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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利器”与“满分作文”
清代徐灵胎的打油诗《刺时文》中有如下几句:
“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
徐灵胎是当时的名医，袁枚在《徐灵胎先生传》中较全面地介绍了他的家世生平、才德风度和突出的医学成就;传中还说“先生好古，不喜时文”，所以做了这曲“嘲学究俳歌”。
“时文”，即科举考试之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八股文。徐灵胎以医生的眼光，准确地诊查出八股文对人精神与心理上的摧残与毒害之深，尤为严重的是，这“有何滋味”的“甘蔗渣儿”在众多的士子口中却甘之如饴，大好的生命在枯燥的诵读声中白白消耗，扭曲变形乃至干瘪风化。
徐灵胎应该是没有进过院试、乡试一类的科场的，旁观者清，对科举及八股的危害才可能看得更清楚。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为了光耀门庭，说得再大气些，为了成就一番功业，高头讲章，新科利器，读之能不如春风扑面，味之能不如美妙仙乐么?
有求就有供，《儒林外史》中，就有这么一批以“选政”为业的读书人。他们又叫时文选家，主要任务一是精选时文，二是对时文作点评。据顾炎武《日知录》，时文的来源有四种:一是程墨，为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二是房稿，为十八房进士之作;三是行卷，为举人之作;四是社稿，为诸生会课之作。从《儒林外史》所描写的情况看，时文的来源大同小异，诸葛天申等人选文时，“满桌堆着都是选的刻本文章”;所不同的是点评，从中颇能见出选家的人性与识见。
最敬业的当属马二先生，他将这事儿作为泽被士人的正经大事来做，他选文、批文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弘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而批文章，则“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为的是“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
按常理，如此敬业的马二先生应该高居业内翘楚。实际上呢?书坊主人就很讨厌他这种较真儿做法，而那个“一日搭半夜，总批得七八十篇”的匡超人，却颇受书坊主人的青睐。道理很简单，书坊主人出资刻书的最终目的是赢利，而要赢利，一是要压缩成本，二是要缩短周期。就像今天那些编“满分作文选”的，除了一再降低稿酬外，交稿的日期都是不可商量的。六月九号高考结束，七月初“满分作文快递”“考场真卷作文之类”就上市了。抢占市场拼的就是个速度，有了速度就有了利润。古今一理，马二先生“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匡超人批得“又快又细”，最终的结果是匡超人在杭州五六年，各种时文都编选过，俨然成了选业的大腕，名利双收;而马二先生呢，则只能生意渐渐凋零，连生计都成了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从事“选政”的人，大都是些在科场不怎么顺畅与得意的主儿，他们没能凭“文章”改变自身的命运。马二先生“补廪二十四年”“共考过六七个案首”，最终连个举人都中不了;匡超人批选文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有限的选金，最终还得凭小聪明，靠了关系才得了个“内廷教习”的差事儿;诸葛天申、萧金铉这些人，最多是个秀才，趟“选政”的水，也是或为名或为利。可以这样讲，这些人自己在时文方面都算不上行家，更算不上高手，却偏偏做着指点他人写时文的勾当。设想一下，那些渴望鱼跃龙门的士子们，嚼了这些甘蔗渣儿后真正能如愿的有多少，那些侥幸考中的，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儿?
不管如何，刻本里的时文毕竟是考棚里原汁原味的东西，而今天各色“满分作文选”里的“满分作文”，据说绝大多数不是来自考场，而是在校大学生或高一高二学生的“伪作”，质量参差不齐。也有编写者自己操刀的，但说实话，这些编写者中能写出“满分作文”的，用“凤毛麟角”这个词应该是“使用最恰当”的选项。
场屋中的得胜者高翰林是这样大侃自己名题金榜的秘诀的:
“‘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没有一句话是杜撰，字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才得侥幸。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他要晓得‘揣摩’二宇，如今也不知做到甚么官了!”
高翰林说得没错。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说自己的曾祖刻苦钻研八股“常发愤而揣摩，遂遵道而得路”，终于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就连郑板桥也在给其四弟的信中，嘱咐他“今科若能入泮，固当揣摩先辈大家文”。但明清时的“揣摩”其意义是固定的，一是要揣摩圣贤的语气，而要揣摩考官的嗜好。具体而言，对四书等儒家经典，不需要考生有自己的理解与发挥，更不容许质疑，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本，也就是高翰林所言之“字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考生所要做的，就是熟读并熟记朱先生的阐发，哪怕先生的注解是错的。说八股文僵化了读书人的思维，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揣摩考官的嗜好，个中好处不言自明。“不求文章中天下，但求文章中试官。”只是对一般的考生来说，这个“揣摩”的难度有些高，迂回的办法是多读“近科中式之文”，范进考了二十多年连个秀才都考不中，除了其文艰涩难懂外，就是不懂得考官的好恶。
在这方面，今人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些教书先生通过潜心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比如，怎样的开头，最能吸引阅者者的眼球;怎样举例，最能给阅卷者留下深刻印象;在那个地方来两句格言警句，最能打动阅卷者的芳心;结尾用什么样的句式最有视觉效果。教书先生对此津津乐道，高三学子们听得如醉如痴，在钢笔刷刷飞舞后，在学子们的憧憬之中，一篇篇高分作文如绿叶般纷纷飘落。是不是太简单、太容易了?
写作文需要“揣摩”，但应该是广义的、理想意义的“揣摩”。“代圣贤立言”也无大错，只要把自己想象成圣贤，想象着如何给眼前想象出来的读者以深入浅出、具体而微的讲经论道，或想象着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他的思想问题，给他指出努力的方向和出路。这样的揣摩，需要的是独立深入的思考，需要的是严谨的逻辑推理，需要的是博览之后的整合。马二先生、高翰林们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揣摩了，但今天的渴望作文的高分的学子们，应该在这方面着力;教书先生们尤其应在这方面下些功夫。任何游离于“揣摩”的“技术”，最终都是会是无丝毫功用的屠龙之术。
《儒林外史》中有两个“例外”的选家。一个是卫体善，中过建德乡榜;一个是随岑庵，是老明经。因为有举人的功名，所以便自我感觉是选业的龙头老大，瞧不起这个，看不上那个，牛气哄哄得很，看样子应该是有些学问与才气的，但作诗却是连“且夫”、“尝谓”都写在内的，连刚刚侧身这个圈子的匡超人都很看他们不起。
从事二十多年的选政，选文成了他们的生命，一会慨叹“近来的选事，益发坏了”，
“两人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一会儿又放言“文章是代圣贤立言，有个一定的规矩，比”“
一篇文章，不但看出这本人的富贵福泽，并看出国运的盛衰”;一会儿又褒贬马二先生“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其实呢，他两人除了对时文可能多少有些“内行”--卧闲老人评曰:“卫体善、随岑庵老着脸皮讲八股，一望而知其不通，却自以为一佛出世，真可发一笑。”
时文的魔力是巨大的，龚炜《巢林笔谈》记载，江苏太仓有一位张钦文，人已暮年，仍然每天诵读时文不辍。有很多读书人，一生主要以读时文为主，其他的如历史、文学、时事、修身、艺术、娱乐等等很少入目，马二先生说得很直接:“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马二先生为人古道热肠，但其生活的了无情趣使得他在游西湖时候的表现滑稽之至。视野的狭隘引发的是精神的萎缩乃至扭曲。周进、范进如此，鲁翰林、高翰林如此，今天的很多学子，包括很多的教书先生--尽管怀揣着大学文凭，但也莫不如此。这样的人生，该是多么地无趣无味，该是多么地可怜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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