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家吕梁的下场

2016-10-11 10:16:55

2001年2月3日，吕梁在他位于北京的北辰花园别墅被警方逮捕，他是当时的著名企业家兼顶级股评人，他被捕的理由是涉嫌操纵一系列股票的股价，给股民造成了超过50亿元的损失。

对于警察的到来，吕梁一点也不感到惊恐，正相反，他长长舒了一口气，脸上则露出了轻松的微笑。对于他为何如此反常，一位财经评论人解释道，“他（吕梁）此时觉得待在大牢里比待在外面被人追杀更安全。”

想要“追杀”吕梁的人据说是他的合作伙伴，即那些与他共同操纵股价并造成超过50亿元损失的人。这些人之所以要杀吕梁，是因为吕梁干了一件疯狂的事。

2001年元旦，吕梁在其私人别墅约见了一家财经媒体的主编，并通过此人对外界宣称，与他合作的金融机构分布于全国，有400多家，其中不少还特别有名，而他正在写一本“庄家自述”，准备把这些机构和他们的丑事全抖搂出来。

显然吕梁已经决定主动认罪，所以他并不害怕警察上门，正相反，他希望司法部门和证监会赶紧传讯他，把他关起来。可惜他的愿望落空了，警方只是对他进行监视居住，而这让恐惧再次攫住了他。

左思右想之后他决定逃跑，逃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2月9日，他披着一件军大衣，悄悄离开了自己的豪华别墅，消失在初春北京滚滚的人流中。

一个文人的转变

吕梁原本是一个文人，最后却走上了坐庄的道路，这是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吕梁出生于1956年，原名吕新建，非常擅长写作和画画。1988年，他在巴金做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国运》，受到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好评。他的画画得也特别好，曾于1989年担任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纪事》的特邀美编。

不过，1990年之后，吕梁就不再从事文艺创作了，转而投身财经写作，主要写股市。1992年，他创作了一本名为《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的书，其中一部分内容于5月2日在《中华工商时报》上发表。

创作该书与当年资本市场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

当年1月，沪深两地开始流行一种“新股认购证抽签表”，股民可以凭抽签表去申购新股，当时的股市非常火爆，只要拿到足够的认购证就能发财。而这些财富故事又激励了其他人，全国上下人心浮动，许多人都幻想一夜暴富。吕梁的书有借“古”讽今之意，写书的时候，他还不是一个股民，也不推崇投机，但这种情况不久就改变了。

8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以500万张抽签表的方式发售，每张表可以买1000股股票，中签率为10%。消息一出，举国骚然，150万人齐赴深圳抢购抽签表。

当时吕梁也去了深圳，不过他并不是去抢表的，而是去看这股狂潮到底如何发展。

抵达深圳之后，吕梁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各售表网点排起了望不到尽头的队伍，天南海北的人们前心贴后背地拥抱在一起，9日下午天降大雨，但购表队伍原地不动。由于来的人太多，500万张抽签表很快售罄，然而，购表人群仍不散去，他们指责售表过程存在舞弊行为，要求市政府为他们“评评理”，甚至还砸汽车，砸摩托车，以及攻击执勤干警。市政府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宣布将下一年的500万张抽签表提前增发，这才平息了事态。

吕梁见证了这一切，他将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标题为《百万股民“炒深圳”》的特稿，而这篇特稿被国内几十家报纸转载。这之后，吕梁就火了。

不过，对于吕梁而言，这次经历最大的意义还不是让他名扬天下，而是让他近身体验了一次投机狂潮。这之后，他的心也狂野起来。返京之后，他便跟一些大户学炒股，赚了一些钱。然而，这些钱很快又被在他期货市场上赔光了，他不光是赔光了自己的钱，还把利用自己的名头借来的大约1000万元也赔光了——这些钱大部分是向上海的一个老总借的，后文还会提到此人。

到1996年，吕梁已经没有资本再折腾了，于是回归老本行。他成立了一个“K先生工作室”，对外号称“K先生战略投资基金”，并在报纸上以“K先生”的名义发表股评。K有两层含义，一是股票的K线图，二是英文KING，即“股评之王”。

搞这么大动静并不是为了写稿还钱——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结交天下豪杰，最好能钓到一个能帮他翻盘的人，而这个人在1998年秋天出现了。

“我是全深圳最不幸的人”

找吕梁的人叫朱焕良，是深圳的一名炒股大户，经常看“K先生”的股评文章，对吕梁很是仰慕。不过，朱焕良此次前来不是为了追星的，而是为了让吕梁帮他解决一个难题。

这件事得从头说。

朱焕良是一个标准的土豪，他没读过多少书，早年在工地上给人开大型装卸车。1992年他开始发迹，第一桶金就是通过参与“百万股民炒深圳”赚到的，随后他则用这笔钱去炒股。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很会炒股，两三年就炒出了亿万身家，被人称为“朱大户”。

发财之后，朱大户觉得自己能力超群，便想学人家坐庄。1996年，他相中了深交所的一支名为“康达尔”的股票，该公司位于深圳宝安区，是一家养鸡企业，向香港市场供应活鸡，规模不大，但效益稳定。朱大户在深圳宝安区颇有人脉，他问了一圈朋友，大家都说没问题，他便展开了行动。

朱大户先是筹集了2亿元资金，其中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其余的则是从高利贷借的。其后，他从二级市场大举收购康达尔的股票，半年之内就囤积了几千万股，占到总流通股的90%。

控股完成之后，他便开始实施自己的坐庄计划。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97年，香港突然爆发“禽流感”，全岛疯狂地杀鸡、禁鸡，这直接导致康达尔的股票断崖式下跌，每股从15.4元一路跌至7元，市值蒸发了一半多，而朱大户则深套其中。

看着大盘，朱大户恨死自己了：放着亿万富翁不当，学人家当庄家，遭天谴了吧。

不过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康达尔内部还存在严重问题，表现为公司账目异常混乱，有内部人不断掏空公司，外部则有大量官司，再就是发现了4亿元假账。而朱大户控股康达尔之后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当时的盈利报表都是他填钱进去做出来的。

“禽流感”的爆发则让朱大户彻底绝望了，那段时间，他逢人便讲，“除了那些被杀的鸡，我大概是全深圳最不幸的了。”

不过悲观是没有用的，放高利贷的天天催债，再拿不出办法来，他恐怕就没命了。

抓耳挠腮之际，朱大户忽然想起了“K先生”，他经常在报纸上看“K先生”的股评文章，那文章既热情洋溢又富于思辨，在股评文章普遍粗劣、肤浅的当时，有如一股清流，让人心生仰慕。朱大户觉得“K先生”可能有办法帮自己解套，便在1998年秋天买了一张机票，飞往北京。

两个倒霉蛋的交易

吕梁与朱大户见面后，两个倒霉蛋都看到了希望。

吕梁当时正在研究“股神”巴菲特，他对那个把几万美元做到230亿美元（当时数据）的资本传奇心驰神往，觉得自己也可以在中国复制类似的传奇，至于他自己的那1000万元欠款，他这时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吕梁被自己的想象力忽悠起来了，他是那种既能说动别人，也能说动自己的人。他觉得自己离成为巴菲特只差一步，那就是差一个投融资平台，而朱大户送来的正是这样一个平台。

见面时，他被朱大户告知康达尔是一家“好公司”，危机只是暂时的，只要“禽流感”一过，什么都会好起来。至于康达尔的财务问题、官司问题和假账问题，朱大户则一个字都没有讲。

吕梁并不信任朱大户，他对此人早有了解，知道这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圈内朋友告诉他，朱大户在与深圳一些机构联手炒股时，多次背弃盟约，在关键时刻开溜，给盟友造成了重大损失。按理说不应该跟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打交道，但吕梁却无法说服自己拒绝朱大户，因为他太需要康达尔了。

在吕梁看来，康达尔是一个开启自己“巴菲特事业”的绝佳入口：这支流通股的盘口很小，收购成本较低，拉抬起来相对容易，而更美妙的是，朱大户手中握有90%的流通股，把盘子控起来了。一番盘算之后，吕梁决定与朱大户合作，他自信有把握赢。

朱大户见到吕梁时也是眼前一亮，他虽然听不懂吕梁给讲的那些高深理念，但却能看懂吕梁的状态，他知道这个男人是清醒的，而且好像掌握一些神奇的“法术”。并且，除了相信吕梁之外，他此刻已经别无选择。

最终朱大户在吕梁拟定的一份协议上签了字，根据这份协议，吕梁将以每股13元（当时的股价是7元）的价格从朱大户手中接手50%的康达尔流通股，而朱大户则承诺，五年之内，无论股价如何上涨，他都不会抛售手中的股票。

交易达成后，这两个负债累累的男人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一场规模巨大的黑庄事件就此上演。

控盘康达尔

吕梁开始了自己的“巴菲特旅程”，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控盘，而控盘的第一步是建仓。

吕梁先让朱大户转托管给他227.9万股康达尔股票，然后用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写了一份华丽的项目建议书，称“将长期投资，长线持仓，引入美国做市商的理念，甘做善庄，与中小股民共赢”，当然这些只是漂亮噱头，最关键的一句话是——“融资中介费为15%”。

这之后，吕梁把项目建议书交给助手丁福根，让后者去融资，目标是“3个月4个亿”。

丁福根原本是北京一家证券营业部的交易员，曾替吕梁操盘，几年交往下来对吕梁心生崇拜，便加入了吕梁的“K先生工作室”，成为该工作室仅有的两名员工之一。丁福根接到任务后并没有亲自去跑，而是首先找到了董沛霖。

董沛霖就是前文提到的上海那位老总，曾任职于国家计委，在金融圈人脉深厚，此时正在上海一家实业公司做总经理。他接到丁福根电话时非常兴奋，心想要是吕梁这回成了，那大家都发财，要是不成，他也可以通过融资中介费把吕梁欠他的赚回来。而仅一周之后，他便为吕梁融到1000万元，自己则赚到150万元。

丁福根一见有戏，便全面行动起来，他飞到上海和深圳，借助董沛霖这样的人，与各家证券营业部洽谈委托理财业务。该业务的具体计划是：由营业部介绍资金方给“K先生工作室”，“K先生工作室”则将手中的股票抵押给资金方，而营业部则充当炒作康达尔股票的大本营，从而拉抬股价和交易量。

当时这些行为都是严重违法的，甚至包括高息融资行为。吕梁日后曾亲口承认：“那些融资协议如果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是要蹲监狱的。”然而，在巨额利益诱惑之下，这套计划短短几个月就吸引了3.98亿元融资。

拿到融资后，吕梁从朱大户手中买下了1300万股，并转托管了1700万股，占到总流通股的约50%。接下来，他要控制董事会了。

吕梁觉得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应当维持神秘感，所以不想亲自抛头露面，而希望找一些傀儡替他控制董事会。

具体操作手法是：他先去向一些人推销康达尔的光明前景，然后提出让对方出任董事，最后要求对方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可帮其融资，同时要求对方把股票交给他来打理。由于康达尔的股票一直在涨，再加上吕梁给的待遇非常优渥，所以很多人都动心了。吕梁最后选了7个人，把他们安插到董事会，而董事会总共才11个人。

就这样，吕梁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完全控制了康达尔公司。接下来，他要施展自己的雄伟计划了。

构筑“中科系”

控股康达尔之后，吕梁先让丁福根通过自买自卖的手段拉抬股价。

法律有规定，任何人对一家公司持股超过5%必须举牌公告，为了绕开这条规定，丁福根在建仓时将股票打到了全国1500多个个人账户，而这些个人账户成为拉抬股价的主要工具。

1998年12月，丁福根亲自指挥拉抬股价的行动，他指挥得非常具体，包括每天哪些人抛盘，哪些人接盘，震荡幅度是多少。不久之后，他们就做出了一张形态美妙的K线图，而且没有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

与此同时，吕梁展开了他的舆论造势行动。从1999年3月开始，他便以“K先生”的名头再现股评江湖，在《证券市场周刊》上连发四篇重磅文章。

这四篇文章是《关于世纪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话》、《理念嬗变》、《操作更新》、《道指冲万点与新兴市场对策》以及《战略投资、摆脱颓势、创造双赢》。这些文章观念新颖，层层递进，而且有具体指导。当时股市正处于熊市，这些文章则有如一股清流注入市场，受到极大好评。

四篇文章中的最重要一篇是最后一篇，发表于1999年5月8日，吕梁在这篇文章中向股民们推荐了三只股票，其中最后一只是康达尔。文章发表后，康达尔的股票并没有什么大涨的迹象，但十多天后情况就变了。

5月19日，沪深股市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转向，进入了大牛市。这就让“K先生”一下子成了预言家，荣登“中国第一股评家”宝座，而他推荐的股票康达尔也开始受到追捧，至年底时上涨了超过110%。

康达尔虽然涨得猛，竟只有一支股票，而且大部分股份在吕梁和朱大户手中。对于吕梁而言，想通过康达尔赚更多钱，从而实现他的“巴菲特梦想”是不现实的，他必须要搞一个更大的计划。

1999年7月，吕梁在北京成立了“中科创业”，声言要打造“中科系”上市公司。

“中科创业”是一个很唬人的名头，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一家中央企业，而这正是吕梁想要的效果。此外，他还将时任科技部一家直属单位的副主任聘为公司董事长，对外宣称中科创业“有科技部的背景”。

为了让中科创业听起来威风凛凛，吕梁还炮制出了“系”的概念——“中科系”，而这原本是历史教科书用来形容军阀的词汇。

这之后，他便展开了一系列收购行动：2000年3月和7月，他通过两次收购行动成为中西药业的第一大股东；6月，他又分别成为胜利股份和岁宝热电的第四大股东；不久，他则又大举收购莱钢股份和马钢股份。这些收购行动并没有通过二级市场，而是直接购买国有法人股，这样做收购速度会更快，而且几乎不受监管。

大公司之外，吕梁还入股了一些小公司，同时自己成立了一些小公司，而做这些是为了方便炮制概念。

从2000年7月开始，吕梁不断对外发布利好消息，而这种消息归结起来就是他旗下的大公司要投资一家小公司，去开发一种概念火热的科技项目，比如“癌症治疗仪”、“中国电子商务联合网”、具有“生态功能和医药功能”的苜蓿项目。

但事实上，吕梁除了在苜蓿项目上投了100万元之外，从未推进任何一个项目。但神奇的是，中科系股票却开始大涨，甚至不需要拉抬都会涨！

当时吕梁完全成了一个神话人物，他只要多看一眼某支股票，那支股票就会涨，要是他买了，那支股票就会涨疯。除此之外，他还被大量企业和地方政府聘请为“投资顾问”，经常在全国飞来飞去。

光环效应之下，中科创业开始受到权威媒体推荐，《中国证券报》连续26个月将其列为“投资风险最小的十只股票”之一，《证券周刊》则将其列为“可以长期持有的大牛股”，道琼斯更是将其选入“中国指数样本”……

就这样，一家养鸡公司华丽变身为一家受到热捧的“高科技企业”，而吕梁也达到了自己人生的巅峰。

雪崩

2000年5月的一天，丁福根告诉了吕梁一个坏消息：朱大户正在大举抛盘，每天抛售大约1500万元。

吕梁听到消息后呆住了，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番思量之后，他决定接盘，朱大户抛多少他就接多少。此时他觉得朱大户就是“扶不起的阿斗”，让这家伙抛一些也挺好，有利于日后控盘。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朱大户抛起来没完了，大有不抛光不罢休之势，而这惹急了与吕梁合作的各家机构，人们要求吕梁去劝阻朱大户，让他不要玩火。

见面时间很短，朱大户没有对吕梁遮掩自己的行为，他表示现在玩得太疯狂，早晚会出事，他不愿这样整日担惊受怕，不玩了，最后他对吕梁说：“股票总要卖出才会赚钱吧。”这一下吕梁没招了，他没想到朱大户居然是一个滚刀肉，没办法，他只好继续当接盘侠。

三个月后，一个朋友告诉他，朱大户用几艘小快艇，将数十箱现金偷运出境。听到消息后，丁福根气愤地说，“我们上当了，纯粹是给他打工。”

朱大户的出逃让中科系的股价开始动摇，而这又刺激了“老鼠仓”问题，并让中科系的股价出现雪崩。

所谓“老鼠仓”，就是中科系的高管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股票质押给金融机构，套现出来再炒卖中科系的股票。在中科系内部，“老鼠仓”问题特别普遍，而且规模庞大，其中最大的一个居然是中科创业的申姓董事兼执行总裁。

为了防止这些“老鼠仓”像朱大户那样抛盘，吕梁要求各公司在年底之前清查“老鼠仓”，将所有资金回笼总部，由丁福根统一调度，以便有序“撤离”。

吕梁的算盘打得好，然而现实却不在他的计算之中。那些持有“老鼠仓”的高管，一听说要清查“老鼠仓”，更加疯狂地抛盘，而且完全没有指挥和章法，导致中科系股票突然雪崩：资料显示，从圣诞节开始，一连出现了9个跌停，股价从33.59元一直跌到11.71元，市值蒸发则超过50亿元。

这之后便发生了本文开篇所提到的故事：2001年元旦，吕梁在其私人别墅约见了一家媒体的主编，声称将通过一本“庄家自述”，将本案所有涉案者及细节公布于众，随后又在监视居住期间潜逃，从此人间蒸发。

崩盘之后，丁福根也跑了，有人警告他，他要是再敢回北京，就剁了他的脚。不过，他还是在当年4月份被警方抓获了，之后在看守所里一夜白了半边头，庭审时则沉默以对，最终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入狱4年，罚金50万元。

至于那些中科系高管，他们在1月5日召开了一次记者会，声称他们就是吕梁的“光绪皇帝”，也是受害者，最后，他们大声宣布——“彻底与吕梁决裂！”后来，只有5名高管与丁福根判处了类似罪名，刑期也都很短。

就这样，这场性质恶劣、规模庞大的黑庄大案结束了。

吕梁的秘密

吕梁潜逃之后，人们一直在问：这小子到底跑哪去了？

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人知道答案，有人说他在国内某个地方隐姓埋名，有人说他已经逃到了国外，还有人说他估计已经被人做掉了。总之，不是管哪种命运，那个叫“吕梁”或者“K先生”的人都人间蒸发了，和他一块蒸发的还有那本“庄家自述”——他在2001年元旦约见媒体时已经写了6万字。


这是吕梁留下的较清晰照片

吕梁消失了，但他带给我们的思考并没有消失，而这种思考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炒房狂潮”也有启发意义。

吕梁本来是一个文人，以写作为生，是朱大户改变了他的命运——朱大户有一个可资运作的金融平台，但其自身却负债累累、深陷困境，急需一位懂资本运作的合伙人，而吕梁正是这样一个人。通过“百万股民炒深圳”狂潮的洗礼，吕梁对普罗大众的人性了如指掌，他知道只要让人们看到足够高的回报，人们就会疯狂。

果然，他通过15%的高息回报，就快速启动了对康达尔的建仓，之后则通过自买自卖的方式，给公众做出一条大家想看的K线图，随后又碰上了大牛市，接着投资者就疯了，拦都拦不住。丁福根后来在法庭上供述称，“送钱的人排成长队，以致1000万元以下的投资者被拒之门外。”


如今的买房情景与丁福根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到了后期，吕梁连像模像样地搞项目都省了，不用懂农业，不用懂医学，不用懂电子商务，甚至不用成立什么实体公司，只要用“K先生”和“中科系”的名头，在市场上随便一招呼，就应者云集，财源滚滚——人们生怕自己错过了“一夜暴富”的机会。

对，“一夜暴富”，这就是吕梁的秘密，这就是操控股民的真相！中国股市不属于巴菲特式的投资者，而属于吕梁这样的文学家，而股民们需要的也不是好公司，而是好故事。

然而再好的故事，也需要庄家集团一起编下去。庄家吕梁的悲剧在于，他碰上的是朱大户，一个生死不怕、不管不顾的家伙，结果导致股价动摇，神话破灭，而这又催生了“老鼠仓”问题，最终，庄家集团因内讧而灰飞烟灭。

看着这个故事我一直在想：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也出现一个“朱大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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