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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加拿大女士印象记 三月末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因公在北京一位相知的同学那儿邂逅一位加拿大女士。她曾留学中国，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国际经济专业，而我那位同学则是主修中文系文学评论。1982年她修业期满，依靠亲友在香港找到一个不起眼的工作借以取得一定收入继而完成她的博士论文——关于中国现阶段经济政策以及中国农村个体经济的研究课题。 我这个人喜欢猎奇，特别是几年间偏安海隅，远离外部喧嚣尘世，今天意外地和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知识女性这样对面交谈，生平尚属首创。恰值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不久，一股强烈的新奇感和探究心理促使我提出了一些亟待了解颇感兴趣的问题。 她毫无女性美。一点也不夸张，坦率地说。个子不高，十分单薄，穿一条半新不旧的许多中国女郎常常爱穿的牛仔裤；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秀琅近视眼镜，仿佛很难承受这副大眼镜向下的重压似的，她不得不时时用手指托起镜梁或耸起鼻梁上部的肌肉将镜片推至上方；而深陷的眼窝、瘦削的面颊更加衬托出她异军突起十分显著的鼻尖······口红浅涂，淡扫蛾眉······整体形象是形销骨立、瘦骨嶙峋，以致走起路来都是佝偻着细腰，呈现出一副令人担心的病态。若扣除容貌的因素，俨然一个弱不禁风的西洋版“林黛玉”。 “凡人不可貌相”，这句中国的俗语也同样适用于外国人。她说得一口颇为流利的汉语，虽然普通话的语调并不标准，基本上没有超脱一般外籍人士学说华语的那种扭捏生硬显得十分勉为其难的声调和韵味。语法错误不多，但遇到一些生僻少用、深奥难解，特别是出没无常的汉语多音多义词、复杂的成语典故等，她就一筹莫展，只好连忙去翻字典或由我的同学译成英语再由她以英语领会。 她一面慢慢地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寻找能够恰如其分地表情达意的词语，一面借助摊开的手势、耸起的双肩、摆头点头来叙述她的境遇和遭际。她说，她修完学业后，回国找不到工作，又没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又不忍心放弃专业——目前专事中国经济体制的研究，就托人在香港寻到一份职业，大约是在一个学生团体，每年用两、三个月时间，到内陆的东北等地联系引导这些学生做某项考察实习，同时附带做些调查研究，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准备素材。其余时间便是在导师指导下整理撰写论文。这二、三个月的工作所得就可以敷衍维持全年一般生活水平的支出了。 她用了五、六分钟时间表述完毕，末了不好意思地又摊了摊双手，耸着肩问我：“我说得明白吗？你听得明白吗？”我连声感动地说：“明白，很明白！ ”她坐在沙发上，很随便地用手拍着我的同学的膝盖，纵声大笑了起来。 看样子，在她们国家，有无文凭对于找到找不到工作似乎无所谓。文凭毕竟与票子、房子、车子、位子紧密相连，为何不令人趋之若鹜呢！一些有识之士提出“重水平不单重文凭”，无奈不好实行，因为一些组织、人事体制常常互相掣肘。因而为求一纸文凭，许多人不惜放弃工作拼命争考，甚至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孜孜以求之；不管用什么办法、托什么关系、走什么门路、上什么形式的脱产或函授以及学什么东西；人们不重视学技术，学习切实有用的理论、实践知识，致使“文凭”满天飞甚至出现买卖文凭的现象；企业、工厂中熟练合格的技工有多少？更不用说高级技工了；不少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鄙视、不热爱做实际工作，只想投机钻营脱离生产岗位，不想出力流汗，拈轻怕重，只想玩乐享受，出现如一些社会学家批评的“贵族化”倾向。刷盘子洗碗不知要不要办专门学校，可在国外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只好去帮人洗刷打杂的却大有人在。不是有不少人一心向往西方文明，希望到那里大发洋财而又并无一技之长，满怀信心而去也只好落魄到洗碗端盘子替人背死尸的境地吗？但据说就是那样也比在国内还强得多！——但愿如此！ 有个问题我想不通：“你们留学既然是政府派来的，那么学成回国后为什么政府又不给安排工作呢？”这位西洋林黛玉似乎也不好理解，她困惑地像拨浪鼓一样摇着头：“no, no, 按说，我们是政府公费派来中国留学的，回去以后也应该由政府安排公职，为政府服务，但实际上他们不管我们，让我们自己找工作······我们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她们一块来中国留学的几个同学，毕业后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如鸟兽散，竟然投奔了好几个国家。 我看她已是徐娘半老，便试探地问她。听说西方女子忌讳人家问她芳龄，怕是有犯隐私。可我觉得在同学这里并无芥蒂，况且她又十分健谈，不至于会着恼。果然，她笑着晃着头故卖关子地问我：“你猜猜？”我说三十多岁吧，她“嗯”着：“三十五岁了。”“那你一定有孩子了吧？”“没有没有。”“没结婚？”“结婚了，又离了婚。”说话间，她的脸上有些黯然。这又是出乎我所意料的。 原来她和另外一起来华留学的一位男同学关系很好，他们学习都很刻苦，彼此也觉得能合得来，回国后就结了婚。可婚后不久在共同生活中逐渐发现了彼此志趣、爱好、性格等等的不和谐，最后终于决定分手。决定之前，她曾向我这位同学写信告知自己的抉择，希望听听他的意见。我的同学鉴于他们双方都和自己比较要好，无法断言加以评判，只好回信狡黠骑墙地说了句模棱皆可的话：“你没有错误······”是的，这句话说得很公允，很正确，无懈可击。当一个人已经意识到某种做法确属错误的时候如果还在继续这种错误，那么这样坚持的本身就又是在铸造新的错误了。 关于离婚问题，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不准确的传言，认为外国人对此无所谓，很随意，很放任，好则合，不和则离，其实听她说来原非如此。他们的决定是痛苦的。她说，她很难指出她的丈夫有什么不好，很能吃苦，非常老实，待她也不错，但许多原因终于使她做出离婚的选择。“我的父母都非常难过，当然他们不想把他们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我。他们感到这是一件很不幸很痛苦的事，以后父母还常常为我的婚姻问题操心······”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我说：“那你现在应该考虑决定个人问题了！”她说：“是呀！不过现在我还不能考虑，因为我还不能自立，没有经济基础，还没有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况且也还没有合适的人选。”说到这里，她笑了，我也笑了。听得出，她的笑声中满含着一种无奈和辛酸。我又问到她已离婚的丈夫，她说他已结婚，有了孩子，在国内找了一个工作。他们还保持通信联系，但没有再见过面。 最后，我问了一个后来觉得不太礼貌的问题，“你们那里既然那么难于工作，可不可以通过博士考试后提出留在香港或留在我们大陆定居？”她当时果然显得很尴尬，沉默了一霎儿，不停地摇晃着烫起波浪的金黄短发，最后又耸起肩膀为难地说：“嗯······怎么说呐？我也有我的祖国、我的家乡呐，父母、亲友都在那里，我怎么能抛开他们！尽管你们的中国很好，很美丽，我很喜欢中国，很喜欢中国的悠久的历史和她古老的文化，特别喜欢你们中国的文学艺术······”她说得委婉而动情，不时耸动的眉宇间由衷地流露出并非东方女性所独具的那种真挚而细腻的情感波纹，令人自然感到，在东西方复杂深邃的文化背景等等差异之外，在人类共存共生的社会大环境中，仍有许多可以认同、彼此相通的东西。这使我联想到很多······ 她对我们山东的花生米很感兴趣，正如对香烟很感兴趣一样。谈说间，香烟始终没有停熄，一根紧接一根，这使我用了中国的如我这般年龄的眼光便很看不惯——在我们周围妇女吸烟者已属凤毛麟角，而像她这个年龄烟瘾又如此之大还确乎没有见过；而且她吸烟的风度又颇具韵致：深蜷在沙发里，高高翘起二郎腿，时而用修长的夹烟的左手食指灵巧地扣掉燃下的一截烟灰——那食指是熏得蜡黄；腾出右手配合头、肩的行动及讲话的内容做出各种动作。同时，她的右手又不停地忙里偷闲将一把把煮熟的盐水花生米放进嘴里，还殷勤地端起盘子让我，我的同学戏谑地笑说：“我们家乡这个多的是！”她也会喝白酒，席间频频举杯，不断地用筷子指着桌上的菜肴说，这个我们那儿有，那个我们那儿也有······她很随便而开放，说笑时尽兴地对我的同学拍拍打打，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如芒刺在背一般。 我自然想起了有关她的那个加拿大的故事，毛主席的名言：“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历史的车轮隆隆碾过半个世纪，五十年前风雨飘摇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斯人已去，而这位来自国际主义战士故乡的知识女士怀着对伟大中国的向往与热爱也来到这里从事专门的学习与研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东方文明古国正在进行的举世瞩目的划时代变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她的选择恐怕也不完全是凭兴趣，她的评价和见解相对国人来说不啻具有独特的视角和别是一番意蕴的感受。倒远比不少热烈宣扬民族虚无、坚决否定自己，朝思暮想“全盘西化”的人清醒明白许多。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位女士喜欢中国，愿意研究中国，但她毕竟还没有成为国际主义战士。由此我又想起了清末民国时期的一位诗人张执一，老先生人如其名，性格十分倔强，爱国之心强烈，最看不惯国人中一些假洋鬼子数典忘祖、崇洋媚外、吹嘘什么“某某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的无耻嘴脸，怒而写《装洋》诗讽刺：“洋场事事务装洋，难将皮黄换发黄。欧美人前低一等，恨何投错二爹娘！”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不知那些心心念念希望把青丝黑眼黄皮肤变异为金发碧眼白种人的公民们读后是否汗颜？！另如抗日明将吉鸿昌，特地自制了一块木牌，上书“我是中国人”五个大字，挂在胸前，堂而皇之、昂首阔步，挺胸走在美国的大街上，又不知比那些对洋人俯首低眉，甘愿拾其牙慧、承其唾余的人们要伟岸、高大多少倍！ 自己人反而要“西化”，西方人反而还向往，这个道理好费解！是否可以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理论来诠释来理解？这位女士可否当作一面对比鉴戒的镜子？ 告辞他们出门时，北京已是华灯初上。公交车该是最后一趟了吧。我回味着同这位西方“蜜司”的一席谈，脑海中勾画着关于她的某种印象——猛然想起，我竟忘了问她的芳名。其实，这无关紧要罢。 （1996年2月发表于《太阳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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