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 2003级行管本科生 现人大公管学院 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所讲师 董长贵   2003年的夏天，我选择了”行政管理”作为我个人的一个小小追求，走上了行政管理的学习和研究之路。十多年后，我又回到我起步的地方——人大公共管理学院，从事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可以说这是一种缘份，但更多的是个人追求和行管四年对我个人影响的结果。 记得当初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对行政管理并没有太多认识，只是认为行政管理基本对应着政府，将来毕业了可以去政府做事。在我看来这是我想努力的一个方向，至少可以造福一方百姓。这个想法的现在有些人看起来显得比较幼稚，但是和我几个在机关工作的本科同学聊起来，有这种初心的人不在少数。这也算是一种行管的核心凝聚力，让一批有社会责任感，愿意努力改变国家状况的人走到了一起。 拥有“高尚”理想的人上大学倒不是一件什么稀奇事。到了大学，我们开始接触政府是怎么来的，合法性在哪，以及政府是如何管理和运作的。经过两三年的各方面的训练，我觉得我了解政府的基本情况和行政管理了。于是，在大三的一节课后，我跑到楼梯口拦下当时的上课老师。我跟他说了我的一个观点，说中国现在的很多经济社会问题都是因为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出了问题。然而，可能我的这个提法太过突兀，任课老师当时并没有表示赞同和支持。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北大的周黎安教授在2004-2007年间主要研究的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理论,而我当时并不知道周黎安老师。现在想来，我本科上过的大部分课程都与激励有关，而绩效管理就是激励机制的最核心体现。这些课程包括人事管理、领导力、组织管理、廉政学、行政伦理等，甚至关乎权利利益分配的政治学、法学也是国家治理的激励制度安排，经济学就更不用说了。这样说来，行政管理似乎是关乎激励的。在工作中，激励搞的好，就能管得好；如果激励错了，那么事情就变得很难。我现在看到的很多社会、家庭和个人的问题大概都跟激励有关。这种行管学科熏陶下形成的思维逻辑一直激励着我思考。 人大行管给我的激励是多方面的，最明显的还是学术熏陶和学术自由。我依稀记得的一些事件也许在潜意识里成就了现在的我。比如人大的周末图书市场经常卖一些蓝色、绿色、橙色封皮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史丛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攒些钱去买来一本二本看。到现在还有一本没有买但是想买的就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这本书后来我在美国略翻过）。再比如当时参加的文钊师兄（当时还是毛老师学生）主持的每周读书会，每次都有外面的思想人物参与。记得有个博士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知道什么是博士吗？”“博士就是随便拿来一个什么题目，都能研究并写出东西来。”现在我也深以为然。这样看来，行管是一种环境、一种熏陶，让我自由地选择道路和塑造自己。 大学是人生观、价格观、世界观建立的重要时期，还有些老师也在默默影响着我。还记得大三的时候上张璋老师的地方政府管理，有一节课课间休息，我们看到教二窗外有个给自己募捐的学生。我正好奇到底是怎么回事。张老师把我叫过来，我以为他要跟我说什么。然而，他只是拿出100块钱，说要我拿出去给他 。我似乎心领神会，也没多问。大四上我们面临保研，我在当时的班主任王丛虎老师面前跟他纠结我的加分问题，说那个谁谁谁怎么加这么多分。王老师和蔼地教育我说，人生不要去争这个一两分的事情，要有大局观。我现在记得的还有一句名言来自教我们公文写作的老师，他说“公务员的最佳工作态度是什么？”“要用心，但不要太用心”。现在想来，行管在潜移默化中确实影响了我的某些人生观、价值观。 这些事例都是我大学宝贵的记忆和人生财富。如果把它们丢了，我估计很难证明自己上过大学，以及我在行管学习过四年。如今，我已步入而立之年，10年前学过的知识也许记不清晰了，但是大学的作用还在，就是那么一种自我约束，一种自我追求，几句深信的话，培养的一些习惯，结交的一群同学。这些都会陪伴我度过余生，而我将继续感悟行管。由此，行管变成了一条长河，让我们随时间前进，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又不断洄游，从来处吸取前进的力量。  人 大 公 管 中国公共管理教育与研究引领者 |
|
|
来自： rexue_2014 > 《形势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