就有朋友安排我到钓鱼台暂住，钓鱼台很尊贵，但太尊贵了，我们平民百姓受不了，出入要严格登记。后来移到工体宾馆，待我买的房子装修好了就住下了。那房子叫花园，甚有富贵感。因此我没有一天漂的感觉。有时夜里胡想，我何德何能啊！北京人素质好，基本不说脏话，就是偶尔暴粗口也带着艺术的味道。有一个字，是器官的别号，前头外加一“傻”字，顿时五味混合，不知所以了。自从住到北京城，我半辈子染上的臭嘴毛病，改得彻彻底底，如今不说听到器官的别号脸红，就连“宰”字也碍耳。北京这个地名对所有的艺人有免费打广告的功用，这是我住下之后才深刻体会到的。既然人家不收广告费，作为艺人的我，感谢都来不及，还挑三拣四不成？再说了，已住城里的人，怕城外的人再挤进来，夸大了什么2.5、2.4什么的，也是有的。 艺术创作上您的篆刻堪称一绝。2008年您受邀编撰了《中国美术60年》中篆刻的部分，选取了25位篆刻家，您后来也对其中的一些篆刻家进行了评述，从齐白石、陈子奋、方介堪，到韩天衡、徐正濂。这么多年过去了，您心目中的这些篆刻家的人选是否有变化？  《中国美术60年》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受命拟选《中国美术60年》的篆刻，这件事初看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评选，其实受的制约比想象的多。60年只有25名额，有点僧多粥少。当代人遇到此事，大概首要是摆平关系，其次考虑门派亲疏，最后才考虑作者的创作能力。而我是倒着来，我不否认没有亲疏关系的考虑，但创作能力是第一位的。因此这些篆刻家在我心目中不会有大的变化。
一个篆刻家在另一个篆刻家眼里建立好感，只有靠能感动对方的作品来诉求，有时只要一方作品就够了。同样，一方作品也足够毁了他人对你的印象。所以整体水平就变得很重要。我选中的作者都是有产量的印人。目前有些老作者出现水平不如前的现象，当然作者本人是不会承认的，但“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如果这句话也不够客观，那只有让时间来评判了。
石开 好花艳看良缘脱单 34×34cm 2015年 一个篆刻家，要想在印史上留大名，不靠门徒，也不靠产量。靠的是有超高品质的作品说话，这作品也不要太多，有那么几十方就够了。但关键是这些作品要感动将来与自己没有亲近关系的“群众”，感动的群众越多，印史地位就显赫。否则过眼的黄花谢了就谢了。时间是无情的，但也是公正的。
您最早接触书法其实是幼年受您父亲的影响，后来跟随陈子奋、谢义耕、何敦仁三位先生学习，您也说过如果没有遇到这三位老师，可能就没有今天的石开，那么在您的艺术成长道路上除了这三位老师对您的影响，是否还有其他的师友对您产生了影响？或是贵人。 先父酷爱书法，在其工作单位享有书法家的盛誉。其书风学林则徐一路，但属于“票友”的水平。他曾强制我幼年握笔临帖，让我有了所谓的“童子功夫”，但他要我临写的颜楷，后来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洗掉颜楷的习气。
我16岁时学校停课闹文化革命，我与这场运动没有热情，便在家阅读各种杂书，后来先后拜识了杨湘衍、陈子奋、谢义耕、何敦仁四位老先生，向他们学书法、篆刻。我跟随这几位老先生多年，直至他们陆续作古。其中的何敦仁先生还指导我广泛阅读和写文章。回想我的青少年，虽然没有了体制的教育，但学习并未停止。我后来感慨，如果没有这几位老先生，我也许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之所以说这话，是我看多了同辈人学艺的艰难和找不到头绪。
我虽然这辈子与体制没有什么交集，更没有得到体制教育的春风雨露，但好学之心不止，直至眼力差了，才忍痛停止阅读。我遗憾不能成为学者，但我的想象能力尚可，在图形的艺术领域还有驰骋的干劲。我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内心狂傲，经常看不起人，特别是耳传的权威对我没有影响力，非自我认证不可。我有个比较好的优点：任何人不论资历深浅，只要有一点火花闪耀，我都会投以真诚的欣赏的目光。这优点与缺点很矛盾，我就是这种许多方面矛盾并存的人。 中国书画讲究文脉，有人说您的书法里有黄道周、傅山、徐渭的意蕴，所以有“明清调”的韵味，但是其实您在艺术上的汲取何止一家一派，像您说的只要有兴趣的都会看一看，不论前辈后生，最后“得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与主张。而个性与传统延续似乎是矛盾的。您身为一位具有自由而不拘一格的当代书法篆刻家，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脉渊源？人们都说石开高就高在其书法与篆刻能做到风格的高度统一，您又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中国文化讲求传承，于是很多人都以得到某方面的传承为满足，其实传承有三个层面，一精神、二形式、三形象。高级的传承应该是抽象的精神，比如意境、蕴涵之类。其次是形式，形式是一种构成模式，靠强化生成，它对视觉有冲击作用。最后是形象，形象讲究原形象，一万个模仿卓别林的都不如一个真的卓别林。在艺术领域，原创很重要，传统的精神也很重要。邱振中说：“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必须同时感受到传统中核心的东西和传统中没有的东西。”传统核心的东西既指技巧，亦指精神。而传统没有的东西，即指原创的形式形象之类，当然原创也可以包括精神层面的东西。
书法的评价系统里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说法也是我个人的想法：一位书家写似某名家并具有传统精神的，可以说是三流书家。写有自己，但有某名家影子的，同时具有传统精神的，有可能是二流书家。写出自我而没有他人影子的，同时具有传统精神的，有可能是一流书家。如果有自己却没有传统精神的，那肯定是不入流的书家。原谅我说得有点绕。而自我还有强烈与非强烈之别，一般说强烈更容易簸位而出。但传统精神也可以说是传统的核心是不可或缺的。
您曾经说，现今的“书法润格高得离谱”，而近几年您主要也把精力放在书法创作上。您一直在当今的书坛中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那么您如何看待现今的书坛？ 书法作品作为供赏读的艺术品，有价值是必然的。其高低与社会经济有关系，我作为制造者很多时候觉得贵是从制造者的角度说的。如果考虑到这个作者是日后的一流人物，那贵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这个作者只是将来的三四流人物，那贵就有抢钱的味道了。我是个书法的职业者，从来没有扮演，也没有意识到做旁观者的。也许我对书坛比较爱憎分明，敢于发表评论意见使然吧。
我喜欢当代书坛略胜于爱民国书坛，民国书坛滥竽充数者太多，除了大名头的几个，多数没有让我倾心佩服的。今日书坛也有一大堆乱吹竽的，但花开花谢的频率加快了，如果能从中找出规律，那是很有意思的事。当今的书法作者，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出生的作者和文革间出生的作者，笔墨基础好，传承传统精神的能力强，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有不俗的表现。一个大型展览能收罗大几百人水平整齐的展出，这在民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作者中出现几个“吆喝胡闹”的，手下功夫也很出彩。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有理想和抱负。您作为过来人是否也有过人生的愿景。您目前在艺术上有成就，是否还有更远大的追求？ 我年轻的时候，个人的理想抱负是跟党和国家的理想走的。属于个人的空间几乎没有。我之所以走上书画艺术的学习之路，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理想是要靠途径来实现的，只靠热情和美好的描绘，那是梦想。如果将梦想作为追求的目标，那就好玩了。
做艺术是要有理想和追求的。我是个微观主义者，因此我的理想和追求都只近不远，比较具体。比如书法篆刻，我只追求四个字：清、奇、古、厚。其中清是我人生的基本理念，因此也希望手下的东西以清气为主调。奇是我气质、性情的东西，与生俱来，从思维、爱好、表达，好像都离不开这个字。所以也将它纳入主旋律。古是审美的个人喜好，也是简单、朴素的代名词，它是我进入老年的一种综合心境，虽然与时有乖，但不无真实与虚幻的交织。厚是我原先欠缺的东西，近十年来，对之日益感触、日益神往。它不仅反映为人处事上，而在诸多方面都有褒义，只有与“皮”字结合除外。南方出生的人，大多灵巧有余，而厚实不足。如果我的书法近期有了点厚的感觉，即是我移居北地以来最大的收获，因为厚是北地所赐予我的。
（铸山微信平台据石开对话语音整理经作者审核） 2016年10月1日 — 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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