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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先生与辽金史研究 刘浦江 编者按：本文原载《想念邓广铭》，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出版。 有关邓广铭先生与宋史研究的话题，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熟悉邓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研究领域虽以宋史为主，却并不局限于宋史，对于同时代的辽金史他也一向是非常关注的，因此本文主要想谈谈邓广铭先生对辽金史研究的贡献。 邓先生最初是以辛稼轩研究奠定他在宋史学界的学术地位的，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从他进入宋史领域之日起，就对宋金、宋辽关系倾注了很大的心力，并进而将宋辽金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关照。他在1992年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所作的自序中，自称“我把宋辽金对立斗争时期的历史作为我进行研究的主攻对象”，可以说是对他毕生学术研究畛域的一个最恰当的概括。从早年的辛稼轩研究到晚年的岳飞研究，都是以“宋辽金对立斗争”为主线的。在他初涉史学的1930年代，选择这样一个学术领域显然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有很大关系。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的自序中，他如是说：“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这是那一代学者身上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责任感。 虽然邓先生有关辽金史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但若是说到他对辽金文献史料之稔熟，却是很少有辽金史研究者能够与之相比的。他对辽金文献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三朝北盟会编》的整理和研究。相对于同时代的两宋而言，辽金史文献是极为匮乏的，尤其是有关辽末金初的历史记载，更是显得非常薄弱，而《三朝北盟会编》一书恰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邓先生在研究南宋前期的宋金和战等问题时，曾花费过很大精力对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进行整理。他早就有一个想法，准备在点校此书的基础上，仿照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亦名《校勘学释例》）写出一部《三朝北盟会编校勘释例》，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个范例。邓先生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凡是需要用到《三朝北盟会编》的史料时，一般习惯于先要拿《会编》与其他宋代文献进行对校，并将校勘结果标注在他常用的光绪五年活字本上。如今保存在我手头的这部活字本，不少卷帙中都有他留下的校勘手迹（参见邓广铭先生手校《三朝北盟会编》书影）。1992年5月，因《三朝北盟会编》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邓先生命我协助他完成此书的点校工作。此后五六年间，我曾先后数十次就此书校点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向他求教，而今回想起来，那无疑是我的学术生涯中受益于邓先生最多的一个时期。而他对辽金史料之稔熟于心，也因此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其二是有关《辽史·兵卫志》史源的研究。关于《辽史》一书的史源，从清代厉鹗、杨复吉到近人冯家昇、傅乐焕、罗继祖等，都做过许多考镜源流、纠谬正误的工作。邓广铭先生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的《〈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一文，是他有关辽金文献研究的一篇代表作。《辽史·兵卫志》谓太宗所置大帐皮室军“凡三十万骑”，太祖述律后所置属珊军凡“二十万骑”，“合骑五十万”云云，在《辽史·百官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经邓先生考辨，发现这段记载的最初史源乃是出自宋琪《平燕蓟十策》（其全文见于《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四至一九），该文作于宋太宗雍熙三年（986）第二次北伐之前，系追述后晋末年契丹的军力情况。李焘纂修《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因系节抄此文，其原委已不甚详。后元朝书贾所撰《契丹国志》，遂从《长编》中摘抄了宋琪的二、三两策，题为《兵马制度》（见《契丹国志》卷二三），使人误以为这是辽朝一代的定制。《辽史·兵卫志》的上述记载就是从《契丹国志》中辗转稗贩而来的，且宋琪《平燕蓟十策》称契丹皮室兵“约三万”，属珊军“有众二万”，到了《辽史》中却又被分别改作三十万骑和二十万骑。邓先生的这篇论文从史料源头上彻底澄清了《兵卫志》的错误，而且使我们认识到，《辽史》对于《契丹国志》的因袭，并非像过去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仅限于辽朝末年的相关纪传。 读过邓先生这篇论文的人可能都记得，它最初发表时署名为“邝又铭”，在我的印象中，这是邓先生发表学术论著时惟一一次使用笔名——这里面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此事牵涉到谢再善先生的一篇短文。1956年4月26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谢再善《关于哈剌契丹、蒙古人色尚及元朝国号来历问题》一文，对辽朝称“哈剌契丹”说提出质疑。当时一位辽史专家曾撰文反驳，但文章寄给《光明日报》后，因故未能发表，这位辽史专家遂因此事而对时任《光明日报》史学版执行编辑的邓先生产生了某些误会。恰巧此时《〈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一文正准备由《北京大学学报》发表，该文在送请这位辽史专家评审时意外地遭到了否决。时任北大学报主编的翦伯赞先生在了解此事原委之后，仍然决定发表此文，但碍于评审专家的面子，遂将作者署名“邓广铭”改题为“邝又铭”。
其三是关于《大金国志》与《南迁录》真伪问题的讨论。题名为张师颜的《金人南迁录》一书，从宋代的李心传、赵与时、陈振孙等人到清代的四库馆臣，都认为它是一部出自南宋人之手的伪书。惟对于《大金国志》与《南迁录》之间的关系，前人却很少留意。邓先生写成于1982年的《〈金人南迁录〉与〈大金国志〉间的瓜葛》，对两书的史料渊源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比对，发现《南迁录》一书不足两万字的内容，几乎都已被元朝书贾抄入《大金国志》诸帝纪之中。后来他又针对崔文印先生就《南迁录》真伪问题提出的新说，以及认为《大金国志》前十五卷帝纪确系出自宇文懋昭之手的观点，写出《再论〈大金国志〉和〈金人南迁录〉的真伪问题——与崔文印君商榷》一文，力证《南迁录》和《大金国志》皆为伪书；并指出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仅作者为子虚乌有，其内容亦大抵皆出杜撰，而后者则主要抄自宋代文献，只是就其伪署作者“宇文懋昭”之名来说，它理应被视为一部伪书。后来邓先生将这两篇论文合二为一，题为《〈大金国志〉与〈金人南迁录〉的真伪问题两论》，发表于《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我于1988年春调回北大时，大约邓先生正在写他那篇《再论〈大金国志〉和〈金人南迁录〉的真伪问题》的文章，因此他给我布置的第一项任务，便是要求我彻底解决《大金国志》一书的真伪问题。我用了半年时间，逐条寻检《大金国志》的史源，并先后写出《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三篇论文，其中第一篇主要是与崔文印先生就《大金国志》一书的真伪问题进行商榷，并指出《大金国志校证》的若干点校错误，此文后来发表于《文献》1990年第3期。今天回过头来看，应该说这篇文章的言辞是比较尖锐的，不免会使被批评者感到难堪。但让我未曾想到的是，十年之后，当我把我的第一部论文集《辽金史论》送呈崔文印先生时，他给我写来一封态度极为诚恳的信，对我那篇文章的批评意见毫无介怀之意，不禁令我深为感动。今年《大金国志校证》由中华书局重印，崔文印先生又在《重印弁言》中这样写道：“我在这里仍要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浦江先生，他为考订《大金国志》一书的真伪以及为校证本的纠谬写出了扎实的论文。”并且以我指出的校证本误将“王汭素颉颃”当成两个人名为例，做了毫无掩饰的自我批评。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在送给我的重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浦江教授惠正，你的批评使我汗颜，铭感！”这样的话。这件事让我十分感慨，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像崔文印先生这样以如此坦诚的胸怀接受批评意见的学者，确乎堪称是凤毛麟角了。 说到邓先生对辽金史研究的贡献，当然不能仅仅着眼于他的有关研究成果。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我觉得，若是要论邓先生对辽金史的最大贡献，应当首推他为建立和传承北京大学的辽金史学统、为培养辽金史的新一代学人所做出的努力。中国的第一代辽金史学者，以陈述、傅乐焕、冯家昇三人为其杰出代表，他们分别出自北师大、北大和燕京大学。其中傅乐焕先生与邓先生还是北大史学系的同班同学。但在傅乐焕之后，北京大学的辽金史学统中断了很长一个时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经邓先生的努力，北大的辽金史学统得以重新恢复和光大。1983年，杨若薇投到邓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她后来完成的博士论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堪称20世纪中国辽金史领域第一流的研究成果之一，她也因此迅速成长为辽金史学界一位很有实力的学者。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过早地放弃了学术事业。1988年，经邓先生竭力争取，我得以调入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后来又在邓先生的引导下走上辽金史研究的道路。可以说，如今北京大学的辽金史学统能够赓续不坠，全凭邓广铭先生一手扶植。今日追忆邓先生，这是最令我刻骨铭心的一份感激。 二○一一年岁杪，于京西大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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