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好莱坞卖（wan）剧（ni）本（ba）

现在想起我去美国卖剧本这件事很自然会联想起唐吉诃德战风车。不同文化对某个文学形象的看法应该存有一些差异，比如唐吉诃德，中国人看他是一个可笑的神经病，可从西班牙人的观点看来，他不过是个有趣的人而已。

万丈豪情+把希望寄托在珍身上

当我透过机场的大窗户看到外面透蓝的天之后，对自己说：到美国了。

我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大厅里游荡，挎包里背着两个打印好的英文剧本，每个价值500万美元，这是我给自己剧本的定价，这趟美国之行的目的就是在好莱坞把它们卖掉。正值下午，耳边竟然回荡着中英文的广播：如果你在机场碰到以慈善的名义希望你捐款的事情，郑重声明这一切活动与机场方面无关。任何被宣称的欺骗事件，机场都不负担责任。心里笑道：美国人真是什么事先把自己摘干净。

没有人接我，我也不知去哪里过夜。尽管我有万丈豪情，却不会打机场的电话。有华人过来搭讪：“去小台北（蒙特利公园市的别称）吗？30块！”“我不知道！”——我迷惑地回答。到了洛杉矶我才发现，除了知道这里有好莱坞，我对其他一切都茫然无知，准备不足。

花了2小时学会了打免费电话，一个电话打到了一家hostel，一张床一晚17美元，这是我找了半天最便宜的价格。英语讲得磕磕绊绊，总算听懂是在一个叫HermosaBeach的地方。我在一种小型的shuttlebus上认识了珍和菲。珍带着14岁的儿子从德州到婆婆家住几天，她是中学教师；菲是一位和蔼的老太太，就住在我要去的hostel旁边，她们对我到美国卖剧本表现了相当程度的震惊，一致认为我需要帮助，把自己家的电话留给了我。

名叫Surfcity的hostel就在太平洋边，充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男女混居，在楼道里吵闹。我用英语清楚地表达我来卖剧本的意思，但没有人在意。他们到这里来度假、游泳，觉得我卖剧本不应该住这里。我没想到菲会骑着自行车到这里找我，她剪下来一段报纸广告：上面说一个名叫San Pedro地方的剧作家协会在当天晚上要开会。我激动万分，马上决定前往。

菲担心我回不来，因为那地方很远。我坐了将近2小时的公共汽车才到了San Pedro，感觉那距离像是从北京到保定。洛杉矶的公共汽车没有北京车次频繁，常常一等就是几十分钟。当我推开Billy的家门时，他以为来了一个外星人。Billy是这个地方剧作家协会会员的召集人，会员们不定期的在Billy家开会，在会上朗读自己最近的习作，其他会员提意见。他们在报纸上刊登的小广告完全不起眼，目的是为了通知会员，而我却像是撞在枪口上一样过来了。我坐在那布置精巧的客厅里，能感觉到会场的尴尬，Billy不知拿我怎么办才好，他几次偷眼看我，我外表倒是镇静自若。会员看来是干什么的都有，他们声情并茂的朗读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听不懂。我在想：是不是把我两个剧本的英文梗概拿出来请珍看一下，我用英文写的梗概大概不成吧？

回去的公共汽车已经是末班了，街道冷清，远远地过来了一群黑人小伙子，他们打闹着、喊叫着向我逼来，不知怎的心抽紧了，可是一抬头看到夜空又有了胆量：这可是美国！好莱坞就在北面不远的地方，也许外星人的飞船说下来就下来了。

和珍约的是上午9点，她过了将近半小时才到。珍是一位40岁的母亲，竟然踩着滑轮鞋来了——这正是夏天洛杉矶海滩地区流行的时尚：比基尼女郎脚踏滑轮车风驰电掣般冲向海边。我只是把梗概给了珍——让她帮我把把文字关。我还留了一手：没有把剧本和盘托出，心里想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剧本可值500万呢！

我发现美国人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很无知，按我的理解，珍是中学老师，我只有两页的梗概对她来讲应该是小菜一碟，可是珍从一接手就顾虑重重，她一直拖着没有看，她好像认为这个工作我应该交给更专业的人去做，是应该付酬劳的，我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过分乐观+把希望寄托在艾丽身上

17美元以美国旅店的住宿标准并不贵，但我不能每天都花17美元住在用于海边度假的青年旅社中，况且我也不是来度假的。把自己带的一些美元现金存在洛杉矶随处可见的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我就有了一本支票簿。一个间接认识的本地华人朋友老张开车来接我，老张很爽快：“别说谢了，这么多年了，我接了无数从国内来的人！都是在华人区租房子。”我问：“能找到房子吗？”老张一边开车一边拿出当天的华文报纸，看上面的租房广告：“应该没问题！不过现在从国内来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黑’下来不回去！”洛杉矶的两个华人聚居小城是阿汉布拉市（Alhambra）和蒙特利公园市（Monterey Park），冯小刚的《不见不散》就是在蒙特利公园市拍的。从Hermosa Beach到阿汉布拉，老张在高速路上足足开了1个半小时。我心里感叹：洛杉矶怎么能称为城市？简直就是一大片地区。老张感叹：“来卖剧本？没听说过！不过你知道吗？刚才那Hermosa Beach是完全的西人区，我都没去过！根本没有中国人，你一个人刚来就住那里的旅店，第二天就坐公共汽车去San Pedro？也是够有本事的！”老张为我在阿汉布拉市找到了250美元/月的房子，请我吃了一顿饭，便消失在人海中。

我到好莱坞卖剧本首先想到的还是找熟人，当时想到了三个人：卢燕，据说她是好莱坞年头最长的华裔影星，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罗燕，以前在中国很有名的影星，曾经拍过《女大学生宿舍》，我有一张她的名片；艾丽，在上海有过一面之缘，记得她是搞电视节目的。罗燕已经不常到她名片的地方，不好联系，艾丽似乎成了一个比较切实的选择。

后来知道，艾丽在洛杉矶的华人圈里是很知名的。许多国内来的名人都曾经去她装饰精美的家做客。她大概有50多岁的年纪，老早就从台湾到洛杉矶上大学，学室内装修，属于成功女强人一类。我们是在国内一个电视节上认识的，她一直想把南加州许多精美的家居装饰艺术介绍到中国，令我振奋的是：她正在做一系列的专题片：拜访众多好莱坞大腕的家，展示他们独特的家居装饰艺术。我当时刚刚从电视编导的工作上离开，对电视节目还很熟悉，于是成了她电视小组的成员。说好每工作一天100美元。

艾丽了解我迫切要把剧本推销给好莱坞的心情，但是她劝我：你别看好莱坞这样一个影视帝国，其实圈子很小，不过由几个犹太人在把持，外人很难摸清门道，你这样误打误撞过去不行，你还是安心跟我拍电视节目，先跟有关人混熟再说。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我们先去制片人格兰·拉森（Glen Larsen）家，我也不知这个人拍过什么片子，只是回国后在一次无意的看碟时发现一部很臭的科幻片的制片是他，怎么也想不通，这样的水平怎么可以住比佛利山庄的豪宅？他的客厅宽敞气派，大概有近百平方米，中间设计有一块可以拉下来的电影屏幕，后面专门有放电影放映机的小工作间，旁边专门有一个电视区，四台大电视摞在一起，放着不同的节目。我们去的那天下午，刚有人送来正在洛杉矶各电影院放映着的新片《爱国者》的电影胶片。格兰·拉森穿着运动短裤，高高的个子，留着金色小胡子，似乎刚从什么地方跑步回来。我第一印象就是此人极度傲慢，后来艾丽告诉我，格兰·拉森基本是不见凡人的，之所以让人来拍他的家，完全是看在艾丽是他家的装潢设计师的面子，当时给他省了不少钱。艾丽几天前已经来拍过，不太满意，今天再来，格兰·拉森当然不高兴，我看他冷冷的眼神是巴不得我们快走，我一直在试图找机会和他攀谈，艾丽则很紧张，不断提醒我专著工作。好像格兰·拉森是什么不能碰的怪兽。在格兰·拉森250万美元装修的家里，我什么也没做成。

我涌起的第二个希望是去查理家，查理在1983年到1984年间曾经作过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执行总裁。他老婆是很有名的园艺师，和艾丽是好朋友，他的家也在比佛利山庄，装修另具风格。这些家庭之所以容许艾丽拍，完全是因为艾丽是他们家的装修设计师。艾丽一边采访那园艺师，我心里却在盘算着查理在哪里。我知道他当时身体不好，但是没料想到我会在那里提前见识了一次“911”：三辆消防车呼啸而来，消防队员来了足有30人，云梯、对讲机、水龙头全副武装，就差直升机了。这一切是因为查理呼吸衰竭，他的家人报了警。查理被三个消防队员用毯子裹着抬过我，他已经有70多岁，脸色惨白，说不出话来，我想他的时间不多了。由于这个突发事件，我们被迫中断采访。回去的路上我说不理解为什么如此一件小事美国人这样兴师动众？艾丽说比佛利山是富人区，平时交税多，任何突发事件，警察1、2分钟就到。

我是在布尔的家终止我对艾丽幻想的，这一切都因为我。布尔是花花公子企业娱乐部的经理，是一个成熟性感的女人，她们娱乐部除了拍摄一些成人节目，也投拍适合大众观看的电影。本来，我想能有机会和她谈一谈我的剧本，但是她临时出门有事，把家放心地交给我们拍摄，但是我拖泥带水的短裤把她家客厅里放着的一件从非洲买回的陶器碰到地上成为粉碎，艾丽没有要我赔，但是再也不理我了。

满腹狐疑+把希望寄托在约翰身上

我的房东老彭原来在台湾是做房地产的，现在混得只剩下在阿汉布拉两处分期付款还没付清的旧房。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叫里克的香港导演，里克以前和香港大导演徐克合作过，后来一直在好莱坞帮大公司看剧本，现在加拿大定居。我把两个剧本中的一个中英文版本给了里克，心里忐忑不安，生怕他剽窃。他看过以后，我们约在阿汉布拉市的图书馆见面，我们讨论的声音使管理员不得不把我俩轰走。我们坐在对面的星巴克咖啡店，里克对我说：“我没看太懂，中英文的全看了。”我心存侥幸：“你就没看出精彩来？”里克：“我就觉得是一个很普通，甚至很拙劣的剧本。”我心里当然不这么看，便问起里克别的话，里克很聪明：“你不要兜圈子，我们看剧本都是有窍门的，10分钟就会知道手里的是个好本子，还是个烂货。再给你介绍一个人，如果你觉得我水平不行，可以找他，他一直和康纳利（老007）合作。好本子他会买的。”里克给了我约翰的名片。里克后天就回加拿大，他说电影是很难的一项事业，香港电影不景气，自己也准备改行了。他说以前的合作伙伴徐克简直就是一个疯子，电影不是疯子干不了。我心里想：我是疯子吗？

当我见到约翰（John Hacherian）的时候，他惊异于我是从阿汉布拉坐公交车来的，眼角带出一点点轻视。他所在的Burbank是大洛杉矶地区又一座小城，有众多的电影公司，坐公交车来需要换几次车，约翰的手上都是毛，眼睛闪着狡猾的光，直盯着我，我的心里有些胆怯。我们聊起来：“你知道好莱坞每年收到多少剧本？”“不知道。”“1万5.”“你知道有多少可被拍成电影？”“不知道。”“不过600部。全世界的电影天才都到这里来。你算一算你的胜算有多少？”我沉默不语。

“你有过什么作品吗？”“没有。”“你在这个行业连一点资历都没有，谁会理你？”我开始感到事态的严重。

“我给你一个忠告：要么你带着钱从中国来这里拍电影，要么回去成为一个大编剧。”约翰的兜头冷水泼得我有点傻，这使我本来要把剧本拿给他的想法缩了回去：他是不是在说大话唬我呀？当我最后把剧本梗概给他的时候，他冷笑着接过去了。因为原本在电话里说好要给他剧本，而不是梗概，我甚至能感到他在心里骂我：土包子！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他寄还给我的梗概，上面简短地附上了几句话：感谢你容许我读你的剧本梗概，你的英文大概没有很好地表达你的思想。

心怀侥幸+把希望寄托在皮特身上

老彭的房子是美国最普通的那种“House”，里面有多个单间。住着六、七个房客，这也是洛杉矶这两个华人小城的普遍风貌，许多“黑”下来的人在这种众多的“House”中容身。也有在美国打几个月“黑工”就回国，过一段时间再回来挣钱的，因为一旦有了良好纪录（没有逾期居留），再来美国是很容易的事情。

小刘是一个“黑”下来的画家，来自湖南；安迪是从纽约转学到南加州大学的北京男孩，有奖学金；皮特是来自台湾个人推销保健品的单身男人；刚进来的一对男女，女的来自广州，他老公是来自纽约的美国男孩；剩下就是我住一间。老彭和老婆住另外一间。

客厅公用，大家偏安自己的小间。公用的大冰箱也都划分好各人的区域，放了什么东西心里有数，炉灶是电的，大家轮流炒菜，每个人在客厅里吃饭之余都或多或少地关心我卖剧本的情况。最关心我的是皮特。皮特很早以前就来美国了，现在是美国公民，但是他的境遇一直不好，一把年纪还在租房住。每天出去开一辆破旧不堪的丰田车，每次他回来，我总觉得这车是他从垃圾场刚捡回来的。尽管如此，他还经常向我吹，这20岁的丰田车是日本人第一次打美国市场的强货，马达被称为“金刚马达”。在他身上我能隐隐地感到一种中国人传统的义气，有时我去大的华人超市买日用品，皮特会专门带我去，作为回报，我常常煮一种好喝的牛骨汤大家一起享用。这还是我们在一家墨西哥人开的小超市发现的牛骨。我平时和皮特在私下里说别人的长短，比如那广州女人“弄”住这美国男孩的法宝一类的话题。

从约翰那里遭遇打击以来，我的豪情也渐渐消失，我也逐渐面临了“生存还是死亡”这样的问题。当时入关时，签证官给了我将近四个月的居留期，如果想合法地留下来，必须“转”身份。我正看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电影学院编剧专业研究生班在招生，我把自己的资料、履历、包括剧本都直接送过去了。

UCLA的电影学院是全美最好的电影学院之一，好莱坞的不少大编剧都和UCLA电影学院保持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上了研究生班，一定有机会把剧本卖出去，更令我兴奋的是，我收到了他们的录取通知书。

唯一的一点障碍是：如果UCLA开证明为我转身份，我必须找一个朋友为我做一个10000美元的担保——其实只是一个银行的证明而已。我是没有这么多钱，谁愿意暴露自己的财务状况为我担保？那天中午，我把这件事和皮特闲聊起来，皮特很认真地对我讲：我给你作担保。我当时感激得差点流下热泪。这几乎是我唯一的希望了，因为我的合法居留时间不多了，同时我不想“黑”下来，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那天中午，我和皮特坐着他的“金钢马达”丰田车去他的银行去开证明。天很热，我没有想到洛杉矶的银行这么多，皮特是在一家华人银行开的户，开出的证明结果令我吃惊：皮特的这个户头里只有7000多块！我记得对皮特说得很清楚需要10000块，难道他不知自己的户头里只有7000多块吗？后来我和皮特一直是好朋友，一直没有问他他当初为什么钱不够还要为我担保。感觉那个去银行开证明的中午非常怪异。

尾声

在回去的飞机上，挎包里是我那两个没有卖出去的剧本，耳边回响起小刘的话：你来美国太容易了（除了签证费，我没有在签证这件事上花任何钱），我为了来美国花了几十万，当时只给了我7天的居留期，我能不跑吗？能不“黑”下来吗？能不拼命挣钱吗？

将近四个月的美国夏日旅居结束了，人生还在继续。我想了另外一种人生：不怕“黑”下来，横下一条心打工，就去读那个书；不要怕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人看，不要怕吃亏；不要怕住在西人区（UCLA在西人区），强行进入人家的文化，结果定会不同。好在我是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的人。

来源：《旅行家》马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