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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了解，很多行为艺术家看起来就像是怪物吧。但稍有接触就会发现，好的行为艺术常有最深刻的力量，直抵人心，下面要介绍的这些或许就是这样。不多说，自己看。 把自己关进笼子， 没网，没书，没电视一年。 每个小时准点打一次卡， 连续打上一年。 在室外生存一年， 绝不进入任何建筑物和遮蔽物。 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和另外一个艺术家绑在一起， 不能有任何身体接触地生活一年…… 这事儿，只有疯子或者行为艺术家干得出。 如果，把你一个人关到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去，不能看书，不能听收音机，不能看电视，不能写字，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话，一日三餐吃一样的东西，你能熬多久？ 也许有的人会说：给我一个手机，连上WiFi，我特么能过一辈子。 要是把手机也没收了呢？ 你能撑上一小时？一天？一周？还是一分钟都已经觉得生无可恋？ 有一个人，在同等的情况下，把自己关了一年。 而且，进去的时候脑子没毛病，出来的时候，精神也还正常。 不仅如此，他还做过以下这些疯狂之事：每个小时准点打一次卡，连续打上一年；在室外生存一年，绝不进入任何建筑物和遮蔽物；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和另外一个艺术家绑在一起，不能有任何身体接触地生活一年…… 5个1年项目，让这个人在艺术圈里一度被奉为大神，但对于很多圈外人来说，他恐怕还是个陌生人。 他的名字叫：谢德庆。 · · · 一个人的笼子 让我们先来说说他的第一个1年项目： “ONE YEAR PERFORMANCE 1978 - 1979, NEW YORK” 这个项目有另外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笼子。 “自我孤独监禁，生活于笼子内一年。笼子空间为11英尺6英寸×9英尺×8英尺。一年期间，不与任何人作言语交流，不阅读，不书写，不听收音广播，不看电视。” 谢德庆的笼子。 在这个两面是松木制作的栅栏、两面是墙的笼子里，只有一张小床，一个洗手池，一盏小灯，一面镜子，以及一个马桶。 淋浴显然是不可能的，谢德庆只能站在洗手池旁边，用毛巾沾了水擦拭身子；马桶不能自动抽水，所以，大便只能用塑料袋装好，然后让负责送饭、送衣服、拍照的朋友——一个叫程伟光的小伙子——顺便带走。
说到饭菜，估计比监狱的伙食好不到哪里去：早餐是茶、牛奶、面包，中午是牛肉三明治，晚上基本上是芥蓝牛肉饭。 说起来，这就是一个监狱。 而且还绝无放风的机会，连看天窗的机会都没有。 从1978年9月30日下午6点走进那个笼子开始，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谢德庆能做的，就是等待一天接着一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过去。 笼子里没有自然光，谢德庆靠什么分辨白天和黑夜呢？ 一个办法是从三餐里判断：面包牛奶表示这是早上，芥蓝牛肉饭意味着一天开始走向尾声。另一个办法是听笼子外的声音：这幢公寓的其他房间毕竟不是空无一人，他们的响动也大概能透露一些信息。 头两个星期里，这个28岁的年轻人还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但不久后他就放弃了。 取而代之的是“散步”——谢德庆开始想象笼子是一个社区，床代表家，另外三个角则代表户外，所以，仅仅是在笼子里走两圈，就可以满足“出门”和“回家”的需要。 当然，他也要“工作”。每天，他都在墙上划一道印，就像原始人结绳记事一样。 谢德庆的“工作”。 还有一种打发时间的方法，就是“做家务”。每隔那么几天，谢德庆都要把地板擦拭一遍。 他也照镜子，收集自然脱落的头发和阴毛。 但他绝不自言自语，甚至连在心里跟自己都“懒得讲”。 如果你有过打坐、禅修的经验，或者经历过一个人等车、一个人住院，甚至一个人发呆，你就知道，要把时间度过去，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在头三个月里，谢德庆就“把一生里面所能够想的都想完了”。 而剩下的时间，他能做的就是重复划印、吃饭、睡觉、散步、打扫卫生，保持消沉地继续过下去——消沉是一种策略，因为积极或亢奋都会让时间显得更加漫长。 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最后一天——1979年9月30日，他从笼子里出来，面对来观看作品收尾的观众和朋友，讲不出话，即便说出来，听起来声音也很怪。 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他都在休息，“那时你会发现人就像野狼那样，攻击性很强，我突然变得很脆弱。” 2000年，《做壹年：谢德庆行为艺术》的作者萧元在北京采访谢德庆，模仿当时的美国记者对其进行提问。 “你有什么感想呢？”萧元问。 “我才没有感想呢。”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像是在坐牢？” “没有。” “你能够在自己心里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吗？” “没有问题呀。就像你讲的，都在控制之内嘛。” “你很想出名吗？” “不想。” 你知道吗，当我看到这些回答的时候，唯一的感想就是：无话可说。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你当然可以说，这件作品极度无聊，但也极度伟大，因为它用一种毫无意义的、毫不实用的方法，证明时间的荒谬，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贯穿到哪个层面。 你也可以有更多的解读，比如“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比如“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又或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不管是哪一种，跟谢德庆关系都不太大。 “生命对我来说就是度过时间，而非如何去度过时间。”谢德庆说。 不考虑“如何”这个问题，因此也就取消了在行动层面上的可讨论性。 他说的另一句话更能体现其哲学——打岔说一句我觉得很好玩的：即便过了那么多年，谢德庆也没有甩掉他的闽南口音，因此，比如说“24小时”里的“four”，他就必然会发成“货”；又比如“生命”的单词“life”，他也必定会发成“赖乎”—— “对我来说，赖乎是什么呢？”几年前谢德庆接受一个美国记者采访时说（当然，我直接翻译成中文了），“赖乎就是一次无期徒刑，赖乎就是度过时间，赖乎就是自由思考。” · · · 成为谢德庆之前 说到这里，可以稍微往回说一说谢德庆是谁了。 1950年生于台湾屏东南州，谢德庆应该算得上一个小“富二代”。他爸是白手起家的货运公司老板，早年从澎湖岛迁到高雄，又从高雄迁到屏东乡下，“并变成家里的土皇帝”。 谢家在当地拥有一幢四五百平米的西式楼房，在郊外有15亩良田，种植水稻、香蕉、番石榴。在家里，谢德庆的父亲有一个单独的餐桌，小时候谢德庆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弟妹们一起抢吃父亲的剩菜——谢家长一生结过五次婚，拥有15个孩子，而谢德庆排行12。 谢父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谢德庆很早学习静物写生和水彩，并在17岁的时候休学一年前往台北专门学画画。现在他的早期画作不太能在网络上看到，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塞尚之后一直到波洛克的路数，喜欢表现主义和抽象绘画。 1973年，从部队退役的谢德庆办过两次画展，但很快，他的兴趣就从绘画转向了行为。那年他买了一部8mm的摄影机，做了第一个行为作品：跳楼。
他从两层楼跳到地上，把两只脚都摔坏了。 到了第二年，在基隆接受了三个月的船员培训后，谢德庆登上了一艘前往美国的船，做船员。不过，早就预谋着去纽约的他，1974年7月13日在费城附近的德拉瓦码头跳船，非法进入美国。 他后来说，自己从费城租了一辆的士到纽约去，“我从费城一直开到纽约在高速公路上逃亡，就觉得那汽车整个是浮起来，因为高速公路速度开得太快，你会感觉好像到了外太空”。 在做“笼子”之前的四年，非法移民谢德庆做的工作无非是洗盘子，做清洁工，当然，稍微晚一点的时候他也做作品——把头埋进马粪里看一次能屏住呼吸多久；不断吃东西然后吐出来；用红色的油画棒在脸上画画，然后拿刀子在脸上划一刀；用身子承受半吨重石灰板的重量然后把锁骨压断…… 后来他做不下去了，“要是我一直做下去，有一天非死掉不可，但是我不可能死路一条”。 谢德庆说，从前那些作品只是展现了自己性格中破坏性的那一面，而没有建设性。到了“笼子”，他终于用一种极度讲究控制能力的方法，来“建设”他的艺术了。 · · · “我们消耗掉的只能是生命” “笼子”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谢德庆被美国公众熟知，应该是从“打卡”开始。 1980年4月11日，他开始打卡——每个小时，他都要准点打一次卡，一天24小时，整整持续一年。 对于谢德庆而言，“笼子”最难抵抗的是枯燥和乏味，为了对抗那种坐牢一样的消沉感，他起码有一半时间都在睡觉；“打卡”则相反，他干什么都行，可以外出，可以见朋友，只要能保证每个小时回来打一次卡就行了。 于是，睡觉成为一个噩梦般的问题（想象那些强制剥夺睡眠的刑罚的可怕之处，在现代秘密审讯中，很少人能撑过这一关）。 三分钟看完打卡的365天 刚开始的时候，他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神经质地看手表，晚上做梦也会梦见打卡，甚至梦到自己不再是一个艺术家，也因此不用再打卡。为了保证自己能被准时叫醒，他还买了12个闹钟，甚至自己研制了一套闹钟系统，把一种电话用的吸盘安装在手表上，然后再连接一个扩音器。 但谢德庆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很快就练成了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也能打卡的本事。如果你看那个将他一年的打卡行为浓缩到6分钟里的录像，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他根本是闭着眼睛在打卡的。 从某种程度上，谢德庆变成了一个禅修者——他需要把自我的意识降到最低，绝不去计算打了多少次，而是将打卡当成生活本身那样自然。 萧元在《做壹年》里写道，“在1980年至1981年这一年中，谢德庆似乎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也是最守时的人，还是最辛劳的人，但是正是这个最忙最有时间观念的人，却没有为自己，更没有为这个世界创造丝毫能够被人承认的具体的物质财富”。
然而，“谢德庆一直有自己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如果一件作品能够呈现出绝对的无价值的话，那么也就预示着它所具备的纯粹与财富”。 主流的评论，除了说“打卡”讽刺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劳动制度之外，也引入了西西弗斯的概念。作为希腊神话中的反叛者，西西弗斯被惩罚每天周而复始推着石头上山，隐喻着人类的命运。但谢德庆更赞成存在主义者加缪对这一神话的解读，即西西弗斯最后自觉地承担了这一命运，接受上帝对他的惩罚。 谢德庆说：“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自己的一块石头要搬，不管你是做流浪汉还是做什么，你都有你的命运，那你就应该去坚持不懈地把自己的一生过完。” “我们所做的一切可以说都是在消耗有限的生命，而时间据说是无限的，”他说，“所以我们消耗掉的只能是生命，在打卡时我特别感觉到时间和生命的这种荒谬关系。” · · · 户外、绳子、生活 1981年9月至1982年9月，谢德庆做了第三件作品：“户外”—— “生活于户外一年。不进入任何遮蔽物中，包括建筑物、地下道、洞穴、帐篷、汽车、火车、飞机、船舱等。” 靠着搞装修挣的一点急需，包括跟家里人要的钱，谢德庆带上一只睡袋和背包，在纽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特殊流浪汉生活。 他可以在整个纽约溜达，也可以选择哪里都不去——只要不进入任何遮蔽物就行。与一般的流浪汉不同，他可以自己花钱去餐馆交一份外卖，他甚至雇了一个纪录片导演不时记录下他的行踪。 一年中，有着洁癖的谢德庆只洗过一次澡，几乎没有换洗过衣服。
那年纽约遭受近几年最寒冷的冬天，为了保暖，他要学会迅速生火取暖，还学会用锡箔纸把双脚裹起来，“到晚上把锡纸打开，脚会出烟”。
生火取暖。
睡觉。 在那一年里，他没有生病，没有发烧，没有长冻疮，除了有一次被抓进警察局，尚未拿到绿卡的他甚至没有被发现非法移民身份。 然后到了1983年7月，谢德庆又开始实施第四个项目“绳子”，即与艺术家Linda Montano以一根8英尺的绳子互绑在腰间一年，期间不论任何时间、地点都在一起，并且不做任何身体上的碰触。
他们选了7月4日即美国独立日来开始这个充满束缚和牵制意味的项目，而接下来的一年，他们都见证了彼此的性格、行为差异，乃至人性上的恶。 吃饭、上厕所、洗澡、睡觉，看电影、散步、遛狗、见朋友、接受采访、做一点兼职的工作，甚至自慰，他们都无法分开。
如影随形。 “这种绝对的暴露对人所具有的破坏性，让谢德庆觉得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作品简直一文不值，原先那些作品的价值已经被绳子这件作品消解了。”萧元在书中写道，“也正是这种消解，培养了他宠辱不惊的心态，他不会过多地去想这个作品的意义与结果，他要做的只是把它完成，仅此而已。” 1984年7月4日，当“绳子”被解开，Linda便逃也似的离开了，他们两个人互相都不想再看对方一眼。直到几周之后，他们才恢复了正常的交往。
1985年至1986年，谢德庆发表5个1年项目中的最后一个，“不做艺术，不看艺术，不谈艺术，仅生活一年”。他买房，装修，学车，看书，如同以前一样，把时间打发掉。 再到后来，从1986年年底至1999年最后一天，他完成最后一个“艺术”项目：做艺术，但不发表。在那张海报上，他的说法是：“我让自己活下来了。”
“有没有做艺术对我来讲都不重要，因为实际上人不必有艺术也一样活着。一个艺术家一直都在做‘有’的东西，而‘有’的另一面‘无’却往往被人忽视。而有和无是同一个作品的两面，所以我那些作品是吧我的另一面、一个艺术家的‘无’能做什么的那一面也带出来了，变成是一个艺术。” · · · 圣人的束缚 在我看来，谢德庆的作品其实只有最前面这四件，将后面的不做艺术称为艺术，其实有些牵强。 还是邱志杰说得好，“没见过谢德庆以前，他在我的心目中几乎是一个圣人，”邱志杰说，“但是见面和几次接触让我有些失望。本来，我想一个人干过那么酷的事情以后，应该早就看破了俗世，应该早就懂得了虚无的意义，应该会对江湖上的小名小利完全不屑一顾，而且应该上屋抽梯，对自己做过的事有跟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全然不同的看法，让我们耳目一新。” “结果我发现他比我还崇拜他自己做过的事，在很大程度上，他一直生活在20年前那几件事的快感中，他非常渴望人们在那几件事的前提下和他谈话，这让我意识到，他不自由。”
邱志杰说，谢德庆是优秀的观念艺术家，“但观念艺术自身已经穷途末路”。就像杜尚在蒙娜丽莎脸上画小胡子，把小便池做成艺术品，谢德庆把自己关进笼子，打卡一年，如此等等，“你不用真的看到，听说这件事情就能感受到这件作品几乎全部的力量”，而如今观念艺术变成了一种“点子”艺术，“从而堕入了智力竞赛和体力竞赛的魔道”。 邱志杰最后说，“谢德庆的功业和局限都来自执著，来自极端性，但更强大的力量可能来自‘无执’，来自对任何一种彻底性的怀疑。” 我不能比邱志杰说得更好了，因此，就以上面这句话，来终结这个传奇的故事吧；但同时也希望，这样的故事，或许可以激起更多人对人生和艺术的兴趣以及思考。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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