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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霞 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辉煌都来自背负着苍凉与沉重，历尽沧桑的一步步努力，用信仰战胜不可能，就如同82年前，中华大地上那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公元1000年至2000年间，中国的三个事件被世界认为具有巨大影响，并入选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百件重要事件,其中一件就是始于1934年的长征。 这是一部长长的悲怆而又雄壮的史诗，我从不敢说我能读懂它，但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会反复阅读咀嚼。 “长征跨越了中国15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20岁，14至18岁的战斗员至少占40%……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进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这是军旅作家，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先生撰写的《长征》序言中的一段，未及读完，我已是泪流满面。 历时六年，重走长征路，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实地采访了许多老红军战士，王树增花了极大的心血精心打造了巨著《长征》。洋洋洒洒67万字，分十八章，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分别开始长征写起，最后到达陕北会师，记录了长征的整个过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用纪实的方式最全面地反映长征的文学作品，书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资料都是首次披露。 王树增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回首历史，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认识角度，会对历史事件作出不同的解读。如果《长征》有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审视与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视角是崭新的，我力求让这本书相对客观、真实地还原发生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长征的全貌。 “货郎带来的消息使那个蒙蒙细雨中的偏僻小镇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人们纷纷收拾起可以携带的财物逃进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条横贯小镇的空荡荡的街道。那个消息说：‘赤匪来了。’湿润的天地间只有细雨落入红土的沙沙声，寂静令进入小镇的年轻的红军官兵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沿着街道两侧的土墙停下了脚步。二十二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闪现出的三个穿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着三个人身后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 这是《长征》吸引我的第二个与众不同之处：王树增利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想象，还原了长征。他让情境立体起来，赋予人物鲜活的血肉，从而活了起来。这语言高度的文学性似乎散发着魔力，让读者身临其境。这写实的手法，把长征历史上一场场战斗，一次次灵魂与肉体的挣扎，真真切切地告诉读者，让读者从中读出了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长征就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神话。 长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色大旗，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它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在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高速发展的如今,仍然不断地有不同国家、民族、年龄的人，甘愿忍受疲顿之苦，重走这条蜿蜒于崇山峻岭和急流险滩的长征之途，正是为了能够重获这种信念的力量。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热津斯基走过长征路后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决不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的精神，它是克服落后东西必要的因素。”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毛泽东主席对长征意义最有代表性的论述。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是中国献给世界的壮丽的史诗。 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使得红军、共产党、中国走向了光明，走向了胜利。这就是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具有永恒的力量，我们中华民族的兴盛与辉煌离不开这种力量。我想，王树增写作《长征》的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希望这种精神能代代相传，让我中华永远屹立在世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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