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土文献会极大地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展，要站在时代学术的前沿，就必须充分把握和利用新的材料。除了业已问世的许多地下资料有助于《诗经》时代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河北平山出土的“平山三器”、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荆门郭店战国楚墓竹简先后出土，其中都有可以直接研究《诗经》的文字资料，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文物市场的战国竹简也即将出版问世，其中同样有《诗经》研究的重要信息。从相关论著看，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利用新的资料进行《诗经》研究，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们的努力与尝试，对我们以后的工作也有不少的启迪。 大略说来，今日《诗经》研究，出土文献的价值至少应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出土文献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要正确对待传世文献，并以“知人论世”的原则从事《诗经》研究 《诗经》的时代从西周到春秋，历时既久，它反映着那个时期的历史，涉及到当时社会文化的不同方面。例如，李学勤先生曾经谈到过《诗经》的地域性与统一性问题，出土文献恰可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作为诗歌总集，《诗经》本来可以形之歌咏，学者们的研究认为《诗》三百篇皆可入乐。但《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按照区域划分，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初竹简本《诗经》正与今本一致，也是按国别分篇。可以显见，《诗经》各部分的地域性特点是突出的。然而，《诗经》的十五《国风》在用韵上又是一致的，清代乾嘉以来的不少古音学者都发现了这一点，用李学勤先生的话说，“这一点在今天的方言里也不能做到”。这说明《诗经》在具有地域性的同时，又有非常明显的统一性。那么，这是否孔子或者他人编订的结果呢？出土的有铭器物否定了这样的推测。自宋代以来，陆续发现的有韵青铜器铭文，齐、秦、晋、楚、徐、越等国都有，其用韵仍然一致，并与《诗经》相合。 出土文献印证了《诗经》的统一性，这对我们认识《诗经》的形成极有启示意义。关于《诗经》的最初编订，学术界有献诗、采诗等不同说法，这些说法与当时西周王室对诸侯国的统辖有关。以往人们习惯上说是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其实，夏商周三代已经是统一的王朝，西周王朝统治下的各个诸侯国要对周王室定期贡纳、朝见，负有很多的义务，周王室与诸侯的关系，同后世封建时代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关系有许多神似之处。《诗经》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句子，《左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并引述了《诗经》这里的句子，这其实正是当时历史实际的反映。了解这些，对于理解《诗经》的编订大有好处。 第二，出土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诗经》的结构 阜阳《诗经》的出土问世，以及不久将与学者见面的上海博物馆购藏的《诗论》，都已经引起了学者们对《诗经》结构问题的思考。阜阳《诗经》作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诗经》古本，在最初发现出土时，一些简策存在着叠压现象。按照一般的理解，互相叠压部分居上者在前，居下者在后。将阜阳《诗经》与传本比较，其中有些叠压现象却难以从传本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所以只能认为其中某些诗篇的次第可能与传本不同。也许因为如此，有人认为阜阳《诗经》是独立于齐、鲁、韩、毛各本之外的另一传本。 据介绍，上海博物馆购藏的竹简《诗论》也与今本有异，其中“颂”（竹书称“讼”）为诗的第一部分，列在“国风”（竹书作“邦风”）和二“雅”（竹书称“夏”）之前，未知是否属实？《左传》记季札观乐时，鲁国诗工“为之歌《颂》”，季札进行了一番议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只说“颂”，而没有说是《周颂》，抑或《鲁颂》、《商颂》。清人陈奂在《诗毛氏传疏》卷二十六中说：“周太师谱诗入乐，但谓之颂，不系‘周’字，后诗在鲁，鲁有《鲁颂》，又有《商颂》，遂加‘周’以别之。《左传》吴札请观周乐，为之歌颂，吴札曰：‘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此歌颂者，美文王、武王、成王盛德皆同，歌《周颂》非并鲁、商而歌之也。” 杜预注以为季札所谓“盛德之所同”是因“颂有殷、鲁”，后人以为不妥，陈奂亦认为非是。 有学者引用宋人程大昌《诗论二》曰：“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又引《小雅·鼓钟》“以雅以南”之句，认为《周南》《召南》与《小雅》同时使用之时，《南》一般排在《小雅》之后，在《左传》所载的赋诗活动中，《南》与《雅》在同一场合出现时，《南》或者用于《雅》之事，或者用于地位较低于用《小雅》者的人。在《仪礼·乡饮酒礼》中，《周南》和《召南》也在《小雅》诸诗之后。不知这是否能够“表明《南》的地位较《小雅》略低”。我们认为，《风》与《雅》在《诗经》中的前后顺序与其重要性应该还不是一回事。 当然，阜阳《诗经》出土时，已经是“残简断篇，破碎得惊人”，这为利用其从事《诗经》研究增加了很大难度。据闻，上海博物馆所藏《诗论》不久即可正式公布，利用它所提供的信息研究《诗经》或许不需要太多时日。 第三，出土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孔子是否曾经删诗的问题 今本《诗经》是如何成书的？它是否经过了孔子的删订，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本来，汉唐学者基本上一致肯定孔子删诗之事，但宋代以后，特别是朱熹以来，否定孔子删诗的人越来越多，在现今学术界影响很大。 孔子删诗之说，现在所知最早出自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诗》在孔子以前是什么面貌，孔子为何对《诗》进行整理，又是如何进行整理的，《孔子世家》均有涉及。 主张孔子曾经删诗的学者，认为今存《诗经》以外有不少的逸诗，这是孔子删诗的基本前提。如宋代的欧阳修《诗谱总序》云：“司马迁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郑学之徒，皆以迁说为谬，言古诗虽多，不容十去其九。以予推之，迁说然也。何以知之？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焉！”据蒋善国《三百篇演论》：欧阳修认为孔子之删诗，非止全篇删去，或篇删其章，章删其句，句删其字者。这些情形，皆能一一举例以为证明。 认为孔子曾经删诗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孔子删削整理的目的在于如司马迁所说“取可施于礼义”，由此“以备王道，成六艺”，作为儒家的教科书。因此，在后世的著作中，儒家诸子所引逸诗的比率明显不及其他各家。 孔子以前，古诗是否有“三千余篇”已难知其详，但他尚能看到今本《诗经》以外的很多古诗则是毫无疑问的，孔子以后可能仍是如此。《左传》中出现了《辔之柔矣》、《茅鸱》等逸诗，上海博物馆的竹书《诗论》中也出现了一些未见于今本《诗经》的篇名，至于史籍中有句子而无篇名的逸诗则更多。 这其实正是孔子删诗的前提。 有人根据上博竹书《诗论》言“孔子所见到的《诗》比今本《诗》多得多”，从而由此认定孔子没有删《诗》。笔者认为，这种把问题简单化的方法其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六经”之中，孔子十分重视《诗》，不同时期的孔门弟子都可能听到孔子关于《诗》的论述，当然，上海竹简《诗论》是否出于孔子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即使该篇真是出于孔子，并且其中没有记载孔子删《诗》，一方面说明它可能出于早期孔门弟子之手，另一方面，它正可以说明孔子删《诗》存在较大的可能性。 第四，出土文献为研究《诗经》的传授提供了有利条件 孔子删《诗》问题虽存争议，但孔子曾以《诗》进行教学并传授弟子。谈到孔子以后《诗经》的传授，《诗经》研究者都会首先想到三国时期吴人陆机的话，他在《毛诗草木虫鱼疏》中说：“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陆机所说可靠与否，相关的记载却斑斑可考，给人一种不能不信的感觉。 《诗经》赖子夏而传，据说，汉初传授《诗经》的各家都在某种程度上渊源于子夏。今天所看到的《毛诗》，《汉》、《隋》二志明记出于子夏。《汉书·艺文志》著录《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又有《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末云：“三家皆列于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毛诗》比三家多出一卷，很可能是子夏所传《诗序》别为一卷，至于《毛诗故训传》又多出一卷，则可能是训传之文不置于经文之下，又别为一卷。郑玄于亡佚之笙诗曰：“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故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诗亡。”《常棣》疏引《郑志》答张逸：“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足自明矣。”是郑玄本来认为《序》为子夏所作。在这一点上，后来的陆机、王肃看法与郑玄并同，《文选》将《诗大序》明题为“卜子夏”撰，《隋书·经籍志》也明言《序》为“子夏所创”。 有意思的是，上博竹简中《诗论》所载论《诗》的人，有学者认为不是孔子而是子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它对于研究子夏与《诗经》的关系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材料。但无论怎样，子夏与《诗经》关系密切，而且他十分注意发掘《诗经》的义理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子夏以后的《诗经》传授如何？我们思索的目标很容易定格在魏人李克身上。按照陆机的说法，子夏从孔子受《诗》后传授于鲁人曾申，曾申又授之于李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李克》七篇”，自注曰：“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史载，子夏居西河时，教授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如此，则子夏与李克师徒曾并事魏文侯。 李学勤先生利用“平山三器”对中山国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也谈到了《诗经》的流传问题。按照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证，李克的生卒年约为公元前435—前395年，而“平山三器”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0年上下，时在李克之后。据载，公元前408年魏文侯率兵进攻中山国，二年之后中山国被灭。接着，魏文侯封太子击到中山国，而以李克为辅相。李克为相于中山国，史籍中有明确记载；同时，《韩诗外传》又记有“中山君好《诗》”。《诗》在中山国有如此影响，应与李克学《诗》授《诗》的切实努力不无关系。【1】 “平山三器”是中山王的铜器，其铭文中多次直接引用《诗经》和其他儒家经典的句子，反映了儒家敬祖重祀、慈孝仁义等传统观念，这与子夏的《诗经》论述正相一致。李学勤先生明确指出，魏国对中山国二十余年的统治，起到了把华夏文化进一步传播于中山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经》的传流，子夏传《诗》于曾子之子曾申，曾申传于魏人李克，“李克正在魏国统治中山的时期任中山相，所以平山器铭文所反映《诗》在中山的风行，很可能与此有关”。 第五，出土文献有助于研究早期儒家的诗说与诗教主张 《诗经》属于“诗”，更属于“经”。《诗经》不入集部而入经部，自然是由于儒家宣传的原因。自从孔子格外看中《诗经》的教化作用以后，孔门后学乃至历代儒家都对《诗经》十分青睐。先秦两汉时期的不少文献中有孔子等早期儒家引《诗》论《诗》的材料，但由于疑古思潮的巨大影响，众多典籍被列入“不可信据”一类之中，人们对这些材料往往不得不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敢冒然问津。例如，不少学者在论述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时，仅仅局限于《论语》中的几条材料。这是非常可惜的！ 新近出土的文献中，发现了大量的关于孔子与《诗经》关系的新材料，如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竹简等都有力地证明了《礼记》中的《缁衣》篇出于子思，则其中所引孔子《诗》论的相关记载应当可信。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比较，不难发现先秦、两汉时期典籍中引《诗》论《诗》的内容俱有所本，并非出于后儒的臆造。 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不少与《诗经》有关的材料，其中，《缁衣》篇、《五行》篇、《性自命出》篇、《六德》篇、《语丛一》、《语丛三》都有引《诗》论《诗》的内容，这些内容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如廖名春先生就指出它们对研究先秦《诗经》，对研究先秦儒家的《诗》学和诗教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例如其中的《六德》篇中谈到《诗》《书》等“六经”中可见“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而“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实即郭店简的所谓“六德”，也就是“智、信、圣、仁、义、忠”，于《诗经》中见此义理，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学者认为，郭店楚简中的《缁衣》、《性自命出》、《六德》等篇属于子思学派，从楚简论《诗》的材料，我们可以考察思孟之儒对《诗》义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也不难发现他们继承了孔子《诗》论的特征。 上博竹书《诗论》记载了孔子论述赋诗、奏乐、著文时必须有的志、情、言。孔子说：“诗毋隐志，乐毋隐情，文毋隐言。”他解释诗义，以及孔子弟子理解诗义，着眼点在于思想行为和道德规范。孔子后来整理古诗，所注重的正是“可施于礼义”和“备王道”。 在具体操作上，《孔子世家》说孔子删诗“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汉书·艺文志》也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从今本《诗经》看，孔子正是依据这样的原则删订而成“诗三百”的。孔子撰《春秋》时所表现的“据鲁、亲周、故殷”的特点在这里也有显著体现。对于《诗》，孔门师徒可能都是这样。 当然，上博竹书《诗论》尚未正式公布，其中所谓“授诗”者是否孔子尚存争议。但不论如何，它的问世肯定对研究儒家的诗说与诗教主张大有助益。 总之，出土文献对于《诗经》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我们所说仅仅是举其荦荦大端而已。《诗经》研究有很大难度，诚如俞平伯《读诗札记》所言：“求之训诂则苦分歧，求之名物则苦茫昧，求之文义则苦含混。”但是，尽量接近历史的本真终究是学术研究的不懈追求，诗歌的朦胧性与文学史的科学性并不矛盾。不论人们从怎样的角度去审视文学演进的过程，也不论以怎样的模式去撰述文学发展的历史，总不能离开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与对作品内容的真实理解。谁都知道，要做到“真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诗经》研究更是如此，所谓“诗无达诂”正道出此理。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为我们重新认真检讨《诗经》的早期研究史提供了可能性。 五十年前，杨树达先生读了陈寅恪所著《元白诗笺证稿》后，因其“语详事核”而“钦服不已”，谓“自有诗注以来，未有美富卓绝如此书者也”。联系到以前在《岭南学报》读过的陈寅恪说唐诗诸篇，杨树达先生在“叹其精绝”的同时，更认为“必深入如此而后有真正之文学史可言”，他将其与前此他人著述相比，颇有感慨地说：“向来编文学史者大都浮光掠影，去真象不知几千万里，真可嗤也！”【2】作为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治学的重点在魏晋隋唐时期，他称自己“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不敢”读三代之书。但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研究的范围很广，他的著作之所以涉及上古较少，与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有关。他主张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其学术方法的突出特点即在于详细地占有可靠的资料。今日文学史研究，“浮光掠影”者似乎依然不乏其人；至于研究《诗经》，更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注释： 【1】李学勤先生：《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载《文物》1979年第1期；《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载《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2】杨树达著：《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与陈寅恪书》，中华书局，1983年。 【原载于中国诗经学会编：《诗经研究丛刊》（第二辑），学苑出版社，2001年】 |
|
|
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