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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万物的起源，人类一直在思考探索，也给出了几种答案。 《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是代指万物。《圣经》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神”创造的。这句话，是《圣经》开篇第一句。英文原文是：“In the beginning,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为什么把God翻译成为“神”，不得而知。看到“神”这个文字，中国人容易联想的是点石成金、腾云驾雾的白胡子神仙，而不会想到“万物起源”。外国人，在表示惊讶的时候，往往来一句：“My God!”中国人在表示惊讶的时候，往往来一句：“天啦！”在这个层面，两者的意思或可相通；但是，从字面上，却又不能用中文的“天”和“God”相对应，否则，“heavens”又用什么字来对应呢。在中国人心中，无所不能的，大概是“神仙”吧。也许，就这样“God”就翻译成中文的“神”了。这个“神”的意思肯定不是你从影视剧、神怪小说中看到的那样。一说起“神”，人们习惯反对，也有些反感——什么年代了，还迷信。实际上，人们反对的、反感的，还真不是“God”的本义，而是人们自己心目中的“神”的形象——你认为“神”是怎样的，你就反对、就反感。至于它的本义，其实不会有多少反对者会去关心。 中国最早总结“万物起源”，著书立说的人是“老子”。 有一本相传是“老子”的著作，很有名，就是《道德经》。这本书，的确有些历史。即便不是春秋时期所成，那也至少是战国、先秦时期成书。有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为证。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道”。 ”这是三国魏晋时期王弼的版本。马王堆帛书版本略有不同。有个更早的版本，是郭店楚简，这段文字是这样的：“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夺穆，独立，不垓，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最大的不同，就是王弼添加了一句“周行而不殆”，其余基本一致。 “老子”所言的“道”，很像霍金所说的“奇点”。有没有？只是，“老子”没有物理公式、实验办法。当然，如果，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就已经有物理公式、实验办法了，那么，那个时代也就有电脑，有互联网了。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霍金们，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老子，而老子们就是两千五百年前的霍金？ 就“万物起源”这点来看，“God”与老子的“道”更能够对应上。然而在《圣经》里面，“God”是会像人一样说话的——当然，按照信奉《圣经》的教徒来说，“人”是像“God”的。因此，把“God”翻译成“道”，也不合适。中国人的“道”，一直都在，不过，从来没有像人一样开过口，说过话。“夺穆，独立，不垓”，很严肃。 中国人另外一部一样著名的经典《周易》，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易经”，也有说到万物起源。《周易》在乾卦里面，有段文字：“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这里的“天”，也是代指天地万物。《周易》的作者其实很聪明，他或者她干脆不给这个“创始者”起名字，直接就说是“开始”。“万物资始”，就是“乾元”。有人说，“乾”卦象征天，就把“乾元”看做“天”，这个认识是有问题的。乾卦在卦象上象征天，但是，“乾元”则是指“初始”、“开始”——万物的起源。对于万物起源“乾元”的描述，《周易》不如《道德经》那么形象：混成，夺穆，独立，不垓。 古印度人，也思考过万物起源。 相传是释迦牟尼亲口所言的佛经《起世经》中就这样写道：“一切世间，各随业力，现起成立。”在“释迦牟尼”看来，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东西“成立”的，这个东西就是“业力”。但是，什么是业力？释迦牟尼没有明确说，后世也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这也正常。譬如“道”，即便老子明确说了，是“混成、先天地生，夺穆，独立，不垓，可以为天下母”，是否就真的“明确”而没有争议了？释迦牟尼干脆不说。“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只要能让世俗之人知晓万物皆有源起，即便“业力”是个比喻，但能像竹筏一样，度得世人去往明白的彼岸，说和不说“业力”的具体内容，又有什么关系呢？释迦牟尼真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的大智慧啊！他在佛经里，对各种世界的描述，真的是如亲眼见。如非要说是他的想象，那这样的想象力，大概也不亚于爱因斯坦、波尔、薛定谔、泡利等等这样的大科学家们关于世界的想象。不同的是，释迦牟尼认为，只要通过“修行”即可证明一切的疑惑，而科学家们则认为，一切的疑惑需要有实验结论，才能够被证明。可以不认同释迦牟尼的看法，但是，必须由衷地钦敬他的智慧。正如爱因斯坦与波尔之间，并不认同彼此的一些观点，但是，他们相互是真诚钦佩的。 如果，释迦牟尼遇到God会怎样呢？这当然无法回答。不过，《起世经》中，这句“业力成立”万物之前，还有一段文字：“于梵世中，有一梵王，威力最强，无能降伏，统摄千梵自在王领。云我能作能化能幻。云我如父。于诸事中。自作如是憍大语已。即生我慢。如来不尔。”这段话，直接翻译成白话，那就是“在梵世天中，有一位梵王，威力量最为强大，在他所统辖的范围内，无所不能被其降伏，他统率摄伏着梵天（色界诸天），是自在王首领。他（梵王）说：‘唯我能作能化能幻（我是万能），我有如你们的父亲，于所有事（万事万物）中，都是由我自作（创造）而有。’他这样的骄傲自大的所说，即是生了我慢之心。如来则不是这样。”如来怎样呢？接下来，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句话：“一切世间，各随业力，现起成立。”《圣经》里面，《旧约》是公元前一千多年就有了的，这是犹太教的经典。至今，犹太教也只承认《旧约》。这是不是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和God掐架？不知道。应该是释迦牟尼在世时候，世上就流传一种“创世说”——一位具有无比威力且能幻化而又万能的“王”，创造了万物。 对于会思考的人类来说，最大的疑惑之一，便是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万物，从何而来。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人，关于“起源”，都提出了相同问题，却给出看似不同的答案。其实，抛开这些答案外在的“名相”，则这些答案其实即便不能说是相同，也至少可以说是相通而无碍的。即使是有一天，用物理定理、数学公式、实验办法证明了“起源”，这也不过是用“科学”的方式证明了人类关于“起源”问题的猜想。没有人说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其他很多科学猜想是“迷信”，为什么要把人类文明演进历程当中这段非常精彩的猜想，当做“迷信”而大加挞伐呢！ 关于“万物起源”，上述提到的几种回答，我认为最接近现代科学，也最能够被现代人所接受的一种，是中国人的回答。无论是“道”还是“乾元”，都比较符合现代科学观念。不过，有人认为，佛教的观念，与量子力学对于世界的理解，更相通。所以说，古代人的智慧，一定不是鄙陋到今天的人们，用“迷信”两个字就简单地否定的。要是老子或者我们的先人，能够这个名字起成“奇点”，不是就完美了么？可是，当两千多年前的先人，把这起源命名成“奇点”，谁能保证现代的霍金不把起源命名为“道”或者“乾元”呢？因此，关于起源，命名不是最重要的。名之为“业力”、“神”还是“道”，抑或“奇点”并非重要差异，关键的不同，在于各自的证明方法。 科学的方法，就是用实验室来证明。光有理论，有定理还不行，必须要能够从实验上观察、验证到。胡适有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其实也有局限。这个局限就是，只有对可观察的对象，才有办法进行科学验证。科学上，用实验的方法，不能证明那些不能被观察到的存在。如果，不能被观察的存在，即便存在，却不能对人类可观察的世界产生任何的影响和作用，那么，这种存在和不存在没有分别。如果，某种存在，既不能被观察，又要对可观察世界产生影响和作用，科学的方法还管用不？至少，现有科学的方法，是不太管用。一旦，要让科学来证明这样的存在，就是很多科学家担心的，现有科学体系要“作重大修改”，甚至被“彻底颠覆”。由此可见，科学的局限。不过，不能因此质疑科学的方法，甚至对科学方法失去信心。正因为，科学的方法有局限，科学的方法才有进步的空间，人类文明的继续演进才成为可能。科学的这种局限，不是坏事，是好事。 囿于自身的局限，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是确定的。一旦，科学祭起解决所有问题的大旗，那便“当下立成”为一种宗教的概率就很大。在两千年前，甚至更早，那时的人们，把所有困惑、苦恼、问题的解决，都寄望于某种“智识”。以为，那种智慧认识，会把一切生存障碍、生活问题都解决了——于是，那些解决人们一切苦恼、疑问、困惑的“学问”，就成了后来的宗教。科学会不会呢？不知道。反正，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相信科学”。 这让我想到基督教的方法。基督教体验“God”的方法就是“信”。因“信”称义，因“信”得救。“信”是基督教——包括以《圣经》为经典的大多数宗教，都认可的方法。现代教育，也在采用这个方法。无论如何，“相信科学”是不会错的！不相信科学，是错的。这些个观念，像不像“信主得救”，“不信主下地狱”？不过，毕竟基督教（包括一切奉《圣经》为经典的宗教，下同）的“信”和现代观念，尤其是无神论对于科学的“信”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主要在于“信”的对象上。基督教“信”的对象，从字面上来看，是“God”，实质上来看，这个对象是“爱”、“至美”（没有一点过错、罪过）、“公义”等等良好的品质。而现代观念中，“信”的对象是“真”、“实”，而这正是科学的方法可以验证的——因此，“相信科学”自然成为现代观念的核心。不过，在验证“真”和“实”上，科学的方法往往表现为科学的权威，而科学的权威，又极容易沦为政治权威的奴隶。最后，就变成，谁说了算，谁说的“真”、“实”就是大行其道的“真实”。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而且遗祸无穷。何况，即便完全独立的科学，其本身也有局限。并且，“真实”的，未必是“美善”的，更未必是需要人们去热爱追求的。相信“真实”者，未必相信“美善”；追求“真实”者，未必拥抱“大爱”。狗屎的臭味，是真实的；毒奶粉是真实的，毒奶粉产生的高额利润更是真实的；假大空，是真实的，假大空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真实的。但是，一句“存在即合理”、“阶段论”这样的“科学”论断，就将这诸多丑恶合理化——这种“科学”精神，是不是一种新的迷信？科学方法，或者能让我知道遥远的天体的运行轨迹，却未必能帮助我在人间走一条正道；宗教方法，或者不能让我计算出奶粉的商业利润，却能够让我看到奶粉中应当具有的人间仁爱与美好。在“真实”与“美善”之间，我选择相信后者。“真实”未必“美善”，而“美善”一定“真实”。两者之间有交集。因此，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牛顿、爱因斯坦以及其他很多的科学巨匠，在拥有丰硕科学精神同时也具备高度宗教情操。科学方法与宗教方法，并不矛盾。凡以为矛盾，以宗教方法为迷信者，其自迷也。 反对迷信!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改天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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