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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鹰击长空》专栏
相望，不相忘---忆我的爸爸妈妈
郭 鹰
很少看古装电视剧，一次被一个电视画面吸引住：一个女孩提了自己做的饭菜，带着男友去给故去的父亲上坟，坐在坟前，背靠墓碑，那女孩仰头看着天空，大声问：“爹，我做的菜好吃吗？”停留一下，说：“不说话啊，不说话就是好吃啦。”她又问：“这是我的男友，我打算嫁给他，你同意吗？”停留片刻，说：“不说话，不说话就是同意了。”画面中的女孩笑了，我也忍不住笑了。印象中，无论是影视剧还是现实生活，面对故去的亲人，更多的是悲凄难过，痛哭失声，但这幅画面，真的令人感动，我甚至看到那个女孩的爹爹，正在空中微笑地看着她。
这样的相望，真的很好，我喜欢。
在他们坟前，我们也是这样倒酒，点烟，打开爱吃的点心水果，摆上烧好的酒菜，点燃纸钱金箔，然后仰头望着天空问：“爸爸妈妈，最近还好吗？钱够不够花，酒够不够喝，不够就说哦，放心吧，我虽然很懒，不过还是很幸福的……”梦里总能见到他们，嗔怪我的家太乱，人太懒，卷起袖子打扫房间，然后手拉着手去逛街……
我知道，我们和他们，永远不能相忘，那么就这样相望吧，不悲悲切切，不哭哭啼啼，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也不是我们想要的。他们想要的，无非是我们能平安喜乐；我们想要的，是他们能看着我们平安喜乐，那就心满意足了。
我是父母结婚十六年，流产五次，卧床保胎近八个月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十六年求子之路的艰苦与辛酸，一言难尽，甚至按照民间传说，抱养了大哥学林，想借此引来自己的孩子。可想而知，我的出生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快乐和满足。爸爸经常说：“你出生时，我问的第一句话是：“会斜眼歪嘴吗？有残疾吗？”他说，只要是健康的孩子，无论男女，他都很满足，终于可以“挺”人了（龙岩话：能与别人相比）。四年后，弟弟华龙的出生让父母从此再无所求。很多关心爱护我们家的亲朋友好友们都替他们高兴，异口同声说：“有米不怕晚，有儿不怕迟。”
但是，他们并没有太溺爱我们，待人接物的规矩和礼貌，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每天的衣食住行中。比如夹菜要一次到位，不能上下翻找，客人来了要礼貌接待，不能直呼哥哥姐姐名字，好吃的要先端给爷爷奶奶等等。甚至，因为犯错挨打也是家常便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十二岁，青春期如期而至，我突然变得桀骜叛逆。一天，小舅舅来家做客，我居然当面羞辱顶撞他，就因为他腿有残疾，生活过得较落魄。被刚下班的妈妈撞见，她当着众人的面狠狠抽我耳光，直打得我嘴角出血，脸颊红肿。她边打边骂：“嘴巴不讲规矩就打嘴巴，打到痛才能记得牢。”那次痛打，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有挨打的记忆，也有挨饿的记忆，同样刻骨铭心。八岁那年，该读小学了，如果按划片就近入学，我只能和厂里的孩子们一样在郊区一所小学校就读。不识字的妈妈居然想送我到城里最好的小学。当时爸爸还没调回来，家里很穷，怎么办？她想出个土办法，带着我一直跟在招生老师身后，看着她将一个个孩子招进来，看着她横眉冷对地驱赶我们，看着她回家炒菜吃饭，中午蹲在她家门口打瞌睡，一直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招生老师不知是被感动还是被缠烦了，终于答应收下我（那时候的规章制度好像不那么严）。她说：“只是寄读生，没有学籍的，表现不好，马上退回去！”妈妈激动得紧紧攥住我的手，拼命点头，连声道谢。一整天滴水未进，我已饿得眼冒金花，两腿发软，妈妈却只顾拉着我的手说：“妈妈没读过书，就希望你能读好书，今天这条路是妈妈带你走的，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努力了。”这就是我入学启蒙的第一课，从此，我一直不敢放松自己，虽然没有出类拔萃，却总能一步步考上心仪的中学大学，再没让妈妈操心过。
当然，有时望女心切，别人家的孩子就成了我的“天敌”。妈妈很爱絮絮叨叨，谁家孩子很勤快，谁家孩子学习优秀，最会攀比的就是谁家孩子参加工作了，孝敬妈妈这个那个……近些年，我经常会想到妈妈的“攀比”，是因为她太迟生育，所以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工作赚钱了，我们还在读书花钱，她多么想早点享受儿女长大成人的喜悦啊。记得我将第一个月的工资和奖金交到她手中时，她高兴得像孩子般跳起来的模样。其实她不差钱，需要的就是这份满足感。只可惜，结婚成家生子，花销很大，孝敬她的那点钱，她都双倍返回了，等我们真正手头宽裕，买车买房，辛苦节俭一辈子的她却无福享受了。节假日驾车出去游玩或是遇到新奇好吃的东西时，总是想，如果爸爸妈妈还在，那该多好。哎，子欲养而亲不在啊！
妈妈给我的一个理念是，劳动最光荣。她是矿工的女儿，很小就打着赤脚挑煤炭，把背都压驼了。后来招工进了烟厂，当普通工人，她说当年村里有六个姐妹一起被录用，但是烟厂的工作既繁重又有危险，长时间站立操作，噪音和粉尘污染严重，曾经有工友的手指被机器卷入，夜班回家也是很令人害怕的经历。五个姐妹有的回家当农民，有的远嫁他乡，都走了，只有妈妈咬牙忍下来。后来烟厂的效益越来越好，妈妈总是拿自己的经历教育我们：“如果当初吃不了苦，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啊！”在厂区的玻璃窗的光荣板上，总能见到她的照片。退休后，闲不住的她帮人带孩子，到宾馆食堂打工，到幼儿园看大门……..那时爸爸已经是行署的副秘书长，在普通人眼里算是大官，她却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从来不认为做这些活有什么不好，只要是劳动所得的，干干净净的钱，不会丢人。
如果说妈妈做的是体力劳动，那么爸爸长期从事的则是脑力劳动。为领导写材料是他一辈子的工作，经常为此殚精竭力，通宵达旦，不得不以酒精和香烟刺激神经，这些都严重损坏他的身体。一直到退休后，他才开始写自己喜欢的文章。他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在他的位置上，不遗余力地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争取项目和权益。退休后，和郭启熹、郭元坤叔叔等人一起为郭氏族谱而奔波收集资料。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这些都是我们祖宗留下的东西，如果再不整理收集，就真的丢失了，我们不做，谁来做？当时我刚刚开始写作，闹着要一起参加，他居然说，你水平不够，不合格，过几年再说吧。爸爸做事认真细致，房间收拾得干净清楚，注重收集整理资料，每当看到我的乱七八糟的房间，他总是摇头叹气，不厌其烦地对我说，清楚有条理才会有工作效率，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总是左耳进右耳出，不见棺材不掉泪。
一直很羡慕爸爸妈妈哪来那么多好朋友。父母两地分居二十多年，我们也在慢慢长大，迫切需要一个完整的家。但爸爸在省农学院宣传部表现太出色，学校迟迟不放。是同事李汉荣叔叔挺身而出，换回了爸爸。这话说起来有点长，但我不得不谈，汉荣叔叔已携妻带子回到老家漳州安顿下来，为了爸爸能回龙岩，他又带着妻子儿女返回农学院，爸爸才得以脱身。这是怎样一种情谊？反问自己，能结交到这样两肋插刀的好朋友吗？记得爸爸要离开农学院时，每天都有人请客喝酒，吃了东家吃西家，直到深夜，李汉荣叔叔、黎文汕叔叔、邱广钟叔叔、老蒋叔叔….模糊记忆中，我经常伏在爸爸或妈妈背上回宿舍，依依惜别之情萦绕在空荡荡的校园。据说，三十多年后，依然有人念叨当年的“老K”（郭英魁的魁）。爸爸很得意地说：“做人就要做到人走茶也不会凉。”
今年春天，借着到福州参加鲁迅文学院福建中青年作家班机会，我特地去拜访汉荣叔叔，还有黎文汕叔叔的遗孀鲍阿姨、陈生农姐姐。福建农大湖光山色，草木葱茏，风光旖旎。据汉荣叔叔说，农学院争取搬回福州，是爸爸和几位叔叔努力的结果，当时他们几位分工撰写了一份具有决定意义的报告，一直到后来的选址征地，爸爸都在其中努力工作。只可惜，爸爸没有跟随农学院回到福州，而是从三明直接调回龙岩。农大的每条校道都是以曾经办校的地点命名，我很快就找到梅峰路，这是我记忆中的农学院。在那里，有正当壮年的爸爸，有一户户来自天南海北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工作生活，喝酒聊天，空气中流淌着那个年代的青春和友情，单纯而珍贵。今天，他们有的已经逝去，有的缠绵病榻，有的年老体衰，但是，见面的那一刻，所有的记忆如泄洪的闸门，奔涌而出。听老人们谈过去的事情，谈年轻的爸爸，我的眼泪忍不住掉落。爸爸虽然走了，但是他带给我的宝贵财富，两代人的情谊，依然在延续。
爸爸调回来后，先是到地委文教办（即宣传部）工作，后来到行署办公室任副秘书长，家里的境况渐渐好转，也热闹起来。记得我们家永远有很多客人，很多是老家来人，都是来找爸爸办事的，什么孩子入学、分配工作、承包工程等等，爸爸总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力帮助。他们之所以能大胆进入行署大院，找到我们家，关键的一点是，这里有一个热情大方善良的女主人，家乡人一致称“肥嫂”。那时交通不便，一天只有两三部班车，到城里已经中午了。妈妈麻利地下一锅面条，加几双筷子，于是站的站，蹲的蹲，总能填饱肚子。我和弟弟经常被挤到阳台去，有时连一碗面条都捞不上。我家的客厅常常铺满草席，一住三两天的很多。我和弟弟偶尔会有怨言，爸爸妈妈总是告诫我们：“农村人不容易，如果没事，谁爱来找你。”来的人总会带一些香菇竹笋等土特产，妈妈会估算礼物的价值回送一些礼品。如果是金戒指自行车等贵重礼物，她则毫不犹豫断然拒绝。其实，来我们家的不仅仅是有事要办，有些人来，没别的理由，就是喜欢。辉叔叔就是其中一个。他说，自己哥哥的家也在城里，他不爱去，就爱到我们家，因为自在，舒服。这样的待遇一直延续到我的同学朋友们。上大学时，很多同学老乡在我们家中转乘车，吃饭睡觉，宾至如归。妈妈会拿出她的招牌菜——红烧五花肉，热情款待他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那一年，我们家有了一场又一场五花肉的盛宴，每一位刚刚领到第一笔工资的同学或老乡，都买来好多五花肉。妈妈一刀切成两半，一半留在家中，一半叮嘱他们带回自己家去。即使这样，我们家的五花肉还是前仆后继源源不断涌来。她像守着丰收田院的老农，守着满桌五花肉，满心喜悦又有点无所适从。幸好，年轻人的思维活跃多了，我们拿出菜谱，开始大做文章——黄豆焖肉、酸菜扣肉、笋干焖肉、榨菜炒、包水饺、做包子……总之，将五花肉发挥到极致，也将我家开成一场又一场青春的盛宴。这段回忆成了同学老乡相聚最美好的回忆，谈着谈着就笑了，谈着谈着又想流泪。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爱去回味思考父母的爱情。爸爸是大学生，学识渊博，文采飞扬，在小城也算地位显要，而妈妈却是文盲，普通工人，大嗓门，直肠子。曾经有人很直接问爸爸：“这样的老婆，怎么不休掉重娶？”爸爸把话转述给妈妈，妈妈笑得前仰后伏。是的，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们会离婚，从来没怀疑过他们的爱情。虽然有时我也在想，他们是怎么能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还恩爱如初呢？妈妈说：“你大舅当大队长，就看中他，直接把我送到长汀（爸中专毕业分配到长汀）去和他结婚，哼……”爸爸却说：“农校读书时，到后盂村支农，派饭到她家，她脸圆圆的，红红的，长长的辫子，很爱笑……”
婚后二十多年的两地分居，十六年的求子之路，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他们的艰辛与不易。但是，他们很少吵架红脸。爸爸退休前很忙，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大部分是妈妈帮忙接待应付，为他把关，是真正的贤内助。退休后，渐渐门庭冷落，老两口相依为命，形影不离。爸爸有点妻管严，对妈妈言听计从，他经常说，家里所有的大学生都归个不识字的妈妈管，因为她确实能降服我们所有人。
那几年，妈妈一直在不停地为爸爸织毛衣，把所有旧的毛衣毛裤拆了洗，洗完织。她说，你爸爸就快七十了，年纪越大越怕冷，我要先帮他把衣服准备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当她把爸爸过冬的毛衣毛裤全部重新织好后就生病了，不到三个月就撒手人寰。爸爸在大家的搀扶下来与妈妈告别，他说：“老婆子，你先走一步，在那里等我，老哥要带你回老家！”妈妈走后，爸爸谢绝众多做媒，一直孑然一身。这一回，是他在整理妈妈的衣服，洗了晒，晒完后一件件叠好装好，就像妈妈还在世一般。三年后，爸爸实现诺言，带着我们兄妹仨，在叔叔的帮助下，在老家后山筑墓一座，将妈妈接回老家。六年后，爸爸也走了，他们合葬在一起，从此再不分离。
如果说妈妈是身患绝症，回天乏术，无可奈何的话，那么爸爸的过早去世，则令我无比痛悔，是终生的遗憾。第一，妈妈去世后，应该尽早鼓励爸爸找个老伴。虽然我们都在爸爸身边，却无法替代老伴的作用，爸爸精神上的孤寂，生活上的粗糙，都是我们做儿女的疏忽，不应该！第二，是爸爸长期患失眠症，尤其到后期很严重，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也可能是老年抑郁症的表现，如果能积极对待，及时治疗，会不会有所减缓？第三，应该尽量控制他的抽烟喝酒，尤其喝酒。酒精对他身体的伤害很大，我们虽然时刻提防，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甚至到后期还为他买酒，允许他每天喝一杯白酒，造成各个器官功能过早衰竭，不应该！第四，在一起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忽略他的感受，夫妻吵架，打骂孩子，都没有避开他，令他难受。第五，送进医院后，缺乏主见，任由医生摆布，过度治疗，让爸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饱受磨难。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多么希望我们能重新做一回合格的儿女，为爸爸的老年生活幸福多费一些心！
今天，我接下爸爸的笔，接下他对家乡的拳拳之心，填补他在郭氏研究会、江山文化研究会的位置，写他未写完的文章，尽他未尽的心愿。经常会有满头银发的叔叔握着我的手说：“很高兴又看到你的文章，有其父必有其女。”张惟、郭启熹、吴智宏等叔叔，都将我当成自己的女儿，关心呵护着我们。爸爸曾经办公室的部下们，如刘友洪、范启麟、吴学静等，也一直在关心呵护着我们。今天，我们兄妹仨和堂弟都住在爸爸妈妈历尽辛苦，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房子里，过着宁静和睦的生活，让我感到他们从未走远，他们的爱一直在温暖着我们。
有人会问，以你爸爸当年的位置，以你的性格和能力，怎么没有帮你安排一个好点的单位，至少混个科级处级。我却十分满足：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财富足够多了——他们将我们送上属于各自的人生轨迹，将我们的小家填满了爱和温暖，责任和天伦，绿树和鲜花，教会我们对生活的珍惜宽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对困难的举重若轻，对名利的淡然处之，对弱小的爱护同情，对朋友的真诚相待。他们并没有去托付交代谁来关照我们，但是一路走来，有那么多人在替代他们照顾我们，关爱我们。他曾经做过的事，帮过的人，交过的朋友，都成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有安稳的工作，温暖的居所，热于帮助别人，也时时享受别人的照顾帮扶，于是懂得珍惜，懂得爱……每当面对爸爸妈妈，我不再悲伤，不再落泪，只想笑着问：“我做的菜好吃吗？不说？不说就是好吃啦！”
这就是我的爸爸郭英魁（龙岩江山人，1936年4月—2011年1月），妈妈蔡春美（龙岩后盂人，1940年1月—2004年6月）。
我们今生今世，来生来世，彼此相望，不相忘！
（2014年5月30日 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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