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克莱因学习街头摄影克莱因在布鲁克林区街头拍照的视频（注：暂无中文字幕） 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摄影：马克·爱德华·哈里斯（Mark Edward Harris） AS：您刚才提到了 1984 年的那部电影《时尚在法国》（Mode en France），但是早在 1950 年代您就开始拍电影了，那么，最初是什么事情给了您拍电影的灵感？WK：是的，你知道，当时我出了本书，而且是用我的照片来讲故事，拍电影自然顺理成章。《在纽约，生活是美好的 & 对你也好：彷徨目击者的狂欢》一书中，对我而言，整体的编排就是一部电影。我觉得，与其制作这样的伪电影，为什么不干脆拍一部真电影呢？于是，摄影以及各种视觉作品便将我引向了电影之路。  《时尚在法国》（Mode en France），1984 年  《时尚在法国》（Mode en France），1984 年 AS：和《黑暗与光明》一样，您的首部电影《霓虹灯下的百老汇》也是一部相当抽象的绘画式电影。WK：是的，我拍摄的《纽约》那些照片最初是被人批评的，因为照片中的纽约和美国相当粗糙，黑白色调又十分难看。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应该拍一部电影。我会做同样的事情，但这次要拍像《时报广场》（Times Square）这样漂亮的光影，和广告中不停播放的芭蕾舞。 人们拍摄或认识纽约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百老汇或者时报广场那边，那不仅是纽约最漂亮的地方，也是全美国最美的地方。但问题是，人们最后到底看见了什么？他们看到了巨幅的广告；然后就是买这买那。这些是很美，但全部是基于商品销售的蛊惑之下，人们会被广告所诱导。这就是那时美国的艺术。《霓虹灯下的百老汇》是一部消费主义的庆典，通过捕捉人们衣服上的商标，然后喊道“买这个！买那个！”，由此沉浸在由广告构成的抽象世界中。《霓虹灯下的百老汇》开头是一个宛如太阳般大的百事可乐瓶盖的特写——瓶盖慢慢升起，最后充满整个屏幕。接着你会进入另外一个广告之中。这就是我的处女作，观众们都被这部影片震惊了。  《霓虹灯下的百老汇》（Broadway by Light），胶卷照片（Film strip photogram），1958 年  《霓虹灯下的百老汇》（Broadway by Light），胶卷照片（Film strip photogram），1958 年 我在雷捷工作室干活时，那里除我之外，还有埃尔斯沃斯·凯利（Ellsworth Kelly）与杰克·扬曼（Jack Yongerman）两位画家。埃尔斯沃斯被《霓虹灯下的百老汇》深深的吸引住了，后来他安排这部电影在纽约的院线上映，当时所有艺术界的人都看到了这部电影，他们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时报广场与百老汇那边强行推销的变调曲。同时，还有由安纳托·达奥曼（Anatole Dauman）制作的用各种短片来展现一种文化。他手下有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弗朗索瓦·莱兴巴赫（Fran?ois Reichenbach）这样的导演，在图尔斯（Tours）有一个电影节——国际短片电影节（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Short Films），谁都会过去看看这些片子。《霓虹灯下的百老汇》获得了首界电影节的奖项，后来的《伟人卡修斯》（Cassius the Great）也获得了一等奖，这部片子讲述了阿里在 1964 年为夺冠备战的故事，后来这个片子最终发展成了长片《穆罕默德·阿里：最伟大的人》（Muhammad Ali: The Greatest）。  《霓虹灯下的百老汇》（Broadway by Light），胶卷照片（Film strip photogram），1958 年  《霓虹灯下的百老汇》（Broadway by Light），胶卷照片（Film strip photogram），1958 年 AS：您是拳击迷吗？WK：是的，我在大学时就练拳，后来在军队里也打拳。我在服役的团里打轻量级，经常在团里比赛。因为，如果周五晚要打比赛，我便有了周末假，这样就不必开小差了，我在周末到处转转再找找姑娘。但在我的团里还有其它的拳手，他们根本不知道拳击也是一门科学。他们原来是农夫与钢厂工作，只知道在街上斗殴。我记得有一位拳手，他并不高大，但混身是劲。他跳上擂台，只是为了打其它人，但只要他一出场，比赛就会结束。  《穆罕穆德·阿里：最伟大的人》（Muhammed Ali: The Greatest），电影海报，1969 年 AS：是什么原因让您看到卡修斯·克莱（Cassius Clay）之后就想给他拍部电影？WK：在我开始拍电影时，我对卡修斯·克莱（译注：阿里的小名）基本上没什么了解。后来是通过看报纸才知道了他。报上都觉得他是一个小丑，打的是假拳。他是由一群称为路易斯维尔辛迪加（Louisville Syndicate）的体育人所培养。他们买断了克莱的人生自由，将他训练成一匹比赛用马。这群从路易斯维尔来的人，一直梦想能赢得肯塔基赛马（Kentucky Derby）的大奖，所以他们被看作是投资人。  阿里，迈阿密，1964 年（绘画时间：2010 年） 当他们发现有可能获得奥运冠军的可造之材时，就买断他的自由，出钱训练，并给他安排了首场比赛。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他比赛打的是假拳，卡修斯·克莱的职业生涯都是被操纵的。人们意识到他的优秀，都是相当晚的事情了。我当时注意到，他比赛很艰苦，因为他在示威时表示自己可以挨上一拳。可以说，为了证明他可以喊出“我是历史上伟大大的人物”之前，他身上已经挨过了太多的拳头。在 1964 年的迈阿密，他与索尼·利斯顿比赛，这是一个人人都想将其击倒的对手。但是索尼·利斯顿并不知道阿里的拳头有多快，在六、七回合之后，索尼·利斯顿就败下阵来。  阿里，迈阿密，1964 年（绘画时间：2010 年） AS：为什么您要先拍一部抽象的短片来记录，然后才拍一部讲故事的长片呢？WK：那些法国电影的先锋人物，现在他们都已经被神化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先拍摄短片，然后才去制作长片。短片多多少少有些抽象；他们讲的是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几乎就是后来长片的故事。所以电影节是一个可以培植想法的地方，那些想法最后会变成法国电影，也可以变成波兰、德国、意大利的电影。你怎么能没一个故事就去拍电影呢？  《模特情侣》（The Model Couple），1977 年 AS：在 1969 年，您拍摄了带讽刺性的超级英雄电影《自由先生》（Mister Freedom），它和《霓虹灯下的百老汇》一样，都是批判美国的商业主义，但用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方法。WK：没错，超级英雄是现在电影界的共同语言，但在当时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你可以看到漫画连载上所有超级英雄的故事，但是真正吸引我的是你永远无法知道，超人、绿巨人、蜘蛛侠他们在为谁工作。我的意思是，这些英雄人打击邪恶，弘扬正义，但是谁在后面资助他们呢——谁在支持他们，还有他们为谁工作呢？于是我便有了拍摄一部叫《自由先生》电影的想法。 自由先生推广美国式自由，但他却将法国当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对待。自由先生就像美国队长一样，但这个神一样的英雄最后发现，他虽兜售着美国梦，但在他手中，美国梦却变成了恶梦。《自由先生》中有一幕，你可以看到“自由大厦”中的电梯，每一层都是一家国际大公司，比如，有钢铁、有石油，还有联合利华等等这些企业，你可以清楚的明白，自由先生是为这些控制各个领域并压迫同业者的超级公司工作。 《自由先生》，1969 年 AS：您在 1981 年还拍过关于法国网球公开赛开幕式的影片《法国》（The French）。WK：是的，以前一到夏季，我天天打网球，一年内的其余时间，每周打两次。我喜欢运动，喜欢击球的快感，也喜欢几何的观念以及定位球等等可以让网球变得更为精彩的事情。我还是比约恩·博格、约翰·麦肯罗等名将的粉丝，所以当我被邀请拍摄关于法国网球公开赛罗兰·加洛斯球场的电影时，我觉得这是一个追星的好机会，可以见着那些球星，也有机会和某些我钦佩的球星成为好朋友。 但最后事与愿违。我永远无法和博格、麦肯罗成为好朋友，而且，我发现许多运动员的脑子相当笨——吉米·康纳斯参加影片时，给的点子竟然是脱掉内裤，表演打飞机。能交上朋友的，只有像雅尼克·诺阿（Yannick Noah）这样的极几数几位，他们明白，我想做的事情是要通过故事的形式表现网球界发生的事情。每个身处比赛世界的人都想着成名、积分以及赛程，这让他们没时间对网球进行哲学性的思考，他们的角色仅仅是进行比赛。 克莱因正在拍摄法网开幕式，1981 年 AS：您发现伟大的运动员与伟大的艺术家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吗？WK：他们都是超级英雄。博格曾经天下无敌。我记得他曾为日本胜利公司拍广告，在 MV 中博格跳起和人击掌；他简直太完美了。所以像博格、阿里这些运动员深深的触动了我，而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 AS：您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WK：大概一年前，我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我正准备试着制作这部片子。最近，我刚刚出版了一本摄影集《布鲁克林区与克莱因》（2015）。对我这种生在曼哈顿的人而言，布鲁克林其实是盲区；没什么人会关心布鲁克林。关于那个地区，我唯一记得的事情就是我在大学的舞会上遇到一个女孩，她家就在布鲁克林，我们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才到她家。当时布鲁克林是一个远离城市的郊区。而现在的布鲁克林很时髦，人人都想住在那，连希拉里·克林顿在那边都有一个办公地点。 《布鲁克林区与克莱因》（Brooklyn + Klein），2015 年 AS：为什么您要选择今天的布鲁克林作为摄影集的主题？WK：我与索尼联系过，他们想委托我一个项目。于是我试着做一个一个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的项目。一次，我偶然发现了布鲁克林。此外，这个项目也带有我对纽约一直的困惑。但我觉得，我并非将布鲁克林捧上天，我仍多少带着一点曼哈顿的视角来看待那个地方，把它看作一个二流的郊区。 布鲁克林，2013 年 布鲁克林，2013 年 AS：您一般是找一些有趣的东西来拍摄吗？WK：是的，我愿意拍一些有趣的东西。对我而言，永远是希格维尔区（Hicksville），现在还是，即使希拉里在布鲁克林有办公室，但那边仍没有吸引我的东西。但从孩提时候起，我就喜欢去柯尼岛，现在依然如此。而在布鲁克林发生的事情，我认为，那些事情在其它地方可能无法看到。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看职业球队联盟两场连续的比赛，两支队伍分别是布鲁克林旋风队与斯坦恩岛扬基队。斯坦恩岛，你能想象吗？那里怎么会有扬基队？不管怎样，我们正在看这两场比赛时，有一个家伙走了过来。他认出了我，然后说到：“我是一名捷克拉比，1980 年来了布鲁克林，我现在还记得 1985 年的比赛结果，这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您还记得吗？”我答道：“我不记得了。”（笑）那位捷克拉比追忆起了 1985 年的复赛，然后他又说道，“您想看下哈西德派祈祷的仪式吗？”我说，“想。”然后就去了，就在当天半夜。我们去了那边，他们都带着皮帽子，而当时却是八月份。他们告诉我，“您可以拍照，但不要让我们露脸。”过了一会，他们变得温和起来，然后朝我走过来，说：“给那家伙拍一张照片，他有一张难以置信的脸！”那真是很古怪的一晚，这种事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很难碰到。 布鲁克林，2013 年 布鲁克林，2013 年 AS：昨天晚上您做了什么？WK：大卫·林奇在巴黎开了一家夜总会，名为“无声无息（Silencio）”，他邀请各界人物去那里展示作品，然后对作品进行讨论。他们也请了我过去，我给他们放了一组电影的片段：从我拍摄的亨德尔清唱剧的《弥赛亚》（1999），再到一位被称为阿里的救世主，还有其它几个片段，也有摄影方面，混合了不同照片的组合。我在那里呆到了后半夜。 AS：现在，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艺术呢？WK：我觉得应该是有好好生活的办法，然后……（停了一会）这发现这个问题实在难以回答。 大卫·林奇，美国电影导演，2013 年 AS：现在哪些东西会给您灵感？WK：我过去做的东西会引导我走向新事物……过去与现在的我相加，我都快 150 岁了。 AS：87 岁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有，当您回顾这一生，再看您的作品，您会对它们感到自豪吗？WK：87 岁是什么样的感受？没什么好的。但是我对那些已经完成的难题都觉得十分满意。我想一直干到不能干了为止。 （Aaron Schuman 是一位居住在伦敦的作家，本次采访时间为 2015 年） 《布鲁克林区与克莱因》（2015） 威廉·克莱因 （William Klein, 1928 - ） “我过去做的东西会引导我走向新事物。”来源 Aper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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