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丽，主任医师，博士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导师。擅长肥胖、糖尿病前期、糖尿病的诊治、甲亢及甲亢并突眼、甲状腺结节。从事内分泌代谢病临床26多年，在肥胖、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甲状腺疾病以及垂体、肾上腺等内分泌疾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致力于糖尿病前期、肥胖、代谢综合征及胰岛素抵抗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1985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1999年留学于日本群马大学，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并引进回国在本院内分泌科工作，2008年至2009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进行了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三项，上海市科委项目一项，上海市卫生局项目一项并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及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在核心期刊发表科研论文80余篇，其中SCI收录15篇。 专家门诊：每周一下午，周二上午（六院东院） 采访 唐晔 编辑 王玉 采访笔记 “那血一下子就从病人口腔里喷出，直接喷到我脸上，糊了一脸，没人帮我擦，大家都在忙，我擦了一下糊住眼睛的血迹，继续抢救。”说起她做小医生时的一次半夜急救，她摇摇头，“病人还是没救过来，我想，任何医生彼时都很沮丧，眼看着生命流逝了。” 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东院执行主任魏丽，擅长肥胖、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及其合并症的诊治、月经失调、多囊卵巢综合症、甲亢及甲亢并突眼、甲状腺结节等甲状腺疾病等。 “最初想做外科。”她说，她津津乐道于实习期间的几台小手术，割阑尾，割包皮，手法麻利，打结飞快。但父母不同意，怕她手术台上累瘫了，于是她选择了内科。 她在日本读博五年，从一个临床医生蜕变成研究型学者，知道怎样从细枝末节找到问题的根源，穷追不舍，环环相扣，她说，这是内分泌科医生的特性。“在日本，除了思维方式，生活习性都改了，不给别人添麻烦，反躬自省，服从规则和秩序，潜移默化影响了我。” 在六院内分泌科十年，又担任东院执行主任，她说自信心来自于不服输，“每年两万门诊量，什么状况都遇见过，用药因人而异，都带有自己的风格了。” 她说，没有降不下的血糖，我说，只有改不掉的习性。她笑了，说很对，说了老张的故事，反复叮嘱不能喝酒抽烟，老张听邻居说烟酒与糖尿病无碍，于是我行我素，结果，他不知道并发症是会夺人性命的，倒过来又来责怪医生。我知道，老张说的就是我们身边人。 我想，这一定不是一个轻松的故事，身体带给我们欢愉，也会带给我们疼痛。我和你不同，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人和人的差异，早已先于思想，经历和教养，铭写于身体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比人生更能体现命运感。 门诊，科研，教学，社区宣教，哪一样都很重要，都不能丢掉。她坦言压力巨大，尤其现在还有行政职务，但她用电影缓解自己，躲在每周一场电影里吸足自己需要的氧气，来日再战。“其实，最爱的还是老电影，八十年代的《追捕》，看了又看，现在还找来看。” 我点头，这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在高仓健，原田芳雄，中野良子塑造的人物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坚持信仰的故事。 学医之路 1963年，魏丽出生在山西大同，10岁随父母调动工作到陕西司马迁的故乡，家在山上，每次去上学要来回六七里，山上山下来回跑。父亲做过厂里的赤脚医生，针灸草药，一辈子喜欢这个，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下了从医资格，父亲十分失落。 1980年，魏丽填报高考志愿，父亲极力劝她报考医生，说女孩子做医生好，家里还有那么多医书，也算是一笔用的上的“资源”。就这样，魏丽报考了西安医科大学，走上从医之路，算是完成了父亲的心愿。 问及最初是否喜欢医学，魏丽摇摇头。但这一代人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不抱怨时代，不抱怨安排，埋头苦干，“干一行爱一行”。进入大学后，解剖、组胚等大量内容需要背诵，她成绩优秀，但并不喜欢死记硬背。直到学到病理生理的时候，才开始真正喜欢上医学。“我喜欢逻辑推理，学到机理的时候，原来心脏是这样工作的，生理是这个样子，病理是那个样子，带有很强的逻辑性，这个时候兴趣变浓厚了，真正开始喜欢上医学。” 五年后本科毕业，学校的前50名优秀毕业生可以留校，魏丽排名22位，自然是有机会的。她的动手能力极强，最初甚至希望做个外科大夫。“我作为家中的老大，什么事都要干，买菜打煤饼，东西坏了自己修理，这些动手能力在临床实习时就显现出来。”她跟着老师学习手术打结，一学就会，实习期间一个人主刀做了阑尾、疝气、包皮环切手术。“我当时喜欢外科，带我的医生也认为表现不错，可以留在外科。但是父亲不同意，认为一个女孩子将来做大手术体力跟不上，不适合发展，因此选择了内科。” 1986年，魏丽到了西安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两年轮转，先在急诊室呆了一年。在轮转期间，她发现内分泌科特别具有逻辑推理性，“要搞清楚激素的代谢情况才能分析出疾病，寻找蛛丝马迹，然后判断明了，像个破案的侦探，甚合我意，于是选择了内分泌科。” 在内分泌科工作了十几年，魏丽明显感到知识不够用，她在寻找自我突破的机会。1999年，医院有一个公派去日本进修的机会，就在那时考取了日本群马大学博士研究生，她去了一呆就是五年，顺利地拿了博士学位。 魏丽在日本眼界大开。日本的内分泌研究后来叫分子调节研究，导师60多岁，为人亲和，但是教起课来相当严肃，每天要求研究生阅读一篇学科相关的英文文献，魏丽的英语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当年没有电子辞典，借助医学大辞典书，学会阅读英文文献及搜索引擎。魏丽认为，在日本做医生也很辛苦。日本的医学制度是先留附属医院轮转2-3年，然后把一个医生派到乡下去做两三年的医生，然后再回来做专科工作2-3年，最后再分配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日本的城乡医生水平差别并不大。 “虽然是个小国，但日本人非常有礼貌。比如前面有一个人在走路，后面一个人想要穿过去一定会是先道歉。社区的楼梯干干净净，几乎没有人乱扔垃圾，非常具有公民自觉性。而日本医院的查房制度跟中国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医保局不定时来查医嘱，在这种压力下医生开每一个药都有依据，否则自己承担责任。” 她说，在日本留学最大的收获是以前没有研究思维，看到一件事知道该这么处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如此处理。五年学到了很多，具有科研思维，遇到任何问题，想不通了，就去申请研究课题，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一个单纯的医生变成科研一体的医者，对自己的工作也更加热爱。 没有降不下的血糖 2004年，魏丽从日本回国，她笑着说自己当初应聘的时候查阅了资料，选了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六院的内分泌科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 “六院总院的门诊量很大，对各种各样的糖尿病精准化的治疗是个很好的积累。平均一个医生一天的门诊量在100人左右，一个月工作22天，一年算下来算要看2万多个病人。” 魏丽坦言，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发现医患关系有了巨大的变化。以前病人非常信任医生，无论做什么都是病人配合医生。但是现在医疗关系完全变了，医患相互怀疑。“做任何治疗前都要跟病人解释清楚，征得病人的同意，否则太容易出医疗纠纷。十年前只要对病人好就敢做，现在是先看一下法律是否支持自己。这些年和病人的沟通能力进步了不小，也懂得了患者的心理需求，学会了给患者心理疏导。” 魏丽现在科室里有一个熊猫血的病人，溶血性贫血、糖尿病和胃溃疡，全院会诊，吃了激素溃疡加重出血，不吃激素溶血性贫血加重。血液稀有配不上，治疗压力很大，家属给的压力也很大。面对这样的情况，她说自己从来不躲，躲是躲不过去的，只能迎着上，跟患者不停地沟通，告诉家属病情的严重性，但同时全院会诊，让病人和家属做好最坏的打算，“作为医生要尽全力救治，即使病人和家属都做好了坏的打算，也不能完全放松治疗。” 记得刚到六院的时候，有一个高血压的病人，吃了五六年的高血压药，总不见效果，还经常下肢无力。刚回到国内就遇见这样的病人，让魏丽觉得很有挑战性。她给病人做了CT检查、血和24小时尿电解质检测、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化验以及安体舒通实验，发现安体舒通很有效果，病人血压很快降下来，腿也有力气了。“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患者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此后这个病人一直吃这个药控制，还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这是到六院的第一个病人，印象深刻。” 另外一个糖尿病病人，在急诊室昏迷不醒，血糖高到测不出来。病人年纪大，夏天太热喝水少，加上吃了甜品，病情发作。血糖和渗透压都很高，高钠血症。“血糖高，渗透压高，高渗昏迷，按照指南要输入低渗，考虑病人年纪大，还有心脏病及还有腔梗，会承受不了，我想了个办法，插一根胃管，给病人灌温水，同时静脉补液输入胰岛素，这样让病人的渗透压自然降低。整整抢救了一天一夜，病人慢慢苏醒，恢复意识。” 从生死线把病人抢救回来早已是家常便饭，但也有抢救不回来的遗憾。她至今仍然记得还只是一个小医生的时候，夜间急诊，一个病人肝硬化大出血，食道静脉曲张破裂，从食道里直接出血，病人大口大口地喷血，血喷到她脸上，她抹了一把，顾不上自己，赶紧抢救。遗憾的是病人最后还是死亡。 那是她第一次独立面对病人死亡，没有人能帮她，心里是害怕的，被一种恐惧捕获。回家的路上，她心里空荡荡的，一直想着病人为什么救不活？反反复复地问，自己又答不上来，眼睁睁看着人就怎么没了，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无比失落，觉得做医生很失败，这一晚她和谁都没有说话。“医生最终要明白，很多病是无能为力，生和死都是生命的过程，医生能做的是尽力而为。” 魏丽表示，最近在贾伟平院子的带领下，对浦东新区泥城镇40岁以上的18000人做糖尿病筛查，发现糖尿病患病率为22%。为了惠民于当地，科室还开展了一个医院-社区一体化管理项目，给1000患者建档并配一名护士专门管理。一个月一次宣教，定期举行糖尿病俱乐部下社区活动，发给大家免费的血糖测试卡，她也会到社区医院坐诊。调查发现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血糖高，很大程度是和生活习惯博弈，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血糖高了以后的严重后果，觉得无所谓，还能吃能喝能睡，其实引发了很多并发症。 “进来的病人先问饮食，调整饮食，后面的治疗才有效果，也有顽固不灵的，死活不肯戒烟戒酒，管不住嘴，迈不开腿。现在血糖达标率渐渐上来了，效果初见成效。我对糖尿病的治疗非常有成就感，目前还没有降不下去的血糖，只有改不掉的习性。” 口述实录 唐晔：什么样的医生才是一个好医生？ 魏丽：首先对病人负责。同样是查房，有没有仔细观察病人很重要，我常常说一定要查体，要动手，很多细节就在查体中发现。现在很多医生依赖检查手段，但是检查化验的结果是要花时间的，查体一下子就能捕捉到症状，提早预防。特别是重症病人，我建议每天都要查体。 除了对病人负责，再有就是提高自己。说起来已经有30年的从医经验，但经验是过去的，医学在不断发展。内科只是日新月异，国外很多新东西出来了，要了解研究，跟得上医学的发展，把最好的医疗方式及时给到病人。 唐晔：您用药特点是什么？ 魏丽：根据患者的病情，综合判断。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来这的病人要么年纪大，要么有并发症，病情复杂，用药之前就要分清楚，同样一种药不一定能治疗同样一个病。个体化治疗，个体化用药。 唐晔：最近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 魏丽：我特别想提高六院东院在内分泌诊疗的知名度，把医疗和服务水平保持与总院同质化的水平，在周边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扩大诊量。现在科室有7个医生，两个高级职称，未来还会进一步壮大队伍，希望科室和总院能够差异化发展，同质化水平。 唐晔：作为六院的分院科室，你们最近做了些什么？ 魏丽：我们开展了糖尿病整合门诊。病人挂号后先诊断病情，然后营养师评餐，指出病人饮食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还会有一个教育师，专门根据病人的作息生活，饮食习惯给出针对性指导。最后药师检查他目前吃的药，从用药的专业性给病人调配药物，以及吃药的注意方式等。这个门诊每个礼拜只有一次，一个病人一次2个小时左右。这个想法是从东里学来的，一整套的服务流程，目前病人反馈效果不错，只是时间太长。 唐晔：我们有没有办法预防糖尿病呢？ 魏丽：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直接死亡的不多，但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死亡非常多，例如我们常见的脑梗，冠心病。糖尿病发病的原因一半是日常生活习惯，一半是遗传。如果基因中有糖尿病遗传基因，是很容易诱发致病的。 唐晔：在日本的学习，给您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魏丽：学会研究型思维，知道如何去思考一个现象产生的背后原因，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看到一个症状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有了科研、哲学的观念。 唐晔：现在还阅读吗？ 魏丽：阅读的，不过阅读的内容除了文献还是文献。最多晚上睡觉前看一些微信里的新闻，碎片化阅读。 唐晔：现在会不会怀旧？ 魏丽：我很怀念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也怀念在美国留学做博士后的一年，读书让我觉得很轻松，没有压力，无拘无束。 唐晔：平时用什么方式给自己解压？ 魏丽：看电影，如果有时间一个礼拜看一次，从我家到电影院5分钟，很方便。不过最爱的还是老电影，八十年代的《追捕》，看了很多次，现在还找来看。 唐晔：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医生您会做什么？ 魏丽：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想做企业家，8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袭来，我父亲后来当了厂长，耳濡目染，越发对企业感兴趣。能坚持下来做医生，一方面当然是对医学的热爱，另一方面是性格中不服输，什么都要努力做到最好，从读书到工作，一直争强好胜，一路就这么过来了。只要在岗位上，就闲不下来。 唐晔：您现在的门诊难约吗？ 魏丽：很多病人说门诊太难约了，有的病人一次看完后下次可能就挂不到号了，只能加号。有时候给病人看完，开了化验单，会跟病人交代下个礼拜过来给你加号——总不能看病只看一半，检查结果出来了要等一个月才能挂上号，一个月后检查结果都不准确了，这不合理，就只能给病人加号。 唐晔：您觉得，医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魏丽：治病救人，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解除病人痛苦。病人来看医生，心里有时候是在找寻一种依靠，我除了给病人诊治开药，也会跟病人开导开导，比如甲状腺结节，很多病人总怀疑自己是癌症，不得不三番五次同他们解释，人们现在普遍缺乏安全感。不管是用药物还是沟通，目的都是解决病人的问题。 唐晔：您有休假的时候吗？ 魏丽：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单位，回去就没有准点了，白天看病，查房，还有行政工作、研究生的论文修改、义诊等。我有公休假期，但是来医院十几年，只休息过一次。如果有时间休息，想去坐一次游轮，看看大海，体验不同的生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