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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何存在于此？世间有无上帝，倘若真有上帝，其本质又是什么？在这世上的所有宗教里，哪个才最正确？人们死后能否继续存在？我们主要是物质存在，还是精神存在？ 人们为解答这些问题已经挣扎千年。众多战争也都因它们而起。尽管这些问题能让人们丢了脑袋（有时比喻思考不清，有时真指因其丧命），但归根结底，它们的确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决定力量 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式，将为自己在人生中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提供终极信念背景。只要我们想让自己的人生体现任何价值，就必须对这些问题给予些考虑关注。 比方说，你让个人生活围绕各种目标、项目和行动在运转。你设定了像创办新网上生意这样的一个目标。你把它细化成各种工作项目，比如写份商业计划，和发布个人网站。然后你又将这些项目细化成各种行动，例如去银行开通商业账户，注册你的网站域名等。做这些事情都很有道理。 但我们从一开始为何要创办这份生意？它有什么意义？与其他目标相比，我们为何要挑选这个目标？甚至到底为何要设定目标？ 对于你要设定（或不设定）什么目标，能决定它们的就是个人信念背景。所谓信念背景，是指个人信念和价值观的集合体现。假如金钱和自由价值观属于你信念背景的一部分，你可能就倾向去设定一个创办新生意事业的目标。但在不同类型的价值观下 — 一个完全不同的信念背景中 — 你也许根本就不想设定目标。 信念背景的最重要部分，是你对现实世界本质的信念集合，它包括你的宗教、精神和哲学信念。你对宇宙世界的总体信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生活结果。信念背景决定人生目标。人生目标决定工作项目。工作项目决定具体行动。具体行动决定最终结果。 在特定信念背景里，你几乎没有实现某些生活结果的可能，因为你永远不会设定导向那些结果所需要的目标。 个人信念背景的作用就像一个过滤器。当处于特定信念背景中时，你也失去了接触这个背景之外的潜在目标、项目与行动的途径。例如，若个人信念背景中包括犯罪行为非常恶劣的信念，你就极不可能朝着变成犯罪组织未来领导人的方向奋斗。 我的个人故事 下面是个挺长的个人故事，但我认为你将发现它很有意思。如果你花时间读完它，便会注意到我的信念（背景）跟随时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它们如何戏剧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结果。 在自己的一半人生里，我始终在搜寻一种信念背景，它可以为我提供有可能实现的最佳生活。当然，这是个奇怪的追求。因为在搜寻这种信念背景的过程中，我同时也一直困在某种信念背景里。换句话说，对“有可能实现的最佳生活”的确切定义，也是我所寻求的那个信念背景的一部分。所以我必须找到一种信念背景，既能定义出“有可能实现的最佳生活”，也能提供实现它的具体途径。 对我而言，这种追求几乎是在意外中开启，但我最终开始用清醒主动的态度去追求它。 光环 在自己人生的前半部分，直到17岁前，我都是天主教徒/基督徒，受过洗礼且信仰坚定。我上过8年天主教文法学校（相当于小学初中。译者注），以及4年的天主教高中。我还做了数年童子军并赢得过Ad Altare Dei童子军奖章。我每天祷告，而且认可他人所教的一切都是真相。我和家人每周日都去教堂。我的所有朋友和亲人也都是基督徒，所以自己不知道还存在其他信仰系统。我父亲在年青时就是祭坛侍者，他的兄弟（我叔叔）则是位天主教神父。我的一位堂亲还是基督教学园传道会成员。上高中时，我参加过宗教静修活动，并在疗养院和残疾儿童院做过社区服务。我那时预想自己一生都会做名天主教徒。 渎神谣言 高三学年接近结束时，我经历了一种必须描述为意识觉醒的人生体验。它就像我大脑的一个新区域突然打开，使我跃进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也许这就是个人成熟进程的一个副作用。我开始公开质疑从孩提时便被教化接受的各种信念。盲目认可自己被教授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不够。我想深入幕后，根除任何不协调一致的说法，看这些信念是否确实言之有理。我开始提出大量问题，但发现几乎没人愿意真实坦率地讨论它们。大多数人直接就不理会我，或变得心怀戒备。可我只是好奇心强烈，对宗教信仰并无敌意。虽然家人不愿讨论整个事情，但我确实找到几位思维开放的老师。我的高中是所耶稣会教士学校，而在基督教士中间，耶稣会教士已经算是非常自由的群体。 不过我还是挺失望。我发现，无论个人教育水平和生活经验如何，很少有朋友和老师会麻烦自己，公开质疑他们的信仰。这种状态让我产生巨大疑问。我当时在想：“假如每个人都只是盲目接受了这一切，甚至没人真正质疑过它，我为何就该去相信？”过了几个月，这份怀疑变得更加强烈，我把源于天主教养育环境的更多信念，转变为相信自己的智力和常识。最终我直接放弃整个天主教信念背景，并在缺少其他可选背景的情况下，变成一名无神论者。 作为一名17岁的无神论者，我进入了天主教高中的最后一个学年。哈，多么讽刺。起初自己也不确定该有什么期待，但很快我发现无神论的信念背景难以置信地富于力量。清除所有旧信念后，我感觉大脑像经历了一场智力升级。我可以更加清晰地思考，个人思维的运转效果看起来也更棒。我还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对个人生活都更有掌控。没有了对上帝的信仰，我会肩负起对自己生活结果的完全责任。学业也变得轻松容易了许多，虽然自己当时所上的都是最富挑战的课程，大部分还属于AP课目（大学预修课目）。我在微积分上表现非常出众，以至于老师专门给我准备测试，而且和班上其他学生的测试内容完全不同。有次我的AP物理老师在课前找到我，要我向他演示如何解答一道物理难题。我尤其发现数学和理科课程非常容易，以至于开始寻找新鲜方法来挑战自己。我会尝试在长宽只有一英寸（2.54厘米）的方片纸上做完全部家庭作业，或用蜡笔在麦片包装盒背面做作业，或用彩笔涂绘坐标系图，把它变成某种艺术创作。大家以为我有点古怪，但我做这些事情主要是为保持新鲜有趣，因为学校给出的那些习题毫无挑战。你要是没用蜡笔做过微积分，就不算真正生活过。:-) 我毫不掩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事实，所以在上宗教课时，只是为得高分的需要，我会重新吐出所有原始教材内容。但不论何时遇到开放作文题目，我都会用无神论者的视角进行阐述。我很感激耶稣会老师们的自由风范，竟然能容忍我当时的叛逆行为。我必须大加赞颂他们对待我的宽容态度。 我的家人对这一切倒不怎么高兴，尤其是我订阅的《美国无神论者》杂志开始邮寄到家中后（我其实挺擅长提前拦截那些邮件）。但我在学校的表现太好了，让家人很难对我发出抱怨，而且他们也不想公开回应我的任何问题，即便我很高兴他们这样去做。但他们确实会一直强迫我去教堂。因为知道自己反正一年后就要搬出家上大学，我也就忍受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我开始坐到教堂里和家人不同的位置区域，并在中途偷偷从后门溜出散步，等弥撒结束前再及时返回。不过有一次弥撒活动比我预想的时间更早结束，我回去得太晚。家人当时已经走到汽车旁，看见我还在街上溜达。哎呀大意了！家人于是直接开车走了。但我没有步行两英里回家，而是在外呆了一天，直到半夜才回去。后来除了婚礼和葬礼，那就是我最后一次去教堂。 除了这些冲突，我在高中最后一年其实是人生有史以来最棒一年。我所有课程都取得优秀，并被六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录取：包括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部分奖学金），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额奖学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卡内基梅隆大学，以及哈维穆德学院。 我选择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因为在当时，这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全美排名最高。我很高兴能搬出家门，终于全靠自己生活。1989年秋天，我搬到了伯克利，开始住在新生宿舍。 之后事情就变得奇怪起来。 叛徒 在伯克利的日子里，我的无神论信念背景得到了进一步塑造。自己不仅没有再被天主教徒环绕，还认识了许多有着广泛信仰背景的有趣人士。我很快结交了大量非常聪明的新朋友，其中一些对讨论现实世界本质持有十分开放的态度。我认为在天主教成长环境里，自己就像一根被按压的弹簧 — 一旦离开那种压抑环境，我便立刻弹向另一端。但我做得太过分。自己不仅清除了所有旧宗教信仰，同时抹去了整个道德观念。我当时有点像马克·吐温“The Facts Concerning the Recent Carnival of Crime in Connecticut”这篇小说里的那个家伙，亲手扼杀了个人良心。 我开始拥抱与原来成长环境基本上完全相反的所有事物，彻底丧失了学习兴趣，几乎不再上课。我真的一点儿都不在乎拿学位。我几乎每周参加派对并喝得酩酊大醉，有次还一口气喝了14杯酒，等醒来时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床上的。我不得不询问朋友，来拼凑起前晚发生的所有事情。直到今天，我在21岁之前喝下的酒，都比之后所有年月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我今年34岁）。 我还开始商店行窃 — 而且次数频繁。自己第一次去偷窃，只因为那是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一种作为天主教徒永远不可能尝试的事情。做到它就像划去人生检查表上的一项刺激任务。但很快我对偷窃带来的情感高潮上了瘾，不断干得越来越多，最终到了每天偷上几次的程度。 我几乎从不留存偷来的东西，要么把大部分东西送给别人，要么就在偷完后扔进垃圾桶里。大约在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月，我便被捕了。结果判了4个月的缓刑。但自己只消停了一周，就又回归其中，不过我变得更加警惕。在缓刑期结束一周后，我再次被捕，结果被判了40小时的社区服务。我履行完服务，很快又回到偷窃癖好上。但我进一步完善了偷窃手法，让自己更难被人抓到。几次差点被抓的经历，只给了我更多信心。 我对这种行为变得无比习惯，以至于能够心跳平稳地完成偷窃。自己毫无恐惧。于是我不得不加大刺激剂量。起初我从设定小目标开始，比如看自己能够一次在兜里装进多少糖果（13个），或尝试在一天内偷光学生商店里的所有涂改液（超过50多瓶）。之后我会直接把所有糖果和涂改液送给其他同学。 我的学业成绩自然表现不佳，也被学校判了缓刑。当你总不现身课堂时，学校就会这么干。不过我当时真的不太在乎。 但在遇上另一位和我一样道德败坏的同学，双方还很快成为朋友后，事情便从糟糕变成了更糟。我不再去干（自冒风险的）商店偷窃，而是和他一起策划实施两人式的团伙偷窃，从而使被抓概率大大降低。这种做法一次又一次地起了作用，我们都开始从中赚到些真正现金。为保证安全，我们不在同一地方反复偷窃，而是把行窃范围扩大到远超伯克利的地方，几乎有100英里的区域半径，从旧金山、萨克拉门托，一直到费雷斯诺。经过大概一年，我们逐渐把每次的偷窃金额，从一美元的物品价值，提升到重窃罪的价值范围（当时定罪额度是单次偷窃超过400美元）。我认为两人的周末最高偷窃纪录，大概是2400美元价值的物品。 真不该这么干 最终我又被捕，这次落在头上的是重窃罪。这可不妙。我在被捕前已经发现，鉴于以前的犯罪记录，要是被判重窃罪成立，自己就得在监狱呆上两年。这可一点儿都不妙。 更糟的是，我当时的被捕地是萨克拉门托，距伯克利还有2小时车程。但我的搭档不敢在周围等我，以防自己也暴露行踪，于是开车回了伯克利。我被困在县拘留所里，等着查验确认身份。我在偷窃时从不带身份证，给警察的是自己用过的众多假名之一。但警方当然没信我的话，所以我不得不在他们尝试用指纹查清我是谁时，独自呆在一间牢房里。 这便是我的下场... 一个19岁的年青人，在1991年举办超级碗决赛的周日，独自坐在牢房里。预想自己将在未来两年彻底丧失人身自由。 哐！ 那就是现实世界在我周围垮塌时发出的声音。在牢里的头几个小时，我完全处于震惊之中，无法缓过神来思考。也许是监狱的橘色囚衣吓坏了我。但在除了长时间呆坐思考外别无可做的那段时间，我开始重新问出人生的所有大问题。我到底在这儿干什么？这是真正的我吗？ 此刻我的答案已经极为不同。我意识到先前的信念背景完全错误。我承认了自己未来两年必须在监狱度过的事实，但我也知道自己永久性地发生了改变，先前那种生活方式现在已彻底终结。在监狱里呆上两年… 这真是痛苦不堪的教训。但至少，我已经学到这个教训。我当时还没有能完全替代旧信念背景的好选择，但我开始种下一粒新的种子。那粒种子就是意识到无论事情看起来有多糟，我在未来可以变得更好。我知道自己终能恢复过来，东山再起。在重新站起身之前，自己可能要花数年时间，但我确定无疑地知道，我可以从中幸存下来。这就是个人成长的理念种子播入心中的时刻，尽管我那时并未这样看待它。那份理念就是，无论现在事情有多糟，我依然有能力从中实现成长，并在未来博取更好的人生位置。那份理念就是我拥有的全部力量来源，但它足以让我应对眼前难关。 三天后我被释放出拘留所。警方已经成功查明我的身份。我得知了出庭日期，自己将以重窃罪被起诉，暂时回家候审。走出牢房时大概是日落时分，我先在萨克拉门托的议会大厦和公园逛了一会儿，只想享受那份新鲜空气，而且很高兴至少还有几个月的自由时间。牢房生活极端无聊，而且我呆的还只是县拘留所，而非监狱。不幸的是，我当时还有更紧急的问题要处理。我没有身份证，全身只有18美元，自己不得不想办法走完120英里路程回到家中。幸运的是，我得以搭乘夜班巴士，只用16美元到了奥克兰，从那里让（前）搭档开车送了我一程。 刚回到公寓，我就发现邮箱里有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来的开除信。当你的GPA成绩开始只有小数级别的分数时，学校自然会给你来封开除信。 破败的名声 在候审的那几个月里，我有点儿意志消沉，几乎什么都不干。自己只是蒙头大睡，长时间散步，并玩大量视频游戏。当你预想自己要在监狱呆上一段时间，就很难再去设定任何目标。 最终我被分配了一名律师，要和他见面讨论我的案子。在我能开口前，他便说道：“嗯，我已看过你的案子。因为这是你首次犯案，我很肯定咱们能争取减罪到小偷罪名。这样如果我们不提出抗议，你最后只用做些社区服务。我跟地方检察官的关系挺好，所以我很确定他会这么判。我强烈建议你别不服判决，因为你被当场抓获，证据对你相当不利。”首次犯案？啊？我的脑子里立马填满这些想法：“他为什么以为这是我首次犯案？难道他不知道我以前的案底？如果他以为这是我首次犯案，其余法庭人员是否也以为这是首次犯案？我该更正自己律师的疏忽吗？”在脑中仔细想了几秒钟后，我决定自己最好乖乖闭嘴。保持沉默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但它也存在让我幸运过关的机会。我猜最糟结果，就是晚点得面对一位暴怒的律师。但最好结果将好得让我无法放过。重窃罪是严重罪行；小偷罪名只是轻罪。我必须冒这个险。当然，冒险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几周后我们去了法庭。我的计划是尽可能闭上自己的嘴，只说绝对最少的话。在审判庭外我查阅了法庭对这件案子的基本信息。警方确实查明了我的真实身份，但他们也提到了我的假名。案卷里并未列出我以前的犯罪记录。我猜最大可能是，虽然案子是用我的真名提交给法庭，但有人搞错了名字，根据我的假名，而非真名去搜索我的过往犯罪记录。人为出错？电脑出错？谁知道呢？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个重大差错。 可以肯定的是，当我和律师进入审判庭后（一个让我感觉越来越熟悉亲切的地方），法庭依然以为这是我首次犯案，并按这种情形进行了判决。我对减罪为小偷罪名没有提出抗议，最后被判罚社区服务60小时。后来履行那60小时的服务时，我就像在干一份梦想工作，因为自己知道它原本是17520个小时的痛苦刑期啊。 我的整个脑袋都觉得天旋地转。刚刚发生了什么？未来两年人生现在重新属于我了。 （未完待续，明日更新完毕） Steve Pavlina（史蒂夫·帕弗利纳） 2005.06.19 题图来源：Unsplash，Pixab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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