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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克哈默托维奇·努里耶夫（Nureyev, Rudolf Khametovich（英）；Рудольф Хаметович Нуриев（俄），1938.3.17-1993.1.6） 作为20世纪以来世界首屈一指的芭蕾舞蹈家，鲁道夫·努里耶夫一生都逃脱不了这些关键词：天才、“叛逃”、同性恋、艾滋病……他一生的传奇和悲情，基洛夫芭蕾舞团（The Kirov Ballet）中无人能出其左右。 十月革命后，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更名列宁格勒（Leningrad），努里耶夫出生的那個岁月，適逢莫斯科（Moscow）因列寧格勒的州委书记——基洛夫（Kirov）謀殺案而開始恐怖的清黨行動，在全國一片對基洛夫悼念聲中，列寧格勒的玛丽娅剧院（Mariinsky Theatre）更名基洛夫剧院（Kirov Theatre），以紀念這位政治英雄。这种更名意味着将苏联，当然还有它的剧院文化，将封闭在这片辽阔的红色土壤里。幼小的努里耶夫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带着他的舞蹈梦想在慢慢长大。
他祖籍是苏联巴斯基里亚（Bashkiria）省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的小城乌法（Ufa）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1938年3月17日出生在行驶穿越西伯利亚附近的佩辛基（Pysinky）省伊爾庫斯克（Irkutsk）（伊爾庫斯克這個城市被稱為西伯利亞的巴黎）的火车上，因他母亲法丽达（Farida）去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中国称海参崴）看望他父亲哈马特（Hamat），他是骓地的一位红军政委。這也許預告了他日後的生命注定漂泊，注定了他一生要动荡不安——要去跳舞。一位芭蕾舞者说过：“努里耶夫出生在火车上，往后他也以时速100哩的速度度过了一生。”他的祖先是穆斯林教徒鞑靼人，因家境十分貧困穿得像小叫化，在學校常被同學嘲笑。小時後本來吵著要學鋼琴，但根本不可能如願，从小的动荡生活使他生性固执、任性，严厉的父亲从来也看不惯自己的儿子疯狂地迷恋舞蹈。努里耶夫天生英俊、聪颖、优雅，在他5岁那年母親帶他和二個姐姐去看了芭蕾表演后，首次观看了芭蕾后，便发誓要当芭蕾舞演员，他已预感到他将投身到芭蕾事业中，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甚至嘲弄——善于跳跃和做出超人的姿态，使他从小就有着“青蛙”的雅号。他從此開始對芭蕾入迷，他心想：這輩子除了跳舞再也不會做別的事了。有人告訴努里耶夫的母親：“魯道夫天生是個跳舞的料，應該送他到列寧格勒去上芭雷學校。”他母親心想：那來的錢，連車費也出不起，但是努里耶夫因此知道：原來在列寧格勒有專門教人跳舞的學校。从13岁时，他就开始在乌法市学习芭蕾和参加民间业余舞蹈演出，他曾在巴什基尔（Bashkir）国立歌剧院的芭蕾工作室学习（从1993年3月，乌法开始举办鲁道夫·努里耶夫鞑靼人艺术节（The Rudolf Nureyev Festival in Tatarstan）。该艺术节的荣誉主席是杰出的舞蹈大师尤里·格里戈洛维奇（Yuri Grigorovich）。该艺术节每年举办一届，非常受欢迎，声名已远扬海内外。很多世界著名的舞蹈家认为在努里耶夫的故乡进行演出是种荣誉，因为他在这里迈出了走向芭蕾世界的第一步）。 1953年，努里耶夫加入了巴什基尔国立剧院芭蕾舞团（Ballet State of 他迅速成为一个在苏联最著名的舞者和无数人的偶像并允许到苏联以外的地方进行巡演，他在维也纳国际青年节跳舞，不久以后，因为违犯纪律，他被告诉不会允许他再次出国。他被限制在苏联共和国境内巡演。但是，也是他的个性让他最后“背叛”了祖国。他桀骜不循，我行我素，甚至有些粗鲁，他总是不听话，不服从领导的安排，拒绝去友好邻邦示好，拒绝去集体农庄为“无知”的群众演出。
1 9 6 1 年5 月11日，基洛夫芭蕾舞团首次赴欧州巡回演出。年轻的努里耶夫也随团出访巴黎，然因，生性反骨他，必然会遭到蘇聯當局必然壓抑，当时在出访的名单中并没有他，還是因為法國主辦單位隆勃罗索影剧集团和它的合伙人（巴黎文化交流文学艺术社（ALAP））的堅持）（这个机构与法国共产党都不得有么人联系，在莫斯科也就很有影响），基洛夫芭蕾舞团最後才補上他。随行的还有数名克格勃（KBG）特工，目的是监督艺术家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言一行。据说，芭蕾舞团到达巴黎之后，所有人禁止单独外出。而此行监督的重点对象就是努里耶夫。早在苏联国内，努里耶夫就常和西方来访的女演员们谈情说爱，显示出对西方极大的好奇。到达巴黎之后，演出之余，他不顾警告，多次溜出去，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穿行，巴黎艺术界的同行陪着他参观游览，放浪形骸，交友游荡，5月21日，努里耶夫在巴黎歌剧院（L'Opera de Paris）出演《舞姬》（La Bayadere）中的索罗尔，表演了当时别人还不能完成的两周旋转加蜷腿侧跳，他以无与伦比的舞技使巴黎观众叹为观止，为之疯狂，他一时成为万人仰视的灿烂星辰。他的舞台魅力吸引了所有人，其中之一，有个叫克拉拉·珊特的智利姑娘，她是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未来的儿媳妇——（帮助努里耶夫出逃者之一；另一位是他的同性恋朋友，芭蕾实业家拉克特，他多次破产，但是凭借着圈内大工业家、银行家的关系，过着奢侈的生活。他需要努里耶夫这样的巨星。而一些巴黎的演出机构也在游说他）。这使他犯了“不准私自外出”纪律，受到严厉的批评。克格勃一直怀疑他有出逃西方的计划，并致电总部，要求他的母亲做担保。与此同时，努里耶夫迷上了花都，他忘记了赋予他艺术生命的祖国，萌生了留下来的念头。他来到玛德琳教堂对主教说：“指点我吧，我没有勇气独自作出这样的决定。”正当他犹豫不决时，剧团结束了在巴黎的演出，下一站将是英国伦敦。 努里耶夫的一言一行，引起了克格勃的重视，克格勃特工向苏联克格勃总部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声称努里耶夫有叛逃的危险。据说，这封电报当时呈递到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莫斯科的回应是：遣送回国，只是要到剧团团去伦敦那天告诉他。 基洛夫芭蕾舞团在伦敦科文特花园（House Covent Garden）举行的演出季节开幕式之前，1961年6 月1 6日，这位23岁的芭蕾舞演员在布尔歇（Bourget）机场准备登机与他的舞伴会合时，当120位基洛夫芭蕾舞團的團員結束在巴黎的公演，準備搭機飛往倫敦的时候，上级阻止努里耶夫登机，努里耶夫随即被扣下来了，决定将他遣送回国，為此決定將他召回莫斯科，不讓他隨同芭蕾舞团繼續前往倫敦演出。 据努里耶夫卷帙浩繁的传记资料记载，克格勃谎称莫斯科将有一场重要演出，是總書記赫魯晓夫想再欣賞他的舞姿，克里姆林宫有一场重要的演出需要他去跳舞，以及其母重病，必须征调他回国。他预感到这是克格勃的一次阴谋，他坚信如果他被送回的苏联，他可能会被监禁，便假装同意。趁特工不在意的时候，他给克拉拉·珊特打了一个求救电话。据他自己的回忆：“当克格勃人员看见克拉拉在两名警察的陪伴下朝我走来时，他便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们用双手抓住我，试图把我拖进小房间去……但我挣脱了他。……那一瞬间，我全身的肌肉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而那一霎间又好像长过一万年。接着，我做了我一生中最长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腾跃’，直接落到了那两个警察的身后。我气喘吁吁地喊道：“‘我想留下，我想留下。’”逃入機場酒巴內尋求法國警察的庇護。 努里耶夫知道厄运降临，在登上返国飞机前5 分钟，突然做出这一戏剧性的“叛逃”，寻求政治庇护。他的避难要求很可能获得批准，但他还是“叛逃”成功了。翌日，他的照片上了西方各报头版，西方人对努里耶夫的“叛逃”兴致勃勃，以为这是又一次“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并给这次“叛逃”取了个名字——通向自由的巴黎之旅。这是当年轰动西方世界的新闻，引起巨大反响。在冷戰高峰期，西方世界將努里耶夫的“投誠”視為是反共宣傳。 一周以后，他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克格勃在监听。身为苏共党员的父亲拒绝听电话，只是他的母亲在电话中紧张地说了几名无关痛痒的话。 他个人主义的倾向与基洛夫芭蕾舞团的对抗是他出走的动因。事後，他說：“蘇聯的芭蕾舞团显得太刻板，使他不能經常演出，對他扮演各種角色多所限制。”这是他滞留西方的主要原因，根本不是出于政治原因，努里耶夫从未在公开场合批评过他的祖国。其实还有他与克雷姆克的同性恋的暴露，克格勃害怕回国后受到迫害。 当时，法苏关系良好，法国不愿两国关系因此事而恶化，故没给努里耶夫居留权，也不准许他在巴黎国家歌剧院演出（因克里姆林宫提醒法国当局，如留努里耶夫在巴黎国家歌剧院，法国与苏联的文化交流将停止）。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他生活和艺术方面困难重重，由于政治原因他只能加入私人剧团（合同期六个月）在几个地方小剧院、小舞台上表演，这时他同时收到了他父母和他的芭蕾老师的信，恳劝他不要背叛自己的祖国。但努里耶夫去意已决。苏联克格勃对努里耶夫的“叛逃”实施了行动计划，这次行动也被称为“特别行动”。在他为西方演出公司进行的一场主要演出的晚上，他要出演的是《睡美人》（Sleeping Beauty）中的“蓝鸟”角色，演出时他发现有人在干扰他的表演：“我刚一出台，就有人开始大喊大叫，几乎淹没了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声。我跳“蓝乌”舞时，舞台脚灯根本照不到我身上，我很清楚是有一些共产分子企图破坏我的表演。我基本上听不到音乐，而且可以看到有人往台上扔碎玻璃片状的东西，但我还是坚持跳了下去。”克格勃初步的恐吓行动失败了。 但克格勃从未放过对他的迫害，逼他发表诲过声明、回国。并常常让她的母亲在他临上台时给他打听话劝说，他的母亲在电话中向他哭诉，但从未问过他是否快乐，但当努里耶夫告诉她母亲，他很快乐时，他的母亲就无语了。 1961年11月，克格勃制定的针对主要“叛逃者”的计划并没有具体针对他的“特别行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该计划的内容来看，以后发生的事肯定将要比向台上扔碎玻璃片严重得多。后来，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主要领导还讨论制定了一个对付努里耶夫的秘密计划。克格勃特工要打断努里耶夫的一条或两条腿的计划，使他从此上不了舞台。不过，由于原本就犹豫不决的、执行暗杀任务的杀手鲍格丹·斯塔申斯基的“叛逃”，致使克格勃针对居住在西方的背叛者展开的行动遭到了彻底失败。虽然付出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去追踪这些背叛者，并准备暗杀或致残他们，但实际上和克格勃总部所宣传的也完全是一个骗局，克格勃在一直到1970年对60年代对这些“叛逃者”的追踪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使得这项秘密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在一个星期之内，报名参加了在奎瓦斯侯爵大芭蕾舞团（Grand Ballet du Marquis de Cuevas）和尼娜·维罗乌波娜（Nina Vyroubova）表演了《睡美人》。 1962年2月21日，努里耶夫应英国皇家芭蕾舞团（The Royal Ballet）首席芭蕾舞大师玛戈特·芳婷女爵（Dame Margot Fonteyn）的邀请他到倫敦與她搭擋演出，這年芳婷已經41歲，已屆退休年齡，努里耶夫應邀到來，重燃了她舞蹈生命的火花，努里耶夫為芳婷帶來了敏銳的新靈感、新氣息。两人在芭蕾舞台上开始了“世纪合作”，出演《吉赛尔》（Giselle），臺下觀眾瘋狂叫好，鮮花撒滿了舞臺，这场演出引起了巨大轰动。对那些看过这场令人难忘演出的人来说，很清楚的一个事实是，世界舞蹈史上最伟大的一对搭档已经诞生了，从他们不得不谢幕23次的事实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令克格勃总部十分生气的，不仅仅是人们居然对一个声名狼藉的“叛徒”给予了这么高的赞赏，更可气的是努里耶夫几个月后就发表回忆录，声称自己在西方“投奔了自由”。對其他團員來講，努里耶夫是偶像也是恐怖的化身，他簡直就是全神灌注與倔強執著的活標本。 努里耶夫對於本身的魅力頗有自知之明，同時將之發揮得淋漓盡致。芳婷加上努里耶夫無異如虎添翼，兩人同為英國皇家舞團的客座明星，被譽為當時全球芭蕾舞界最佳的搭檔，他們與英國皇家芭蕾舞團走遍歐陸及美洲，舞跡所至處處掀起熱潮。剛開始時，有芳婷的名氣加持，使努里耶夫也受人注意，但是沒多久，他的光芒日益耀眼，蓋過芳婷，使她黯然失色。
从此以后，他們的表演也是場場爆滿，有時表演後的掌聲時間，延續得比舞蹈本身還長。因芳婷足足比努里耶夫大了20岁，他们都有顾虑，代沟将阻碍他们演出的和谐，不过，让人没有想到，年轻的努力耶夫为芳婷带来了新的活力，让她在年过40仍迎来了艺术的第二个春天，而芳婷则教会他读书、鉴赏和冷静，学会在西方生存。他们后来几乎成为舞台上的终身舞伴。 1962 年，努里耶夫首次在美國的電視上露面，還參加了鲁思·佩奇（Ruth Page）的芝加哥歌剧院芭蕾舞團（Ballet de Opéra de Chicago）的演出。同年下半年尼内特·德·瓦卢娃人（Dame Ninette de Valois）提供他一份加入皇家芭蕾舞团作为首席舞蹈家的合约，成為該團永久特邀藝人。在“冷战”的极致时期，此事引起轩然大波。 1963年，同索爾·胡洛克（藝術經紀人，同是在極度貧困中長大的俄國“叛逃者”）相識，是他人生中第二次交上鴻運，在經紀公司的安排下，努里耶夫開始與不同的舞團、不同的舞伴合作。 在英期间，努里耶夫对传统的芭蕾舞剧如《吉赛尔》、《天鹅湖》（Swan Lake）、《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等作了改编。至今世界上许多歌剧院上演的芭蕾舞剧用的还是努里耶夫的版本。他演技高超，表演出色，擅长表演古典芭蕾和现代芭蕾。代表作品：《茶花女》（Lady of The Camellias）、格莱姆的《魔王》（Old Gentleman）（1975）、《流浪艺人之歌》（Chant du compagnon errant）（1971）。到英国不过两年，世界各地的演出邀请信雪片般飞来。 1 9 6 5 年，他和芳婷在维也纳演出《天鹅湖》，共谢幕8 9 次，创造了舞蹈史上的谢幕纪录。这时，努里耶夫已走向成熟，他用“最完美、最神圣的舞蹈语汇，画出了力量和优雅的美丽弧线”。和同代的芭蕾大师如尼金斯基、奥古斯特·维斯特里斯（August Vestris）、巴兰钦、谢尔盖·里法（Serg Lifar）等相比，努里耶夫更完美地表现了俄罗斯文学所揭示的斯拉夫民族那热情奔放、谦和达观的天性。在达到成功的巅峰时，努里耶夫不无得意地说：“我希望，人们观看我演出时，就像站在绘画大师的油画前那样激动；“我希望，人们要么爱我，要么恨我，但不要对我无动于衷。”他认为，他是用整个灵魂在跳舞，他使得芭蕾变得更加高贵。同年他来到斯卡拉剧院芭蕾舞团，他把自己的经典舞剧也带来了剧院，包括《睡美人》（1966年）、《胡桃夹子》（Nutcracker）（1969）、《帕基塔》（1970）《唐·吉诃德》和《罗密欧与茱丽叶》（1980年）与卡拉·弗拉奇（Carla Fracci）搭档，演出许多经典作品。 努里耶夫在舞壇的地位步步高昇，以裹在緊身舞衣下的迷人舞姿，風靡了歐洲和北美，成為芭蕾舞史上無有前例最受歡迎的男舞星。在評論家及老舞迷的心目中，努里耶夫無疑是尼金斯基的化身，尼金斯基是二十世紀獨步舞壇，被公認是男舞者最完美典型的俄國名舞蹈家。對於這份恭維，努里耶夫並未感到欣慰，雖然他十分崇敬尼金斯基，但是他認為一個藝術家必須要有自己的水準，自己的風格，就是這種強烈的“自我感”，正是他“叛逃”的最大原因。他認為國家或城市只不過是讓他自由跳舞的地方，工作是神聖的，工作才是他的根。 1971年首次在美國的舞台上演出他自己編舞的《唐·吉訶徳》，在沒有芳婷搭檔，照樣票房長紅。胡洛克的公司趁機創造出“魯道夫熱”的風潮，他將努里耶夫以作大買賣的手法，經營成公司的一棵超級搖錢樹，從此努里耶夫與大西洋兩岸的稅務機構展開纏鬥，並不時傳聞讓人負面評價的私生活，令人印象深刻。 1977 年，他改編了谢尔盖·普羅科菲耶夫（Sergey Prokofiev）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由倫敦節日芭蕾舞團（London Festival Ballet）演出，1979 年改編的《曼弗雷德》（《Manfred》）由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Ballet de Opéra de Paris）演出。1980 年努里耶夫為柏林芭蕾舞團（Deutsche Ballet, Berlin）演出了《胡桃夹子》，1981 年，由於義大利人對芭蕾舞的興趣進一步恢復，他在斯卡拉歌剧院（Teatro alla Scala di Milan）與芳婷同台演出了他改編的《羅密歐與茱麗葉》，芳婷飾凱普萊特（Capulet）夫人。 他和最佳舞伴芳婷的合作到她1 9 7 8 年芳婷退休，“舞蹈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一对”结束了长达1 7 年的合作。芳婷深爱着努里耶夫，这种爱是双重的，有母爱，又有情人之爱。努里耶夫留意和珍惜这份爱。1979年，《纽约时报》专栏《搭档的故事》曾经如此追忆他们的表演：“世界上可能从来没有两位舞蹈家的结合像他们一样如此和谐、完满，硕果累累。”17年间，努里耶夫和芳婷合演了超过26个角色。他们最后一次表演是1988年9月16日在《巴罗克三重奏》（Baroque Pas de Trois）中，芳婷69岁，努里耶夫50岁，同样是明星52岁的卡拉·弗拉奇，努里耶夫曾经说他和芳婷之间的舞蹈是 “同样的身体，同样的灵魂”。当时人们释疑，翩翩一少年，怎会爱上一个比他年长近2 0 岁的女人？努里耶夫说过：“从六岁起，我就娶了舞蹈。我就像一个天主教神父，我没有权利再结婚。”他果然终生未娶。但是兩人的友誼一直延續到她1991年11月因癌去世。在她為癌症所苦時，尽管他日程繁忙，他不但經常去醫院探視，還為她付醫藥費。當努里耶夫感染愛滋病，身體情形每況愈下无法跳舞蹈時，芳婷鼓勵他擔任芭蕾舞指揮，并说道 “亲爱的，那是完美的！！！”。1992年3月，他撐著病痛的身軀，回到韃靼歌剧院芭蕾舞团指揮。当努里耶夫获悉芳婷的死讯，心中默默有爱，静静为此悲伤。他怅然若有所失地对好友说：“她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女人，我本应娶她，和她共度此生。” 努里耶夫逗留在皇家芭蕾舞团直到1970年，后他被提升为客座首席艺术家，使得他能够集中越来越多时间进行国际客席访问和旅游，他继续完满地履行皇家芭蕾舞团委托直到80年代去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为止。 努里耶夫還有表演現代舞剧的才能，他表演過马撒·葛雷姆（Martha Graham）、默里·路易斯（Murray Louis）和保罗·泰勒（Paul Taylor）的作品。1975 年，葛雷姆為他編了《路西弗爾》（《Lucifer》），1978 年在路易斯為他而作的《卡納西·維納斯》（《Canarsie Venus》）和《輕快舞剧》（《Vivace》）在美國首演。他的自傳《努里耶夫》（《Nureyev》）於 1962 年出版。1972年罗伯特·赫尔普曼（Robert Helpmann）邀请他到澳大利亚游览及共同执導了他自已的作品《唐·吉诃德》，他首次编导并由他飾主角唐·吉訶德。1973年电影版《努里耶夫鲁，凯泰·阿尔多乌斯，罗伯特·赫尔普曼与唐·吉诃德及澳大利亚芭蕾舞团艺术家》（Nureyev, Lucette Aldous as Kitri, Helpmann as Don Quixote and artists of the Australian Ballet）上映，1977 年在電影《瓦倫蒂諾》（《Rudolph Valentino in Ken Russell's Valentino》）中任主角。1983 年他在電影《暴露》（《Exposed》）中第二次擔任喜剧角色，是主角，但無舞蹈動作，拍过影片《我是一名舞者》（《I Am a Dancer》）。1982 年，成為奧地利的公民。
1983-1989年，他但任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团长及藝術總監。努里耶夫向來以壞脾氣、主觀強、冲动、没有忍耐的力控制力而著名，因限制和等级规定及他人的干涉造成他的工作失败而急躁，上任不久就得到“歌剧院沙皇”的封號，樹立不少对立面。在努里耶夫的生命中有兩個長達6年的狂風暴雨期：第一個是他在列寧格勒那6年；第二個就是在巴黎歌剧院的6年。上任后，努里耶夫的事業再創另一个高峰，並將這個頂尖舞團更推向無人匹敵的巔峰！他編导了全新的舞蹈作品，重現19世紀偉大的芭蕾舞風貌。在他所編導的舞蹈中，将先人近百年前编排，已经在世界各地舞台上演出无数次的传统古典剧目，加入了很多他个人的元素，他在巴黎芭蕾舞团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是改编了佩蒂帕的作品，成为了巴黎芭蕾舞团常演至今的保留剧目，他的艺术态度极为严格苛刻，近乎偏执，普通人往往难以忍受，在他编排的作品中可见一斑，比当年的佩蒂帕更为注重情节，戏剧性，以及几近奢华的服装，布景和音乐等。任何一个细节只要映入他的眼帘，都有可能经过多次的锤炼。他要求演员絕對的忠誠和堅持，嚴謹而精確，從不偷工減料，他从编剧到排演，从舞台布景到乐队演奏，他都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这个8 0 年代还上演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芭蕾的老剧院焕发了生机，从此，17、18世纪的古典杰作与从塞吉·里代到乔斯·李蒙的新古典主义作品一起在舞台上交相辉映；在他任上的6个演出季里，他为该团新编了《胡桃夹子》、《天鹅湖》、《睡美人》、《雷蒙达》（Raymonda）、《坦克雷蒂》（Tancredi）、《曼弗雷德》（Manfred）、《暴风雨》、《白色组曲》、《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灰姑娘》（Cinderella）等。同时，还聘请外国的年轻编导为本团创作新的芭蕾作品，这一举措不仅给这些年轻人以实践的平台，同时也为古老的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期间，努里耶夫唯我独尊，脾气暴躁，和同事发生了许多磨擦，親自排練時舞者們都會非常緊張，如果練了三次還不懂，就到此為止，馬上換人。努里耶夫常說：“舞者若沒膽識，那就一無是處了。”因此舞團成員非常艱辛，但也都想證明自己有能力跳他編的芭蕾舞，因為，一旦完成努里耶夫的要求，就是真正的舞者了。努里耶夫認為每個舞者，都該找到自己的風格，不論是身體、協調或對角色的概念，他也有能力與辦法，讓人表現出最好的一面。年輕舞者只要技巧夠好，就給予機會，“明星”是榮耀的頭銜，也是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給卓越舞者的光環和承諾，很多“明星”都是受到努里耶夫提拔后而聲名大噪，如他将正式加入舞团才3年，1984年晋升为主要演员，5天后首次出演《天鹅湖》中的奥吉塔/奥吉莉娅一角的西尔薇·吉扬（Sylvie Guillem），在演出後，當場向全剧場觀眾宣布為新的首席舞者（这也是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传统）以及伊莎貝拉·嘉兰（Isabel Guerin），埃里萨贝奇·莫兰（Elisabeth Maurin），查尔斯·朱迪（Charles Jude），莫乌里克·鲁迪雷斯（Monique Loudieres）、曼努埃尔·勒格里（Manuel Legris），伊丽莎白·普拉泰尔（Elisabeth Platel）等人。多数和他跳舞芭蕾舞女演员，包括安托瓦内特·西波莱（Antoinette Sibley），安妮特·佩盖（Annette Page）给付的薪水他都是对舞伴考虑周到的。 他数十年在世界巡演芭蕾时保持长久的友谊，被认为是一个忠诚和慷慨的朋友。他非常慷慨地过许多芭蕾舞女演员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们困难的时候他给予资助，特别是加拿林芭蕾舞团的林恩·西穆尔（Lynn Seymour）——在她悲伤的时候拒绝首演肯里斯·麦克米伦爵士（Sir Kenneth Macmillan）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机会，努里耶夫多次为她制定疗伤的方案，为她平静此时她内心的痛苦，排解负担、沮丧，从而发现担任角色的困难。他同样也帮助过年老的和日益贫困的塔玛拉·卡尔萨文娜（Tamara Karsavina） 1989年，努里耶夫因无法如愿以尝地每年用六个月的时间在世界各地客串演出和编导，而辞去团长的职务，仅仅保留为他所设的“首席编导家”头衔，以便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能够继续演出由他编导的大量保留作品。努里耶夫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巴黎芭蕾舞团给予他很大的发挥空间，亦是努里耶夫编导众多成功作品的一大元素，这与他辉煌的演员生涯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优秀的演员也许并不是出色的编导，然而这两个角色对于他本人以及芭蕾，均可称作是极为成功的典范。 他無論做什麼事都會遲到，但就只有在排練和表演是準時，並且是全身心的投入。就算投奔自由後的西方生活，名氣大開的芭蕾舞巨星身份，在排練場上他是個謙虛的人，對於新的事物總是抱持著認真學習的心態。舞蹈方面的晚起步讓他珍惜一分一秒，高標準高要求才是他在天生條件與生活背景的差劣中脫穎而出的原因。 在苏联之前，努里耶夫就已经尝试突破芭蕾舞的局限，改变男性俄罗斯舞蹈家一贯粗壮和沉重的风格。他既能像他们一样跳跃和旋转，但同时又借鉴女芭蕾舞演员的舞蹈技巧，比如伸展肢体、提高身体线条、抬高脚趾以及让手臂和肩膀像水面一样荡漾。他的创新神奇美妙，正如法国舞蹈家维奥莱特·维尔蒂（Violette Verdy）所说：“他让身体如诗一般施展——犹如一件在诗中漫游的探索体”。 他被甚称与尼金斯基齐名的当代舞者。 自从穿上芭蕾魔鞋，努里耶夫就未曾停止过旋转。一年3 6 5 天，他演出2 0 0 -2 5 0 场。早上他飞离伦敦，晚上他就跃上悉尼剧院的舞台。他变得非常富有，在许多国家购置豪宅，甚至买下意大利的波西塔诺（Positano）海边不远处的一个小岛。 努里耶夫厌烦了记者的跟踪，有一天，他索性脱下舞鞋，伸出裸露的双脚，让他们照个够。后来，《巴黎竞赛画报》把当时拍的照片刊登了出来，那脚上青筋暴起，血淤处处，毛细血管清晰可见。努里耶夫曾笑言献身艺术就是“使自己的身体成为这种艺术的奴仆”，他的双脚的确被折磨得惨不忍睹。 在这个时期，努里耶夫的舞藝衰退，表演時感受到的壓力、掙扎和不穩定，已讓各地的藝評家忍不住想建議他停下來，但是觀眾對他的擁護和喜愛之情，絲毫未減。他那時已45歲，雖然自己尚未知情，但他已開始受到愛滋病初期症候的困擾，兒極少數為他看診的醫生，已知道這些令人費解的症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縱使如此他仍舊跟以前一樣，跟不同的芭蕾舞團、不同的搭擋，活躍在世界各個大都市的舞台。 在他的故乡，这位大师却正在被遗忘。由于他的资料基本全被剪除，后代很少有人听到他的大名，即使他闻名于世，也是被作为反面教材用以训教后生。他一直希望重返基洛夫剧院的舞台，但26年间，苏联政府都拒绝他。 虽然他多年来恳求苏联政府允许拜访他的母亲，他都未得到允许，直到1987年，在他的母亲弥留之际，经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同意，他才得以在26年后重返故里，前后总共三天，那是当局允许他回来与即将告别人世的母亲诀别，时局的动荡使人们早已没有心思去捉摸他的身份和经历。他的母校列宁格勒芭蕾舞学校拒绝他进入校园，他的前同事也突然在这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1989年，51岁的努里耶夫应基洛夫芭蕾舞团之邀，终于踏上了故国的土地，回到了他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城市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与第一位芭蕾老师恩师安娜·乌丹伊特索娃（Anna Udaltsova）紧紧拥抱，当年的恩师已是老态龙钟，他的大幅相片悬挂在母校——瓦冈诺娃芭蕾舞学校（列宁格勒芭蕾舞学校）的练功房中，关于他文字和录象资料在他的故乡得到了解禁。再次重返列宁格勒玛丽娅剧院基洛夫芭蕾舞团（The Kirov Ballet at the Maryinsky theatre in Leningrad），他第二次回国，登台与年仅21岁的日安娜·阿尤波娜（Zhanna Ayupova）献演《仙女》（Sylfiden），岁月已经将他青春年少时的才华慢慢吞噬，他抑郁的精神和虚弱的体质已经不能再让他飞翔了。基洛夫芭蕾舞团当时的导演路德回忆说，努里耶夫回到基洛夫芭蕾舞团以后，曾经问道：“当年那些公开漫骂我的婊子们都在哪里呢？” 序曲开始后，大幕拉开，人们发现努里耶夫已经在一个长椅上睡着了。观众起身，长久地鼓掌。乐队只得重新奏起序曲，等待努里耶夫打起精神。很多年轻观众面面相觑，嘀咕大师犯得着这样吗？ 第一幕刚开始，努里耶夫当年在基洛夫芭蕾舞团的主要竞争对手布莱吉·瓦德兹就起身离开剧场，他说：“我真的不忍心看到鲁蒂克（鲁道夫（Rudolf ）Rudik的昵称）在舞台上挣扎着表演。”他曾经的搭档、法国舞蹈演员塔斯玛说：“他需要为自己画完这个不完整的圈。他回到基洛夫剧院登台，好比一个走不动的人走进教堂，开始祷告。”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重新接受他，6天后他飞往美国。 很多人怀疑，这次重返基洛夫剧院的努里耶夫已经患上了艾滋病，所以体能衰微。而人们往往又将他的艾滋病和他复杂的同性性生活联系在一起。在私生活方面，努里耶夫以性生活“丰富”、放浪形骸而著称。一个表现是，他经常与（男）仰慕者交换裸照，并不时见面。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了几段相对较长的同性恋情，分别是60年代在游览丹麦中他遇见了伟大的丹麦舞蹈家埃里克·布鲁恩（Erik Bruhn），一位男舞者后成为他的恋人、最亲密的朋友和多年的保护者。泰加·克雷姆克（Teja Kremke）；70年代跟导演沃拉凯·普特斯（Wallace Potts）；以及80年代跟芭蕾舞演员罗伯特·特拉西（Robert Tracy）。 而这时的鲁蒂，变成国际性的性爱象征，他的狂放不羁进入了颠峰。 他参加嬉皮聚会，与同伴被捕入狱。在高级晚宴中拒吃自助餐，把盘子摔到墙上，宣称“努里耶夫是被人伺候的。”在意大利表演时，舞伴不小心踩落他的鞋，努里耶夫当众赏她一记耳光。他的脾氣暴躁，卻又熱情豪邁，在許多舞者遭到財務或生活上的困難時，他慷慨解囊，不遺餘力地提供資助。他缺乏耐心，不願受束縛限制，厭惡階層、規則，但是和他合作過的舞者，都認為他相當體貼。 这是个坏脾气的，被惯坏的孩子。他是欧美芭蕾舞台上叱咤一时的暴君，又有人说他是“ 一位顽童、顽劣分子、卖弄风骚的性感大男孩、欲海沉浮的王子”，因他始终率性，忠于自己。 1961年，努里耶夫“叛逃”后，前苏联当局对他进行了缺席庭审，根据当年的庭审记录，法庭宣判努里耶夫叛国罪，并从他的藏身处搜出了他的偶像布鲁恩写给他的情书。而与此同时，努里耶夫正与克雷姆克热恋。克雷姆克当时是前东德学芭蕾舞的一个学生、摄影爱好者，长相英俊，在列宁格勒时和努里耶夫相逢時，年僅18歲，而21歲的努里耶夫則是基洛夫芭蕾舞蹈團的新星。克雷姆克跟随着努里耶夫游荡在列宁格勒的大街小巷，他拍下了努里耶夫在剧院舞台上高高跃起的一瞬，努里耶夫在镜头中的回眸充满着艺术家的叛逆气息。不久他們成為戀人、拜把兄弟，并发生了一段情感经历。此时感到异常孤独的努里耶夫，给东柏林他的同性情人克雷姆克打了电话，克雷姆克的姐姐曾偷听到努里耶夫与弟弟的通话，在电话里，努里耶夫渴求他来巴黎，正当克雷姆克犹豫不决之际，幾天後，柏林墙悄悄竖立起来，將他困在鐵幕之內，餘生擺脫不了東德秘密警察的監控。于是，他们在有生之年再也未能见面。克雷姆克在柏林墙的那一头粉碎了两次与异性的婚姻，终日酗酒，1979年，克雷姆克被秘密溺死，死时年仅37岁。 此后，努里耶夫的同性恋人不止一位。据2003年1月30日的《卫报》的调查发现，努里耶夫还有一个叫特拉西的情人。《卫报》最终成功采访了特拉西。“他曾经告诉我，当我躺在床上时，我就像油画里的爱人……鲁道夫说他有很多像我这样的男朋友。但最后，他只对和我一个人交往很满足。我也是。1979年，同性恋革命行将结束。我从未想到过他会选择排他性地和我在一起。我也有男朋友们，还有女朋友们。” 1979年以后，努里耶夫就和特拉西在一起，除了8个月的分开外，一直到1993年努里耶夫去世，他们都在一起。 1984年，担任巴黎国家大歌剧院舞蹈团艺术总监一年后，他告诉自己的朋友、私人医生卡涅基说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他得知自己患了艾滋病，所以体能衰微，而人们往往又将他的艾滋病和他复杂的同性性生活联系在一起。那时，他已经知道有一种叫“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的致命疾病，但他一直极力否认，并拒绝服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抑制药物。然而他继续舞着。他说：“我深知我每跳一次，我极其有限的生命便耗蚀一分，但我没法使自己停下来。”他开始不安，很快，他得病的消息开始传开。检查证明，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但是，就在人们开始议论的时候，努里耶夫的治疗效果明显，他又出现在舞台上，依旧是那么出色。人们渐渐忽略了他的病情。直到1991年夏，随着健康的每况愈下，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他不得不直面残酷的现实。1 9 9 2 年初，他承认自己感染了“艾滋病”（AIDS），赢得许多人的尊重。为了完成他生命中最后一部作品《舞姬》编排工作，那是比较遵循接近他年轻时在基洛夫跳过的版本。他于9月3日拖着病体回到巴黎。努里耶夫的私人医生卡涅基对他说：“病情恶化，该准备后事了。”这年6 月，努里耶夫最后一次让记者拍了照，随后去芝加哥和苏黎世成立了两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捐给每个基金会7 0 0 万美元，用以培养和奖励芭蕾新人。1 0 月8日，巴黎歌剧院为努里耶夫编导的《舞姬》举行首演式，观众们为他的才华和毅力欢呼；因为他的病情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了。那时他已病入膏肓，形容枯槁。演出结束后，穿着舞袍，在人们的扶持下用轮椅推上舞台，法国教育和文化部长杰克·兰格（Jack Lang）向他授予“国家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Commandeur des Arts et Lettres’ of the Legion of Honour），面对因为病痛的折磨而面目全非的努里耶夫，许多演员都流下了眼泪。当时有报纸说，这是努里耶夫的“最后的芭蕾”。一语成谶，1993年1月6日早上，這一天也就是俄國的聖誕節，一个寒冷的冬日，他在姊姊的陪伴下與世長辭，主治醫師在死亡證明上寫到：“重病導致心臟衰竭”。 1993年1月12日，巴黎歌剧院大廳佈置得像輝煌的電影佈景，歌剧院最高的台阶上摆放着给他的法兰西骑士（Légion d'Honneur）奖章，數百位應邀參加追思儀式的賓客，個個肅穆哀愁地正要合演一場人生戲剧——努里耶夫的喪禮。 努里耶夫生命中的最後5年，從1987年回去俄國探視他病危的母親，1991年11月芳婷被折磨多年的癌症奪走生命，到1992年11月他最後一次之住進巴黎近郊的“永恆救護聖母醫院”為止，是一連串的生命打擊。他是一位毅力驚人的超級工作狂，他工作的時候絕對不像一個病人，每天都到練舞室報到，不斷的鍛鍊、跳舞、工作，從1984年被診斷出感染愛滋病毒，到1993年1月他去世為止，努里耶夫共被愛滋病折磨了12年以上，他只有在去世前3個月才停止工作。这位芭蕾舞天才在塞纳河畔孤寂地逝去，艾滋病将这一舞蹈界最伟大的生命定格了，这离他55岁生日还差70天......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遗产大部分将被用于医学研究以及舞蹈事业。他的墓地，在巴黎附近的圣执讷维耶沃-德布瓦（Sainte-Geneviève-des-Bois）俄国人公墓，一如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设计的非常华丽。坟墓的外形是用一块东方土耳其样风格地毯图案玛赛克镶嵌（努里耶夫是一位美丽的地毯和古色古香的纺织品的收藏家）普京及夫人访法时，曾专门去拜谒。
在努里耶夫鮮明的個性和倜儻不羈的魅力面前，是他卓越的舞技抓住了人們的目光。他提升了芭蕾世界男性舞者的地位，並且將許多俄國經典的舞蹈引進到西方世界，他更親自創作改編了芭蕾舞剧，將現代觀點融入古典芭蕾。他最拿手的懸空跳躍和快速旋轉，使人們重新領略了古典芭蕾的男性魅力，然而他“快、高、準”的舞技背後，是一顆對藝術摯愛的心。這顆心帶著他旋轉跳躍，叱吒人生舞台，直到生命結束的那一刻！ 努里耶夫根本后无来者。举手投足的优雅不必细说，最使人着迷的是独一无二的气质，高贵糅合着野性，永远诱惑观众的幻想多走半步，再走也追不上：最好的时候，他是高不可攀的，完美得不近人情，而且理直气壮，心无旁骛地为自己而陶醉。 他现身这世上，似乎只为给人留下一个美妙的传奇。有人评论他说：“他的飞身旋转与跳跃每每令观众目眩神迷，那惊人的爆发力与热情无人能望其项背。他的一生仿佛快速闪映的幻灯片，紧凑、精彩、毫不留白。舞台上、舞台下的努里耶夫，都是一个惊叹号！” 努里耶夫是一位天才，为了自己对现行制度的抗争和获得完全的自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同时，他获得了成功，也留下了遗憾。他曾說：“只有在舞台上的時刻，我才活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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