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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校门后我请她上车，她说走路更方便。于是跟着她前行。在路上她问我北京的情形，她说自己上高二了，没有出过远门，我劝她出门去开开眼界，她说放假期间都要去打工给家里挣钱，没可能出去玩儿。在前行的路上偶然遇到了她的四位同学，其中有一位正是她的班长，班长告诉我李光地的故居在本地有三处，可以带我去看。于是这五位同学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慢慢地前行。
李光地故居第一处在新衙下巷，其实就在进村前的路边，只是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院落门楣上就挂着“李光地故居”的横匾。沿着小巷前行20余米，转到了房屋的后面，前面是很大的一个广场，门楣上写着“昌祐堂”三个字，门的两侧贴着许多的对联，在侧墙上还立着一块告示牌，是一个声明： 声 明 李光地系清朝著名的清官，理学名臣，近日发现有茶企业抢注先祖（李光地）的名字，肖像，注册成商标，从事茶业生产加工，销售，造成不良影响。在此，李光地茗茶或基地均属伪造、歪曲、低劣的抢注商标产品，误导消费者，请广大消费者注意，严防受骗。 声明人：李光地全体后裔敬启 安溪的茶，尤其是铁观音在国内最为有名，看来已经有人想更上一层楼，在出名的基础上再沾上李光地的声誉。
院门虚掩着，推门进入，正厅中挂着一些匾额，侧墙上有李光地画像的复制品，可惜图案模糊不清。余外还有多个李光地后人的画像，另一侧墙上有红底黄字的捐资芳名录，墨笔填写的捐资人人名和金额，已经书写了一半。我注意到捐款人的姓名全部姓李，看来均为其家族后人。后几进院落锁着门，不知里面的情形。原路退出，正门的门牌号写着“新衙下巷5号”。
李光地故居的第二处在湖四村大夫弟巷1号，此巷很窄，不能进车，巷子两侧无门。走到巷子的尽头左转，第一个大门上悬的牌匾写着“都督第”，旁边放着的文保牌则写着“世家大厝”。
从侧门进入，里面是一个较大的院落，正房内正中是佛龛，两侧放着长条椅，余外空无一物，在佛龛的正上面挂着的牌匾写着“诚直洞彻”。拍照期间，院中的居民问我有何事，学生们告诉他我在寻访李光地故居，其中一位老人说：“这处故居其实是李光地大伯的宅第。”
李光地故居的第三处位于湖三村旧衙7号，此处门前的广场最大，至少有四、五亩地，在中间还有一条水渠，广场上到处是放炮后的痕迹。
此处门楣上写着“昌和堂”，旁边的文保牌写着“旧衙大厝”，这让我想起了自己所查资料上所说的旧衙与新衙之别。班长介绍说，这里原是李光地办公的衙门。
我对他的这个说法有点怀疑：李光地不是在北京办公吗？正厅的正前方挂着四扇屏的书法，下面没有佛龛，前面摆着一个标准的乒乓球案子，案子的四周侧摆着条凳，很奇怪的一种摆设方式。
第二进院落格局基本相似，然正中却是李光地的画像，画像前有李光地的灵位牌，在神龛的背面则是李光地长子的灵牌。
走进第四进院落，一位老人正在院中进餐，我上前想向他打听李光地的故事以及他是否是李家后人，老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有生人进院，无意间看到我向他走去，他张口想说话，还没发出音来就剧烈地咳嗽起来，把口中的食物全都喷到了地上，双手拄着方桌，大口地喘着气，眼神又开始发直，这等阵势我在寻访中还是第一次遇到，吓得我连连说：“不问了不问了”，马上退了出来。
关于李光地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就是他早年卖友求荣，这使得他当年所努力的一切披上了负面的影子。这个故事当然要在此讲一讲。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在云南造反，耿精忠也起兵响应，这时李光地正回老家探亲，有人对耿精忠说：“李某才堪王佐，如不除，天下事未可知，必为大王之害。”于是耿精忠把李光地找来，并且派人告诉他，如不来就杀他全家。李只好前往，后以家中父亲生病而逃去。 此时同被耿精忠胁迫去者还有陈梦雷，这位陈梦雷是李光地的好友，他们俩同样是康熙九年的进士，而同时又是回老家探亲，因此他们就密谋把耿精忠叛乱的消息报告给皇帝。按照陈梦雷的说法，他们俩人约定好让陈在耿精忠的部队里做卧底，而李想办法混出去写一秘密奏折封入蜡丸内密报给皇帝。 后来皇帝接到之后，平定了耿精忠的叛乱，为此李光地立功得以升迁，但陈梦雷因为受到了徐鸿弼的诬告，说陈实际叛变了耿精忠。于是清廷将陈抓了起来，以附逆罪论斩，于是陈要求李为自己作证。李写过两篇奏疏替陈辩诬，最终改判陈发配奉天。
但这件事后来变了味儿，陈认为李没有替自己尽力，于是写了绝交书，到处骂李。因为大家同情弱者，认为两人共同办一件事，一人升官，一人判刑，肯定升官的那个不是好东西。而这件事后来被广为流传跟全祖望有很大关系，他曾写过一篇《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的文章，这篇文章把李光地贬得一无是处，其中概括的一句话是：“初年卖友，中年夺情，暮年竟以外妇之子来归。”这就是所谓的李光地三大案，而第一大案所说的初年卖友，就是关于他跟陈梦雷的密丸案。 关于卖友之事是对李光地人品的最大打击，因为陈梦雷说他当年跟李光地密写的《蜡丸疏》中是列了他跟李两个人的名字，但李却涂掉了他的名字，只以自己的名字奏报给皇帝，为此李光地得以升迁。但是陈梦雷的说法有很多的漏洞，王伯兰先生写过一篇考证文章，其中详细地研究了《蜡丸疏》，他发现《蜡丸疏》中有这样一句话：“漳州守臣黄芳度婴城固守，以待大师，此不可以不急救。” 王伯兰查证了历史，得知黄芳度于康熙十四年五月被郑经围困到了十月漳州城陷落，据此推论《蜡丸疏》应当写于康熙十四年的五月至十月之间，但是李光地已在这个时段离开福州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他不可能跟陈梦雷一起写《蜡丸疏》。如此说来，这封《蜡丸疏》只能推测是陈梦雷自己所编者。
关于这段故事在历史上不是没人怀疑，陈寿祺的《左海文集》中有一篇文章名称是“安溪蜡丸辩”，他在此文中写到：“蜡丸案与省斋（陈梦雷）无与，乃东海（徐乾学）忌安溪（李光地）之才，教省斋极力诋娸，冀以脱罪，己遂从而下石焉。《闲止书堂集》诉城隍文，与厚庵绝交书，皆后来诡辞耳。” 陈寿祺的这段话做了个折衷，他说蜡丸案并不是陈梦雷的主谋，而真正的主谋则是徐乾学，因为徐乾学嫉妒李光地的才能，所以他教给陈梦雷这么做的，上面提到的绝交书也是陈梦雷通过徐乾学递交给李光地者。陈梦雷在绝交书中指责李不说实话、不救自己，但他却忘记了自己本来被判的是问斩罪，而后来得以改判正是李光地给皇帝写的奏章解释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清史稿》上说的很公允：“陈梦雷者，侯官人。与光地同岁举进士，同官编修。方家居，精忠乱作，光地使日蚃潜诣梦雷探消息，得虚实，约并具疏密陈破贼状，光地独上之，由是大受宠眷。及精忠败，梦雷以附逆逮京师，下狱论斩。光地乃疏陈两次密约状，梦雷得减死戍奉天。” 全祖望指责李光地的第二大罪状则是中年夺情。这段历史是说康熙三十三年李光地母亲病故，他向皇帝请求回乡守制，而康熙帝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让他回去，给他的批示是：“提督顺天学政关系紧要，李光地特行简用，著在任守制。” 李接到圣旨后又给皇帝写了奏章，还是希望能请假回去九个月为母亲治丧，于是有几位大臣就咬住这件事，说李光地应当遵守三年之丧的古礼，这就是“贪位而忘亲”。于是这句话开始哄传李光地“贪恋苟且”、“诡随狡诈”，皇帝听到了这些言论，于是又下了一道圣旨：“令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
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简述起来也不过如此，但却成了李光地的三大污点之一。而他的第三个污点——暮年竟以外妇之子来归。其实细说起来更是简单，是说李光地晚年有两个孩子回到家乡自称是他的私生子，于是有人打听到这是李光地私下跟某个妓女生的孩子，这件事无论在古代还是放在现在，似乎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如此说来，这三大罪状也就第一条听上去很严重，但经过推论又站不住脚，后两条那是确确实实的吹毛求疵了。 那么作为著名学者的全祖望为什么要把李光地的这件事说的这么严重呢？其实很大部分原因是立场问题，因为全祖望撰写历史对反清复明的义士们极其同情之。明末清初或者南明阶段，反清复明的基地仅剩台湾，当年很多人秘密跟台湾联系，是想让郑经反攻大陆，然而李光地极力推荐施琅将台湾打了下来，这使得仁人志士的反清复明希望彻底破灭，而李光地作为出谋划策之人，当然受到了正统思想观的痛恨。 京剧上讲究移步换景，其实立场也如此，后世的文人一边歌颂反清复明的义士，以誓不仕清者为歌颂对象，以投降清朝者为唾弃的二臣，而这位解放台湾的功臣施琅先生本就是郑经的手下，但他帮助清朝攻打下来台湾却成为了解放台湾的功臣，这样说来，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根据不同的需要可以在同一个语境下任意转换，那么李光地的被诬也就没什么值得感叹的了。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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