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能建成与川大整体声望相匹配的社会学学科——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刘欣教授在川大社会学专...

值四川大学百廿校庆之际，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社会学与心理学系承办了“社会学与西部发展论坛”，诚邀杰出校友们回母校进行讲座。在论坛期间，还举办了“社会学专业建设座谈会”，请各位专家学者为川大社会学的发展把脉、建言。以下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刘欣教授在座谈会上充满感情的发言。

在母校双甲子华诞之际，应公共管理学院邀请，回来参加校友学术论坛和这个座谈会，感到十分荣幸。感谢公共管理学院姜晓萍院长、社会学与心理学系何明洁主任！

我与川大结缘很深，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毕业，在这里度过了7年。我太太和岳父都是川大的校友，内兄也曾在川大任教。我们开座谈会的这个会议室，就是当年我们上课常用的教室之一。当年的一教（现在的干训中心），连同对面的图书馆（现在的校史馆），是我上学时最主要的去处。在80年代初，在那个崇尚知识、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代里，读书很少考虑功利性目的；读书也不必为了考试，很多课程都用合格、不合格的考查方式评定成绩。这恰恰为喜欢读书的学生留下了很大的自由选择的空间，不少同学都找来自己喜欢的图书，如饥似渴地阅读。课余我和同学们常在荷花池边讨论问题，争辩不同的观点，反思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改革，常常还有那么点在改革大潮中除我谁主沉浮的感觉。今早特别去大校门（东门）和荷花池看看，很是亲切，仿佛30年前的一切都如昨天的事情。

在座的袁亚愚先生是我的社会学启蒙老师。借此机会，我本人并代表我的同学，向袁先生，向给予我们教诲的在座和不在座的各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昨下午一到，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看望了恩师袁亚愚先生，见到先生和师母身体都很健康，十分高兴。我82年入读川大时，是在化学系，但因辨色力不太好，入学不久就转到了哲学系。86年师从袁亚愚先生读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方向为理论社会学。我研究生入学时，名义导师是著名社会学家张世文教授。在此，我也要表达对张先生的缅怀之情。

回头来看，川大给予我的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和研究生阶段的扎实专业训练，对我日后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科阶段，我们除了修读中西古典和当代哲学、美学、宗教学等课程，还要修读许多历史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对自然科学史、数理化生、中国史等等，都有较系统的了解。同时，哲学系还非常重视对学生社会调查技能的训练，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培养学生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穿梭能力。老师不仅带学生读经典，还带学生下田野做调查。所有这些，培养了学生的人文情怀和社会关怀，使学生富有理性的批判力，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审视周遭的世界，对自己的生活意义也有着深刻的理解。通识教育所给予学生的素质，无论对日后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其他工作来说，都构成了重要的潜在能力。我的不少同班同学，在政商学界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在我看来，他们的成就是与这样的通识教育相关联的。职业技能性的课程可以短暂地回应市场需求，但却无法替代以不变应万变的通识教育。对川大这样的学校来说，以职业训练为取向是不可取的。

在读研究生时，袁亚愚、徐小禾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许多社会学的经典著作，都是在他们的指导下阅读的。听他们解读经典尤其受益。娓娓道来，层次之清晰，解读之准确，诠释之富有启发性，实在是让人折服。听徐开来老师的讲座，也很有同感，他也是一个连经典语段中的标点符号都不会放过的老师。我对晦涩难懂的经典的理解能力，得益于他们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训练。

袁亚愚老师在指导研究生时，十分注重让学生通过参与研究项目来培养科研能力。我在袁老师的带领或推荐下，参加过3个项目的工作。第一个是全国九省两市生活方式调查。袁老师当时负责四川的调查工作。在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安排我带一个学生小组到邛崃农村做问卷调查。其间，袁老师还亲自入户访谈；徐小禾老师一直在现场指导我们做调查，负责对问卷质量的控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的正式调查。第二个是袁老师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Martin K.Whyte教授（现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合作项目。对成都市500多个家庭进行了入户调查。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抽样调查之一。徐小禾老师带我和同学完成了抽样、入户、问卷审核、资料整理等环节的工作。在项目进行的同时，Whyte、袁亚愚、徐小禾老师为同学系统讲授了调查方法、社会统计分析、统计软件应用等课程。在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阶段，袁老师安排我做Whyte的研究助理，要我跟他更深入地学习统计分析和软件应用。在那个年代，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不久，就接受了这样的训练的学生，在国内同类学科中是很少的。我很幸运，也十分感激袁老师给予我这样的机会。这个项目对我的方法论取向的形成，研究能力的提升，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从中体会到了科学严谨的社会学研究的含义，并决心以后也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研究。袁老师推荐我参加的第三个项目，是童恩正教授与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Steven Harell教授的合作课题，关注的是工业化对家庭结构、家庭意识、民族意识的影响。在这个项目中，我跟随Harell教授到攀枝花的少数民族地区做了为期4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从中学习了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并了解到它与抽样调查方法的不同，体会到魅力十足的质性方法技艺在深入理解文化现象上的有效性。然而，这些似乎都没动摇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对量化方法的偏爱。我从这两个研究方法截然不同但都由世界顶尖学者主导的项目中，得到了十分扎实的学科训练，其方法论方面的影响，几乎是永久性的。

从川大毕业后，我虽然不常回来，但对母校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一直很关注。记得有这么两件小事。第一件是，大约2000年春，时任川大校长卢铁成教授带队到香港高校访问，其间专门与在港校友进行座谈，招募人才，征求校友对母校的发展意见。我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座谈会上，我极力建言川大作为西南地区的第一学府，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社会学系。（陈昌文老师插话说，社会学系就是这一年建立的）。第二件是，大约2003年，我在一个会议上再次遇见Martin Whyte教授，回忆起他在川大的研究经历，他问我川大是否已成立了社会学系，我告诉他有了。他回应说，川大的社会学恢复重建很早，有很好的基础，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但社会学系的成立却经历了如此漫长的过程，It’s a long way.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川大终于有了自己的社会学系。我们都非常高兴，甚至有点兴奋。

作为校友，我非常希望川大的社会学学科能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希望不久就能把社会学建成与川大整体声望相匹配的学科。以下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其一，现在川大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系只有社会工作本科专业，没有设置社会学本科专业，应该尽快建立起社会学本科专业。社会学、社会工作虽有交叉，但毕竟是不同的学科。二者的对象、理论模式、研究的侧重点和方法等，都有很大差异。社会学注重基础性的学术研究，而社会工作则注重基于学理的实践和干预。在国内，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等都被放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这是一种行政性的学科归类和分等。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中，这些学科都是各具特色的独立学科。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需要社会工作人才，同样需要社会学的专业人才。

其二，要把社会学作为基础学科来建设。社会学对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和反思，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社会学既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又强调以科学理性的方式探索世界。它的理论思考不亚于哲学的理性，而在科学方法运用方面，也不亚于经济学的一些学科。社会学者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做做调查，写写报告，提些对策建议。更为重要的是，要把经验现象加以概念化、理论化，用学理化的方式，揭示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机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理解和解释社会生活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中国的社会转型为我们提出了极具时代特色和挑战性的问题，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公平、社会区隔与社会流动、传统纽带与社会整合、新兴社会组织与社会发展、社会动力与社会变迁，等等，都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独特的大转型时代，社会学作为求索人类社会现象真知的科学，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川大作为西南第一学府，在社会学理论创新上，应有自己的一份贡献。如果一所大学缺少像哲学、社会学这样的基础学科，或者这些学科与一所大学的整体发展水平不匹配，那么这所大学离高水平大学恐怕是有一定距离的。

其三，要逐步建立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设置社会学专业的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研究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所大学的学科发展水平。国内的学科评估也主要针对硕士、博士授权学科的评估。设立博士点，不但有助于建设自己的研究团队，还可以为西南地区培养高层次的社会学人才，合理化博士点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目前，国内大约有20家社会学博士授予点，但西南地区没有一家。川大现有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拥有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二级学科硕士点，师资队伍实力比较雄厚，已有了很好的学科基础。川大作为西南地区的龙头学校，在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也应该责无旁贷地起到龙头作用。川大设立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对整个西南地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都算得上是大事情。

在过去的发展中，川大为海内外学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有不少校友已成为北大、南开、复旦、南大等高校社会学或相关学科的带头人，海外也有多位校友已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我们这些校友，不会忘记母校的恩情，对母校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一定会一如既往地给予关注，一定会尽力给予支持。

祝愿母校再创辉煌，祝愿母校的社会学学科取得更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